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度

欧阳桢(Eoyang，Eugene Chen)著：《双面镜：中西比较文学的跨文化视角》 (Two-way Mirrors: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s in Chinese-Western Comparative Literature)。马里兰州拉纳姆；牛津：列克星敦出版社(Lanham，Md.; Oxford: Lexington），2005年。250页。ISBN:9780739105009

该书讨论的主题是跨文化研究的反射性和自反性，同时阐明了研究对象和研究主体。该书的中心形象如同橱窗，透明（用以展示商品）而反光（反射出潜在顾客的形象）。这种司空见惯的现象使单面镜效果加倍，单面镜只能让人去看却不能被看到。橱窗玻璃既能反光又透明，所以我把它称为“双面镜”。

本书共12章，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第1—5章）指出，在东西方不同且对立的诗学前提下，“两极范式”是并列的而不是对立的，要求作亦此或彼的选择，当作为补充时，允许彼此作价值上的阐释。第二部分（第6—10章）“后现代视角”，分别从亚洲和西方视角，双向论述了全球化和后现代主义问题。第三部分（第11—12章）“知识全球化/全球本土化”，研究了世界全球化和本土化的辩证过程，我将这种现象称为“全球本土化” (glocalization^[1])。

第一部分 两极范式

1.雅努斯^[2]的两面：中西方文学联系

本章以比较研究领域为立足点，从互补性视角，说明了两个指示性的偏见（关于参照中心和参照系的偏见）；指出了仅从“发现者”而非被发现文化的角度研究历史的片面性；分析了交流史研究（历史所证明的）、语境研究 (文本启发式的）、综合研究（文化交融）三者之间的区别。

2.比较的思考：西方东化和东方西化

本章研究了中西方思维模式中潜在的逻辑体系和各自采用的方法，这种思维模式会使双方对同一问题产生不同的理解。此外，本章也探讨了序列逻辑中的不同侧重点、“个体”的观念、错误的比较和无意义比较的陷阱以及对两极视角的需求。

3.失落的经典：非西方文学的挑战

本章对比了中西方传统中经典的概念和范例，并指出一种文化传统的标准并不适用于另一种文化。本章还研究了文学评价中截然不同的侧重点：对后浪漫主义西方所反对的“陈词滥调”和中国传统文化所推崇的“老生常谈”进行了对比。

4.竞赛与仪式：东西方视角

本章比较了西方文化和亚洲文化中作为话语方式（和法律认可）的竞赛和仪式的基本原理，研究表明：不同形式的修辞在劝告或增强论点说服力的过程中确实发挥着作用。西方（和现代）强调对相互排斥且对立范畴内的问题进行分析，与亚洲文化对对立范畴的处理方式形成对比，亚洲文化认为对立的范畴并不是互相排斥的。

5.文学中的伦理学和美学：比较性视角

通过对比中国传统文学的“文以载道”理念和后浪漫主义的艺术高于道德的理念，本章阐明了艺术品质和伦理美德之间的关系，并分析了两种文学共有的真实性和矛盾性的假设：现代西方普遍流行的观点认为内在本质和外在表象之间是分离的；中国美学和哲学普遍认为，外在表象体现了内在本质，注重能体现内在美德的礼仪和仪式。本章还讨论了两种文化中有关“美”这一概念看似对立的原则：美是永恒的（柏拉图等人的观点^[3]）；美是短暂的（禅宗教徒和华莱士·史蒂文斯等人的观点）。本节还从跨文化视角讨论了一些艺术价值的观念——独立存在、连贯一致、绝对真理的观念。本章结尾阐释了“权利”和“仪式”在它们各自传统中的关系。

第二部分 后现代视角

6.熟悉和陌生：全球化的主观体验

本章讨论了知识心理学、“熟悉事物”作为发现手段和发现障碍时两者之间的联系、作为 “熟悉事物”延伸物的“陌生事物”与“完全不同的事物”之间的相互融合以及作为无法理解的 “他者”的“陌生事物”等问题。该章还审视了“镜像”中看见和被看见的二重性，它引起的并非是颠倒的自我复制，而是民族优越感的折射。“行为地方化，思维全球化”这一两极化的箴言被认为矫正是“地方特色霸权”的方法。人们认为这一箴言可用于全球化范式的分析，在此分析中，翻译的复杂性可视为一个具有启发性的范例。本章也研究了全球的“文化混合主义”思想。

7.后现代主义和传统的东亚文学

如果不以西方为参照，可能会有现代主义的概念吗？要实现现代化是否必然要西化？现代化是否为以科技之名强加的西方霸权？所谓的“亚洲时代”是否仅仅为西方的亚洲化视角？在使“我们/他们”这一思维模式逐渐弱化成为可能时，互联网技术会产生何种影响？加快哈贝马斯所说的“互惠互利的了解工作”又会产生何种影响？随后，本章分析了四组“对立与对照之区别”：原创与典故、浩繁与简洁、表面与深度、纯洁与异质。这些对比和其对比价值在不同文化中取决于不同的侧重点与评价（例如：明确和含蓄）。为了解释对洁净以及对肮脏污秽的容忍或不容忍的不同态度，本章中对纯净的否定概念（西方的）和已发生了转换的纯净概念（佛教的）进行了区分。

8.现代和后现代：跨文化视角

本章从词源学的角度比较了英语中“modern”、“post-modern”和汉语中受西方影响而产生的对应词汇“现代”和“后现代”。这些词传达出的隐性世界观揭示出了明显的西方式偏见。首先，西方所假设的传统—现代—后现代的因果式的发展顺序并不会必然在非西方文化中出现；其次，有些在西方文化中已确定无疑的本质化的术语在其他文化思维中意义并不确定。 “后现代”这一术语及其定义体现了西方的民族优越感。汉语中的“后现代”这一概念模模糊糊地表现出一点先锋的意思（王宁），和西方总括性的框架体系相距甚远。“现代”与“后现代”的“全球化”中所忽略的是中国和西方文化逻辑中的种种差异。这些差异主要为（1）事件的因果关系；（2）事物的分类；（3）英语中 “contradiction” 和汉语中“矛盾”的概念。一些互相借取的例子（一个来自当代中国，另一个来自当代朝鲜）说明：同文化霸权相比，文化交流是一个更辩证、更复杂的现象。西方的分类是相互排斥的，而中国的分类并非如此。这便引发了对西方的“contradiction” 和中国的 “矛盾” 之间明显差异的探讨：前者要求摩尼教式^[4]的事物观照方式（善与恶，对与错）；而后者包含了辩证的复杂性，包含更易于相容的真理和悖论。本节探讨了汉语中“矛盾”的概念，同时纠正了把它译为“contradiction”的普遍错误。当然，若理解正确，它可作为更具启发性的研究手段，而非简单的二元对立式的分类分析。本章提倡 “矛盾主义”（“maodunism”) 研究，它可能要比 “现代主义” 研究的成果更丰富。

9.“传统未来的到来：全球化想象”

本章讨论了不同文化对时间的不同看法，对比了西方文化中较为常见且甚为流行的偏好未来、摒弃过去的现象与很多亚洲文化中尊重过去、怀疑未来的现象。后启蒙时期的西方在绘图时大多用直线，而旧世界（欧洲）和亚洲更偏向于根据地形划分。我们标识和描绘“现实”的方式也反映了我们的“想象”——我们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既是这些想象的反映也是超越褊狭现实的方法。对时间单线演化论的批评作——《时间之箭》——表明更富有成果的理论或许是：过去是刚开始的未来，未来是即将到来的过去。本书作者探讨了“全球本土主义”的概念，这一概念表明：全球化和本土化不是相互排斥的。有一种批评反对“前\后”式的历史发展模式，更倾向于辩证、并置、平行的而非连续线性的发展模式。人们已经试图构建全球化现实的辩证法，包括珍妮特·沃尔夫（Janet Wolff）的“国际层面的文化理论”、 阿敏（Amin）的“建立‘多中心’的世界”和艾克斯特曼（Axtman）和塞尔尼（Cerny）的“分散权力下的多边世界”等诸多论点。

10.“历史（他的故事history^[5]）”、“她的故事（herstory）”、“他们的故事（theirstory）”、“我们的故事（ourstory）”：东亚文学中的性别、体裁和文化偏见

本章探讨了不同文化中的性别偏见，以及任何叙述和编年史中的主观偏见，它们大多以男性为主导。本章还批判了“明确的”叙事文学观念，因为它必然忽略我们看待每一事件时所持有的多元价值以及不同视角。中西有关文学和语言的不同理念印证了跨文化的多重含义。尽管跨文化的比较有明显的世俗气息，它也不可避免地表现出一种民族优越感。虽然，帕里—洛德有关口语文化的理论^[6]易引起人们的关注，但男性—女性偏见的必然结果是无视或轻视口语文化，包括对口语文学的一贯忽视，它反映了用以评价文学价值的标准中存在的特定偏见。本章还批判了历史分析的某些方法，包括“刺激—反应”模式，它们把人类活动看作行为而不是互动。本章结尾介绍了一个东亚文学历史研究项目，无论从它面临的挑战还是成果，都会提供一个 “我们的故事”的历史模式。

第三部分 知识全球化/全球本土化

11.知识全球化：作为跨学科、多语种话语的比较文学

本章分析了一些“错误的绝对概念”，这些绝对概念被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实际上是不确定的或者可以有不同的解释。这些分析还涉及了认识论关于逻辑、真理、中国的“道”的问题，以及翻译这些术语时不可避免的误译现象。本章还对不同文化的说服策略进行了对比：例如，西方擅长逻辑和实证，亚洲擅长类比和隐喻；西方强调目的论和千禧年^[7]的概念，东方强调周期和循环论。此外,本章还从跨文化的角度讨论了以复数形式出现的逻辑而不是以单数形式出现的逻辑^[8]。语言层面的偏见和学科偏见所牵涉的不仅是语言中隐性的前提，即想当然地认为自己的文化在某一方面或价值要比另一文化中的同类事物更具优势，而且还牵涉了每一学科的倾向，自称是客观的，但同时也折射出了主观选择。本章还评价了作为工具的互联网的前景，此工具虽然无太多的客观性，但具有无限的多主体性（此特性由万国码的发展而得以强化，万国码可以以数字的方式再现任何语言的任何字母或符号）。同时，本章还分析了互联网给人们提供普遍认可的翻译这一现象的前景（此种做法尚有诸多不确定性）。探讨重建社会的格尔本基恩报告^[9]给后现代时期的知识分析提供了一个参照点，对比较文学的理论和实践也具有借鉴的价值。本章的最后一部分列举了一些具体的文化误解实例，并分析了无法避免的误译具有的启发性价值，其价值不在于犯错误本身，而在于能了解错误背后的深层原因。本章的最后部分还解构了“一”、二元性、非二元性、本质主义等概念的意义。

12.全球本土化的知识——“天涯”还是“天堂边缘”？

该章对边缘和前沿的不确定性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以调侃的形式谈论了汉语中的 “天涯”（the ends of the world）一词，该词被直译为“天堂边缘”（the edge of Heaven）。这个词所包含的含混性产生了一个语义范围，此中，我认为对边缘的反讽变成了中心，这种对中心的替代既有其潜在的益处，也有其潜在的弊端。现代世界普遍存在的“流放”^[10]在向全球传播多元文化方面发挥了作用，也促进了使用多语言的多元文化群体的发展。因此，正是这些“流放者”成为当代的“世界公民”。“流放者”必然会形成多元化的爱国主义，同时也赞同多元的主体性。

（欧阳桢 撰稿，王国礼 王婧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