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研究综述
对以往关于抗战时期东北作家的研究，我们可将之大体分为四类：一是对单一作家作品的研究，二是对东北流亡作家的整体研究，三是对东北沦陷区作家的整体研究，四是对东北少数民族作家的整体研究。
（一）对单一作家作品的研究
就单一作家作品的研究而言，数十年来取得了十分丰硕的成果。抗战时期大大小小的东北作家几乎都曾被研究过。其中相对比较成熟的是对萧红、端木蕻良、萧军、李辉英、舒群、马加、骆宾基、罗烽、穆木天、山丁、秋萤、古丁、关沫南、金剑啸、尹东柱、李旭、金昌杰等人的研究。
在萧红研究中，曹革成的专著《跋涉生死场的女人萧红》对萧红的生平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总结，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该书涉及的内容包括萧红的家世、成长历程、爱情纠葛、和鲁迅的师生之谊、香港的最后岁月等等。资料翔实，考证确切，匡正了很多以往研究中的谬误。类似的著作还有铁峰的《萧红传》、肖风的《萧红传》、葛浩文的《萧红传》等，从各自的角度全面系统地评述了萧红的生平及创作道路。在创作综论方面，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是陈素琰的《萧红：早醒而忧郁的灵魂》、姜志军的《论萧红小说的美学特征》等。《萧红：早醒而忧郁的灵魂》一文重点论述了萧红作品的力度与柔美、忧郁与苦难、女性意识和恋乡情怀等，是较早评论萧红作品主题和艺术风格的文章。《论萧红小说的美学特征》一文则从“壮美与优美的和谐统一”、“浅白与深刻的相辅相成”、“情感与景物的水乳交融”[2]三个角度系统总结了萧红小说的审美特征。在具体作品研究方面，韩文敏的《〈呼兰河传〉我见》、摩罗的《〈生死场〉的文本断裂及萧红的文学贡献》较有代表性。《〈呼兰河传〉我见》一文提出了“《呼兰河传》主题思想的提炼，应该说是在鲁迅的影响下完成的”[3]这样的观点，详细论述了萧红对鲁迅“国民性批判”的继承性；《〈生死场〉的文本断裂及萧红的文学贡献》一文则从两性伦理、生命意识、恐怖意象着眼，分析了《生死场》的文本断裂性以及这种断裂性所产生的深沉而悲情的美学意蕴。
在端木蕻良的研究中，马云的《端木蕻良与中国现代文学》、李建平的《论端木蕻良的小说艺术》是两部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专著。《端木蕻良与中国现代文学》围绕端木的文学命运，创作道路，长篇小说创作，端木与乡土文学、左翼文学、抗日文学、东北作家群的关系分别展开论述，充分肯定了端木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论端木蕻良的小说艺术》则主要就端木小说表现出的四种人生姿态，即“忧郁与孤独”、“反叛与抗争”、“爱慕与眷念”、“追寻与创造”，解析了端木小说在主题设计、意象选取等方面的艺术。在创作综论上，王富仁的《三十年代左翼文学·东北作家群·端木蕻良》、逄增玉的《论端木蕻良小说创作的两种追求与风格》、王本朝的《论端木蕻良小说文体的文化意味》是这方面的优秀成果。王富仁的文章首先论述了30年代左翼文化和左翼文学的性质、价值和意义，然后在此基础上去审视东北作家群的创作，认为：“在左翼文化和左翼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最典型地体现着它的这种作用和意义的几乎首推东北作家群。……正是他们，在中国文化史上，第一次把在当时东北这块大地上、在日本侵略军的铁蹄下形成的独立的生活体验、社会体验和精神体验带入到整个中国文化中来，成为了整个中国现代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东北作家群的创作为中国的新文化、中国的新文学以及30年代左翼文学注入了新的生命活力”[4]作者随后又去寻找端木蕻良的作品与东北作家群的创作在价值和意义上的同构关系：“端木蕻良的作品与所有东北作家群的作品一样，始终浸透着一种浓郁的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这种浓郁的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在他们的作品中具体表现为一种广大的忧郁”，最后总结端木的作品与东北作家群的作品以及左翼文学之间的内在联系，得出了“在中国现代文学的整体背景上，端木蕻良的作品是与东北作家群的作品融为一体的，它们是作为东北新文学的一个统一的潮流汇入整个中国30年代的左翼文化和左翼文学、汇入整个中国新文化和中国新文学并以自己独立的价值和意义、独立的题材和风格为之注入了新的生命活力的。”[5]这样的重要结论。此文是从左翼文化的宏观视角研究端木创作的典范之作。逄增玉的文章论述了端木小说“刚柔并济”的美学风格，认为端木的长篇小说表现了宏大叙事范畴的阶级斗争与民族抗战这类“刚性”主题，体现出阳刚之美。而端木的中短篇小说，尤其是那些回忆故乡和童年往事的温情之作则蕴藉着阴柔之美。并认为：“就艺术的选择和才情而言，我觉得端木更适合写中短篇小说和散文。”[6]王本朝的文章首先论述了端木小说的文体特征，即“叙事的抒情性和诗意效果”、“‘蒙太奇’结构”、“丰富而多变的语言方式和风格”，然后探寻了这些文体特征背后的文化根源。认为：“端木小说文体叙事的抒情性，结构组接的画面性以及语言的典雅、精炼都显示出丰富的传统文化底蕴”[7]。在具体作品研究方面，罗雪松的《家族叙事·社会分析·风俗图——端木蕻良〈科尔沁旗草原研究〉》一文对《科尔沁旗草原》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评价得较为精当。该文认为《科尔沁旗草原》通过家族的衰败反映社会变迁，同时折射出30年代中国社会广阔的面貌和深刻的社会内容，是一部杰出的家族小说和社会分析小说。它在艺术上的突出特征是描述了东北大地的特有风情与习俗。孔海立的《对自我失落的反思——端木蕻良和他的姊妹篇〈初吻〉和〈早春〉》一文结合端木的心路历程评述了他最优秀的两部短篇小说《初吻》和《早春》，分析了它们体现出的“自我反思意识”和“忏悔意识”，并认为这两部小说在艺术风格、情节结构上弥补了以往长篇小说创作中的某些不足。
在萧军研究中，王科、徐塞、张英伟的《萧军评传》对萧军的生平及创作进行了系统评介。该书共分十二章，内容包括萧军的苦难出身、军旅生涯、流亡经历、情感世界、代表作品评析等，是对萧军的一次全面评述。类似的评传还有张毓茂的《萧军传》、《跋涉者：萧军》，徐塞的《萧军的文学世界》等。在创作综论方面，张毓茂的《萧军创作综论：为萧军逝世十周年而作》一文较有代表性。它对萧军不同时期代表作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进行了总结性论述，全面展示萧军的文学成就。在具体作品研究方面，徐塞的《〈八月的乡村〉的思想和艺术》一文肯定了《八月的乡村》对于民族革命战争的深刻表现，以及它在战争场面描写、地方风物描摹、人物刻画方面的艺术特点。李凤吾的《时代的画卷民魂的探索：试论萧军的长篇小说〈第三代〉》一文认为萧军的《第三代》“体现了作家那执著地历史探索的深度与广度。而充溢在作品中的那种宏大的结构，平易而深厚的艺术风格，以及浓郁的风俗画般的东北地方彩色，更标志着作家在艺术上新的追求和成就。”[8]此外，该文还高度肯定了《第三代》对于东北人民的反抗性格和复仇精神的揭示。
在李辉英研究中，迄今为止尚没有专著问世，主要以研究论文为主。在生平研究方面，代表性的文章有马蹄疾的《李辉英传略》、《李辉英年谱新编》，李立明的《李辉英传评》等。在创作综论方面，包泉万的《李辉英和他的创作》一文着重论述了李辉英小说的抗争精神、真实性品格、地方色彩和乡土风味，并对李辉英的散文创作进行了整体梳理。蔡宗隽、吕中正的《李辉英和他的抗战文学创作》一文全面总结了李辉英对抗战文学的贡献。指出他的小说开抗战文学之先声、反映了时代的暴风雨，并对抗战进行了历史的反思与自省。在具体作品研究方面，茅盾曾经化名“东方未明”写过一篇《“九一八”以后的反日文学〈万宝山〉》，大约是最早评论李辉英作品的理论文章。该文对《万宝山》进行了严肃的批评。认为它“没有把久在的日本帝国主义武力控制和经济侵略下的‘东北’的特殊社会状况很显明地表现出来。这是全书的主要病根！……写东北的社会状况而忘记了日本帝国主义经济势力之独占的控制与深入，便是很大的错误，……这个严重的错误增加了《万宝山》这部小说的失败！”[9]同茅盾的过分苛责不同，王吉有的《东北抗日文学的先声——评长篇小说〈万宝山〉》一文则比较辩证客观地评价了《万宝山》。此文分析了《万宝山》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和现实契机，对《万宝山》主题的多样性、选材的敏锐性、描写的真实性、刻画人物的形象性都给予了高度肯定，同时也指出它对“万宝山惨案”的社会总根源开掘得不够深入。但仍强调：“作品中不容置疑地是充满着‘爱民族爱国家的热情’。它是东北三千万同胞沦于日寇侵略者铁蹄下的最初的写照，是文学创作中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最初的呐喊，它是东北抗日文学的先声。”[10]
在舒群研究中，董兴泉取得的成绩较为突出。他的研究专著《舒群评传》对舒群的生平及著述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和评价。在创作综论上，周立波的《一九三六年小说创作回顾——丰饶的一年间》一文是较早评述舒群小说的理论文章。该文指出舒群的小说“描写了现在正需要着的这种民族解放运动的动力”，具有“爱国情愫”和“巨大的感彻力”[11]，肯定了舒群小说明朗朴素的风格以及结构的精巧。千里草、刘凤艳的《坚实的脚步——论舒群早期小说创作》一文对舒群抗战时期的小说进行了总体评价，对重要作品的主题、题材、人物形象、艺术手法进行了具体分析。同时还指出了雄厚的生活基础、“五四”文学的滋养对舒群小说创作的重要意义。在具体作品研究中，短篇小说《没有祖国的孩子》受到的关注最多。董兴泉、刘凤艳的《时代风云的录映 国际主义精神的赞歌——评舒群短篇小说〈没有祖国的孩子〉》一文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它从“反映特定时代的民族矛盾和斗争”、“揭示历史发展的总趋势”、“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统一”三个方面论述了《没有祖国的孩子》所体现的时代精神。
在马加研究中，白长青的《通向作家之路——马加的创作生涯》、刘秉山的《马加评传》是系统研究马加生平及创作的专著。在创作综论方面，张福高的《论马加的创作》一文总结了马加作为革命文艺战士的特征，指出“由于马加和革命同呼吸，共脉搏，因而才能如此迅速地、全面地反映了时代的动向和革命的风貌”[12]。白长青在《走出沉思》当中这样总结马加的创作风格：“思想凝重，自然朴实，传递着塞北关外的源远流长的风情习俗和北方人民历史生活的搏击之声，表达着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气节，表现了东北人民的坚韧性格和精神气魄”[13]。白长青还在《马加创作个性中的满族文化特质》一文中评析了马加作品体现出的满族心理特征、满族生活民俗、满族文化观等满族文化特质。对马加抗战时期具体作品的研究主要散见于各种文学史料。《东北现代文学史》对《寒夜火种》（又名《登基前后》）评价道：“当时的东北‘到处是严冷的寒夜’……在这种情况下，《寒夜火种》的确起了火种的作用，向人们心里投下了希望和真理之光，给人们指出了一条正确的抗日救国道路，这就是这部小说的积极的思想意义。”[14]此外，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沈卫威的《东北流亡文学史论》，还对马加抗战时期的另一部长篇小说《滹沱河流域》给予了详细的介绍和评价。
在骆宾基研究中，韩文敏的专著《现代作家骆宾基》对骆宾基的生平及创作进行了完整的勾勒。在创作综论方面，李怀亮的《骆宾基小说的艺术风格》、韩文敏的《从〈北望园的春天〉谈起——关于骆宾基三、四十年代的创作》具有代表性。李怀亮的文章认为骆宾基的小说在结构上体现出“莫泊桑式”风格，即“可信的小事的巧妙组合”[15]，属于“印象画家的做法”[16]。而这种印象画式的细节描绘导致了其小说语言“开放式的句式结构”[17]。另外，该文还评析了骆宾基小说所使用的“心理距离”手法以及幽默轻松的艺术风格。韩文敏的文章从骆宾基的短篇小说集《北望园的春天》谈起，对骆宾基抗战时期的创作进行了大致的总结。肯定了骆宾基重心理分析、细节描写以及渲染烘托的艺术功力，认为其作品体现出“特有的深和细”[18]，而这种独特性是同时代作家所普遍欠缺的。在具体作品研究方面，谢淑玲的《从骆宾基的〈混沌初开〉看满汉民族心理的常与变》视角比较新颖。此文着重从“本土意识与移民意识的常态与变态”、“审美心理的相斥和趋同”[19]两个方面分析了小说《混沌初开》的满汉文化交融。此外，邹致远、张楠的《论骆宾基小说〈乡亲——康天刚〉的悲剧精神》还对《乡亲——康天刚》这部小说的主题意蕴进行了多层次的剖析。
在罗烽研究中，金玉良的《落英无声——忆父亲母亲罗烽、白朗》对罗烽的生平及创作活动进行了大致的描述，但此书带有回忆录性质，对作品的评价较少。董兴泉、高擎洲曾对罗烽的创作进行过全面论述。董兴泉的《论罗烽的小说创作》一文总结了罗烽小说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认为“与时代、人民同呼吸、共命运”[20]是罗烽小说最根本的思想特征。而“主题开掘深；题材广泛、形象各异；风格深沉、细腻、缜密并善于运用富有哲理性的语言”[21]是其小说主要的艺术特色。高擎洲的《为民族解放而呐喊——罗烽诗歌创作略论》一文认为罗烽的诗歌“揭露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黑暗统治，倾吐诗人心中的忧愤；同时又表现了人民的抗争的觉醒，形象地展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具有扣动心弦的力量”[22]。
在穆木天研究中，陈方竞的《文学史上的失踪者：穆木天》是一部全面评价穆木天生平及著述的代表性专著。此外，蔡清富的《穆木天传略》、冯乃超的《忆木天》、戴言的《“我就是要做桥”：穆木天传略》等文章也对穆木天的生平及创作进行了系统总结。在创作综论方面，王哲甫曾在1933年出版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中用千字篇幅评述了穆木天的诗集《旅心》和诗论《谭诗》，这是中国新文学史上对穆木天的最早评价。1937年蒲风在《诗人印象记——穆木天》一文中高度肯定了穆木天抗日救亡诗的重要意义。20世纪80年代以后，对穆木天的研究逐渐走向深入。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孙玉石的《穆木天：新诗先锋性的探索者——纪念穆木天诞辰一百周年》、杨聚臣的《从象牙之塔到十字街头：穆木天诗歌简论》、陈方竞的《在现代化与民族化的双重变奏中——论穆木天的前期诗论和诗创作》等。孙玉石的文章分析了穆木天的象征主义诗歌对于中国新诗发展的启示意义，认为：“他在象征主义诗歌理论的认同与建设中，并不完全拒绝浪漫主义的资源；在传统与现代，写实与象征之间寻找平衡，寻找一条国民诗歌与纯粹诗歌结合的道路；参与了新诗流弊的反省与民族化现代性新诗的建设”[23]。杨聚臣的文章认为穆木天的诗歌经历了“象征主义和革命现实主义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24]，并对两个阶段的诗作进行了具体评析，指出穆诗具有“乡情真挚、形象新颖、语言平实”等特征。陈方竞的文章肯定了穆木天前期诗论和诗作的意义与价值，认为穆木天的诗论“为‘五四’新诗能够与西方当代诗歌潮流取得同步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石”[25]，而他的前期诗作则表现出“象征诗民族化的趋向”[26]。
在山丁研究中，冯为群、孙中田、张毓茂等人取得了较显著的成绩。冯为群的《梁山丁和他的抗日文学创作》一文高度肯定了山丁创作中的反满抗日倾向，对山丁提出的两个文学主张，即“乡土文艺”和“描写真实、暴露真实”，进行了具体阐释，认为其创作“真实地描写了下层人民的苦难，深刻地揭露日伪的统治罪行；把阶级压迫和民族矛盾结合起来，突出民族矛盾的内容；从民族经济的被破坏中，反映日本侵略者进行野蛮掠夺的本性；激发了人们的反抗意识”[27]。这是对山丁小说比较全面中肯的评价。孙中田的《〈绿色的谷〉与乡土文学》一文论述了山丁的代表作——《绿色的谷》的“乡土文学”色彩。认为它的“乡愁”正是“危亡的忧患意识”的体现，此外，它还“沿着文化的风尚，社会习俗、人伦道德等诸方面构成血肉丰腴的山村画面，不断地开掘着，深入到文化心态的层面，在荒蛮、暴虐、挣扎、固守、探寻、悖反中，反思着文化的历史，造成乡土人生的生命精神的悲歌”[28]。张毓茂的《评梁山丁的〈绿色的谷〉》一文还对《绿色的谷》的创作背景、主题、题材、人物等进行了全面评述，认为该作暴露了黑暗，歌颂了光明，揭示了家族制度的黑暗，具有鲜明的反封建色彩。
在秋萤研究中，高翔的《旧时代“送葬的歌手”——秋萤生活与创作道路略论》一文对秋萤的生平及创作进行了完整描述。作者将秋萤的小说题材分为三类，即“下层知识分子题材”、“矿工题材”、“贫苦农民题材”，并对每类题材的作品予以具体解读。认为这些作品“隐晦曲折地表现了侵略战争给东北人民带来的痛苦和灾难，对某些青年在民族危难时却自甘堕落、醉生梦死的情状，进行了抨击和嘲讽”[29]。此外，对于秋萤描写的矿工题材，作者也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是“对东北沦陷区进步的新文学题材的开拓”[30]。申殿和的《王秋萤创作论》也从秋萤的身世和创作历程谈起，对秋萤不同时期的创作成绩进行总结。认为秋萤的小说主要塑造了工人和知识分子两类人物形象，侧重于“从民族压迫的角度来表现人物的受辱遭难”[31]。
在古丁研究中，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包括黄玄的《古丁论——文学“乌托邦”梦者的悲剧》、冯为群的《评古丁的文学成就》、李春燕的《古丁文学意识中的爱国抗日思想》等。黄玄的文章匡正了以往评论界对于古丁的误读，认为古丁并不是所谓的“御用文人”，而是表面上与日本人逢场作戏，实际上却“绵里藏针，与敌人斗智”[32]。作者还肯定了古丁“写与印”、“冲破大寂寞、驰骋大荒原”的文学主张，认为其悲剧在于：“他选择了文学，他又被敌人选择；他想疏离政治，政治却扭曲、涂改了他对文学的种种思考”[33]。冯为群的文章从文学活动和创作实绩两个方面总结了古丁的文学成就。肯定了古丁“闯将行为”，他所创办的《明明》、《艺文志》等杂志使得“东北新文艺向着更加广阔的方向发展”[34]。在创作实绩上，古丁的小说“暴露了社会现实的黑暗；反映了一代知识分子的苦闷；注重对社会和哲学的人生追求”[35]。李春燕的文章围绕“《明明》的创刊动机”、“写与印”的文学主张、“对‘独立色彩’和‘感谢情调’的反对”三个方面，肯定了古丁的爱国抗日思想。
在关沫南研究中，周玲玉的《满族作家关沫南论》、刘树生的《关沫南小说集——〈流逝的恋情〉评识》是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周玲玉的文章全面概括了关沫南的创作活动，对他三四十年代的代表作《蹉跎》（小说集）、长篇小说《沙地之秋》《落雾时节》等进行了重点论述，认为这些作品取得了不逊于“东北作家群”的文学成就。此外，作者还对关沫南的“抗联小说”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散文、电影文学创作予以点评。刘树生的文章对关沫南中短篇小说集《流逝的恋情》中的作品进行了详细论述，认为其沦陷区小说是“炼狱的文学，可称为暗夜弥天中的异彩。读者可以在社会价值与审美价值的互补中，寻求它的历史美学品味”[36]。“抗联小说”则吸取了“东北作家群作品特色的烙印”、具有“独自的乡土文学特色”和“较高的民族的历史的审美视角和艺术品位”[37]。
在金剑啸研究中，洪均曾著《血浪沸腾金剑啸》一书，但此书侧重于讲述金剑啸的革命事迹，对其作品的评价较少。关沫南、董兴泉曾撰文系统评述过金剑啸的创作。关沫南的《搏击暴风雨的海燕——杰出的革命文艺战士金剑啸》一文完整勾勒了金剑啸的创作历程，高度评价了长诗《兴安岭的风雪》，短诗《赠别》、《企望》的思想意义。董兴泉的《金剑啸的革命文艺活动及其创作》一文对金剑啸的评述双管齐下，不仅总结了其革命文艺活动，而且还对其全部创作进行归类：略分为叙事诗、抒情诗、短篇小说、多幕剧、独幕剧、散文、绘画等。对其中的代表作品进行了细致评析。肯定了他在处理题材、安排结构、描绘形象等方面表现出的艺术个性。
在尹东柱研究中，韩国学者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金兴奎曾在《尹东柱论》一文中指出：“尹东柱诗作的价值在于他是时代的苦闷与个人的烦闷的统一体。他把个人的体验扩大为历史巨变的经验，讴歌了一个时代的生活与意识。同时，他把其在特定的社会和文化状况中的体验与人生的永恒问题联结在一起，引起了普遍的共鸣。”马光洙在《形而上的反抗诗人尹东柱》中评价道：“尹东柱的诗作不是单纯的反抗诗，应当正确地把握它，把它看作从总体上揭示根源性的问题的反抗诗。”这些都是对尹东柱诗作的中肯评价。国内的学者任润德、金京勋对尹东柱的研究比较深入。任润德的《略谈尹东柱诗歌的反抗性》一文，从主题的政治历史性、诗歌形象的时代性说明了尹东柱诗歌的反抗性。概括了尹东柱诗歌的三种反抗方式，即“描述民族的悲惨处境，唤醒民族的反抗意识”、“袒露其萌发于黑暗现实中的极度苦闷，表述其不惜为拯救民族献出生命的民族气节和坚定不渝的决心”、“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统治下的黑暗，期盼新时代的早日到来”[38]。金京勋的《孤独的对话者——尹东柱刍论》一文从尹东柱诗歌外在和内在的结构美出发，剖析了其诗作的精神世界。认为尹东柱诗歌的外部结构“往往通过诗的对象的心理呼应，以强烈的现实意识和二分法的宇宙观，采用作为对立统一体的两行一联的结构”，而内部结构则是“异象对立的因素”。其诗作在精神蕴藉方面，“既显示了东方人固有的特征，又有其反传统的一面”[39]。
在李旭研究中，全国权、雨田的《李旭民族史诗的历史地位》，全国权、紫荆、成子的《略论朝鲜族著名诗人李旭》是国内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李旭民族史诗的历史地位》一文认为李旭的诗作是“用抒情诗的形式写成的朝鲜族史诗”，它们“形象地体现了我国朝鲜族的历史遗迹、生活状况和对光明、自由与解放的憧憬和渴求”[40]。尤其是其抗战时期的诗歌，“采用象征和隐喻的手法，把自己的理想和体验加以形象化，以这样的难能可贵的诗篇，为我国朝鲜族的诗文学史增添了光彩照人的瑰宝，为我国朝鲜族文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41]。《略论朝鲜族著名诗人李旭》一文将李旭的创作分为三个时期，即“1924年发表处女作《生命的礼物》到1945年‘八一五’解放是其创作的前期”；“1945年‘八一五’解放到1966年‘文革’之前是其创作的中期”；“1966年到1984年是其创作的后期”。对每个时期的作品进行了详尽论说，尤其肯定了李旭诗歌中的战斗精神、乐观主义、浪漫色彩、象征手法和民族特色。
在金昌杰研究中，韩国学者张伯逸，国内学者张春植取得的成绩较为突出。张伯逸的《论朝鲜族著名作家金昌杰的短篇小说创作》一文对金昌杰抗战时期的短篇小说进行了品评。认为这些小说“以写实主义表现手法再现日帝黑暗时期朝鲜民族的生活、民族所处的矛盾地位以及民族的失望”，“表现和描述了对日帝的愤怒。愤怒是对外来的欺侮行为的抵制与反抗的情感”，小说在艺术上“擅长于运用幽默、谐谑、揶揄、讽刺的描写手法”、“又通过细腻入微的心理描写与行为描写，塑造出个性鲜明、性格活泼的人物形象”[42]。张春植的《论金昌杰的前期小说创作》一文对金昌杰的前期小说进行了客观、公正、全面、翔实的评价。提出一些新观点，认为《暗夜》并非是作者最优秀的短篇小说，“从作品结构的严密性、表现的主动性、主题的典型性和思想意识的尖锐性等角度看，《金昌杰短篇小说选集》有几篇作品是超过《暗夜》的”[43]，这一提法比较有创见。张春植同时还认为：金昌杰不仅写出了许多富有批判精神的作品，但也发表了一些迎合现实的庸俗之作。因此“不能把金昌杰当作共和国成立前朝鲜族小说史上唯一闪耀的明星来加以拔高”[44]，这些观点都是富有见地且切合实际的。
（二）对东北流亡作家的整体研究
对东北流亡作家的整体研究，实际上就是对“东北作家群”的研究。几十年来，对东北作家群的研究已开展得相当充分，取得了很多喜人的成果。根据不同的研究视角，我们试将以往的东北作家群研究分为三类。
第一，从“流派”的角度开展的研究。白长青的《论东北流亡作家群的创作特色》是较早探讨东北作家群“流派”性质的理论文章。该文首先描述了东北作家群的性质和创作特征，继而具体论述了东北作家群能否作为流派的问题。作者认为从作家经历、政治倾向和审美观、艺术风格等方面的一致性来看，“把他们归结为三十年代的一个文学流派，还是合适的”[45]。但由于东北流亡作家活动地点分散、缺乏有机的内部组织，创作又出现了流变，因此“应当说这是一个不够典型、不够完善的文学流派”[46]。王培元在《对东北作家群小说创作的再认识》一文中，也认为东北作家群是一个“在思想和艺术上未能获得充分发展的、不够成熟的文学流派”[47]。但即便如此，它仍是一个特殊时期的文学群体，具备一个文学流派的基础规模和主要特征。严家炎在《中国小说流派史》中，曾用“小说流派”的概念衡量了东北作家群的群体特征，认为东北作家群的创作属于现代小说史中的“准流派”。沈卫威的专著《东北流亡文学史论》则摆脱了“是否流派”的二元判断模式，在默认东北作家群流派特征的前提下，“从概念、关系、结构、形态、视角等方面切入并加以扩充，力求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东北流亡文学’这一新格局中对东北作家群进行衡照与定位定性”[48]。而且，沈著还将东北流亡文学分为萌生期（1931—1935年）、崛起期（1936—1938年）、低落期（1938—1940年）、回潮期（1941—1945年），且对每个阶段的创作特征进行了详尽的论述与总结，并与同时代的其他文学史现象进行横向比较，进而凸显出东北作家群的流派特征。
第二，利用传统的主题和艺术分析的方法进行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在东北作家群研究中占有很大比重。在宏观性的综合研究中，王培元的《试论东北作家群的小说创作》、白长青的《论东北流亡作家群及其创作》、逄增玉的《流亡者的歌哭——论三十年代的东北作家群》对东北作家群的创作主题及艺术特色进行了大体一致的评价和总结。其中逄增玉的文章比较有代表性。该文从东北作家群崛起的社会原因谈起，认为“东北作家群所处的故土沦陷、自身流亡的特殊境遇，以及由此促成的特殊的情感状态，是他们崛起的更为重要的和内在的原因”[49]。随后逄文对东北作家群30年代小说创作的主题和艺术倾向进行了全面梳理。认为东北作家群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首次大规模地将反帝主题引入新文学创作中，其作品大规模地描写了暴行和苦难，揭示了抗争的广泛性和普遍性、艰难性和复杂性，表现了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国际主义的历史融合；在审美风格上表现出阳刚、雄健的“力之美”。除了宏观性的创作研究之外，还有一些学者从微观视角来透视东北作家群。闫秋红的《论东北作家群抗战小说的复仇主义精神》一文对东北作家群创作的基本主题进行了延伸扩展，将抗日反帝与原始的复仇精神、英雄主义精神连接在一起。认为在东北作家群的艺术处理中，这种复仇精神与民族解放和现代国家的重建达成了默契。刘婕的《漂泊者的锚——论东北作家群的情感维系》一文重点剖析了东北作家群的情感寄托方式。分别从作品中的景物、人物、语言，漂泊流徙经历的描写中去探寻东北流亡作家的心理情感。李长虹的《东北作家群笔下的小镇生活——论〈北望园的春天〉和〈江南风景〉》一文评述了骆宾基、端木蕻良两部小镇题材的作品。认为这两部短篇虽未直言抗战，但却揭示了国统区高压统治下普通人的内心世界，以讽刺的笔调，曲折、含蓄地表达了抗战岁月中的阴暗、庸俗的人生，同时也显示出时代的风波在知识分子心灵深处的回响。属于“另一层次的、更深沉的抗战文学”[50]。逄增玉的《东北作家群创作的乡土色彩》一文侧重于从东北作家群描绘的东北地区的典型环境、社会生活内容、人物形象、自然景物、社会风习、地方语言中去发掘东北作家群创作中的乡土气质。谢淑玲的《东北作家群的审美格调》一文还分析了东北作家群创作的悲情之美、野性之美与自然之美。类似研究风格的文章还包括丁帆的《流亡文学群体的民族意识与生命意识》、阎丽杰的《白山黑水中的英雄豪气——东北作家群小说创作举隅谈》、谢淑玲的《东北作家群的东北情结》等。此类文章大都选择某个切入点来审视东北作家群创作。多将大主题和总特征拆分、细化，通过对某些具体问题的研究来获得一种整体识见，追求“见微知著”的研究效果。
第三，从文化学的角度开展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近年来呈现出旺盛的发展势头，产生了许多优秀成果。逄增玉的专著《黑土地文化与东北作家群》比较有代表性。该书分别论述了“日神文化精神”、“鸟图腾崇拜”、“胡子文化”、“萨满教文化”、“俄苏文化”、“恋母与寻根”、“多情重义”等独具特色的黑土地文化现象对东北作家群的深刻影响，“揭示了东北作家群及其创作特色生成的深层文化心理根源，突破了以往多从时代境遇、乡土色彩等显在因素着眼的局限”[51]。如在谈到东北作家群因故地沦陷而歌哭呐喊的外倾性心态和审美构造原则时，作者并没有单从东北作家的流亡处境去分析，而是从源远流长的“日神文化精神”着眼去探寻深层心理动因。类似的探索还包括通过“鸟图腾崇拜”分析东北作家群尚自由、喜漂泊的人格形态、借助“胡子精神”诠释东北作家群笔下的生存意识、生命意识和抗争挑战意识等。这些都无疑开辟了东北作家群研究的新途径。在研究论文中，李长虹的《论移民文化与东北作家群》一文追溯了东北的移民历史，并具体阐释了移民文化对东北土著文化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分析了移民文化精神对东北作家群的创作心态、题材选择、人物塑造的具体影响。张永的《论东北作家群小说的民俗叙事形态》一文从民俗文化描写的角度阐述了东北作家群的叙事形态，重点解析了萧红创作中的“启蒙叙事”、萧军小说中的“民间叙事”和端木笔下的“社会分析叙事”。阎立杰的《民俗文艺——东北作家群的抗战策略》一文认为东北作家群创作的许多作品都属于民俗文艺，并结合具体的民俗生活描写分析了民俗文艺的“二重性”、“地域性”、“集体性”特征。指出“民俗文艺是东北作家群的一种隐蔽的抗战策略……因为描写几乎融入人们集体无意识中的民俗，能唤起深入骨髓的思乡情，引起深深的风土人情之恋，而且能唤起更广泛的人们的思乡之情，有利于增强全民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的决心”[52]。此文并没有停留在简单撷取作品民俗生活事项的层次上，而是总结了民俗描写的基本特征同反帝抗战之间的紧密联系。
（三）对东北沦陷区作家的整体研究
对东北沦陷区作家的整体研究，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就已开始。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秋萤的《满洲新文学史料》、《满洲作家论集》等论著，山丁的《乡土文艺与〈山丁花〉》、小松的《夷驰及其小说》等评论文章。但由于这些研究大多是在日伪严酷的文化专制统治下进行，因此尚处于一种仓促、简单、孤立、零星的状态。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某些政治原因，东北沦陷区文学一度被视为“汉奸文学”，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禁区，“这给东北沦陷区文学的研究带来了极大的损失，不光是搁废了30余年宝贵的学术光阴，而且大量的原著和史料散佚，东北沦陷区文学难窥全貌，给后来学人的研究工作的再开展增添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53]。直到20世纪80年代，思想文化界的“拨乱反正”才使东北沦陷区作家的整体研究重获生机，并逐渐走向深入。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现在，现代文学界对东北沦陷区作家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综合研究。下面，我们就分三个阶段对这30年的研究做一大致评述。
第一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思想文化界的“拨乱反正”，东北沦陷区文学也摆脱了“汉奸文学”的阴影，学界对它的整体研究逐渐步入健康、有序的轨道。首先涌现出的是一些探索东北沦陷区文学研究观念、研究思路的理论文章。张毓茂的《要填补现代文学研究中的空白——以沦陷时期的东北文学为例》一文指出，必须要彻底匡正以往东北沦陷区文学研究中的“左”倾错误，重新评价沦陷时期的东北文学，还原东北沦陷区文学的历史本来面目。同时，还应尽快收集、整理几近丢失和散佚的东北沦陷时期的文学资料，组织编写《东北现代文学史》，以促进东北沦陷区文学研究的系统深入开展。此论文具有导向性意义，“它为东北沦陷区文学史的研究格局的科学构架奠定了理论基石”、“研究导向上的突破为东北沦陷区文学史的研究扫除了历史陈见和障碍，使其找到了自己的方向和价值所在”[54]。李春燕的《关于沦陷时期东北文学研究的思考》一文，强调要实事求是地看待东北沦陷时期的文学，不应武断地将其视作“妥协的文学”，而应充分考虑东北沦陷区文学所处的艰难政治处境，并认清其反帝抗日本质。此外，作者还主张“清除东北沦陷时期文学研究中的左倾思想”、“为研究东北沦陷时期的文学创作良好的环境”[55]。除了这些具有导向意义的理论文章之外，还有一些文章对东北沦陷区作家的创作进行了具体评述。冯为群的《东北沦陷时期文学概观》一文全面论述了东北沦陷区文学的性质、内容、基本特征、发展瓶颈等。认为“东北沦陷时期的文学是‘五·四’新文学的继续和发展”，“爱国抗日的主题是东北沦陷时期文学的突出内容”、“抗联文学是东北沦陷时期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描写真实，暴露黑暗，隐喻光明，是东北沦陷时期文学的基本特征”、“日伪对文艺的统治和摧残是东北沦陷时期文学不能健康发展的根本原因”[56]，此文是最早系统评述东北沦陷区文学的研究成果之一。金训敏的《东北沦陷区新小说的艺术特色和审美价值——东北沦陷区文学研究之二》一文将关注点集中于东北沦陷区小说的艺术性上。此文将“‘九·一八’事变后到‘八·一五’光复这十四年间挣扎在东北沦陷区的作家所创作的具有进步倾向和美好追求的小说”[57]称为“东北沦陷区的新小说”。指出东北沦陷区特有的历史背景和现实环境制约着作家的文化选择和艺术追求，形成了一种特有的文化心态。而这种特有的文化心态造成了东北沦陷区新小说形式的散文化倾向，布局的隐蔽性、高频使用隐语，特有的悲剧美、乡情美和形式美等艺术特征。
第二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对东北沦陷区作家的整体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取得了长足进展。出版了几部有分量的学术专著，高质量的研究文章也层出不穷。在研究专著中，冯为群、李春燕合著的《东北沦陷时期文学新论》，李春燕主编的《东北文学史论》，申殿和、黄万华合著的《东北沦陷时期文学史论》，孙中田、逄增玉、黄万华等人合著的《镣铐下的缪斯——东北沦陷区文学史纲》等具有代表性。《东北沦陷时期文学新论》收集了很多第一手资料，将东北沦陷区文学研究中的许多前沿性成果呈现在读者面前。探讨的内容包括东北沦陷区作家的创作心态，东北沦陷区文学的发展规律，东北沦陷区文坛的论争、东北沦陷区的社团组织和传媒形态等。“拓宽了研究的新视野，给今后的研究界提供了更多的研究线索”[58]。《东北文学史论》中的“东北沦陷时期文学总体论”部分，在宏观描述了东北沦陷区文学的参与意识、反抗精神、象征手法的基础上，将东北沦陷区文学分为初期（1931—1937年）、中期（1937—1941年）、后期（1941—1945年）三个阶段予以分别描述。作者在论述中紧密结合时代背景，全面、真实、客观地展现了东北沦陷区文学在日伪统治步步威逼下的迂曲求索。《东北沦陷时期文学史论》围绕“文学思潮”、“社团流派”、“作家作品”三个专题展开研究。在文学思潮研究中，侧重于考察“左翼”文学思潮、乡土文学思潮、外国文学思潮对东北沦陷区文学的影响，并详尽分析了东北沦陷区文学思潮的整体性、阶段性和地域性；在社团流派研究中，具体总结了冷雾社、夜哨作家群、文丛刊行会、文选刊行会、艺文志事务会等文学社团流派的产生、繁衍、演变过程；在作家作品研究方面，重点评析了金剑啸、山丁、秋萤、关沫南、袁犀的创作。《镣铐下的缪斯——东北沦陷区文学史纲》对东北沦陷区文学的几大创作群体——“文选”派、“文丛”派、“艺文志”派、“女性作家群”逐一进行评述。社团流派的发展轨迹、作家的创作活动、文艺主张、艺术探索等悉数纳入作者的评论视野，可视作对东北沦陷区文学风貌的全景式呈现。在研究文章中，较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包括李春燕的《东北沦陷时期的抗日文学》，逄增玉的《东北沦陷时期的乡土文学与关内乡土文学》，铁峰、高智琳的《东北沦陷时期的女性作家及创作特色》等。李春燕的文章探讨了东北沦陷区文学的反抗形式问题。对“直接描写”和“隐晦表达”这两种主要形式进行了具体解剖。认为“直接描写”常常是“抗联文学”所采用的形式，东北沦陷时期的大部分作品都选择了“隐晦表达”的斗争方法。具体包括象征，比喻，描写生活琐事、以小见大指向社会，触景伤情、表达人民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借用打倒英美的口号来激发人民的民族意识等。此文对东北沦陷时期具有抗战倾向的小说、杂文、诗歌的反抗形式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梳理，充分论证了东北沦陷区文学的抗战文学性质。逄增玉的文章对东北沦陷区的乡土文学与关内的乡土文学进行了比较研究。分析了两者在发生根源、创作倾向、所受的外来影响等方面的差异，这篇文章首次采用了比较研究的视角来研究东北沦陷区文学同关内国统区文学之间的关系，具有一定的拓荒意义。铁峰、高智琳的文章重点评述了东北沦陷区的女性作家及其创作。认为女性意识的觉醒、社会意识的增强、个性意识的伸张等因素导致了东北女性作家的崛起。她们的创作“多从自我意识出发审视现实，着眼于生活琐事与家庭生活，表现人格独立与自我完善”。在审美情趣上，“主要是表现女性的不幸遭遇和他们在逆境中独善其身。几乎所有的作品都流露出忧愁、抑郁、哀伤的情思”[59]。这些都是对东北沦陷区女性文学恰如其分的评价。
第三阶段是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应该说，经过了20世纪八九十代20年的研究，对东北沦陷区作家的整体研究已渐趋成熟。很多一般性的问题都已得到廓清，大的研究框架与格局也已基本确定。这一阶段的研究多以回顾和总结为主，也有一些研究文章体现出一定新意。高翔的研究专著《现代东北的文学世界》比较有代表性。该书相当于一部学术论文集，汇聚了作者二十余年的研究成果。但在结构设计上摆脱了单篇结集的模式，而是将不同类型的研究成果归类，分为中篇小说论、长篇小说论、文论研究、文本分析、作家论、东北与华北沦陷区文学比较研究等若干章节，既反映出作者的学术路线，又侧面映射出二十余年东北沦陷区文学研究的发展历程。在研究论文中，吉林大学李彬的博士论文《战争背景下的东北沦陷区文学与外来文学关系研究》使用了平行比较的方法，从文本的叙述方式、表达动机、接受效果等方面研究了东北沦陷区文学借鉴外来文学的态势。此论文的主要价值在于把战争背景下的东北文学与日本文学、俄苏文学、欧美文学生发的关联呈现出来。东北师范大学包学菊的博士论文《何以为家——东北沦陷区文学的家族家庭视界与叙事》，研究视角也比较新颖。它梳理了东北沦陷时期东北地域文学中广泛存在的家族家庭叙事类型，对其内在动因、表象特征、深层机制与文学史价值进行了全面解析。这些论文都试图寻找新的突破口，并借助一些外来理论来重审东北沦陷区文学，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开辟了东北沦陷区文学研究的新领地。但在这些研究中也存在着机械比附、简单问题复杂化、具体问题抽象化、理论概括模糊化等不良倾向。
（四）对东北少数民族作家的整体研究
在关于抗战时期的东北作家研究中，对东北少数民族作家的整体研究无疑是最薄弱的一环。迄今为止，尚未有系统性的研究专论问世。马学良、梁庭望、张公瑾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梁庭望、黄凤显合著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吴重阳的《中国少数民族现代文学史》，李云忠的《中国少数民族现代当代文学概论》，梁庭望、李云忠、赵志忠主编的《20世纪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编年史》等虽然都程度不同地评价过抗战时期东北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但整体性的理论描述非常有限。大多按照族别，对单个东北少数民族作家逐一展开论述，缺乏对群体特征的总体概括和评价。
高翔曾在《现代东北的文学世界》一书中提及“东北现代文学的多民族性”，这是少有的、以少数民族文学的视角整体观照东北现代文学的研究范例。高翔认为：“东北文学的多民族性，即其由汉民族文学与其他少数民族文学共同组成的构成样态，是这一地区文学历史的事实存在。在东北古代文学中，汉族文学就并非一花独艳，夫馀、肃慎、鄂温克、鄂伦春、靺鞨、契丹、女真等民族的文学，书写了东北文学史上色彩缤纷的一页。东北文学自发生之日起，经由唐、辽、金、元、明、清等文学历史发展阶段，自身之沉浮消长，无不与对中原文学的参与、借鉴、吸纳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作为中华文学肌体上的一部分，它吸吮着中原文学的乳汁而得以生存；作为华夏文学大海中的一脉，自有其奔腾不已的独特风姿而终归民族文学的汪洋中”[60]。这是“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生动体现。此外，高翔还论述了东北现代文学对东北古来有之的“多民族文学传统”的坚定继承，引入了“东北少数民族作家群”的概念，高度肯定了抗战时期的东北朝鲜族作家和满族作家、解放战争时期的壮族作家和彝族作家等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实绩，并讨论了东北少数民族文学和汉族文学的交叉互渗。高翔此书虽然对上述问题未作长篇大论，但却表现出整体研究东北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良好势头，对今后的系统深入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启示意义。
[1] 孙中田、逄增玉等：《镣铐下的缪斯——东北沦陷区文学史纲》，吉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82页。
[2] 姜志军：《论萧红小说的美学特征》，《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
[3] 韩文敏：《〈呼兰河传〉我见》，彭放等主编：《中国沦陷区文学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99页。
[4] 王富仁：《三十年代左翼文学·东北作家群·端木蕻良》（之二），《文艺争鸣》2003年第2期。
[5] 王富仁：《三十年代左翼文学·东北作家群·端木蕻良》（之四），《文艺争鸣》2003年第4期。
[6] 逄增玉：《论端木蕻良小说创作的两种追求与风格》，《河北学刊》2000年第1期。
[7] 王本朝：《论端木蕻良小说文体的文化意味》，《广东社会科学》1999年第4期。
[8] 李凤吾：《时代的画卷民魂的探索：试论萧军的长篇小说〈第三代〉》，《求是学刊》1983年第4期。
[9] 东方未明（茅盾）：《文学》第1卷第2期。
[10] 王吉有：《东北抗日文学的先声——评长篇小说〈万宝山〉》（摘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7年第1期。
[11] 周立波：《一九三六年小说创作回顾——丰饶的一年间》，载《光明》第2卷第2号。
[12] 转引自白长青、林建法《马加研究综述》，《当代作家评论》1997年第1期。
[13] 同上。
[14] 同上。
[15] 莫泊桑：《小说》，段宝林编：《西方古典作家谈文艺创作》，春风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第606页。
[16] 李怀亮：《骆宾基小说的艺术风格》，《山东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6期。
[17] 同上。
[18] 韩文敏：《从〈北望园的春天〉谈起——关于骆宾基三、四十年代的创作》，《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5年第4期。
[19] 谢淑玲：《从骆宾基的〈混沌初开〉看满汉民族心理的常与变》，《满族研究》2009年第1期。
[20] 董兴泉：《论罗烽的小说创作》，《社会科学辑刊》1986年第3期。
[21] 同上。
[22] 高擎洲：《为民族解放而呐喊——罗烽诗歌创作略论》，《社会科学辑刊》1982年第6期。
[23] 孙玉石：《穆木天：新诗先锋性的探索者——纪念穆木天诞辰一百周年》，《文学评论》2001年第6期。
[24] 杨聚臣：《从象牙之塔到十字街头：穆木天诗歌简论》，《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83年第2期。
[25] 陈方竞：《在现代化与民族化的双重变奏中——论穆木天的前期诗论和诗创作》，《长江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
[26] 同上。
[27] 冯为群：《梁山丁和他的抗日文学创作》，《社会科学战线》1993年第6期。
[28] 孙中田：《〈绿色的谷〉与乡土文学》，《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
[29] 高翔：《旧时代“送葬的歌手”——秋萤生活与创作道路略论》，《社会科学辑刊》1986年第3期。
[30] 同上。
[31] 申殿和：《王秋萤创作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3年第3期。
[32] 黄玄：《古丁论——文学“乌托邦”梦者的悲剧》，《社会科学辑刊》1991年第3期。
[33] 黄玄：《古丁论——文学“乌托邦”梦者的悲剧》，《社会科学辑刊》1991年第3期。
[34] 冯为群：《评古丁的文学成就》，《社会科学辑刊》1992年第4期。
[35] 同上。
[36] 刘树生：《关沫南小说集——〈流逝的恋情〉评识》，《文艺评论》1993年第3期。
[37] 同上。
[38] 转引自任润德《略谈尹东柱诗歌的反抗性》，《延边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
[39] 金京勋：《孤独的对话者——尹东柱刍论》，金学泉主编：《中国朝鲜族文学作品精粹·评论卷》，延边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61、471、472页。
[40] 全国权、雨田：《李旭民族史诗的历史地位》，《延边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
[41] 全国权、雨田：《李旭民族史诗的历史地位》，《延边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
[42] 张伯逸：《论朝鲜族著名作家金昌杰的短篇小说创作》，《延边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
[43] 张春植：《论金昌杰的前期小说创作》，《民族文学研究》2002年第4期。
[44] 同上。
[45] 白长青：《论东北流亡作家群的创作特色》，《社会科学辑刊》1983年第4期。
[46] 同上。
[47] 王培元：《对东北作家群小说创作的再认识》，《社会科学辑刊》1989年第4期。
[48] 逄增玉：《新时期东北作家群研究述评》，《文学评论》1990年第4期。
[49] 逄增玉：《流亡者的歌哭——论三十年代的东北作家群》，《文学评论》1986年第3期。
[50] 李长虹：《东北作家群笔下的小镇生活——论〈北望园的春天〉和〈江南风景〉》，《文艺争鸣》2007年第11期。
[51] 蒋心焕、马全应：《富有开拓意义的新成果——读逄增玉著〈黑土地文化与东北作家群〉》，《文艺争鸣》1997年第6期。
[52] 阎立杰：《民俗文艺——东北作家群的抗战策略》，《作家》2009年第3期。
[53] 高翔等：《东北沦陷区文学史研究五十年寻踪》，《沈阳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6期。
[54] 同上。
[55] 李春燕：《关于沦陷时期东北文学研究的思考》，《社会科学战线》1987年第4期。
[56] 冯为群：《东北沦陷时期文学概观》，《社会科学战线》1987年第2期。
[57] 金训敏：《东北沦陷区新小说的艺术特色和审美价值——东北沦陷区文学研究之二》，《吉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4期。
[58] 黄玄：《艰难的探索——〈东北沦陷时期文学新论〉读后》，《社会科学战线》1993年第4期。
[59] 铁峰、高智琳：《东北沦陷时期的女性作家及创作特色》，《学习与探索》1990年第4期。
[60] 高翔：《现代东北的文学世界》，春风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