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20世纪50年代中期，时任美国国务卿的杜勒斯开始大力兜售“和平演变”的战略。这是国际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武装干涉、军事包围和政治孤立遭到失败之后，以经济、政治、思想和文化渗透为主要形式，企图使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从内部演变，从而达到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这引起毛泽东的高度警觉，他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早举起反对和防止“和平演变”的旗帜。从这时起，毛泽东把七届二中全会确定的“反腐蚀”方针同反对“和平演变”的斗争紧密地结合起来。
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帝国主义策略变化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他说：杜勒斯讲他们要以什么“法律和正义”来代替武力，又说“在这方面极为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在这种情况下，放弃使用武力并不意味着维持现状，而是意味着和平的转变”。毛泽东指出，和平转变谁呢？就是转变我们这些国家，搞颠覆活动，内部转到合乎他的那个思想。美国它那个秩序要维持，不要动，要动我们，用和平转变，腐蚀我们。我们要提高对西方国家将采用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的警惕性。此后毛泽东还多次讲到要警惕和防止“和平演变”问题，他反复强调，杜勒斯搞“和平演变”，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是有其一定的社会基础的。他特别指出：我们国家也不太平，还有贪污分子，投机倒把分子，还有被“和平演变”的危险。[16]
这里应当着重指出，毛泽东关于防止“和平演变”的思想，是奠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基础上。毫无疑问，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既有严重失误的方面，又有正确和基本正确的方面。就后者来说，仍然是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光辉，有的则是对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作了重要的发展，因而必须加以审慎的区分。对这样一个复杂而重要的问题，采取简单的全面否定或全面肯定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和有害的。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胜利和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使国内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1956年召开的党的八大正确指出：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时毛泽东也对这种变化迅速做出了正确的判断，指出现在的情况是：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还有反革命，但是不多了；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他在谈到新时期阶级斗争的特点时又指出，这种斗争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虽然从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开始，毛泽东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开始脱离中国实际，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逐步发展；但这时他对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国内阶级形势的基本估计，是符合实际的，反映了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的基本特点。
从国际范围来看，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是当今世界的一个主要矛盾，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对立和斗争，即国际范围的阶级斗争，将会长期存在。只要世界帝国主义存在，就不会停止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渗透和颠覆活动，这是矛盾的性质和帝国主义的本性决定的。而两种社会制度国家之间在国家关系上又是和平共处，开放和交往是不可避免的。应当肯定，这是必要的，而且对双方都是有利的，但同时，这也为对方的渗透提供了可能。国际帝国主义的渗透和颠覆活动，不仅自己出马，而且十分注意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寻找代理人，扶植反共势力；而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敌对势力，也不仅会从国际帝国主义那里得到鼓舞力量，而且他们的活动还会直接或间接地得到国际上的支持，或者就是在国际帝国主义势力的支持和怂恿下搞起来的。因而，国内外敌对势力是互为依靠，里应外合的；国际阶级斗争和国内阶级斗争是互相呼应、配合和影响的。
应当肯定，所有制变更是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的基本标志，但是，阶级的彻底消灭又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这是因为，在地主、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废除之后，作为阶级虽然已被消灭，但剥削阶级思想还会长期存在，剥削阶级的残余分子还可能故态复萌，还存在着各种敌视和反对社会主义的势力，等等。这里不但存在着剥削阶级的残余分子还企图复辟，而且我们同各种敌视和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分子的斗争，从本质上说，还是属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范畴，因为他们的活动以及他们代表人物的政治、经济纲领，归根结底是为了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制度。同时还应该看到，在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产生新的剥削分子的经济根源和思想根源，即在生产力相对低下的情况下一定范围的私营经济、个体经济和小生产的存在，以及剥削阶级意识形态遗留的影响，也还存在着这种新剥削分子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外部条件，即国际帝国主义的存在及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渗透活动。由于上述原因，我国社会仍处在逐步消灭阶级的过程之中，剥削阶级的完全消亡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
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长期存在的这种阶级斗争的基本内容是两条道路斗争，即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他强调指出：要好好地认识这个问题，研究这个问题，要提高警惕，不然的话，我们这个国家还是会走向反面，即走向资本主义。如果我们麻痹大意，资产阶级就会夺取政权，复辟资本主义。这就告诉我们，以两条道路斗争为基本内容的阶级斗争的中心问题仍然是政权问题，是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斗争。
历史经验表明，阶级斗争往往是以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为先导，这在社会主义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那些敌视社会主义的势力总是采用“夺权先夺人，夺人先夺心”的策略，从意识形态方面入手，攻击和否定马克思主义，丑化党和社会主义制度，鼓吹西方资本主义的民主、自由，蛊惑人心，煽动群众，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结成“政治反对派”，进行旨在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斗争。而国际敌对势力加紧推行的“和平演变”战略，也主要是搞“攻心战”，大力强化意识形态渗透，通过各种渠道传播西方资本主义的思想观念和政治模式，动摇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念，从而导致社会动荡，政局失控，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我们知道，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有史以来最先进的社会思想体系。但它的历史还很短，与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成熟程度及其拥有充分的传播工具相比，与这种旧意识形态具有的某种传统优势相比，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还需要一个继续加强和完善的过程。毛泽东曾经说过：“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17]这是从全局上分析估量了国际国内的阶级形势和阶级斗争的特点，而做出的一个符合实际的深刻的判断。因而，意识形态的阵地社会主义思想不去占领，资本主义思想就一定会去占领。这是没有调和的余地的。
对于在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必须坚持阶级、阶级斗争的理论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我们不妨引用一位西方人士的看法，来说明它的重要性。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亲历了苏联解体全过程的、美国最后一任驻苏联大使马特洛克，根据其亲身经历和体会写了一本《苏联解体亲历记》。其中记录了这样一个令人深思的情节。他说，为了改善美苏关系，需要苏联领导层转变观念，“其中最重要者莫如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在这一理论真正由官方抛弃之前，表明我们之间关系好转的任何变化都可能是虚幻的，最多也是暂时的。”当马特洛克从戈尔巴乔夫、雅可夫列夫、谢尔瓦德纳泽等苏联领导人的言论中看到了抛弃阶级斗争理论的种种迹象，他欣喜若狂，立即向华盛顿报告。他说：“如果苏联领导人真的愿意抛弃这个观念，那么他们是否继续称他们的指导思想为‘马克思主义’也就无关紧要了。这已是一个在别样的社会里实行的别样的‘马克思主义’。这个别样的社会则是我们大家都能认可的社会。”[18]他用这样毫不掩饰的话语为我们论证了阶级斗争学说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地位，也说明这个学说对于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极端重要性。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毛泽东还针对西方预言家把和平演变希望寄托在第三代、第四代身上，提出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任务，这是具有决定我们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毛泽东对培养接班人问题极为重视，是基于这样两个相互交叠在一起的原因：一是由于赫鲁晓夫问题引发出对于我们“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的深深忧虑；二是基于对自然规律法则的思考，他表示过：“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19]”
正如毛泽东所强调的，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开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事业是不是后继有人的问题，就是将来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权能不能继续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家手中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子孙后代能不能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道路继续前进的问题，也就是我们能不能胜利地防止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的问题。毛泽东总结了国际的和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在上述的思想基础上，进一步阐述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要具备的条件。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第一，能够始终坚持马列主义，是革命接班人条件的核心内容。马列主义是中国革命唯一正确的指导思想，这已为中国革命的全部历史所证明。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同样需要马列主义作为指针，因为马列主义也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离开了马列主义的指导，就不会有正确的社会主义实践。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坚持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也只有依靠马列主义这一理论武器，才能明辨是非，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毛泽东十分强调青年人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观点，“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所以他反复教育干部要懂得一些马列主义，懂得多一些更好，就是要搞马列主义，不搞修正主义。第二，强调要为大多数群众谋利益，是无产阶级政治家必须具备的政治品格。立党为公还是立党为私，是无产阶级政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根本标志。我们党的性质决定了共产党人必须确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毛泽东充分意识到在执政的条件下党所面临的严峻考验，不断告诫全党要警惕由人民公仆变成社会主人的危险。而帝国主义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社会主义国家第三代、第四代身上，也是估计到新的一代的生长环境，有可能淡忘和背离老一辈所培育的革命传统。所以，毛泽东十分重视对年轻一代的教育。在毛泽东看来，是为大多数群众谋利益还是为少数人谋利益，是搞马列主义还是搞修正主义的一个根本区别。第三，特别提出革命接班人还要有良好的思想作风和道德品质，这主要是善于团结大多数人，有民主作风和自我批评精神。这对一个领导骨干来说是十分重要的条件。所以，作为革命接班人的基本条件，是应该考虑他们在未来履行领导职务所必须具备的思想作风和道德品质的。毛泽东强调：无产阶级事业的接班人，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是在革命大风大浪的锻炼中成长的。应当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考察和识别干部，挑选和培养接班人。其基本精神无疑是非常正确的。但遗憾的是，由于这时“左”的指导思想的发展，使这些本来正确的主张没有能够正确地贯彻下去，相反地却采用了个人选定接班人等错误做法，造成了与主观愿望相悖的严重后果。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
在如何保证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的问题上，毛泽东最早提出反修防修的任务。特别提出要警惕和防止党的高层领导出现修正主义。早在1957年，他就针对当时国际国内的问题，指出：“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修正主义者，口头上也挂着马克思主义，他们也在那里攻击‘教条主义’。但是他们所攻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他又说：“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梦想恢复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要从各个方面向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包括思想方面的斗争。而在这个斗争中，修正主义者就是他们最好的助手。”[20]诚然，毛泽东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的时候，对什么是修正主义没有作出准确的、恰如其分的解释，相反还把党内不同意见，把一些反对“左”的错误做法的正确意见当成了修正主义，甚至把一些属于马克思主义原理和杜会主义原则的东西，也当作修正主义来批判，这就使他对当时党内状况的估计越来越陷入了“左”的错误。这是值得永远汲取的深刻教训。但是，应当肯定，毛泽东把警惕党内特别是党的高层领导出现修正主义，作为防止“和平演变”、防止资本主义制度复辟的一个战略思想，作为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提出来，是很有预见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要通过内因起作用。历史经验表明，敌对势力要从外部搞垮我们这个党，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但如果党内出现修正主义和腐败变质分子而不加以制止的话，这种来自内部的危险就可能对党构成直接的威胁。毛泽东曾多次讲过，敌人是打不倒我们的，可是共产党可以把共产党打倒。这就是指堡垒是有可能从内部被攻破的。所以，西方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的阴谋能否得逞，最终是取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内部因素，而其中具有决定作用的是党的领导层特别是中央能否坚持马克思主义。正如毛泽东在1965年8月的一次谈话中所强调的：领导人，领导集团很重要，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变了，整个国家就会改变颜色。毛泽东晚年发动“文化大革命”，就其出发点来说，是希望亿万群众得到锻炼，增强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防止人民江山改变颜色。正如邓小平所说：“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次大革命，主要是从反修防修的要求出发的。”“搞‘文化大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来说，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21]但由于对形势估计过于严重和采取错误的方法，导致不幸的结果，这是历史的悲剧。虽然在探索中曾付出过沉重的代价，但他对此始终保持清醒的认识和高度的警觉，以及他提出的一系列具有深远意义的防止“和平演变”的战略设想，永远是党和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坚持反对西化、分化的阴谋和反腐败的斗争，都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1]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62页。
[2]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6页。
[3]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10页。
[4]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8页。
[5]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8页。
[6]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11月15日。
[7] 同上。
[8]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0页。
[9]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9页。
[10]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66页。
[11]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5页。
[12]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143页。
[13]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14页。
[14] 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67页。
[15]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3页。
[16] 参见逄先知《回顾毛泽东关于防止和平演变的论述》，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2—3页。
[17]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85页。
[18] ［美］小杰克·F.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上），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第315页。
[19]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390页。
[20]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3页。
[21]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9、3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