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毛泽东一些“超体制”的闪光的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创新的胚胎和萌芽
毛泽东同志是新中国创建社会主义制度和体制的主要领导人。应该说，中国当时建立起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模式，是历史条件的产物，有其客观必然性，也发挥过积极作用，取得过许多重大成就。它使中国开启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并且在短时间内就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同时，毛主席也是我们党内最早反思、批评和揭露在学习苏联中照搬苏联经验的教条主义做法，最早敏锐地触摸和感觉到计划经济体制弊端的主要领导人。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和体制刚刚建立不久，毛主席就提出要“以苏为鉴”，走符合自己国情的“中国工业化道路”，甚至提出要注意研究解决“社会主义整个经济体制问题”[17]。为此，他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等名著，并且开始提出旨在调整、完善计划经济体制的“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的“自己的建设路线”[18]。其中，他实际上已经提出了一些超越当时体制模式的、包含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之胚胎和萌芽的闪光的观点、见解和主张。
例如，毛主席主张中国也实行“新经济政策”，即在我国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再恢复和发展一些私营经济，并幽默地称之为“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1956年12月7日，在同民建和工商联的负责人谈话中，毛主席说“上海的地下工厂……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对于方便群众的那些服务业，他说，“最好开私营工厂，同地上的作对，还可以开夫妻店，请工也可以。这叫新经济政策”。他认为：“还可以考虑，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私营大厂，定个协议，十年、二十年不没收。华侨投资的，二十年、一百年不要没收。可以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19]
又如，毛主席主张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要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让“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价值法则等来为社会主义服务”[20]。当“共产风”正在许多地方盛行之时，1958年11月他在郑州会议上，反复强调要重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他说：“我国是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国家，比印度、巴西还落后。”在毛主席看来，只有当社会“产品充分发展之后，才可能使商品流通趋于消失”，所以我们“扩大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是“极其必要、极其有用的”。他批评一些人“怕商品生产”，“无非是怕资本主义”，认为“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他说：“商品生产，要看它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21]他在论及“价值法则”时写道：“这个法则是一所大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22]
再如，毛主席主张对我国在很大程度上从苏联照搬、移植过来的国家计划体制和企业体制，应该加以调整、改革和完善。他于20世纪50年代在《论十大关系》等著作中，都多次探讨和论述过这方面的设想。从宏观的经济管理看，他认为“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他说：“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从企业管理体制看，他认为应当如列宁所说，注意研究企业“独立自主”问题。他指出：“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但“在解决中央和地方、地方和地方的关系问题上，我们的经验还不多，还不成熟，希望你们好好研究讨论……要总结经验”。不过，从总倾向和思考的重点看，毛主席主张在巩固全国有必要的集中统一的前提下，要考虑中央向地方、主管部门向企业更多下放一点权力，使地方和企业有一定的“独立性”或“独立自主”。他还风趣地说，要使企业成为“公开的、合法的‘半独立王国’”[23]。
显然，毛泽东同志在这期间所提出的珍贵的、闪光的思想，绝不仅限于上述方面，而是包含更为广泛和丰富的内容。例如，他提出的关于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关于“以农业为基础”和按“农轻重”的顺序安排国民经济的要求，关于“全国一盘棋”及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的原则，以及既要虚心学习外国一切长处和先进经验，又不能盲目、教条式和机械地照搬；既要虚心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又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等论述，都是极为珍贵的思想遗产。
应该说，像一切站在历史潮头带领社会前进的领袖人物一样，毛泽东同志既对国家、民族和人民作出了伟大贡献，同时也有自己的历史局限性。在现代中国，毛泽东对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开启社会主义大规模建设的贡献是无与伦比的。但是，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特别是晚年，他对自己提出的一些闪光的观点、见解和主张，并没有一以贯之地加以坚持，没有完整地付诸实践，没有使之变为现实，而只能由其后继者承担起继续探索、发展的历史使命。
探索建设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从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理论再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一脉相承、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在谈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理论和实践探索同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关系时，邓小平同志指出：“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那些正确的东西嘛，就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嘛。基本点还是那些。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24]邓小平同志的这个精辟的概括，全面、深刻和科学地揭示了由他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同毛泽东同志在这方面所进行的先行探索的内在联系，即继承、发展和创新的客观联系。
[1] 《列宁全集》第60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81—282页。
[2]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4—218页。
[3] 同上书，第204—205页。
[4]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6、218页。
[5]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1—182页。
[6]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页。
[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85页。
[8]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1—92页。
[9] 参见《人民日报》，1959年2月1日关于苏共二十一大的报道。
[10]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2页。
[11]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9页。
[12] 同上书，第500页。
[13]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4页。
[14] 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和重大事件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695页。
[15]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6页。
[16] 同上书，第300、302页。
[17]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3页。
[18] 同上书，第369—370页。
[19] 同上书，第170页。
[20] 同上书，第437页。
[21] 同上书，第434—39页。
[22]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6页。
[23]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31、33、53、56页。
[24]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