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南诏历史研究的历史状况和现状
南诏历史是中国民族史和云南地方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元、明、清三代即有不少居滇学者、旅滇官宦进行过研究，编撰了许多著述。
明朝统一云南后，一方面，进入云南的明朝将领和官吏们，怀着大汉族主义的心理，抱着对少数民族文化排斥的态度，销毁了自南诏、大理以降到元朝的云南地方档案文书、历史资料，以及官方保存的少数民族典籍等。清代师荔扉在《滇系·沐英传》按语中即揭露：“自傅、蓝、沐三将军临之以武，胥元之遗黎而荡涤之，不以为光复旧物，而以为手破天荒，在编之典籍，在野之简编，尽付之一炬。”[7]
另一方面，大量汉族屯军及移民进入云南，明朝政府又有意识地在云南社会推广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汉文化，许多本身受汉文化影响很深的民族，开始阅读儒家经典，倡导儒学，重视科举，云南文风也开始盛行，社会风气发生变化，这无疑为云南古代文化史上的一个盛世奇观。
在这样一种社会环境的熏染下，在明代中后期，出现了云南历史上南诏历史研究的第一个高潮。在儒学科举文化教育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云南汉族、白族知识分子，以及一批宦游或谪居入滇的汉族知识分子，改变了元朝知识分子对南诏、大理故事仅仅进行耳闻目睹的记录，掀起南诏历史研究高潮的开山之作，为弘治二年（1489）中举的大理白族举人杨鼐的《南诏通纪》十六卷，该书大约著于正德年间（1506—1521），后为嘉靖初在大理为官的蒋彬等人所看到，并为其著作《南诏源流纪要》所借鉴。王叔武在《〈南诏通纪〉叙例》中评价是书：
明杨鼐所著《南诏通纪》，在云南地方史学的著作中，具有一定的划时代的意义。在它以前的云南地方的史学著作，如《白古通记》、《玄峰年运志》、《西南列国志》（见陈鼎《蛇谱》）和称为“白史”的一类书，都是用少数民族语言写的，内容是史实与神话杂糅，没有脱离宗教的束缚。这股涓涓泉流，还有待于汇入我国各族的浩瀚的史学海洋。《南诏通纪》的作者杨鼐是白族，他首先把这些记载翻译整理出来，并大量吸收我国内地的先进的史学成果，写成这部书，从而把云南少数民族的著作汇入我国的史学海洋，为进一步发展云南各族历史的研究，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继之而起的，如《南诏流源纪要》、《南诏事略》、《纪古滇说集》（伪托宋人）、《南诏野史》、万历《云南通志》、《滇略》、《滇史》、《僰古通纪浅述》（伪托元人）、《滇考》等书，都直接或间接地取法于这部书。从而，它对这批云南地方史学著作是具有筚路蓝缕之功的。[8]
《南诏通纪》的出现，立刻引起了一部分在滇的内地汉族知识分子的重视，时任迤西兵备道副使的蒋彬在《南诏通纪》的直接影响下，于嘉靖十三年（1534）完成了《南诏源流纪要》。此后，谪居云南的杨升庵也根据《僰古通纪》等，完成了《滇载记》的著述。与蒋彬、杨慎同时的云南巡抚顾应祥也编纂了《南诏事略》一书。《僰古通纪浅述》最早的作者，也属于这个时期中的一员。
万历初，弃官回乡隐居的大理白族学者李元阳，在所编纂的万历《云南通志》专门编纂了《羁縻志》，[9]以记录包括南诏、大理历史在内的云南地方历史。这些著作中，以昆明人倪辂在万历年间辑录的《南诏野史》最有代表性，此书后来有数种改订本，仍是倪辂原书（明淡生堂抄本、清环碧山房抄本）的史料价值最高。
《明史·艺文志》中，记录下来的这一时期有关南诏历史的著作分别有：杨慎《滇载记》一卷、倪辂《南诏野史》一卷、李元阳（万历）《云南通志》十八卷、杨鼐《南诏通纪》（十六）卷、诸葛元声《滇史》十四卷等。[10]而倪辂《南诏野史》最初的抄本——淡生堂抄本末页，也附有《南诏野史》引用的书目，除郭松年《南诏纪行》、张道宗《纪古滇说原集》、杨鼐《南诏通纪》、蒋彬《南诏源流纪要》、杨慎《滇载记》以外，还有一部名为《南诏史》的著作，[11]不知道是何人编撰，但未传世。
万历末期，诸葛元声所著的云南地方通史《滇史》中，有大量篇幅叙述南诏、大理史事。《滇史》的体例为清代有关南诏的著述所继承，后出现了冯苏的《滇考》及倪蜕的《滇云历年传》等著作。除《通史》、《通志》记录外，流传到今天的《南诏源流纪要》、《滇载记》、《南诏野史》等，皆为关于南诏、大理历史的专门著作。
《南诏野史》等书保存了一些史料，但此类著作是在旧的封建思想意识指导下写成，书中迷信与传说杂糅，以传统史学标准来衡量，不仅不能反映南诏历史的真实情况，更不能够满足现代人的需求。
抗日战争期间，由于西南联大以及一批学术研究机构的存在，昆明成为当时中国学术研究中心。其中有一批学者关注，并潜心研究南诏历史，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迁往台湾地区的芮逸夫、留在大陆地区的向达，包括云南本土学者方国瑜等人，又掀起了南诏历史研究的高潮。由于采用了科学的思维方式、新的视角，以及科学的研究方法，这一时期对南诏历史的研究，无论深度还是广度，都超过了任何一个历史时期。
老一辈学者的著作包括：方国瑜《云南民族史讲义》、江应梁主编《中国民族史》、马曜主编《云南各族古代史略》和《云南简史》、尤中《中国西南民族史》、《云南民族史》，以及《彝族简史》、《白族简史》、方铁主编《西南通史》等，这些著作学术价值极高，其中都有专门篇章叙述南诏史，但都不是专门研究著作。另有对南诏史资料进行整理的著作，这类著作学术价值极高：向达《蛮书校注》、王忠《新唐书南诏传笺证》、赵吕甫《云南志校释》等。而尤中《南诏史话》和《南诏史概要》，李昆声、祁庆富《南诏史话》、邵献书《南诏大理国》等，对南诏历史都有一定的研究，但更多的是知识普及性的著作。
海外研究南诏史的不多，香港地区林旅之《南诏大理国史》、台湾地区江鸿《南诏兴亡之追踪》，为利用部分南诏文献、文物资料编写出的，既无对南诏历史进行深入研究，学术理论价值也不强。台湾地区李霖灿的《南诏大理国新资料的综合研究》，对南诏历史资料进行梳理；另外台湾地区王吉林《唐代南诏与李唐关系之研究》以及美国查尔斯·巴克斯著、林超民译的《南诏国与唐代的西南边疆》，论述唐与南诏国的关系，均有很高的学术理论价值。
中央民族大学和云南大学等高校，以对南诏历史进行专题方面的研究，先后培养了一批博士，他们的论著代表了新一代学者南诏史专题研究的最新成绩，如傅永寿《南诏佛教的历史民族学研究》、陈斌《南诏国大理国内外关系》等，但也都不是全面研究南诏史的专门著作。谷跃娟《南诏史概要》于2007年10月出版，对南诏史的研究相对全面，但很多领域并未涉及，也不够深入。其余则多属于研究性不强的通俗普及性著作。
这60多年来对南诏历史某个方面进行专题研究的论文，数量庞大，如以刘尧汉的《南诏统治者蒙氏家族属于彝族之新证》为代表。专门结集的论文集就有：杨仲录等主编的《南诏文化论》、林超民主编的《南诏大理历史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陈吕范主编的《泰族起源与南诏国研究文集》、张旭主编的《南诏·大理史论文集》和大理白族自治州南诏史研究学会编的《南诏史论丛》（第一、第二集）等。
纵观南诏史的研究历程，在文献、文物资料的系统整理、解读等方面已做了大量的工作，这为后人做进一步的全面研究奠定了雄厚的基础。但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在研究中没有严格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用偏颇的眼光看待问题，导致了对历史资料的曲解和误读，因此出现了一些错误的观点和得出了一些错误的结论。
过于意识形态化的说教，不仅扭曲了最基本的专业领域的分析和判断能力，并将正常的研究导入歧途，结果是最后的结论与最初的问题牛头不对马嘴，甚至风马牛不相及。危害性更大的是，由于先入为主的误导，严重干扰和妨碍了后继者的视野，师承与盲从，导致了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做到突破权威们划定的圈子。
目前对南诏史的研究依然欠缺很多，甚至落后于继其后的大理国史研究，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对南诏史的研究缺乏总体性、完整性，在许多方面的研究深度也不够，如南诏经济方面、宗教方面。
2.在“左”的思想氛围中形成误区，如定“无贵贱皆耕”的南诏为奴隶制，又认为被权臣篡夺而覆没的南诏为奴隶制没落等。
3.对史料解读分歧而引起的许多争论依然悬而未决，如南诏建国时间、滇东三十七部的形成等问题。
4.新文献的补充、新考古发现和文物新资料的利用，没有得到体现。
5.对南诏史部分领域研究，如政治结构转型、南诏境内民族重新分化组合，至今依然不足。
6.众多新的研究成果仍处在分散状态，如南诏经济方面、佛教方面等，没有得到及时吸收和全面整合。
[1]向达：《南诏史略论》，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92—193页。
[2]（宋）欧阳修等修纂：《新唐书》卷58《艺文志二》，中华书局1975年版。
[3]（元）脱脱等修纂：《宋史》卷203《艺文志三》，中华书局1985年版。
[4]方国瑜：《〈白古通纪浅述〉概说》，《云南史料目录概说》，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612—613页。
[5]方国瑜：《〈南诏野史〉概说》，《云南史料目录概说》，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81页。
[6]梁晓强：《〈东川府志·东川府续志〉校注》，云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7]（清）师范修纂：《滇系·典故系》第6册，光绪十三年（1887）云南通志局，第14册第32页。
[8]王叔武辑：《云南古佚书钞》（增订本），云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91—92页。
[9]（明）李元阳修纂：万历《云南通志》卷16《羁縻志·南诏始末》。
[10]（清）张廷玉等修纂：《明史》卷97《艺文志二》，中华书局1974年版。
[11]（明）倪辂：《南诏野史》，淡生堂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