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丰富深厚的艺术素养
古希腊诗人阿奇洛克斯曾有“狐狸多智，而刺猬有一大智”的名言，英国当代思想史家伯林将其解释为“狐狸机巧百出，不敌刺猬一计防御”，[7]并用来分别类比西方的作家与思想家。在他看来，柏拉图、马克思、黑格尔、尼采等刺猬型的思想家，有一套结构完整的思想体系和大的理论架构，莎士比亚、歌德、巴尔扎克、普希金等狐狸型的作家，则文笔优美精练、体察入微、无所不知。而在这两者之间的托尔斯泰则天生是狐狸，却一心要做刺猬，因此兼取两者的优点，使得他的《战争与和平》成为不朽的名著。
钱钟书也是兼具狐狸与刺猬两者之长的批评家，虽然他多次例证“学人之望为文人而不可得”，但却以自己批评与创作双途掘进的艺术实践解构了这一命题，验证了身兼学者与文人双重身份的可能性。在20世纪风云突变的大时代背景与颠沛流离的人生际遇下，他一方面以一颗警醒的避世之心藏身于书斋文海，潜心于古代文学与文化的研究；另一方面又以一颗敏感的文人之心关注时代现实，醉心于书写人生、感悟人性。批评与创作成为他文学生涯中休戚相关的两个部分，它们互相影响，互相作用，共同造就了独树一帜的批评家钱钟书。因此，要全面地考察身为“刺猬”的钱钟书，还要深入认识其“狐狸”的一面，走入他所创造的文学世界。
钱钟书对文学的热爱始于诗歌，在《槐聚诗存》的序言中，他介绍了自己写诗的缘起：
余童时从先伯父与先君读书，经、史、“古文”而外，有《唐诗三百首》，心焉好之。独索冥行，渐解声律对偶，又发家藏清代名家诗集泛览焉。及毕业中学，居然自信成章，实则如鹦鹉猩猩之学人语，所谓“不离鸟兽”者也。[8]
经历了“如鹦鹉猩猩之学人语”阶段的创作尝试，二十几岁时，钱钟书的诗作已“斐然可观”，并出了一部“聊以自怡”的诗集——《中书君诗》[9]。诗集中佳句迭现：“春阳歌曲秋声赋，光景无多又一年”；“巫山岂似神山远，青鸟殷勤枉探看”；“春带愁来秋带病，等闲白了少年头”[10]……这些诗作“好义山、仲则风华绮丽之体”，颇多缘情凄婉之作，深得诗坛前辈陈衍的激赏。尔后，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钱诗“一变旧格，炼意炼格”，“用思渐细入，运笔稍老到”。[11]1995年，钱钟书将1934—1991年这50余年间创作的旧体诗精选出278首，汇为诗集——《槐聚诗存》。虽然他在序言中自谦有“紧”之病，但从诗作中的“往事成尘欲作堆，直堪墟墓认灵台”，[12]“补就青瓷转玉盘，夜深秋重酿新寒”，[13]“九牧声名还自累，群居语笑向谁真”[14]等诗句中，可以窥见其开阔疏朗的诗境、苍劲低回的诗风以及娴熟谨严的诗艺。
钱钟书不但是一位浪漫忧郁的诗人，也是一位睿智理性的散文家，在《写在人生边上》、《写在人生边上的边上》、《石语》等著作中，收入了他大量的散文与随笔。这些作品以智者的深邃睿智，以顽童的奇思妙想，以富有寒骨的幽默和尖刻犀利的讽刺，展现出了钱氏特有的散文情趣与手笔。在《释文盲》中，他幽默尖刻地批评了那些患上“价值盲”的文学研究者，认为看文学书而不懂鉴赏，恰恰等于“帝皇时代，看守后宫，成日价在女人堆里厮混的偏偏是个太监，虽有机会，却无能力”[15]；在《一个偏见》中，他深邃睿智地描述了他眼中的“偏见”：“偏见可以说是思想的放假。它是没有思想的人的家常日用，而是有思想的人的星期日娱乐”[16]；在《读〈伊索寓言〉》中，他饶有深意地高呼“寓言要不得！因为它把纯朴的小孩教得愈简单了！愈幼稚了！以为人事里是非的分别，善恶的果报，也像在禽兽中间一样公平清楚！长大了就会处处碰壁上当”[17]……这些作品“戛戛独造，使人耳目一新。思路活跃、深刻、犀利，或天马行空，或鞭辟入里，或一针见血。针世砭俗，或锋利，或婉曲，或反讽，或借喻，都能耐人低回，有会于心”。[18]
此外，钱钟书也是一位“忧世伤生”的小说家，著有短篇小说《上帝的梦》、《猫》、《灵感》、《纪念》以及长篇小说《围城》。或许正如蒙田所说：“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认识自我”，[19]对人自身的认识，对人性与人生的探索，成为钱钟书执着不变的艺术追求，贯注于其作品始终。在《上帝的梦》中，他以怪诞的笔调、浓郁的神话色彩，讲述了孤独的上帝创造了一对男女又将其毁灭的离奇故事，深刻地揭示了人性之恶以及人与人之间彼此的隔膜与疏离；在《猫》中，他以灵巧的笔墨、机智的讽刺，再现了一群无作为、无价值的文化名流的无聊人生，深入地反思了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与自我价值；在《灵感》中，他以荒诞的手法、奇特的想象，刻画了一个“有名望”的作家在阴曹地府的丑恶表演，机智地嘲讽了利欲熏心的知识分子腐朽的灵魂；在《纪念》中，他以抒情的笔调、传神的心理描写，描述了在特定时空背景下的一个颇具现代色彩的婚外恋故事，展现了现代知识者在婚恋后严重的精神危机；在《围城》中，他以反讽的情调、深广的人文内涵，描述了主人公方鸿渐在生命的漂泊与精神的流浪中处处遭遇的“围城”困境，生动地揭示了现代人的生存困境与人性的弱点。
作为一位极富才情的文学家，钱钟书还具有创作出更多经典作品的才力，然而，遗憾的是，在1957年声势浩大的“反右”斗争来临之际，他敏锐地感受到了时代的政治风云变幻——“脱叶犹飞风不定，啼鸠忽噤雨将来”[20]，于是，“自信还有写作之才”的他从此“口噤”“不兴此念了”，彻底放弃了文学创作[21]，而将全部的精力和热情投入到学术研究中。
钱钟书不仅是一位极富才情的多面手“狐狸”，而且也是一位兼具“狐狸”之长的“刺猬”。如果说，坚实深厚的家学渊源、会通中西的清华学风以及勤奋痴迷的自觉之学赋予了他得天独厚的学术素养，使其具有了渊博丰赡的学识见闻、深邃睿智的哲学思辨、现代先进的学术理念以及高远宏阔的研究视阈，那么，三十余年文学创作的积淀则更多地赋予了他丰富深厚的艺术素养。那活跃丰富的艺术想象力，“狂欢化”的喜剧思维，亦庄亦谐、“理趣寓于诗思”的文学性语言，不但服务于创作，也潜在地运用于学术研究，并因其特殊的着色而使得他的批评文本独具魅力。
活跃丰富的艺术想象力是钱钟书得天独厚的创作禀赋，他常依赖想象来成就作品。杨绛曾说：“我们俩日常相处，他常爱说些痴话，说些傻话，然后再加上创造，加上联想，加上夸张，我常能从中体味到《围城》的笔法。我觉得《围城》里的人物和情节，都凭他那股子痴气，呵成了真人实事。”[22]小说可以借想象来编造故事，而谨严的学术研究却容不得丝毫掺假与虚构，但想象力仍然可以发挥作用。在钱氏的学术著述中，想象化为了各种各样奇特的比喻与奇思妙想：他把卜赖德雷的文笔形象地比作“一种虚怯的勇。极紧张，又极充实，好比弩满未发的弓弦，雷雨欲来时突然静寂的空气，悲痛极了还没有下泪前一刹那的心境，更像遇见敌人时，弓起了背脊的猫”[23]；他把对旧传统或风气不很了解的新传统批评家比作“仿佛‘清官判断家务事’，有条有理，而对于委屈私情，终不能体贴入微”[24]；他把以继承和借鉴替代自己的创造的偏重形式的古典主义比作“把诗人变成领有营业执照的贼，不管是巧取还是豪夺，是江洋大盗还是偷鸡贼，是西昆体那样认准了一家去打劫，还是像江西派那样挨门排户大大小小人家都去光顾”；[25]他在批评文章的矫揉造作时说：“‘文如其人’（Le Style，C'est L'homme），这话靠不住。许多人作起文来——尤其是政论或硬性的学术文字——一定要装点些文艺词藻，扭捏出文艺姿态，说不尽的搔首弄姿。他们以为这样才算是‘文’。‘文如其女人’（Le Style，C'est La Lemme），似乎更切些；只希望女人千万别像这种文章”[26]……这些论述性文字一改死板呆滞的传统学术面貌，以活泼生动、通俗易懂的奇思妙喻，在带给读者愉悦与新奇的同时，又深入浅出地揭示了艰深的学术道理。
在多年的创作实践活动中，钱钟书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艺术思维方式，那就是“狂欢化”的喜剧思维。这是一种从相对性的角度洞察并揭示事物自身矛盾和局限性的思维方式，它既不同于强制性地抹杀、掩盖事物矛盾和局限的“绝对主义”思维，也有别于将事物的矛盾性和不稳定性绝对化，以此抹平事物之间的差别和矛盾的“相对主义”诡辩式思维，而是一种“面向未来”的开放式思维。它从相对性、双重性、未完成性的角度来看待事物，既揭示出事物的可笑的相对性、局限性，又不把它绝对化，而是力图通过对事物存在着的深刻的双重性与多种含义的揭示，使思想从封闭的窠臼中挣脱出来，相互交往和对话，最终形成一个多元和矛盾的世界。
如他对“俗”与“雅”的辨析：“俗”与“雅”是对立的，但雅得过量即转为俗，俗人如果“有胆量抬出俗气来跟风雅对抗，仿佛魔鬼的反对上帝”，则反而是“雅”。再如，他对宋诗风格形成的独特见解：“有唐诗做榜样是宋人的大幸，也是宋人的大不幸。看了这个好榜样，宋代诗人就学了乖，会在技巧和语言方面精益求精；同时，有了这个好榜样，他们也就偷起懒来，放纵了模仿和依赖的惰性。瞧不起宋诗的明人说它学唐诗而不像唐诗，这句话并不错，只是他们不懂这一点不像之处恰恰就是宋诗的创造性和价值所在。”[27]
任何事物都不可避免地带有自己的局限性，因而在其自身之内就先天地蕴含着某种自我否定的因素，而当这种内在的矛盾被鲜明地揭示出来，形成各种“不协调”的对比并昭之于众时，事物往往就成为引人发笑的、喜剧性的对象。具有狂欢化的喜剧思维的艺术家不但能够以敏锐的目光捕捉到事物的内在矛盾，而且以游戏的心态和开怀的笑声来脱冕神圣，对抗权威，颠覆专制，消解“非人的必然性”，使人在狂欢化的笑声中，获得身心的解放和思想的自由，回归到人自身，使世界重新焕发出勃勃的生机。正如英国美学家倍恩所说：“笑是严肃的反动。我们常觉得现实世界事物的尊严堂皇的样子是一种紧张的约束，如果突然间脱去这种约束，立刻就觉得喜溢眉宇，好比小学生在放学时的情形一样。”[28]在现实的威压下，人的心理时刻紧张严肃不得喘息，需要通过偶尔的谑戏调侃来休憩放松。
在钱钟书的批评著述中，以超越的游戏心态来颠覆专制、挣脱约束、尽情嬉戏的“狂欢化”语言俯拾皆是，那别出心裁的用语、亦庄亦谐的幽默、化俗为雅的手法，常点缀在文本的字里行间。例如，他把历来视为崇高的政治、诗和形而上学说成是“并列为三种哄人的玩意儿”[29]，在玩笑调侃中剥去了其神圣的外衣，露出平凡的本色；他在谈到中文难学时说：“有位批评家说：专学外国语言而不研究外国文学，好比向千金小姐求婚的人，结果只跟丫头勾搭上了。中文可不是这样轻贱的小蹄子。毋宁说它像十八世纪戏剧里所描写的西班牙式老保姆（duenna），她紧紧地看管着小姐，一脸的难说话，把她的具有电气冰箱效力的严冷，吓退了那些浮浪的求婚少年”；[30]他在强调为学者的修养时说：“要像个上等文明人，须先从学问心术上修养起，决非不学无术，穿了燕尾巴衣服（swallow），喝着鸡尾巴酒（cock tail），便保得住狐狸尾巴不显出野蛮原形的”；[31]在论述“文以载道”与“诗以言志”二者并不矛盾时，他用“他去北京”、“她回上海”或“早点是稀饭”、“午餐是面”的互不妨碍加以说明，可谓“俗”得至极，又理在其中；在《宋诗选注》中，他形容诗人王令的气概阔大而语言粗暴的诗为“仿佛能够昂头天外，把地球当皮球踢着似的”，“要把整个世界提在手里”[32]……这些批评语言中既有专业的理论术语也有日常生活用语，既有高雅蕴藉之词又有世俗白话之语，既有严密的逻辑语言又有不具确定性的非逻辑话语，各种语言杂糅在一起，或互融，或对话，或对抗，或颠覆，形成特有的语言“狂欢化”。
鲁迅先生曾主张学术文章应活泼富有生气，他说：“外国的平易地讲述学术文艺的书，往往杂夹些闲话或笑话，使文章增添活气，读者感到格外的兴趣，不易于疲倦。但中国的有些译本，却将这些删去，单留下艰难的讲学语，使他近似于教科书。这正如折花者，除尽枝叶，单留花朵，折花固然是折花，然而花枝的活气却灭尽了。”钱钟书的批评文本“花朵”与“枝叶”兼具，并相得益彰，既生动有趣又耐人寻味，在雅俗相间的幽默中，营造出活泼风趣的批评氛围，闪烁着“理趣寓于诗思，绚烂归乎平淡”的个性光彩。
可以说，努力打通造艺意愿与学术研究，使创作与学术两途相辅相成、互相促进是钱钟书的文艺理想之一。早在学生时代，他就萌生出力图兼顾理论与创作的念头：“欲从体察属词比事之惨淡经营，资吾操觚自运之助。”[33]虽然二者有时难以兼顾：“书癖钻窗蜂未出，诗情绕树鹊难安”，[34]但不可否认的是，其能互相刺激、彼此增上。从《谈艺录》和《围城》的相互参映，从《宋诗选注》与《槐聚诗存》的两相印证，从在创作中点缀着的精妙的学问，从在研究中展现出的小说家的手眼，这一切都使我们看到，在两栖文化“游戏”中，钱钟书不但展现着其“狐狸”之才与“刺猬”之能，而且尽情享受着创作与批评的双重乐趣，并获得了二者交相辉映、相得益彰的“异曲同工”之妙。虽然后来创作的意愿不能实现，但在文学批评中却可以重温创作的乐趣，从而获得一定程度的心理补偿。这种特殊的心态投射到他的批评文本中，就显现为文本风格上的独特性：既有沉实的渊博与深刻，也有热烈的天真与叛逆；既有深邃的理性与睿智，也有浪漫的诗情与感伤；既有沉潜的钻研与求索，也有卖弄的机巧与炫耀；既有居高临下的态势与霸气，也有本色的率直与朴质；既有开阔的胸襟与气度，也有戏谑的挖苦与刻薄。这或许正如普列汉诺夫在评价车尔尼雪夫斯基时所说的：“只有极为发达的思想能力同极为发达的审美感觉结合在一起的人，才可以作艺术作品的优秀批评家。”[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