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现代化是百年中国的历史主题，也是当代中国发展的战略目标。富强、文明、民主的现代中国，一直是国人孜孜不倦的追求。从晚清的洋务运动到今天的改革开放，中国人民都在追求一个共同的目标——现代化的中国。
现代化的英文是Modernization，根据《牛津英汉大词典》的注释，它有两个含义：①现代化；②现代文明。现代化这个术语开始被学者们广泛使用是在1958年。那一年，丹尼尔·勒纳出版了著作《传统社会的消逝》，在书中，他提出了相互对立的两种社会系统，一个是传统社会，另一个是现代社会。所谓传统社会是指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人们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比较落后，生产力较低的前工业社会；而现代社会则指市场经济在社会中占主导地位，人们的思想观念有很大的提高，生活方式有很大的改进，生产力较高的工业社会及后工业社会。他认为现代化就是一个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是一个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社会、工业文明转变的过程。
现代化这个词，大家耳熟能详，然而对于它的概念，学术界至今没有达成统一的说法。一般意义上的现代化是指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所发生的深刻变化，这种变化包括从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传统政治向现代政治、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等各方面的转变。正如以色列学者艾森斯塔德所提出的：“就历史的观点而言，现代化是社会、经济、政治体制向现代类型变迁的过程，它从十七世纪到十九世纪形成与西欧与北美，而后扩及其他欧洲国家，并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传入南美、亚洲和非洲大陆。”[1]中国台湾学者张玉法则认为，现代化就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演变，总体包含深度和广度两大方面。深度是指由物质层次进向制度层次，再进向思想层次；广度则有知识、政治、经济、社会、心理五个方面。[2]我们可以判定，“现代化是人类历史上最剧烈、最深远并且显然是无可避免的一场社会变革”[3]。总之，现代化有着丰富的内涵和表现。
作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现代化的重要空间载体，城市在现代化进程中始终发挥着难以替代的中心作用。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都是国家现代化的具体表现。
关于城市现代化的内涵，同样众说纷纭。一般而言，城市现代化主要包括城市制度组织和社会控制的现代化、城市功能与城市结构的现代化、城市建设的现代化，以及文化、心理及思维方式等方面的现代化。[4]此类概念与解释不一而足。
对于城市化的内涵，各学科则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界定。经济学家强调从传统农业经济向现代工业经济的转变，社会学家强调社会生活方式从乡村向城市的转变，地理学家则强调人口由乡村向城市的迁移，等等。尽管不同学科对它的定义有较大差别，但目前国内学术界都普遍承认城市化始于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机器大工业的发展是推动城市化的根本动力。[5]同时，对于城市化的主要内容，也达成了一定的共识，认为它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即城市人口的增加及城市人口比重的提高、城市空间规模的扩大、城市数量的增多和城市生活方式向农村的扩散等。因此，一般而言，城市化就是指城市人口增长、城市规模扩大、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和农村与城市差距逐渐缩小的过程。衡量一个国家城市化水平的重要指标是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城市化意味着人类居住方式的变迁，是人类生活集中化规律的反映。综观世界上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情况，凡是现代化水平高的，其城市化水平就高。城市化（或者城市现代化，两个概念之间有一定的差别）是我国目前现代化过程中的主要内容与选择。我国目前的很多城市正处于这一热火朝天的过程中，场面甚是壮观，由此，人们大胆推测，21世纪，甚至22世纪必将是中国的世纪。
人们沉浸在对美好未来向往的同时，诸如城市发展定位、环境污染、社会治安、区域扩展、人口流动、公共服务等多方面的问题已经来到我们身边，而且来势汹汹。我们还没来得及分享快速发展带来的快感与成就，便要面临这些令人头痛、不易解决的顽症。对这些问题进行思考、分析并对其出现的缘由力图提出化解问题的较优方案，成为国内诸多城市的当务之急。
面对出现的诸多现实问题，人们自然地将目光转向了已经完成现代化的欧美国家，希望能从它们当年解决诸如此类问题的经验中，找到为我所用的解决“秘方”。由于各自社会经济基础不同，加上政治体制上的差异，欧美国家现代化的经验很难为后发国家所用。面对这些疑难杂症，一直号称“科学”、“药到病除”的“西医”，除了倍感无奈、稍表安抚之意外，也只能束手无策。
除了西方发达国家城市现代化的经验可资借鉴之外，还有一个路径——就是到历史中去寻找解决当下问题的灵感。现今出现的城市问题，总有一个发展和积累的过程，它不会突兀地出现在人们面前。因此，以史为鉴，就成为一个不错的选择。以史为鉴，并不意味着沉浸在历史的故纸堆中，而是为了更好地面向未来，较好地解决城市发展中已经出现的或者即将出现的问题，或者有预见性地把某些问题解决在萌生状态，而不是等到问题已经严重化了才猛然醒悟。亡羊补牢尽管是一种不错的选择，但要是事先能把“牢”建踏实、牢固了，就不用承担“亡羊”的损失和心理打击了。
此为笔者选择城市早期现代化作为研究课题的大背景。
杭州市统计局2012年1月20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杭州市实现生产总值7011.8亿元；全市按常住人口计算的人均生产总值突破8万元，约合12380美元，接近富裕国家的发展水平。
按照国际上通行的衡量标准，当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时，观光游剧增；当人均GDP达到2000美元时，休闲游骤升；当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时，度假游渐旺。而按照世界银行的衡量标准，一个地区人均GDP达到8000美元以上，为高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水平。
2004年8月，杭州正式出台《推进杭州旅游国际化启动方案》。自此，杭州朝着旅游国际化，迈出了清晰而坚定的步子。
2012年年初，杭州市委第十一次党代会确定了推进杭州今后一个时期发展的两个主要抓手，一个是城乡一体化，另一个就是城市国际化。
以上数据确实令人振奋：杭州市人均GDP已经接近富裕国家和地区水平。作为一个关注国计民生的杭州市民，除了分享城市大发展带来的成功与喜悦外，对杭州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感同身受。我们必须正视这些问题，从而解决问题。逃避问题、推卸责任，不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和公民的举动。在杭州大力推进城市化、工业化、国际化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问题，主要表现在：工业化程度较高，但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也落后于国内同类城市；中心城市功能有所完善，但集聚辐射能力不强；城市基础设施有所改善，但在总体能力和结构布局上存在薄弱环节；城市体系已粗具雏形，但结构不尽合理；城市新人文精神逐步确立，但城市文明程度和市民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等等。
杭州城市国际化已初具水平，但也应认识到，杭州国际化程度与上海、北京等城市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在许多领域，杭州离国际化还很远。杭州国际化进程主要受以下几方面制约：经济腹地制约；对外交通制约；空间制约；社交制约；等等[6]。
这些问题是否能够得到妥善的解决，决定着杭州的未来发展。解决得好，杭州的未来将有着更好的前景；解决得不好或者不够彻底，它们将会成为杭州发展的“后腿”或者障碍。
正如茅家琦教授所言，“中国城市现代化研究是一项具有历史渗透与参照作用的研究课题，它的一端连接着昨天的历史，另一端则连接着今天的现实”。[7]关注现状，关注未来，同时，我们也必须关注历史。此为本研究的直接动因。
本书的时间跨度是从杭州城1896年开埠通商之后到20世纪20年代末为止。1896年开埠通商，是古代杭州城走向现代的起点。“现代”，从其字面来看，是作为“传统”、“以往”的对立面而存在的。现代化，就是传统向现代的演变过程。在116年前，杭州城迈出了走向现代的第一步。至于本书的下限，主要以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与1927年5月杭州建制为市为界。因此，本书的研究时段，主要针对杭州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前30年左右的时间。在历史的长河中，30年时间并不起眼，对于拥有5000年建城历史（从良渚古城算起）的杭州而言，30年，只是瞬间而已。然而某一时间段的重要性并不能直接以它的长短来衡量，正如在人生的漫长路途中，只有几天时间是决定性与关键性的（正如某位哲人所言，正是某几天决定了人生的方向与成败，只是人们往往在事后才发觉）。1896—1927年杭州所走过的30年，正如人生中的几个关键点，意义非凡。因此，这30年时间中杭州城所走过的每一步，都值得我们清理、回味和纪念。因此，爬梳杭州城在1896—1927年这一时段的历史脉象，是本书研究的直接意义所在。
罗荣渠先生在《现代化新论》中指出：“从历史的角度来透视，广义而言，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过程，是指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一场急剧变革，这一变革以工业化为推动力，导致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全球性的大转变过程，它使工业主义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引起深刻的相应变化；狭义而言，现代化又不是一个自然的演变过程，它是落后国家采取高效率的途径（其中包括可利用的传统因素），通过有计划的经济技术改造和学习先进世界，带动广泛的社会改革，以迅速赶上先进工业国和适应现代世界环境的发展过程。”对于杭州城而言，比较适用的自然是狭义的解释。杭州城的现代化，就属于赶超型、后发型的。从近代开始，中国都处于赶超西方国家的状态中！（从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到20世纪50年代的“大跃进”运动，都体现了这种心态）因此，近代中国出现了对“西”和“新”的崇拜。[8]在对“西”和“新”的崇拜中，我们逐渐迷失了自己，把自己拥有的“宝贝”（如大量的古建筑，包括城墙和城门等）在追赶途中主动抛弃了。因此，在梳理这段历史的基础上，反省我们的先辈在杭州城市现代化过程中的“得”与“失”，以能为当下杭州城的发展提供一些值得借鉴的建议，此为本书研究的间接意义所在。
杭州城市的现代化，在一定意义上意味着对杭州古城的破坏。下面以杭州城古建筑的消失过程为例做一个说明。
建筑，是人类历史文化的空间载体。城市建筑空间在社会的变迁与发展中传承着我们先辈们的智慧与适应自然、顺应时事的空间构筑能力。在中国大步走向现代化的潮流下，我们沉浸在成就的喜悦中。但同时，正如《法国商报》所感慨的：“一个世纪以来，充满魅力的中国建筑和城市逐步消失了。”这句话对杭州同样适用。也有人在网络上感慨：杭州古城——“世界上最美丽华贵的城市”已经陨落；“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已经名存实亡。
民国二年（1913年），有计划地拆除了旗下营（满城）和清波、涌金、钱塘城门、城墙，改建道路。随后又拆除了凤山、武林、望江、艮山、候潮等五座城门。
民国六年（1917年），浙江都督杨善德买进一辆汽车，随即下令大规模修筑道路，共建成道路13条，路面宽6.40米，总长5707米，使杭州古城中心区域城头巷、佑圣观、板儿巷一带的传统格局受到不同程度的改造。民国九年（1920年），浙江省议会做出修筑杭州环湖马路的决议，在西湖周围和中心地带修建了圣塘路、白公路、岳坟路和灵隐路。
在这几次的修路过程中，为适应开通汽车，杭州城区和西湖风景区的古桥梁都被改建或重建，而失去了原有的风貌。其中苏堤六桥、西泠桥和白堤两桥改石阶踏步为斜坡桥面。开元桥、丰乐桥、泗水芳桥、荐桥、卖鱼桥、盐桥、菜市桥、横河桥、梅东高桥、新宫桥、普安桥、宝善桥、有玉桥、庆春门桥、清泰门桥、章家桥、流金桥、江涨桥先后被改建成了钢筋混凝土平桥。被改建的原木桥有延龄桥、定海村桥、过军桥、屏风桥、九溪桥等。数年后又填埋运司河、涌金池、三桥址河、浣纱河筑路，拆毁古桥24座。这样，杭州古桥已几乎被毁尽，杭州失去了江南水城风貌。
民国十三年（1924年）9月25日下午，雷峰塔倒塌。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对仅存的宝石塔砖砌塔身进行了重修，致使宝石塔也失去了原貌，面目全非。这次重修改变了砖砌塔身的形制，不仅斗拱无所依托，像蝴蝶贴壁，偌大的倚柱立在细小的齐心斗上，柱头也没有承载任何东西，成为建筑界的一个笑话。
杭州古城门、城墙的拆毁和雷峰塔的倒塌，改变了一千多年来形成的杭州古城与西湖山水的基本轮廓，使杭州城区景观与西湖风景区的审美价值大打折扣。同时，也打破了西湖景区与城区的界线，为日后城区的盲目扩张提供了可能与方便。
新中国成立后，1958年，杭州开始拆除东城、西城、北城的残存城垣，在城墙旧址上修筑了环城东路、环城西路和环城北路。1970年，鼓楼被拆除（吴越国时为子城南门、南宋时为朝天门），至此，杭州的陆上城垣就全被拆尽了。
大规模的古建筑在杭州城市现代化的路途中被丢弃了，能唤起人们历史回味的载体也就越来越少。到过欧美国家的国人都会感慨，人家才是文明古国，文物古迹保存得相当完美，而我们这个有着上下五千年历史的中国，却像无根的浮萍。这种状况的出现，值得当下的我们深刻地反思。
我们期望在现代化进程中，能较好地把握新旧事物的平衡，宁愿多一些事先的郑重和谨慎而少一些事后的聪明，以使我们未来的路走得更好，也使我们的子孙后代对我们的抱怨能少一些。反思历史，把握现在，驾驭未来，是我们的目标与方向。
本书主要对杭州城市的早期现代化（1896—1927年）做了部分诠释。杭州城的发展（到20世纪初）呈现出其地位从不断上升到逐渐下降的轨迹。到了近代，随着上海、宁波等毗邻城市的开放与崛起，落在常规模式和窠臼中的杭州城愈加显得落伍和惨淡。根据《马关条约》的约定，杭州、苏州等四个城市被新辟为通商口岸。尽管这是战争落败的屈辱象征，但此举对于杭州城而言，却也是一个发展的契机。由于杭州的租界设在离城区较远的拱宸桥一带，它对杭州城发展的示范作用远远不能与上海等地的租界对当地城市的巨大影响相媲美。随着外国势力的直接涌入，为了挽回权利，杭州城内的各界人物以各种形式展开了努力。由此，杭州城开始了现代化的漫长征程。正如以色列学者艾森斯塔德所言，“就历史的观点而言，现代化是社会、经济、政治体制向现代类型变迁的过程”，杭州城的现代化也体现在政治体制、经济发展、教育文化、市政设施、社会风俗等的巨大变迁中。本书主要从政治体制、经济、文化、市政等四个方面展开分析。
城市，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是一个复杂的多功能的综合体。从结构来看，城市除了显性的物质结构外，还有诸如社会结构、经济结构等隐性的结构，单纯地把握某一个角度或者层面，将无法把握全局，尽管局部、微观的研究有助于对整体的把握，然而局部永远无法替代整体与全貌。因此，“当研究的目光投向城市时，城市不只是一张线形图，也不是一张平面图，而是一个结构、一个系统，一个动态的立体社会。研究者的视野必须占有整个城市社会、城市文明及历史。就像高空摄影师一样，能摄出城市兴衰的立体图卷。在这个图卷中，流淌着城市历史文明的长河，又展示出多重景观的城市面容”。[9]所以，对城市的研究，必须把握它的全貌，而对近代杭州城市的现代化而言，这恰恰是目前所欠缺的。因此，本书将对近代杭州城市初期（或者早期）现代化尝试做一次反映全貌的研究，不求能解决问题，但愿能抛砖引玉。
[1] ［以］艾森斯塔德：《现代化：抗拒与变迁》，张旅平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页。
[2] 张玉法：《中国现代化的动向》，载《现代史论集》第1辑，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0年版。
[3] ［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页。
[4] 任银睦：《现代化、城市化与近代城市现代化》，《东方论坛》1999年第2期，第16—20页。
[5] 高珮义：《中外城市化比较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5页。
[6] http：//www.chinacity.org.cn/cstj/hztx/57608.html.
[7] 张海林：《苏州早期现代化研究》（序言部分），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8] 罗志田：《新的崇拜：西潮冲击下近代中国思想权势的转移》，《中华文史论丛》第60—61辑。
[9] 皮明庥：《城市史研究略论》，《历史研究》199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