全书概要

本书针对中国现代美学范围内重要思想家、美学家的身心关系理论进行系统梳理和深入考察，主要关注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王国维、蔡元培等思想家、美学家的相关论述。具体而言，本书将首先梳理他们身心关系论创生的中外理论谱系和历史文化语境，确定中西思想交汇的关键性契机；其次，将总结他们关于身心关系的现代性转化成果，在这种总结过程中分别评述他们各自的思想特色和理论缺陷；再次，考察这些美学家理论著作中的身体意识和身体经验，重点关注身体观念在中国现代美学论域中的苏醒历程；最后总体评述这些美学家身心关系理论的思想特色、学术价值和内在矛盾，揭示在他们身上体现的中国传统身心关系论的审美现代性转换。

以康有为、谭嗣同的身心关系论作为中国现代美学中的身心关系问题的理论前史，康、谭等人的身心关系论说，构成儒家心性文化传统与西方现代思想交汇的历史起点，其“心脑交相为用”论或“心包大小脑”说，表现了中国现代身心关系论的过渡性色彩。梁启超、王国维、蔡元培作为中国现代美学“三大家”，代表并实际构成了中国现代美学身心关系论说的基本倾向和主要内容，在他们那里，作为心灵能力的审美是超越肉身躯体、吸纳自然欲望、提纯功利动机、改造国民性弊端的有效武器——尽管他们在哲学本体论上不同程度地产生了身体—情欲—意志本体论思想。具体而言，与20世纪初年汲汲于德国近现代哲学、美学的王国维、蔡元培不同，提出“情欲主义”、“趣味主义”的梁启超更大程度上是对清末以来传统理学方法乃至命题的不断淬沥，在这种可贵的淬沥过程中梁不但将其师友——康有为、谭嗣同具有相当程度神秘主义倾向的心体论进行了现代性的改造，而且还产生了既具现代性特质，又保有强烈本土性特征的美学思想；王国维的身心关系论受德国近代美学家叔本华影响颇深，作为“美学学徒”的王国维事实上已经认识到了欲望、意志和身体的本源性，然而并没有在价值论层面上予以充分肯定，他将康德第一契机改造为“无用之用”事实上重视的恰恰是审美去欲功能，尽管存在从国民性改造角度的出发点，然而这种重视本身仍内含针对身体的消极性倾向；与王国维、梁启超相比，蔡元培在身心关系问题上持论则最为中正平和，他既充分肯定情欲—意志—身体的本源性价值，同时也能够阐明身—心、欲望—审美之间的创造性转换机制，可代表中国现代美学中该论题开始走向理论成熟。

总之，在这些思想家、美学家那里，中国传统的身心关系论表现出了具有高度本土意义的审美现代性转型趋势。这种趋势首先表现在身心关系论从传统的理学论域部分转向了美学论域；其次，随着这种论域的转换，亦即身心关系论进入到作为感性学的美学之中后，感性的肉身及其所属的情感、欲望、力量等价值得到了极大的肯定，而这种肯定一方面固然是受到西方近代思想的影响，然而同时也是另一条来自本土心性文化传统的路线，亦即明清以来的理学心学相关命题和范畴的延续。中国现代美学虽然在现代知识学框架上引进自西方，然而从内涵更广的文化现代性角度出发，更是从本土传统的、影响力持存的身心之学中流溢而出——如果外部动机已被林毓生所谓“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一语道破了的话。西方的文化现代性问题绕不开其与理性主义哲学传统的谱系脉络，而中国的文化现代性乃至审美现代性问题的根系则在本土的心性文化传统之中，二者的差异正体现在此处。如果西方的审美现代性起于对理性主义哲学传统的反叛，以“本能冲动造反逻各斯”为内核，以自由的形式创造为表现，那么中国现代美学诸子则更多思考的是如何将本能、欲望及身体的活力以艺术和审美的形式导向国族救亡和创造性人生的开拓中去，而本土差异性产生的根源正在具有漫长的“惩忿窒欲”传统的儒家心性之学传统中——当然，本土的“现代性”转换无非意指肉身情欲的本源性价值得到了认识和承认，然而这种转换的发生，至少不应该忽略本土心性之学至明清乃至清末时的内部思想脉络——如果异域来源已逐渐成为美学研究界的刻板认识了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