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议题背后的价值取向

中国援建非盟会议中心的相关报道虽说只是一个个案，却也集中折射出西方、非洲和中国媒体在中非关系评论中的价值取向。^[26]在我们所选择的报道样本范围内，绝大部分报道，尤其是西方媒体和非洲媒体，并不仅仅是单纯停留在援建非盟会议中心的报道，往往还会在主题报道中穿插对中非关系的评价。这也使得我们在陈述数据、事实差异、归类议题的基础上探讨背后的价值取向成为可能。

（一）西方媒体：“竞争者”与“西方中心主义”

西方媒体关于中国援建非盟会议中心的相关报道普遍提及中国在非洲的推进与中非合作关系的迅猛发展，往往注重中非关系中的一些负面因素，如部分在非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不佳、冲击非洲当地生产行业等。这种现象并不仅仅局限于关于中国援建非盟会议中心的相关报道中，也体现在其他关于中非关系的评论性报道中。

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关注：第一，中国已经成为西方国家在非洲的强有力竞争者。西方媒体的报道内容体现出对非盟会议中心设计、规模、建设速度的钦羡，也透露出在与中国对比下，对西方国家在非洲的地位及其与非洲关系上的复杂心态。“竞争者”是西方国家对中国在非洲存在的角色定位。^[27]中国与西方在非洲的竞争并不仅仅只是停留在经济合作上，核心的竞争是文化、援助模式和制度性的竞争。经济收益是可以谈判的，而文化和制度上的竞争难以通过谈判来解决。在对非援助上，中国确实实践着一种与西方不同的援助方式。这种不同或许也是西方认定中国是“流氓捐助者”的根源所在。为了给中国这个“流氓捐助者”判断做佐证，西方国家尤其是体现在媒体上，充斥着“中国援助：全是为了石油、矿产、资源”、“中国使苏丹逃脱了因达尔富尔谋杀应受的惩罚”、“中国损害了增进非洲民主和人权的努力”、“中国的支持使罗伯特·穆加贝继续在津巴布韦掌权”、“中国的援助与贷款是‘不公平’补贴制度的一部分”、“中国以较低的环境和社会标准赢得商机”等言论。^[28]坦率地说，中国对非援助方式并非没有一点问题，但问题并不体现在上述言论中。

第二，西方媒体报道的客观性。我们并没有将西方媒体在中国援建非盟会议中心的报道归类为正面或负面，其主要原因是相关报道难以作出类别化。很多报道的内容既涉及所谓的中国“新殖民主义”，也提及中国在非投资给非洲经济发展带来机遇。也就是说，负面和正面的评价都有，似乎也展现出所谓的“客观报道”，也符合西方媒体普遍的价值取向。为了防止过度解读，我们对英国广播公司和路透社的报道进行简单的估算：在英国广播公司和路透社的报道中，客观信息陈述分别占总篇幅的77.5%和81.5%，正面评价占7.8%和6.4%，而负面评价占14.7%和12.1%。^[29]对于西方媒体的负面评价，草率地归结为“阴谋论”，并没有多大的说服力，重要的是西方媒体对中国在非洲的积极作用过于漠视；再退一步来说，如果说西方媒体报道依照自身的新闻报道惯例，报道本身不宜作评价的话，那么这种报道对中非关系也会带来消极的影响，尤其是涉及一些虚假或没有来源的数据和信息。

西方媒体相关报道的中国“竞争者”定位和“客观中立”的报道立场，依然反映出西方中心主义和话语霸权。对中国与非洲在资源上的合作过多强调和夸大，缺乏对自身的反思，采用双重标准就是这种西方中心主义和话语霸权的直接体现。根据龙刚（Antoine Roger Lokongo）的分析，在与西方国家签订的采矿协议中，刚果（金）政府能拿到的收益不超过17%，而在与中国签订的采矿协议中，刚果（金）政府至少能拿到32%。^[30]

客观地说，西方媒体以及西方国家在中国对非援助方式的批评，如果武断地斥之为“阴谋论”，这只是一种简单而又草率的判定。西方中心主义与话语霸权的根源在于“角色错位”，也就是说，西方国家与媒体将自身现行的政治经济制度兜售给依然处于现代化转型中的发展中国家。暂不论这种做法所产生的结果，单就历史经验而言，西方发达国家确实是通过使用那些向发展中国家推荐的政策和制度而得到今天之地位的吗？恰恰相反，发达国家并非如此。可西方发达国家却在坚持要发展中国家采用那些它们从来没有为发展而使用过的政策和制度，它们在“踢开梯子”。或许，这种“角色错位”是出自善意，它们也想让发展中国家获利，但对发展中国家却没有好处。事实上，这甚至比基于赤裸裸的民族利益之上的“踢开梯子”更危险，因为自以为是比利己主义更难对付。^[31]

（二）非洲媒体：“非洲尊严”与悲情式的反思

非洲媒体关于中国援建非盟会议中心的相关报道，也反映出“中国在非洲的舆论环境发生了明显的变化”。^[32]在我们所选择的非洲媒体10篇报道样本中，有8篇报道在评论非盟会议中心接受中国援建时涉及对非洲自身发展道路反思与“非洲尊严”的维护，主要观点有：（1）非洲接受的此次捐赠反映出非洲不能主导自身的发展议程，并认为中国可以利用此次捐赠更多地获得非洲的资源；（2）与捐赠本身所体现的问题相比，非洲自身的问题更大，“我们需要寻求一条出路。非洲需要更加努力，在多方面付出努力，以摆脱目前的局面”^[33]；（3）非盟总部由外人而不是非洲人建造并是一件合时宜的事，因为它是非洲团结、政治及经济进步的体现和象征，也应成为整个非洲大陆认同的标志物，不是由非洲人建造是对非洲人能力和志气的否定；（4）非洲领导人接受中国捐赠的这座建筑让非洲人蒙羞，宁愿打光棍也不要别人安排婚姻（It's better to remain a bachelor than that somebody married a wife for you），唯一明智的答复是礼貌地拒绝，将非洲总部应该转作购物中心。^[34]

对非洲来说，非盟会议中心与坦赞铁路在项目属性上确实不同，前者的象征意味要比后者浓厚的多，且非盟会议中心项目与市场化操作的其他国际合作项目也不同，更与美国接受法国赠送的自由女神像迥异。非洲媒体在相关报道中，除了有些犬儒主义式的过激评论和背景信息错误外，其对“非洲尊严”的维护和自身发展道路的反思，并无不妥之处。这从另一侧面也反映出非洲媒体对非洲国家发展现状的不满，以及对非洲国家未来的期待。

（三）中国媒体：独白式的“友谊说”

就中国媒体而言，我们重点选择新华网、人民网共五篇具有代表性的报道。中国其他媒体关于中国援建非盟会议中心的报道，主要援引新华网与人民网的报道内容。^[35]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华网与人民网的报道是“源”信息。五篇具有代表性报道的主要内容如下：（1）报道非盟会议中心落成典礼情况；（2）介绍非盟会议中心的建筑构成；（3）中国援建非盟会议中心的评价。事实陈述抛开不谈，两大媒体有一个共同的评价：中国援建的非盟会议中心“被誉为中非传统友谊和新时期合作的里程碑”^[36]。

严格说来，中国对非援助，无论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还是20世纪90年代后，无论是无偿援助、低息贷款还是“一揽子工程”、“友谊说”的解释力正在变得越来越小，这里并非是说，“友谊说”没有解释力，而是说“友谊说”的解释力已经不足以解释中国对非援助的动机。但是，中国对非援助也绝非只适用于西方援助理论的逻辑，意识形态、历史境遇、中非领导人的情感、经济收益等众多因素掺杂在一起，单个的因素均无法解释中国对非援助的动机。

中国媒体的“友谊说”也反映出中国外交中的话语困境，即“中国的文化缺少对于世界的描述，只是不断地叙述自己，而缺少一个交互的关系……缺少一套关于自己行动的叙述”。^[37]就中国媒体关于中国援建非盟会议中心的相关报道而言，也并不能说只是不断地叙述自己。相关报道也援引了西方、非洲媒体的评论，只是选择标准过于单一，过滤了批评声音，更缺乏对批评声音展开回应、澄清事实的自觉和意识。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媒体在关于中非合作上的独白式“友谊说”正在悄然发生变化。中青在线在“建成非盟总部大楼的中国人”访谈中，明显展现出对西方和非洲媒体一些不实指责的潜在回应：建筑材料原本设想使用埃塞俄比亚当地石材，但当地加工水平不足以满足设计师的要求；建筑设计过程中，充分考虑到非洲人的审美观；兑现中非建立双赢合作伙伴关系的承诺。^[38]近来，中国媒体关于广西“上林帮”在加纳的淘金、中国在非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等也给予了关注和报道，充分展现出从独白到对话和合作的演进。^[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