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敦煌占卜文书的研究概况
敦煌占卜文书自问世以来就为人们所注意和研究，但迄今为止，尚无人对其做过系统的全面的整理和研究。一般说来，以往对个别文书个别典籍的研究比较多；对某一类占卜典籍的研究比较少，大概只有对“梦书”类文书和“卜法”类文书的研究比较突出[6]。以下就以往研究中的重要者做一个大致的介绍。
王重民在《敦煌古籍叙录》[7]（以下简称“王氏《叙录》”）中汇集了他人（主要是罗振玉、王国维、陈槃）以及自己的研究成果，涉及的敦煌占卜典籍有《易三备》、《灵棋经》、《白泽精话图》、《阴阳书》、《星占书》、《七曜星占书》、《相书》。这些研究主要从占卜典籍的内容、撰写经过、著录及流传情况，以及与当时占卜术的关系等方面入手，虽是解题性质，但对理解敦煌占卜典籍，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涉及的文书种类不多，每种只有两三件，这与当时阅读敦煌文书不易有直接关系。1986年黄永武在此书基础上又编写了《敦煌古籍叙录新编》[8]（以下简称《叙录新编》），在上述各类占卜文书中增加了一些近人的研究成果，但极少，计有《白泽精怪图》5篇、《星占书》1篇、《七曜星占书》2篇、《相书》1篇。在各类文书中又附录了一些原件，但其中有的归类不确，比如《星占书》类中附录的两件所谓《星占书》其实一是《宅经》，一是“禄命”类、“宅经”类文书。
高国藩《敦煌古俗与民俗流变》[9]（以下简称“高氏《古俗》”）主要从民俗的角度研究敦煌占卜文书，涉及的文书有：卜法类3件、相书类9件、符咒类文书中与占卜相关的2件[10]、算命类2件、杂占类4件、梦书类4件、择日类1件、七曜日占类4件、宅经类4件。后又写有《论敦煌唐人九曜算命术》一文[11]。高氏的研究入手早、涉及面宽，在推动占卜文书研究方面功不可没。他的研究的特点是将占卜与民俗相联系，所引文书大部分都有录文。缺点是对整个占卜体系了解不够，录文错误甚多，由此引发的议论很多并不能成立。
法国学者马克（Marc Kalinows.ki）《敦煌数占小考》[12]（以下简称“马克《数占》”）研究了敦煌占卜文书中的“卜法”类，涉及的卜法有：五兆卜法、易占法、十二钱卜法、灵棋卜法、周公卜法、管公明卜法、孔子马头卜法、摩醯首罗卜法、缺名占法、周公孔子占法，涉及的文书有28件。马克主要从数术史的角度进行研究，着重分析演卦法，认为这些卜法都是“数占”，“属于世界上通行的偶算卜”。文章的分类和定名还有可商榷处。
日本学者池田温主编的《敦煌汉文文献》[13]中收有菅原信海著《占筮书》一章（以下简称“菅原《占筮》”）。菅原氏在此章中介绍了十五类占卜文书，即一、周易，二、易三备，三、灵棋经，四、白泽精怪图，五、瑞应图，六、阴阳书，七、宅经，八、解梦书，九、星占书，十、相书，十一、占卜书，十二、运命占，十三、卜筮书，十四、太史杂占历，十五、孔子马头卜法。菅原氏的分类是值得商榷的。第一，《周易》一般视作“经”而不被视为占卜书，《瑞应图》在唐以后一般也不被视为占卜书。第二，所分的十五类中，有的只是一种书如《灵棋经》，有的却是一类书如“星占书”，标准不一。第三，有些种类所指不明，如“占卜书”和“卜筮书”。从大的方面说，所有占卜文书都可以归入“占卜书”，故此处的“占卜书”指什么就让人弄不明白了。同样，“卜筮书”也是一个大类，它和“占卜书”类在内容上有相当的交叉。此外，即使依菅原氏的分类，也有不妥之处，如将“悬象占”归在“占卜书”类而不入“星占书”，又将“太史杂占历”单为一类，等等。菅原氏文章提到的占卜文书，除去《周易》和《瑞应图》外，共有87件，其中有5件重复，故实有82件。但其中也有一些错误，比如将法藏文书错写作英藏文书等。
谢和耐等著、耿昇译《法国学者敦煌学论文选萃》[14]（以下简称“法国《论文》”）收有5篇有关占卜的文章，即茅甘《敦煌写本中的“五姓堪舆”法》、《敦煌写本中的“九宫图”》、《敦煌写本中的乌鸣占凶吉书》，戴仁《敦煌写本中的解梦书》，侯锦郎《敦煌写本中的唐代相书》。这几篇文章初发表于法国《敦煌学论文集》第1卷至第3卷（1979—1984年）和《远东学刊》1987年第3期，是研究敦煌占卜文书比较早的文章，可惜国内受语言影响，大部分学者直到1993年以后才读到这些文字。这些文章对所涉占卜文书介绍多，研究少，有的附有录文，但录文有些错误。
郑炳林、羊萍的《敦煌本梦书》[15] （以下简称“郑氏《梦书》”）在戴仁、高国藩、刘文英等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敦煌梦书进行了全面研究，是研究敦煌梦书的集大成者。郑氏在此书中不仅对敦煌16件梦书全部作了录文，而且分别研究了“敦煌本梦书整理研究中的有关问题”、“敦煌本梦书分类定名与年代判定”、“敦煌本梦书比较研究”，以及“敦煌本梦书产生的历史背景”，内容比较翔实。
季羡林主编《敦煌学大辞典》[16] （以下简称《敦煌辞典》）关于占卜文书大致有以下条目：解梦书、相书、阴阳书、易占法、周公卜法、周公孔子占法、孔子马头卜法、李老君周易十二钱卜法、五兆经法要诀、管公明卜要诀、逆刺占、孤虚占、推产妇何时产法、推十二时人命相属法、推人九天宫法、太史杂占历、手诀、推九宫行年法、易三备、纳音甲子占人姓行法、乌鸣占、摩醯首罗卜法、杂卦书、杂占书、各世游魂六十四卦、推符天十一曜星命法、宅经、护宅神历卷、葬录、堪舆书、九宫图、白泽精怪图、灵棋经。提到的文书有103件，除去重复，计有文书96件[17]。限于辞典性质，书中没有对占卜文书进行分类，但将“灵棋卜法”归入道教、将“白泽精怪图”归入四部书，归类似有不妥。辞典中有关“卜法”文书部分基本来自前述马克的文章。辞典在文书的定名、解释中存在着一些可商榷处。
除这些集中的研究外，还有一些零散论文，我们将在以下论述的相关处提到。
通过以上介绍，我们可知以往的研究具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研究不够全面。前述论著中提到文书最多的是《敦煌辞典》，但也只有90余件，不足全部敦煌占卜文书的三分之一。二是由于研究的不全面，即对敦煌占卜文书的全貌不够了解，因此在分类、定名、录文等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不足。三是就某一类文书的研究而言，马克《数占》和郑氏《梦书》都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但前者偏重于演卦，对当时的历史文化涉及不多。
鉴于这种情况，本书首先将着重介绍敦煌占卜文书的分类。考虑到叙述的方便，拟将敦煌占卜典籍在书目（主要是《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中的著录情况，以及敦煌占卜典籍与传世本的异同都放在各类文书中一并研究。这样或可避免叙述的重复和混乱，也有利于读者的掌握和比较。
[1] 英藏敦煌文书据《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1—14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1995年版），文书主要用“S”、“CH”表示；法藏敦煌文书据《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1—3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2005年版），文书用“P”表示；俄藏敦煌文书据《俄藏敦煌文献》1—1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2001年版），文书用“Ф”或“Дx”表示；国图藏敦煌文书据《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1—146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2012年版），文书用“BD”表示；日本藏敦煌文书主要据《杏雨书屋藏敦煌秘笈·影片册》1—9册（武田科学振兴财团2009—2013年版），文书用“羽”字表示。其他一些散件，分别见于《贞松堂藏西陲秘籍丛残》（收入《敦煌丛刊初集·七》，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版），《甘肃藏敦煌文献》（甘肃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浙藏敦煌文献》（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敦煌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上海图书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等。
[2] 这些目录主要指商务印书馆编《敦煌遗书总目索引》，中华书局1983年版；黄永武：《敦煌遗书最新目录》，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1年版；《英藏敦煌文献》的目录以及《俄藏敦煌文献》的目录等。
[3] 《历日》的主要性质是记年月，其中涉及的占卜术主要是选择，内容多已见于其他文书，故此处不将其归入占卜文书范围。这样做也符合传统的分类方法。
[4] 但如《灵棋经》，虽然收入《道藏》，却又是传统的术数著作，将它放在“占卜”类中更符合实际。《四库全书》即将其列入“子部·数术类”。
[5] 一般而言，除俄藏敦煌文书外，同号文书的正、背面，算作两件文书。
[6] 现在则对“相书”类、“宅经”类、“葬书”类、“禄命”类文书都有研究专著出版。详见王晶波《敦煌占卜文献研究的问题与视野》，载《敦煌研究》2011年第4期。
[7] 中华书局1979年版。
[8] 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年版。
[9] 河海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10] 本书对占卜文书的分类中没有“符咒类”，高氏所举两件文书分别归属在“宅经类”和“占病类”中，说详后。
[11] 文载中国台湾《第二届国际唐代学术会议论文集》，文津出版社1993年版。
[12] 文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研究报告《中国古代科学史论·续篇》，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91年3月，第131—156页。
[13] 属《讲座敦煌学》系列的第5卷，大东出版社1992年版。
[14] 中华书局1993年版。
[15] 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
[16] 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版。
[17] 96件文件中还有若干件是藏文占卜文书。这些文书不在本书的探讨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