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范君庆超是我的一位年轻朋友，满人。我与他的相识始于他的硕士论文答辩会，是在六七年前。

庆超留给我的印象，向来都是朴朴素素、踏踏实实。

《抗战时期东北作家研究（1931—1945）》这本研究著作，是由他的博士论文加工而成。我亦参与过他的博士论文答辩会，大概因此他才希望我在著作出版前，说上几句。

客观地讲，“抗战时期东北作家研究”远称不上是一个冷僻的题目。仅只近二三十年，便有诸位专家做过许多或专题性或综合性的研究与阐释。以当时开题撰写博士论文之际庆超的精力与实力，再去翻耕这样的题目，无疑是有很大难度。所谓“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是也。

然而，庆超依凭着所修专业“比较文学与民族文学”的特有视角，以及他的孜孜矻矻，到底把这篇论文作出了自己独到的特色与成绩。

我国现代史上的抗日战争，乃是一场举国一体的民族解放运动。举国一体，不单体现在社会上不同阶层、不同党派的协力对外，易于为人们所忽视的，还在于它是一场凝聚起了全国各个民族成分同仇敌忾共同御敌的战争。我们的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即由多元族裔成分汇流而成。民族史学界则常常对于两个较为晚近的历史过程予以格外关注，认定这两个过程在中华民族的最终形成上面具有特殊意义。这两个过程，便是作为最后一个封建朝代的清代，以及在中国现代历史上反抗外寇进犯达到空前动员规模的抗日战争。

这两个过程，都极其有力地推进了中华民族内部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国家认同感和民族向心力。

庆超著作再次向“抗战八年”的成说提出质疑，有其道理。白山黑水的东北大地作为祖国领土不可肢解的自身组成部分，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刻就沦陷于日本侵略者铁蹄之下，东北各民族人民“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起，就没有放弃各种方式的反抗斗争，并且关内民众以及各派政治力量也对这一斗争予以了多方支持。当然亦应看到，直至1937年“七七事变”之前，内地和其他周边地区对于东北人民惨烈的抗日斗争，投入毕竟有限，关内政治及军事力量还较多地周旋于民族内耗。这是我们民族的深刻教训。今天再重新审视这段血火绵延炮声持续的大历史，是应该将中华民族“抗战八年”的说法，准确地修正为“抗战14年”了。这样，无疑会让坚持爱国抗敌十数年的东北人民及其后代，确切感到心灵的归属与慰藉。

我国东北地区自1931年先期展开的抗日斗争， 已然具备了中华多民族共同御敌的社会积淀。满族、朝鲜族、蒙古族、锡伯族、赫哲族、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等东北各个少数民族，和当地的汉族人民一道，前赴后继地投身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战斗。而抗联名将杨靖宇（河南汉族）、赵一曼（四川汉族）、周保中（云南白族）等关内及南方的兄弟民族成分，也在同一片国土上留有可歌可泣的业绩。可以认定，1931年起爆发的东北地区抗日战争，正是中华多民族历时14年之久的“抗日战争”其不折不扣的内在部分。

庆超在本书中，以作家作品为考察标本，成功地发掘与复原了东北地区中华多民族共同投入抗日战争的历史人文景观。撰著者尤以汉族、满族、朝鲜族三个先前各自具备不同历史文化缘起的民族为观照对象，悉心描述和诠释他们是如何以相互间同中存异、异中见同的精神创造，协力支撑起来彼时彼境下中国东北多民族抗战文学的雄浑天际。

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的。以往我们时常在检点中国文化发展之时，不自觉地忘却了这一条。庆超这本著作以一个具体的文学时空角度，向人们发出昭告，须启用中华多民族文学与文化的历史观，摒退民族文学与文化研究上的一元化理念，才会发现历史的本真原态。

中国文学的历史，从来就是一项多元纷呈的整合体。抗战时期的东北作家文学亦不例外。可惜，传统的中国文学研究往往固守中原文化的一己站位，看不清边缘文化的存在及其价值。具体到抗战时期东北作家研究，对运用汉文创作作品的满族作家，便极易忽视了他们族性书写心理和艺术创作的特殊性；而对待用本民族语言文字创作作品的朝鲜族作家，则更是习惯地采用无视其客观存在的更不足取的漠然态度。《抗战时期东北作家研究（1931—1945）》这本研究著作，践行了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科学理念，首次将抗战时期东北作家群，析分为不同的传统文化养成者，对他们在祖国命运遭受野蛮挑战关头，所做出的既非雷同却又相向而行的文化选择，给予了较为透辟的比对和评估，并进而归纳了少数民族在抗战时期东北作家文学发展乃至中华抗战文学发展中的独到贡献，具有显见的学术意义。

在比较文学与民族文学视野下的抗战时期东北作家研究，还是一个有待继续深入开凿的学术选题。希望庆超继续努力，也期盼着更多的学人向这方聚集视线。推而言之，在比较文学与民族文学视野下的国内作家作品研究，未被开垦的处女地，还多得很呢。

《抗战时期东北作家研究（1931—1945）》，是年轻的庆超博士第一本专著。我想，这只是一个开端。

我愿向他祝贺，更愿促其加鞭。

上述短言，聊以为序。

关纪新

2013年仲春伊始，于京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