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建城——1896年的杭州

一 山中小县时代：从“余杭”到“钱唐”（古代—南北朝）

在周朝以前，杭州属于“扬州之域”。传说在大禹治水之时，全国分为九州，长江以南的广阔地域泛称为扬州。公元前21世纪，大禹南巡，大会诸侯于会稽山（即今浙江绍兴），曾乘舟航行经过这里，并舍其余杭（杭，即方舟）。于此，故名“余杭”。另一传说是这样：禹至此造舟以渡，越人称此地为“禹杭”，其后，口语相传，讹“禹”为“余”，乃名“余杭”。这些都是传说，后人无从做具体考证。

春秋之时，吴越两国争夺霸权，杭州先归属吴国，越国消灭吴国之后，又归属越国。战国之时，楚国灭了越国，杭州又划归楚国的版图。

秦朝统一六国之后，在灵隐山麓设立县治，称为钱唐（即今杭州），归属会稽郡管辖。但是“钱唐县的创立可能在此前十二年秦取楚江南地、初置会稽郡时，也可能在战国时楚已置县，秦因之”^[2]。《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有这样的记载：“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过丹阳，至钱唐，临浙江，水波恶……”这是史籍最早记载“钱唐”之名。现在的杭州市区，当时还是随江潮出没的海滩，西湖也尚未形成。

西汉承袭了秦朝的制度，杭州仍然称为钱唐。王莽新政时一度改钱唐为泉亭县，仍属于会稽郡。东汉恢复了钱唐县的设置，改属吴郡管辖。当时，钱唐在东南都邑中的地位是微不足道的，与其他城市尚无法相比。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杭州是吴国吴兴郡的属县，属扬州。因为外族相继入侵，晋王室和贵族大举南迁，促进了江南和钱塘江两岸经济文化的发展。此时，西湖已有“明圣湖”、“金牛湖”之美称。东晋咸和元年（326年），印度佛教徒慧理在飞来峰下修建了灵隐寺，这不仅是西湖最古老的丛林建筑，也是江南最古老的名刹。随后有方士许迈及葛洪等人在武林山下、韬光、宝石山一带进行写书、炼丹等活动，传播宗教，西湖名山胜水也逐渐得到开拓。梁武帝太清三年（549年），把钱唐县升为临江郡。陈后主祯明元年（587年），在钱唐设置钱唐郡，下辖钱唐、于潜、富阳、新城四县，归属吴州。

从秦汉到南北朝，历时800余年，杭州始终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山中小县。其主要原因就是地形之故。地质学家研究表明，现今杭州湾两岸的陆地，大多是由钱塘江带下与海潮上涌的泥沙长年累月堆积而成的。现今的西湖，只是当年的一个小海湾而已，湖东就是波涛汹涌的海面。今天的杭城所在，在秦汉时期或许根本还没有露出水面，或许虽然已露出，但仍时有被潮水淹没的可能。章鸿钊的《杭州西湖成因一解》就有这样的说法：“记载之有西湖，虽始于汉，然其时随潮出没，潮上而湖没，潮下而湖见，殆犹在若有若无之间。”

二 杭州城的始建时代（隋唐）

隋朝建立后，开皇九年（589年）废郡为州，改钱唐郡为杭州，这是“杭州”之名第一次正式出现。其下辖钱唐、余杭、富阳、盐官、于潜、武康六县。州治初在余杭，次年迁至钱唐。开皇十一年，州县一并移治至柳浦西。柳浦，也就是现今杭州城东南之贴沙河，此地在两晋之时已经涨成陆地，经过百余年的积聚，渐次繁盛，因此，才移州治至此，在凤凰山依山构筑新城，“周三十六里九十步”，这就是最早的杭州城。从此，杭州从山中小县走向了江干——“水居江海之会、陆介两浙之间”^[3]，也为杭州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准备了所必须的腹地与空间。

大业三年（607年），隋朝改杭州为余杭郡。大业六年，隋炀帝杨素凿通了江南运河，从现在的江苏镇江起，经苏州、嘉兴等地而达杭州，全长400多公里。江南运河是京杭大运河的重要组成部分。自此，拱宸桥成为京杭大运河的南终点。在运输依赖自然力的时代，水运的地位异常突出。直到19世纪中叶海运的兴起之前，大运河一直是我国各朝代粮食南北漕运的主要通道。这一重要的地理位置，大大促进了杭州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隋书·地理志》记述：“杭州等郡，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故商贾并辏。”这时的余杭郡拥有人家达15380户，这是杭州最早的户口统计。可以这么认为，隋朝的各项措施使杭州具备了成为大都会的基础，可是隋朝“寿命”很短，它的重大措施的影响力还没来得及呈现，唐朝就已经接过了发展杭州的接力棒。杭州的繁荣正是从唐朝开始的。

自唐朝开始，杭州便进入了全国著名城市的行列。杭州的城区从城南的江干扩大到城北的武林门，城市人口从原来的1.5万户猛增到10万余户。杭州经济繁荣，已成为“东南形胜，江吴都会”。唐代，在杭州设置了杭州郡，不久又改为余杭郡，治所在钱唐。因避国号讳，武德四年（621年）把“钱唐”改为“钱塘”。唐太宗之时，余杭郡属于江南道；天宝元年（742年）余杭郡改属江南东道。乾元元年（758年）又把余杭郡改为杭州，归浙江西道节度，州治在钱塘，辖钱塘、盐官、富阳、新城、余杭、临安、于潜、唐山八个县。由于运河的沟通，杭州成为货物集散地，社会经济日趋繁荣，人口也逐渐增加。贞观（627—649年）之时，杭州已有15万余人；^[4]到开元（713—741年）中急剧增到58万人。此时的杭州已与广州、扬州并列，成为我国古代三大通商口岸之一。中唐之后，杭州逐渐以“东南名郡”见称于世。

杭州之所以能在唐代走向繁荣，一方面得益于隋代的奠基性措施，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唐朝的多方面措施，如海上贸易的开辟与发展、市民饮水问题的解决和农田水利的兴建等。长庆二年（822年），诗人白居易任杭州刺史，大规模浚治西湖，并筑堤建闸，以利农田灌溉；又重修六井，饮水问题得以解决，“生齿日繁，城邑聚落所届，乃得不复限于南部山麓地带，逐渐北展，后世杭州的城区，大致即拓定于此时”^[5]。从此，西湖开始扬名于世，杭州也因此为四方文士名流所颂扬。

三 国都（吴越国）和京城时代（南宋）

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偏安东南，建都于杭州。当时的杭州称西府或西都，州治在钱塘，下辖钱塘、钱江、余杭、安国、于潜、唐山、富阳、新城八县。在吴越三代五帝共85年的统治时期内，经过劳动人民的辛勤开拓建设，杭州发展成为全国经济繁荣和文化荟萃之地。吴越定都杭州，使得杭州的繁荣超越了苏州和越州（即今绍兴）。欧阳修在《有美堂记》里有这样的描述：“钱塘自五代时，不被干戈，其人民幸福富庶安乐。十余万家，环以湖山，左右映带，而闽海商贾，风帆浪泊，出入于烟涛杳霭之间，可谓盛矣！”吴越王钱镠在杭州凤凰山筑了“子城”，内建宫殿，作为国治，又在外围筑了“罗城”，周围70里，作为防御工事。据《吴越备史》记载，这个都城，西起秦望山，沿钱塘江至江干，濒钱塘湖（西湖）到宝石山，东北面到现在的艮山门。因形似腰鼓，故又有“腰鼓城”之称。

吴越王重视兴修水利，引西湖水入城内运河，在钱塘江沿岸，采用“石囤木桩法”修筑了百余里的护岸海塘，还在钱塘江沿岸兴建龙山、浙江二闸，防止咸水倒灌，减轻潮患，扩展陆地；动用民工凿平江中的石滩，使航道畅通，促进了与沿海各地的水上交通；置“撩湖兵”千人，疏浚、保护西湖，使之不被淤塞。

吴越三代五帝都笃信佛教，现在杭州西湖周围的寺庙、宝塔、经幢和石窟等文物古迹，大都是那个时期建就的。当时的杭州就有“佛国”之称。

北宋时，杭州为“两浙路”的路治。大观元年（1107年），杭州升为帅府，下辖钱塘、仁和、余杭、临安、于潜、昌化、富阳、新登、盐官九县。当时杭州的人口已达20余万户，为江南人口最多的州郡。杭州经济繁荣，纺织、印刷、酿酒、造纸业都较发达，对外贸易进一步开展，是全国四大商港之一。杭州的历任地方官，都十分重视对西湖的整治。元祐四年（1089年），著名诗人苏东坡担任杭州知州，再度疏浚西湖，用所挖取的淤泥，堆成横跨南北的长堤（即苏堤），上建六桥，堤边植桃柳芙蓉等，使西湖得以进一步美化；又开通茅山、盐桥两河，再疏浚六井，使咸潮不入市，市民的饮水更加方便。

南宋时，杭州步入了它的鼎盛时期。建炎三年（1129年），宋高宗在杭州设置行宫，为“行在”所；杭州升为临安府，治所在钱塘，下辖钱塘、仁和、临安、余杭、于潜、昌化、富阳、新城、盐宫九县，地域与唐代大致相当。绍兴八年（1138年）正式定都于此，杭州城垣因而得以大扩展，当时分为内城和外城。内城即皇城，方圆九里，环绕着凤凰山，北起凤山门，南达江干，西至万松岭，东抵候潮门。在皇城之内，兴建殿、堂、楼、阁，还有多处行宫及御花园。外城南跨吴山，北截武林门，右连西湖，左靠钱塘江，气势宏伟，设城门13座，城外有护城河。由于北方大量人口随朝廷南迁，使临安府人口激增。到咸淳年间（1265—1274年），包括所属几个县，居民增至124万余人。临安府城杭州城所在的钱塘、仁和两县，人口也已达43万余人。

人口的增多，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商业的繁荣创造了条件。南宋都市经济的繁荣，不仅超越前代，而且居世界前列。当时临安府手工作坊林立，生产各种日用商品，尤其是丝织业的织造技艺精良，能生产出许多精巧名贵的丝织品，在全国享有盛名。

据《武林旧事》等书记载，南宋时的杭州商业达440行，各种交易甚盛，万物所聚，应有尽有。对外贸易相当发达，有日本、高丽、波斯、大食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与之有使节往来和贸易关系，朝廷专设“市舶司”以管辖其事。西湖风景区经过修葺，更加妩媚动人，吸引了不少中外游客；酒肆茶楼、艺场教坊、驿站旅舍等服务性行业及夜市也很兴盛。

南宋时，杭州是全国的文化中心，设立了最高学府——太学，还有武学、医学、算学、史学等各科学校，临安府学及钱塘、仁和两县学的学生达千人。这里书铺林立，刻印的书籍十分精良。当时的绘画艺术相当流行，“西湖十景”就是由南宋画院题名的。这样，杭州从吴越时的“东南第一州”，跃至南宋的“全国第一州”。

纵观当时世界范围的都市，杭州也实为世界第一大都会。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元朝时来到杭州，仍以“天城”称呼杭州，感叹这是“世界上最美丽华贵之城”。

四 省会时代（元明清）

元代，杭州设两浙都督府，后改为杭州路总管府，为江浙行中书省治所（钱塘、仁和）。在政治上，杭州从“全国第一州”退为“东南第一州”，尽管在经济上杭州仍不失为全国或者世界的第一大都会。由于元朝的战火频烧和杭州的火灾频发，加上行政区域的变更，杭州连“东南第一州”的地位也难保了。

明朝初年，从江浙行省中划出十一州为浙江行省（简称浙江省），辖区仅及原江浙行省的三分之一，与今浙江省辖区大致相同，杭州仍为省会，此后700余年，杭州一直是浙江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钱塘、仁和、海宁、富阳、余杭、临安、于潜、新城、昌化等州县皆属杭州府管辖。杭州府也是浙江布政使司的治所。因遭战乱，杭州城内的不少宫殿被毁，工商业曾一度衰落，西湖也渐被泥土淤塞。但由于在南宋时期打下了繁华的基础，恢复较快。至正年间，大运河全线恢复开通，杭州水运可直达大都（北京），成为全国水运交通要津，对促进南北经济文化交流和发展对外贸易都起很大作用。

明正德三年（1508年），郡守杨孟瑛继白居易、苏东坡后再次疏浚西湖，拓展田荡3480余亩，将苏堤增高、加宽，修建振鹜亭（即今湖心亭），砌筑小瀛洲，使西湖重放光彩，恢复了“湖上春来水拍天，桃花浪暖柳荫浓”的动人景色。万历年间（1573—1619年），杭州又呈现出四方客商云集、游人纷至沓来的繁荣局面。

清朝承袭明朝的旧制，杭州城的范围大致稳定，有十座城门。这十座城门坐落的位置与基本情况大致如下：

钱塘门，位于今天湖滨路与环城西路相接处附近，是杭州西部城垣的第三门。自宋朝以来，钱塘门外就多佛寺和楼台，往灵隐天竺进香者都从此门出入，因此有“钱塘门外香篮儿”的民谣。民国初年，此城门被拆除。

涌金门，位于今天南山路与涌金路交叉处附近，为杭州西部城垣的第二门。此门历来是杭城游西湖的要道，因此有“涌金门外划船儿”的民谣。民国初年，此城门被拆除。

图1—1 古涌金门

清波门，位于今天南山路与清波路、河坊街、孝子坊、勾山里相交处附近，是杭州城由南转向北的第一门。因城门濒临西湖，又有沟引湖水入城，因此用“清波”之意命名。往昔，城中的薪柴多从此门入城，因此有“清波门外柴担儿”的民谣。

武林门，位于今天武林路与体育场路交叉北侧，是杭州北部城垣西端的城门。唐朝时建，称北关门（谐称百官门）。五代和宋朝时，此门称为余杭门。明朝时改称武林门。从武林门外到湖墅一带，历来是杭嘉湖的淡水鱼聚集之地，因此有“百官门外鱼担儿”的民谣。民国初年，城门被拆除。

艮山门，位于今天环城北路与建国北路交叉处附近，是杭州北部城垣的东北门。因城门之东有座坝子桥，因此也称为坝子门。艮山门外一带，自宋元以来就是丝织业的集中地，因此有“坝子门外丝篮儿”的民谣。民国初年，城门被拆毁。

庆春门，位于今天环城东路与庆春路交叉处附近，是杭州东南城垣的第四门。元末张士诚重建杭州城时，称太平门，后才改为庆春门。昔日之时，菜农多从此门运菜进城，挑粪出城，因此有“太平门外粪担儿”的民谣。1958年修建环城东路时被拆除。

清泰门，位于今天城头巷与清泰路交叉处附近，是杭州东南城垣的第三门。因城门外水网密布，水域盛产螺蛳，故俗称螺蛳门。同时，因为城门外有许多盐场，运盐者多从此门出入，所以有“螺蛳门外盐担儿”的民谣。民国十五年（1926年），“清泰门城垣，奉准拆卸，以利交通，现由省会工程局派出工队，决将外城圈先行撤除，今日动工”^[6]。

望江门，位于今天望江路与江城路交叉的东面，是杭州东南城垣的第二门。清朝初年，因为登此处城楼可以远望江潮来处的海门，所以将城门的名称由永昌门改为望江门，俗称草桥门。清朝中叶以后，随着江岸泥沙淤积的增加，杭州人在此垦地种菜，因此有“望江门外菜担儿”的民谣。民国初年，拆此城门修筑道路。

候潮门，位于今天候潮路与江城路相接处，是杭州东南城垣的第一门。昔日之时，绍兴酒都从这个城门入城，故有“候潮门外酒坛儿”的民谣。民国二年（1913年），此城门被拆除修路。

凤山门，位于今天中山南路、凤山路相接处附近，是杭州城唯一的正南门。明朝初年，因为此门靠近凤凰山而改为凤山门，又因为它是杭州城的正南门，又称为正阳门。自从元末杭州城的南部北缩之后，此门外一带就成了人们骑马踏青之地，因此有“正阳门外跑马儿”的民谣。民国初年，此门被拆除。

顺治二年（1645年），清政府设立浙江巡抚，驻杭州，杭州仍旧为浙江行省的省会。清政府以杭州为“江海重地，不可无重兵驻防，以资弹压”^[7]，于顺治五年六月起建旗营。驻防营的设立造成了杭州城市空间结构的重大改变。清廷下令旗人圈占城内百姓的住宅为驻防营，驻防官员选择了城内自钱塘门至涌金门这个居民十分稠密的城区作为营址。顺治七年，杭州的城内之城——旗营建成，置镇守将军署。“旗营”建在杭州城西沿西湖一带，俗称“满城”。城墙周围十里，南至今开元路，北靠法院路，东临中山中路附近，西面包括湖滨公园，总占地1436亩，成为杭州的“城中城”，民国初年拆除。旗营所在之地，便是杭城人口最稠密的中心圈地，前后共占地7000亩，“约为清代杭州城内总面积的13%”^[8]。营建旗营，迫使当地居民大迁徙，导致住房严重短缺。圈地内的原居民大约10万户被迫背井离乡。不仅原房产主要求补偿损失遭到拒绝，而且他们还必须在接下来的20年中替旗人缴纳被占领土地的税收。^[9]旗营石墙高度超过20英尺，共开有6扇城门，分别是：南为延龄门（今延安路南端）；东有二门，其南为迎紫门（今青年路、惠兴路与解放路相交处），其北为平海门（今平海路与岳王路相交处）；东北为拱宸门；西北为承乾门。这样就形成了“城中城”的格局，因而在空间上进一步限制了杭城进入西湖的通道。面朝西湖的钱塘门也变为旗营的大门之一。如果人们想通过这扇门去西湖，则须途经旗营，旗营卫兵将例行检查过往轿座。为了躲避麻烦，老百姓纷纷通过另外两扇城门——涌金门和清波门去西湖。康熙元年（1662年），浙江承宣布政使司改为浙江行省。雍正四年（1726年）置杭嘉湖道于嘉兴，杭州府属之。乾隆十九年（1754年）杭嘉湖道移治于杭州，杭州府辖县仍为明代时的9个县。

雍正二年（1724年）、嘉庆五年（1800年），浙江总督李卫、巡抚阮元先后再次疏浚西湖，挖起大量葑泥，使湖水加深数尺。杭州人口继续增加，光绪九年（1883年），杭州人口达62万余人。

杭州城的治理是一城分设两县：仁和县和钱塘县，“府城周三十五里有奇，西南属钱塘县治，东北属仁和县治。”^[10]而这种分治起始于五代之时。

至于两县的具体分界，按照光绪《杭州府志》的记载，两县的四至如表1—1所示：^[11]

表1—1 钱塘、仁和二县四至

杭州城内的分界，根据光绪《杭州府志》和嘉靖《仁和县志》等的记载，城内基本上以今天的解放路为界，路的南面属于钱塘县，路的北面属于仁和县。至于城外的划界，凤山门外万松岭以东属于仁和县，以西属于钱塘县。候潮门、望江门、清泰门、庆春门、艮山门外均属于仁和县，清波门、钱塘门外均属于钱塘县。武林门外、直大街自南抵北新桥（今天的大关桥）属于钱塘县，其街东属仁和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