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三份刊物与三种“主义”
梁启超曾引用西奥多·罗斯福的论断，指出：“言论之有造于社会，尽人所同知也。著书之言论，嫌于太谨严；日报之言论，嫌于太漫漶。著书之收效，期以百年，虽坚健而苦迟；日报之生命，限于一日，虽讯普而苦短。位其中者，莫如杂志。”[27]可以说，这段话对著书的特点和收效评价有些苛刻，但是用于评价民国时期学术传媒界的情况，还是非常契合。由于当时的中国现代学术研究刚刚起步，从事深入详尽的专题研究的学者较少，出版的专著自然也少。很多著作实际上是文集，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一位作者将几年来发表的相关专题的文章结集出版，二是多位作者就同一专题撰写文章——其中不少已在杂志上发表——再结集出版。当时立场不一、水平参差的众多杂志，确实是社会言论中的一个中流砥柱。每一个群体，或者说每一个“界”，如教育界、文艺界，都有其大大小小、核心边缘等多种杂志将该群体整合在一起。经济学界也不例外，经济学期刊即是经济学人认知社会的重要窗口和表达自身思想的阵地。考察这些期刊对当时重大历史事件的研究和诉求，可以勾勒出身处当时经济学人的言论走向、思想分野与政治倾向。
就民国时期的经济学界刊物而言，数量相当大。之所以选取《中国经济》月刊、《经济学季刊》、《中国经济情报》周刊三种刊物，是因为它们维持时间较长，代表一定群体，并拥有较大影响力。胡寄窗曾指出，在民国时期的100多种经济刊物中，创刊后一年内停刊的占一半以上，能维持一两年的已经不错，能维持三年以上的，就10种左右。[28]本书考察的前两种期刊应在此10种内。《中国经济情报》也维持了三年，但它属于《中华日报》的副刊，与以上两份独立的期刊性质有所不同。由于当时复杂的政治环境和活跃的思想交锋，经济学界的刊物也与其他期刊一样，必然论有所长、观点互异。要考察刊物言论，首先就要明了刊物的办刊背景和方针、作者群体、思想倾向等问题。以下试作具体论述。
一 汪系背景的《中国经济》
《中文期刊大词典》对《中国经济》的解释仅为寥寥数语：“经济刊物。阐述中国与世界的经济现象，分析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企图对中国新经济制度进行讨论与献策。”[29]此处，“分析中国经济发展过程”，是指从古至今的经济发展过程，还是指办刊4年的中国经济历程？“中国新经济制度”到底何义？语焉不详。《中国经济》月刊从1933年4月在南京创刊到1937年6月停刊，历时4载余，共发行46期，发表文章630篇。内容涉及当时中国与世界经济形势、中国经济史研究和西方经济学理论等，对20世纪30年代的重要经济议题，如帝国主义在华经济势力、币制改革、统制经济、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等问题，均开辟专号进行集中讨论。这表明，《中国经济》是一份研究当时中国经济状况的综合性刊物。值得进一步探究的是它的办刊缘起和政治背景。
《中国经济》的主持者是中国经济研究会，该会发起者有邓飞黄、郭春涛、谷正鼎等人。
邓飞黄（1895—1953年），《中国经济》的主编，湖南桂东人。1918年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1924年加入国民党，担任《国民周报》、《政治周报》等多份期刊的编辑，拥有办报为文的实践经验。1926年，他被派往冯玉祥领导的西北军从事宣传组织工作，一度与一批共产党员共事。1928年加入改组派，1932年蒋汪合流后担任铁道部职工教育委员会主任。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邓飞黄促成并参加了程潜领导的湖南起义，成为1949年后被共产党接纳和肯定的民主人士。
中国经济研究会另一位发起者郭春涛（1898—1950年），与邓飞黄同为湖南人，关系密切。[30]他于1919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不久后与李维汉、李富春、王若飞等人赴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重回北大外文系就读。1924年1月参加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1926年，与邓飞黄一起被武汉国民政府派往冯玉祥部工作。西北军改编成国民党第二集团军后，邓飞黄任宣传处长、郭春涛任组织处长。1928年，郭春涛加入改组派。1931年，汪系在上海召开的国民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郭春涛位列7人主席团之一。[31]蒋汪合流后任实业部政务次长。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主持东方文化协会，做统战工作，与留法时的同学周恩来联系密切。1944年参与发起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任中央常委兼秘书长，此后致力于反蒋运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民革中央常委、全国政协副秘书长。[32]
第三位发起者谷正鼎（1903—1974年），贵州安顺人。与其兄弟谷正伦、谷正纲并称国民党的“一门三中委”。1924年在德国留学时加入中国国民党，1925年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8月回国，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政治部主任、党代表，后随汪反蒋。1932年蒋汪合作，谷正鼎任铁道部参事，后任铁道部总务司长。抗战初期，汪精卫逃到河内后，蒋介石考虑到谷正鼎与汪精卫之间的特殊关系，特派谷正鼎携自己的亲笔信以及办好的赴欧护照到河内，劝说汪出国。此时，谷正鼎已逐渐倒向CC系。抗战胜利后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部长。1949年去台湾。
可以发现，以上三人都受过高等教育，邓飞黄和郭春涛就读于北京大学，谷正鼎有在德、俄两国的留学经历。他们都是国民党员，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与中共或苏俄接触较多。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经济》创办期间，三人都属于国民党中的汪精卫系。
汪系的由来，始于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1924年，孙中山决定改组国民党，与共产党合作。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是容共还是反共，在国民党内引发争论与分歧。这一论争与孙中山逝世后的政治继承权之争结合在一起，上演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党内高层斗争。蒋介石掌握军事实力，在北伐过程中地位迅速上升，最终于1927年发动“四·一二”政变，成立南京国民政府。国民党内的部分党员，不满意蒋介石“枪杆子出政权”的做法，站到汪精卫一边。在众多的反蒋派系中，汪精卫被公认为左派的领袖。在“四·一二”政变后，他强调国民党的组织与纪律，继续主张反帝和唤起民众、培养民主势力。包括陈公博、顾孟余、甘乃光等在内的国民党高层，追随汪精卫左右进行党内斗争，汪系逐渐形成。[33]
汪系的宣传大将、汪精卫的左右手陈公博指出，南京国民政府为稳定政局，一面与帝国主义妥协，一面与各地军阀妥协，这与北伐初期的纲领不符，引起中下层党员尤其是青年党员的不满，国民党内发生了信仰危机。“清党以后，最苦闷的是一般青年。这一般先生决意不肯做共产党，而又苦于中国没有出路，戴季陶先生所著的《青年之路》是不能满足他们的知识荒的，南京中央党部把孙先生抬起来要继承尧舜禹汤文武周孔的道统，他们也是怀疑的。尤其是国民党的青年，分共本来是他们的希望，但分共之后开倒车，则为他们所恐怖。”所以陈公博办《革命评论》，指出中国最终革命的鹄的在民生，并主张国民革命应该以农民、工人和小资产阶级为基础，反对南京方面的腐化，同时反对共产党这股“恶化”势力。“国民革命已中坠了，国民党快腐化了，我们要拯救国民革命，必得要改组国民党，这是当时全国有志青年的呼声。”[34]1928年，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成立。[35]改组同志会反对蒋介石的军事独裁，主张恢复1924年国民党改组时的精神，迎合了当时国民党内部分党员的左倾心理，组织迅速发展。特别是一些血气方刚的青年学生，不满于理想的破灭，为陈公博等人的宣传所感染，纷纷加入改组派。[36]后来，在汪精卫的支持与领导下，改组派的活动逐渐由政治宣传转变为结合各地军事力量的反蒋实际行动。从1929年到1930年，改组派联合桂系、阎锡山、冯玉祥等发动了多次反蒋战争，但均以失败告终。在这一过程中，有些青年对改组派争权夺利的行动产生失望与厌恶情绪，离开了汪系阵营。
1932年初，蒋汪之间达成谅解，分别管理军事和行政。到1938年底汪精卫离开战时首都重庆为止，这种合作在表面上一直得以维持。汪精卫担任行政院长，陈公博和顾孟余分别任实业部长和铁道部长，汪系重要成员也纷纷进入这两个部中谋得一官半职。实业部与铁道部都与经济事业有关，中国经济研究会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成立。
《中国经济》创刊号上，对研究会的成立有详细记载。1932年10月16日，中国经济研究会在南京世纪大饭店举行隆重的成立仪式。当天有100余人参加，会上正式通过简章及第一年度工作计划，并选举邓飞黄、张放、谷正鼎、郭春涛、李平衡、谢劲健、陈震异、杨栋林、朱子帆9人为第一届理事会理事。会上还划定了具体研究部门，包括经济理论组、经济学史组、经济史组、财政组、金融组、工业组、商业组、农业组、交通组、劳工组、国际经济组、国防经济组，共十二组。每位会员须加入一组，每组每月有研究或调查报告一次。会员必须是专科以上学校毕业，具有社会科学之基础知识或有研究中国经济问题之旨趣者。该会的经费主要来源于社会捐赠，其次为会员会费。1933年3月起为交换知识、发展研究，决定编行月刊《中国经济》，主编为邓飞黄，副主编为陈震异，编辑委员会成员包括陈授荪、李俊龙、谢劲健、范苑声、汤澄波、唐健飞、朱子帆、孟广厚、马乘风、张秉义共10人。[37]
前述中国经济研究会的三位发起人，以及研究会诸理事、《中国经济》编辑委员会成员，都与实业部、铁道部或者汪系占主导地位的其他机构有密切关系。发起人邓飞黄、郭春涛、谷正鼎，此时分别任铁道部职工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实业部次长和铁道部参事（后为总务司司长）。[38]在研究会第一届理事会9名理事中，除了以上3人外，还有谢劲健、李平衡、朱子帆曾是改组派成员，谢劲健时任外交部编译室成员[39]，李平衡时任实业部劳工司司长[40]，朱子帆任铁道部职工教育委员会委员[41]。《中国经济》编辑委员会的10名成员中，除上面谈到的谢劲健、朱子帆外，尚有李俊龙、范苑声[42]、汤澄波、唐健飞（继李平衡后任实业部劳工司司长）[43]、孟广厚（铁道部职工教育委员会委员、教育股股长）[44]5人，因汪系之便，在外交部、实业部和铁道部任职。
《中国经济》在蒋汪合作的背景下创办的，这就决定了它的基本政治立场是拥护蒋介石、支持南京国民政府的。不过，蒋汪合作中，蒋介石的实力和权力远远大过汪精卫。无论对内剿共还是对外抗日，都需要依靠蒋的军事实力。行政院内财政部长这一要职，由蒋的亲信宋子文、孔祥熙两人先后担任。他们往往绕过行政院长汪精卫，直接与蒋介石沟通、决策。最具代表性的是，1935年法币改革前的酝酿准备过程，汪精卫根本无从介入。汪精卫在1934年2月的行政院纪念周上报告《生产建设为今后努力的方向》，表示要努力进行生产建设，充实民力，发展国力，作为对外交涉的基础。但他的阐述仅涉及铁道部和交通部管辖的交通、邮政事业，对全国的经济发展并无切实的通盘主张。[45]陈公博在任实业部长之初，制订了宏伟的四年建设计划，由于客观环境的桎梏和缺少必要的支持、资金，成绩有限。[46]
汪系在蒋汪合作中处于弱势地位，而《中国经济》编委会成员并非汪系核心人员，他们虽在政府中拥有一官半职，但处于较为边缘的地带。这就决定了《中国经济》一方面有法定地位、办刊条件和经费来源，另一方面又与政府的核心决策层保持一定距离（有时甚至是背离的），在言说上拥有一定独立性，特别是保留了北伐时期反帝、反军阀的思想。1935年底汪精卫遇刺后出国疗养，汪系势力暂时凋零。尽管汪精卫向蒋介石提出一份汪系人物出任新的中央委员的名单，结果不仅所提人物没有选上，汪系原有的中央委员邓飞黄、郭春涛都一一落选。从《中国经济》版面减少和文章篇幅缩短可看出，该刊在出版与经费方面也面临一定困难。总之，不能否认《中国经济》与政府的这层特殊政治背景，但又不能过分夸大这层政治背景。《中国经济》在总体上是支持国民政府的，但也保持了国民革命时期国民党内一些“左”的传统，如“反帝”倾向。
从研究会的成立旨趣及后续活动状况看，若要对中国经济学会进行定位的话，它主要还是一个学术性质的团体，专业性强，分工明确，以研究和传播经济学为己任。先后主持《中国经济》的两位主编和主要编辑人员，都是受过经济学专门训练的国民党员。第一任主编邓飞黄上文已经有所介绍，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1935年底邓飞黄辞去《中国经济》主编职务，前往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继续向《中国经济》供稿，是最早向国内介绍凯恩斯学说的学者之一。第二任主编范苑声也毕业于北京大学，1929年获得日本早稻田大学经济学学士，1931年担任日本明治大学研究院研究员，著有《中国农村社会经济研究》等书。《中国经济》编委中的汪系成员，亦大多有学者气质，如李俊龙肄业于中山大学，1933年担任驻纽约总领事馆领事时求学于哥伦比亚大学；孟广厚192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1933年赴英国入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经济；谢劲健曾留日学习，后被派往瑞士工作，对当时的世界经济颇有研究，在《中国经济》上发表了10篇相关论文，后出版《英国战时计划经济》和《战后欧美各国社会经济政策》两部专著；朱子帆也曾于20世纪20年代在日本明治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可以说，主编和编委具有的专业素养保证了刊物的学术水准。
《中国经济》的主要撰稿人（发稿三篇以上者）有23位，多是国民党中文化程度较高的中下层人士、学者和在校大学生。汪系7名，分别是邓飞黄、范苑声、谢劲健、罗敦伟、周咸堂、蓝梦九、朱子帆。另有4人张白衣、张觉人、张一凡、向金声，均为汪系此时所办的另一份刊物《日本评论》的主要撰稿人。其余12人的身份为大学师生、研究机构人员和期刊编辑，如中国社会经济史家马乘风（北平民国学院经济系教授）、傅安华（北京大学历史系学生），国际贸易问题专家武堉干（中央大学、上海商学院教授）等。整体而言，《中国经济》在保证汪系学者一定地位的同时，对来稿作者还是颇具开放性的，甚至像陈翰笙、刘苏华等中共一方的学者亦有文章发表。作者群的分散与扩大，是一把双刃剑，在增强了刊物学术性、多元性的同时，也略微削弱了汪系人物对刊物的绝对影响。
关于《中国经济》的主要编辑人员和作者情况见表1—1。
表1—1 《中国经济》主要作者简介[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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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还需澄清学术界此前对《中国经济》的错误定位。《中国经济》这份刊物和人们以往心目中的“中国经济派”有一定关联，但存在诸多可议之处。20世纪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上半期发生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包括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中国社会史论战和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三个主战场，在当时的学术思想界掀起巨澜。而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乃是“总的论争的核心”[48]，得到后世诸多学者的关注和研究[49]。在目前通行的中国近现代史教材和相关著作中，对这一论战较为扼要而惯常的表述是：在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中，一方以钱俊瑞、薛暮桥等人为代表，以《中国农村》为阵地，被称为“中国农村派”；另一方以王宜昌、张志澄、王景波等人为代表，以《中国经济》为阵地，被称为“中国经济派”。争论的主要内容有两个，一是中国农村经济的研究方法，二是中国农村的社会性质。[50]其中，以钱俊瑞等人为代表的“中国农村派”，由于代表了论战中的“正方”以及为中国革命和新中国建设做出的重大贡献，一直处于历史的前台，为世人所熟悉、颂扬；而有关“中国经济派”为数不多的论述，却常有混乱、误解，乃至错讹之处。包括上段引论亦是如此。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经济派”这一概念并非在论战的过程中自动产生的，如自封或“被封”，而是有一个被后来人创立、塑造的过程。1935年9月，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的硝烟尚未完全散尽，《中国农村》编辑部即出版《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一书，以为总结。编者在序言中指出：“这次参加论战的作者，大概可以分为两大阵营：第一是王宜昌，张志澄，王毓铨，王景波，张志敏诸先生；第二是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底几位朋友。”[51]可以说，这是对论战双方参与者的最具原生态的描述，没有将双方阵营的人与某一杂志或派别对号入座。此书将双方的论战得以全景式的回放，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再版两次，大大提高了论战的知名度。
一年后中共党员何干之出版《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一书，对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包括农村社会性质论战）做了专门评述。何干之认为，在农村社会性质论战中，“参加论辩的份子，以《中国经济》和《中国农村》这两个单位为对抗的中心。在前一派中，有王宜昌、张志澄、王景波等；在后一派中有钱俊瑞、陶直夫、薛暮桥、孙冶方、余霖、周彬、赵槑僧……‘中国经济派’认定中国农业生产中是资本主义占着优势……‘中国农村派’认定帝国主义只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商品化……但农业依然停留在过渡时期”。[52]联系该书中的相关论述可知，何干之竖起“中国经济派”这个靶子，为的是找准敌人，增强论辩双方的对立色彩。不过，何干之此时或许无暇细读《中国经济》等刊物[53]，他将《中国农村》和《中国经济》作为论战中两个对抗的中心，并将《中国农村》同人认为的对立阵营中的人都搬进了“中国经济派”，显然不妥。事实上，农村社会性质论战的主要阵地是天津《益世报》“农村周刊”和《中国农村》，相较而言，《中国经济》在论战中处于次要地位。笔者曾撰文对此作具体论证。[54]
而且，从《中国经济》的办刊情况看，以邓飞黄、范苑声、谢劲健为首的汪精卫系知识分子，无疑起了核心作用，并构成了主要作者群。王宜昌、王毓铨和张志澄等人虽也发表了不少文章，但多集中在农村社会性质论战和古代社会史研究领域，对该刊的影响力远逊于前者。
另外，当时的中国古代经济史学者将《中国经济》视为仅次于《食货》的经济史地类刊物，[55]恐怕也不确。因为虽然《中国经济》出了两期“中国经济史专刊”，而且每期几乎都有经济史方面的文章，但是经济史的文章数目仅占该刊文章总数目的六分之一左右[56]，显然不能将《中国经济》归类于经济史研究刊物。
笔者认为从该刊的政治背景、对当时经济问题的全面关注、对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推动诸方面全面评价《中国经济》，才是一种更为科学和理性的态度。本书主体部分的论述将进一步表明，《中国经济》具有一定的政府背景，在汪系力量领导下，与蒋介石为代表的政府高层的政治经济政策格格不入，但它在本质上仍是具有较强独立性的经济类综合性学术期刊。汪系势力与这份刊物的办刊取向，表现出较为隐性的关联。
二 自由主义学者主导的《经济学季刊》
《经济学季刊》是中国经济学社的社刊。[57]中国经济学社的主要领导人马寅初、刘大钧，是民国时期最具知名度的经济学家。社员多为从欧美留学回国的经济学专门人才和社会名流。该刊前后两位主编是李权时和唐庆增，分别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和哈佛大学硕士学位，倡导用西方经济学理论对当时的中国经济问题做精深之研究。当时的著名经济学家纷纷向该刊投稿，故《经济学季刊》被公认为当时经济学界的最权威刊物。当代经济学家林毅夫认为：“在为数不多能够长期支撑下来的经济期刊中，属于一般经济理论探讨方面的，以在上海的中国经济学社1930年创刊的《经济学季刊》成绩最为显著，一直维持到抗战前夕，是当时全国多数经济学家支持、认可的经济刊物。”[58]
《经济学季刊》从1930年4月创刊到1937年5月停刊，共出版8卷29期，发表344篇文章，主要内容包括财政研究、货币金融研究和经济学思想与理论的介绍。与《中国经济》相比，该刊在列强经济侵略、农村经济、中国经济史研究等方面着墨较少，但对于货币改革、财政体系建设、国民经济建设等进行了更多专门研究。由于作者们的经济学素养普遍较高，大多数文章引述的资料更为详尽可靠、议论分析更为深入细致，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准。第一任主编李权时对《经济学季刊》的期许甚高。他在《发刊辞》中谈到，英、美、德、法的众多优秀经济学刊物历史悠远、影响广泛，希望中国的《经济学季刊》也能集合最好的经济学者，办成一流的经济学刊物，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59]
但是由于现实的种种制约，这一目标并未完全实现。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这份刊物仅仅维持了8年。在这8年中，《经济学季刊》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现实经济运行中出现的个别的临时问题，对整个中国经济缺乏通盘深入的研究；从研究理论看，多还停留在对西方古典、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引进介绍阶段，创新性的学说几乎没有；对于凯恩斯经济学说引起的经济学界的理论大变革亦只是稍有察觉。应当说，这与中国整个经济学界的发展处在起步阶段有关。民国经济学家、南开大学经济学院的创建者何廉回忆，1926年他回国时，中国大学中的经济学研究和教育还十分薄弱。具体表现在：教科书因袭西方教科书的内容，丝毫没有“中国化”的影子；课程照搬西方，大多数大学都未开设与中国经济发展与组织情况、农村经济相关的课程；教授们在繁重的授课任务中疲于奔命，没有时间改进讲义，更没有时间和资金从事研究；经济学专业期刊公开出版的统计资料、报告也很少见。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这种情况有所改观。政府对公立大学的发展较为重视，学成归国的经济学家也日益增多。[60]正如何廉在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所作的卓越贡献一样[61]，从欧美留学归国的其他经济学家，也纷纷为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贡献一己之力，如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的陈岱孙回国后，长期担任清华大学经济学系主任。他对国内经济学教学状况的认识，也与何廉类似。[62]总之，西方经济学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发展仅仅处于起步阶段，不能对当时中国经济学界的总体学术水平评价太高。
在学术倾向上，《经济学季刊》的第二任主编唐庆增作了较为系统的阐发。他从“破”和“立”两个角度，论证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不适合当时的中国，而西方的主流经济学为现代文明作出了巨大贡献。他分析与批评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包括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学说、剩余价值论、经济恐慌论等，认为马克思主义学说不适合中国的国情。中国的当务之急是消弭战祸，促进投资，开展各项建设事业。[63]从世界经济学史看，唐庆增认为由亚当·斯密开创的西方经济学，经李嘉图、穆勒、门格尔、马歇尔等人发挥和补充，已经较为成熟。有关自由竞争、国际贸易、生产分工等问题的研究，对现代文明贡献良多。他进而指出：“须知现代文明之特色，为个人力量之培植与发展，此为社会制度进步之原动力……社会主义之缺憾，即在其实行以后，个人之进取心与负责心，将由是而减少。”因此他坚定地主张采用渐进、迟缓的手段来改造社会，反对剧烈的变革。[64]也就是说，在激进的变革与渐进的改良之间，唐庆增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在社会主义与个人主义之间，更是选择后者。对于《经济学季刊》，他的办刊方针是八个字：“无偏无党、不激不随”[65]，显示了他作为学者的独立精神、自由思想。而所谓的“无偏无党”，何尝不是一种政治态度与选择呢？
《经济学季刊》集合了当时中国最负盛誉的经济学家，这些人深度参与了政府经济方面的工作，同时大多保有独立学者的本色。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不久，马寅初、卫挺生、陈长蘅、刘大钧等人进入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参加政府经济立法工作。从《马寅初年谱长编》可知，每周一次的立法院会议，马寅初基本到会，参与制定、审议了大量经济、财政领域的法律法规。在《工厂法》起草之前，他还专门约集同人召开辩论会。马寅初对政府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也往往公开批评。1937年6月，立法院议定遗产税时，马寅初主张遗产税暂缓办理，以舒民困，并列举了7项理由。他指出：“新税未经立法程序，财部即已列入预算，强本院以必遵，可见其目无本院。”[66]这种不畏政府权势、直抒胸臆的表达，正体现了马寅初作为一名经济学者的学术坚持。
关于该刊主编人员和作者的情况，具体参见表1—2。若与《中国经济》的作者相比，《经济学季刊》的教育背景更引人注目，很多人留学美国，并在美国名校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不少人在国内知名大学任教。而《中国经济》作者多毕业于国内大学，很多人有留学日本的经历，但获得硕士、博士学位者寥寥无几。这也是《经济学季刊》被认为是中国一流经济学刊物的重要原因所在。
表1—2 《经济学季刊》主要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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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夹缝求生的左翼阵地《中国经济情报》
《中国经济情报》周刊是上海《中华日报》的副刊，它于1934年4月创刊，到1937年3月，共出版141期，发表270篇文章。主要内容涉及国内工农业现状、财政金融、劳资关系和东北沦陷区经济状况等。该刊前期由中国经济情报社主编，骆耕漠、徐雪寒、石西民等社员是主要撰稿人，他们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来研究中国当时的社会经济问题。后期由《中华日报》馆收回自办，但刊物风格改变不大，仍特别关注经济危机和民生疾苦，也接受中国经济情报社社员的部分投稿。
《中国经济情报》周刊及其背后的主创团队——中国经济情报社，看似陌生，实则与成立于1933年12月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以下简称“农研会”），以及大名鼎鼎的《中国农村》有密切关系。“农研会”骨干成员钱俊瑞晚年回忆道，“我们的同志在编辑出版《中国农村》的同时，又成立了中国经济情报社，由姜君辰主持；创办文化资料供应室，由骆耕漠主持，向各报刊提供经济论文和经济资料。供稿对象主要有南京的《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和上海的《中华日报》，还有其他报刊。《中华日报》是姜君辰同吴清友[67]联系，在该报增辟《中国经济情报周刊》。过了没有多久，我们又成立了新知书店，先后由徐雪寒、华应申、沈静芷主持，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宣传党的政策方针。我们这许多工作都是从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开始的。主持这些工作的，基本上都是农研会的会员”。[68]这段文字虽然是据钱俊瑞事隔半个世纪后的口述整理的，但佐以其他人的回忆[69]，并参考《中国经济情报》的作者群和刊物风格，可发现上述情况大致还是准确的。其回忆主要包含两条与笔者密切关注的问题相关的信息：第一，中国经济情报社的成员与“农研会”是一个班底，是一群信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知识分子、经济学者；第二，《中国经济情报》是姜君辰利用自己的工作关系在该报增辟的副刊。
那么，当时姜君辰及他背后的团队“农研会”是如何获得《中国经济情报》的主编权的，获得之后又是如何开展工作的？由于资料缺乏，笔者只能从骆耕漠的回忆中探知一二。他谈道：“（1934年）三月初旬的一天，老难友徐雪寒自上海来信，相告他通过老难友薛暮桥（当时在广西教书）的介绍，结识了钱俊瑞、姜君辰等几位新朋友。说他们正接下《中华日报》的一笔‘生意’，为该报每周包编、包写、包校《中国经济情报》副刊一期，约一万言，报社每月供一百几十元报酬（这是十分苛刻的报商资本做法）。”[70]可见，前期具体操作此事的主要是钱俊瑞、姜君辰二人。姜君辰此时任《中华日报》国际版主编，当他得知报馆方决定增辟经济副刊的消息后，便与“农研会”诸人商量，最后决定由钱俊瑞出面揽下《中国经济情报》的编务工作（根据钱俊瑞上面的回忆，吴清友起了联络作用）。[71]由于当时钱俊瑞和姜君辰均有本职工作（钱在塔斯社工作），便通过薛暮桥邀请出狱不久的徐雪寒和骆耕漠帮忙。此时的骆耕漠，正面临出狱后如何重新投身革命和维持个人生计的双重困境，于是欣然接受这一工作，与徐雪寒一起具体负责该副刊的各项事宜。[72]《中国经济情报》周刊每期占一整版，约1万字，这样，“每月有四万几千字的较自由的言论阵地可供摆布”[73]。左翼学者赢得了这样一个固定的、有一定影响力的言论园地后，就可以较为自由、灵活地发表对中国经济的看法。另外，报社每月付给一百几十元的报酬，虽然较为“苛刻”，但至少使几位负责人的衣食有所保障。
左翼经济学者此次“接下一笔新生意”、顺利占据汪系刊物一席之地的努力，并非一种偶然现象，而是与20世纪30年代中期上海左翼文化运动的发展策略与局面的打开有关。胡绳曾回忆道：“当时党领导的‘左联’、‘社联’、‘剧联’、‘电影小组’、‘音乐小组’等左翼文化组织的许多党员和非党盟员实行‘四面出击’，通过多种方式打入国民党办的报刊或中间性报刊中，打入民办的电影公司、唱片公司和出版发行机构中，不断占领和扩大革命文化宣传阵地，形成千军万马的群众性文化活动的声势。”[74]应当说，中国经济情报社成员就是“四面出击”中的骨干分子，他们抓住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宣传对中国经济的独特认识和主张。除创办了著名的《中国农村》月刊外，钱俊瑞和骆耕漠还是《世界知识》、《永生》等刊物的重要组稿人，《东方杂志》、《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申报月刊》等刊物上也时常可见他们的文章。当年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宣传的侯外庐晚年忆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在中国的学术界、思想界、文化界，虽然受着高压，却能够像不可抵挡的潮流涌进每一个角落，是从三十年代开始的，这是由中国的社会矛盾与时代背景所决定的”。[75]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国民党的高压之下仍能生根发芽，是左翼人士创造的一个奇迹，与他们的努力和才华密不可分。
为了扩大影响，从1935年到1937年，中国经济情报社以《中国经济情报》上的论文为主，集结发表在其他刊物上的部分论文，出版了三册《中国经济论文集》，还于1935年、1936年主编并刊行了两册《中国经济年报》。他们十分注意编撰技巧与宣传效果，如三册《中国经济论文集》中，分别设总论、贸易、工业、农业、金融、财政等栏目，每栏收录若干篇代表性文章，使其研究重点清晰地传递给读者。由此可见，中国经济情报社社员“多管齐下”，努力表达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看法，从而为上海左翼文化的传播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对于左翼经济学者而言，获得《中国经济情报》的主编权确实是可遇不可求的难得机会，那么《中华日报》馆为何愿意给他们这个机会呢？前文谈到，《中华日报》由汪系成员一手创办，1933年至1934年，汪精卫与蒋介石在表面合作的情况下仍存在较多矛盾，这为左翼人士提供了一个空间。这一点从此时《中华日报》增辟副刊的倾向性上较为充分地体现出来。除《中国经济情报》外，《中华日报》于1934年4月11日增辟副刊《动向》，由聂绀弩[76]主编，时为中共地下党员的叶紫任助编。聂绀弩指出：“《动向》的特色是多杂文，短小精悍，犀利泼辣，没有风花雪月，卿卿我我……重在揭露与‘骂’。”因此，《动向》很快继《申报·自由谈》之后，成为左翼作家和进步文学青年的一块重要阵地。[77]鲁迅曾将1934年的杂文编为《花边文学》，共61篇，其中载于《动向》的就有20余篇。[78]4月17日，《中华日报》又增辟副刊《世界经济情报》周刊，由该报编辑刘石克任主编，连载瓦尔加[79]的《一九三三年世界经济总结算》、《世界农业恐慌和经济萧条》等文章，对世界经济危机予以较为详尽的描述与分析。《中华日报》同时增辟以上几份左倾性质的副刊，探其原因，恐怕一则与蒋汪之间的明争暗斗分不开——汪系成员反对蒋介石在政府中的独裁，并对蒋的某些政治理念和施政方针不满，所以汪派的报纸上需要一些反蒋、抨击时政的言论；二则与汪精卫曾是左派领袖有关——汪系成员尤其是其中的知识分子和中下层党员比较关注社会中下层利益，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仍有“革命”倾向。
当然，中国经济情报社成员利用《中华日报》办刊也格外小心谨慎。如果说汪系与蒋系之间有矛盾，那么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经济情报社同人与汪系成员之间，无疑在政治倾向、现实利益、理想“主义”等方面存在更大的矛盾；更何况，凭借姜君辰个人关系链上的这条线也非常不稳固。可以说，情报社同人面临着两难选择：为使文章富有批判性，就必须深刻揭露国民政府经济方面的不作为和农村经济衰败等现实，但政府的书报检查和依托《中华日报》办刊这层特殊关系，又使作者们时时注意在措辞和论述上不能过火，必须运用“曲笔”来体现自己的真实想法。一年零三个月后，《中华日报》一方面从中国经济情报社手中收回《中国经济情报》的主编权，另一方面又继续秉承该刊的风格，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中国经济情报社的处境——《中华日报》馆对其有所利用，有所压制。
总之，左派立场的《中国经济情报》出现在汪系报刊《中华日报》的副刊上虽在意料之外，但仔细分析起来，亦在情理之中。此事一方面与姜君辰的工作关系和活动能力等个人因素（或者说偶然因素）有关；另一方面又与逐步形成和发展中的左翼经济学研究力量、上海风起云涌的左翼文化运动，以及国民党内派系林立、政见分歧等客观因素有关。
在分析了《中国经济情报》的来龙去脉后，再来考察《中国经济情报》的运行情况及其主创群体。
中国经济情报社主编《中国经济情报》周刊后，该社的核心成员骆耕漠、徐雪寒、石西民、钱俊瑞、薛暮桥、罗琼、朱楚辛等成为该刊的主要作者。1934年3月至1935年6月由中国经济情报社主编的61期周刊上，由以上7位作者提供的稿件即有60篇，约占此期发表文章总数的52%。考虑到当时错综复杂的政治环境，以上作者用一些尚待考证的笔名发表的文章亦不在少数（有关笔名参见表1—3）。[80]因此，这几位作者实际上构成了名副其实的核心作者群。
从表1—3可知，该群体具有以下特点：第一，这是一支年轻的队伍。1934年《中国经济情报》创刊时，骆耕漠26岁，徐雪寒23岁，石西民22岁，最为年长的薛暮桥和姜君辰也才30岁。这些人的平均年龄，相比《中国经济》、《经济学季刊》的作者群，至少年轻10岁。第二，他们学历不高，大多毕业于普通高中、中等师范，基本未接受过经济学领域的专业训练，其经济学知识多来源于自学。这两个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作品的质量，再加上写作任务紧张，版面资源有限，他们的文章论述略显单薄，推理并不十分严密，对于理论的运用有时也不免机械化。骆耕漠晚年就坦言，“回顾早年所写的文章，虽然大方向是对的，但是由于文化水平低，现在读来，大多稚气醒目，不禁羞愧”。[81]
表1—3 《中国经济情报》主要作者简介
续表[82]
需要指出的是，这群人虽起点较低，但当时都满怀理想，斗志昂扬，资质甚高，在业务能力上提升颇快。20世纪30年代中期被视为这批左翼经济学者成长与写作的黄金时期。[83]在《中国经济情报》上发表文章最多的骆耕漠于1934年春刚到上海时，因毫无经验，认为写一篇经济时论“是一个从未经历过的大难”。在钱俊瑞、姜君辰等人的鼓励下，他查阅大量报纸，仔细揣摩，很快写出《白银政策之检讨》一文，刊发在《中国经济情报》第1卷第1期上。骆耕漠后来谦虚地说，该文所表达的大多是钱俊瑞的观点，自己的创见很少。但仅仅一个月后，骆耕漠又写出《美亚工潮始末》和《农民借贷所与银行业的典当化》，分别刊发在《中国经济情报》第1卷第4期和第7期上。以上两文已经是较为成熟的经济时论，后经他亲自审定收入《骆耕漠早年文录》和《骆耕漠集》中。到1936年，骆耕漠已成为上海左翼文艺界的一位名人。[84]
更为重要的是，这群作者当时已经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坚定信仰者，他们之所以能集结在《中国经济情报》周围，积极有效地开展各方面的工作，与此前的经历有一定关系。1927年国民党发动“清党”后，身为共青团员的骆耕漠、时任沪杭甬铁路总工会组织部长的薛暮桥和担任过中共杭州地委组织部长的徐雪寒先后被捕。骆耕漠从1927年11月至1934年1月长达6年多被关押在浙江省陆军监狱，薛暮桥从1927年6月至1930年12月，徐雪寒从1928年3月到1933年6月也被关押在这所监狱中。他们在监狱这一封闭的环境中，越发如饥似渴地阅读一切可以看到的书籍，其中读得最多的就是政治经济学方面的书，如河上肇的《资本主义经济思想史》等。后来，三人均认为这几年就等于上了“监牢大学”。另外，薛暮桥等挑选最可靠的党员组成秘密党小组、党支部，领导全体狱友进行绝食斗争，改善狱中的学习和生活条件。[85]所以当他们走出监狱时，反倒被铸就成更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十分珍惜重获自由和实现自我价值的机会，全身心投入中国经济情报社的工作。
他们中的另一部分人，包括钱俊瑞、姜君辰以及出狱后的薛暮桥，于1929年至1934年间陆续参加了陈翰笙（时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主持下的江苏无锡、河北保定和广东中山等地的农村调查，并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调查所得的材料进行分析研究。调查之余，他们也积极学习马列著作，力争理论与实际相结合。[86]这段经历无比珍贵，是他们能在《中国农村》和《中国经济情报》上写出掷地有声的文章，并独树一帜、自成一派的重要前提。
不过，《中国经济情报》虽然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但政治上并未接受中共的直接领导，情报社成员此时多是找不到组织关系的共产党员或“左”倾人士。据薛暮桥回忆，1932年前后，他们曾找到社联的主持人要求参加社联，但社联主持人认为他们写文章、搞研究，是“学院主义”思想，要革命就要进行实际斗争，让他们每星期到街上至少写三条标语。[87]薛暮桥等人认为这种斗争形式有问题，后来并未参加。同为经济学家的许涤新当时在社联工作，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在‘社联’和‘文委’、‘文总’工作期间，缺少时间去考虑它们的各自的科学任务，而把大部分时间用在写标语、贴墙报和飞行集会上……当时自以为这就是革命，而不知这是‘左’倾路线的错误。”[88]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中国经济情报》同人未被当时的“左”倾思想束缚，坚持办刊为文、研究中国经济是多么不易。随着1935年9月钱俊瑞加入中共，并担任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委员，这支队伍与中共的关系有所加强。但《中国经济情报》的办刊特点在此前就已成型；更重要的是，1935年7月后《中国经济情报》的主编权由《中华日报》馆收回，只接受中国经济情报社的个人投稿。总体而言，这是一份由思想“左”倾、兴趣相投的知识分子集合在一起组成的同人刊物，并在上海左翼文化运动的洪流中占有不可忽视的独特地位。
四 “主义”的对立
通过以上对三份刊物背景和特点的相关介绍，可知它们均属研究性质的同人刊物。王奇生认为：“清末民初的报刊，基于不同的运作模式与风格，大致可分为商业报刊、机关团体刊物与学界同人杂志三类。像《东方杂志》一类注重商业效益的刊物，立论力求‘平正通达’，尽量关照各个层面不同观念的读者；像《新民丛报》、《民报》一类刊物，因代表党派团体立场，立论力求‘旗帜鲜明’，甚至不惜‘党同伐异’；而学界同人杂志，既追求趣向相投，又不愿结党营私，立论多据学理，运作不以营利为目标。”[89]虽然这三份期刊创办于20世纪30年代，与清末民初的情况有所不同，但这三份期刊无疑应列入第三种。他们都由一个志同道合的组织创办，《中国经济》的创办者是中国经济研究会，《经济学季刊》的创办者是中国经济学社，《中国经济情报》的创办者是中国经济情报社。
虽然这三份刊物同为同人刊物，同属经济学刊物，但从学术水平到关注重点、从价值取向到产生的影响，却截然不同。当时的学者已经明确指出，“此同人”并非“彼同人”，强调“我们”和“你们”之间主义的对立。以下试举例论述。
《中国经济》第2卷第5期为“帝国主义在华势力现状专号”，主编邓飞黄在卷头语中批评了两种人：一种是“迷信欧美资本主义的欧美资产阶级学者之应声虫；第二种是迷信中国可以无条件实行共产主义之第三国际的工具”。“前者不但对于帝国主义之经济侵略熟视无睹，并且还要随时宣扬帝国主义的德政，和有意无意地为帝国主义辩护。这种人目前多在国内各方面担任重要职务的很多，而且往往，被尊为经济专家，因此散布的言论和文字也极多。”后者只知道阶级斗争而不知民族斗争，“中国共产党之不顾民族危机一味蛮干，便是根据了这样的主张”。[90]显然，如果对号入座的话，邓飞黄很可能会把《经济学季刊》的大多数作者列入第一种人，《中国经济情报》的主要作者列入第二种人。《中国经济》奉三民主义为指导思想，在其眼中，中国经济学界呈现出信仰欧美自由经济学说、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三足鼎立之势。他们既反对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说，又反对中共的阶级斗争主张。
当时左翼倾向的经济学者、浙江实业银行副总经理章乃器，发表《经济论争中的两条战线》一文，直指经济学界中存在的分野与对立。他认为，大革命后进步分子致力于现实问题的批判，与信仰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流俗经济学者（又分为亲日派和亲英美派）进行斗争。“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经济学界中存在帝国主义学派和民族学派的对立，前者主张贸易和货币的国际化，后者则坚持反帝斗争。[91]《中国农村》和《中国经济情报》的核心作者钱俊瑞，也是从对待帝国主义的态度来区分“正统派”经济学者和民族主义学者，他说：“有一些中国的‘正统派’经济学者到今天还在那里背诵亚当斯密列嘉图的原理，捧着马尔萨斯人口论的讲义，跑上讲台，跑下讲台。这些先生们不是有意地在替我们民族的敌人作理论上辩护，便是无意地作成了民族敌人的俘虏。”“他们用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来证明敌人的侵占我领土，虐杀我人民之为合理；用自由贸易来解释敌人侵夺我市场，甚至用走私来践踏我市场，是一种‘科学的行为’。他们否认货币权争夺的理论，来证明敌人灭亡中国是‘天演公理’，而中国民族的沦亡也是必然的归宿。”[92]钱俊瑞还点名批评了“不知耻的名流学者”李权时用中日经济提携论来迎合日本帝国主义者。这种尖刻的批评似有先见之明，李权时后来就供职于汪伪政权。可见，在章乃器和钱俊瑞看来，经济学界中主要存在信仰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说的“流俗学者”和民族学者两大类。若联系到上文谈到的何廉对当时大学教授按照西方经济学说照本宣科、毫无中国具体经济情势研究的感慨，钱俊瑞指责“正统派学者”在讲台上背诵斯密和李嘉图的学说，也算事出有因。
顾翊群作为被《中国经济》和《中国经济情报》所批评的“欧美资产阶级的应声虫”、“流俗经济学者”和“正统派”经济学者，也表达了自己的不满。他先谈到，“中国今日之经济学者多至不可胜计”，暗指大多数所谓的经济学者其实是滥竽充数。这些人“对于国际间及国内之经济恐慌，著述者类多迎合社会心理，著为慷慨激昂之文章，激起国人之情感，以博取一己之声名，而终于国事无补”。[93]“在中国则讲到经济问题只有马克思主义学者在出风头。有许多文章满纸都是‘矛盾’、‘倾销’、‘剥削关系’等字样。”顾翊群指出，马克思主义学者动辄就喊口号，要推翻帝国主义在华统治，可是如果中国人不潜心研究涉及发展中国经济的方案和解决中国目前的现实经济问题，我们拿什么来驱逐列强在华势力？[94]在顾翊群看来，马克思主义学者颇具势力，但识见浮于表面，所进行的研究只能算口号式的宣传。顾翊群认为要切实地探寻中国经济发展的道路，而不是空言打倒帝国主义。由于《中国经济》作者也普遍呼吁反帝，所以应当也在顾翊群批评之列。
胡寄窗曾这样总结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经济学界：“本时期内许多经济问题上的意见和争论，不少均导源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与非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这一基本斗争，决不能因为后者未形成公开论战而予以忽视，也只有掌握了这一点才能正确理解当时许多分歧和争论的本质。”[95]可谓真知灼见。从以上三派的相互批评中，我们可以大致领略三份期刊各自的“品性”，特别是它们各自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西方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态度。其中《中国经济》的思想倾向最具探索空间。它虽然标榜以孙中山“三民主义”为指导思想，但众所周知，国共合作时期背景下的“三民主义”，事实上与马克思主义之间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很多国民党人不赞成中共提出的阶级斗争学说，但信奉唯物史观，具有反帝情结。他们接触过很多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有的人推崇第二国际考茨基学说，即像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没有条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仍需发展有限制的资本主义。另外，左翼学者创办的《中国经济情报》，在汪系《中华日报》上维持三年之久，亦可视为一种佐证。
选择这三份期刊作为研究对象，优点在于通过分析和比较他们言论的重点和特点，勾勒出20世纪30年代经济学界的主要观点，分析观点之间的异同并探寻原因；劣势在于正因为它们“品性”各异，放在整个社会中到底有多大的代表性？所以必须寻找一些参照物，以期使以上三种期刊的比较研究更为合理、可信。笔者在粗略阅读了《银行周报》、《社会经济月报》等多份经济界期刊，以及《申报月刊》、《东方杂志》等综合性期刊后，最后选定《东方杂志》作为主要参考对象，选定《银行周报》、《社会经济月报》、《大公报》等作为辅助参考对象。理由如下：第一，《东方杂志》发行量之大和影响之深是其他期刊难以企及的。第二，《东方杂志》是一份综合性商业期刊。因其综合性，它所关注的经济方面的议题必然是有选择性的，可以说，20世纪30年代凡是能多次在《东方杂志》上出现的经济议题，必然是社会关注的热点和经济界讨论的重点；因其商业性，它必然要迎合大多数读者的心理，所以它的供稿作者有各色人等、文章观点丰富。本书所讨论的三份期刊上的作者及他们的志同道合者均纷纷在《东方杂志》上亮相。另外，在讨论货币改革等技术性较强的议题时，参考《银行周报》、《社会经济月报》可使探讨更为深入；同时，以上刊物均在上海、南京两地发行，而《大公报》经济方面的社论和“星期论文”会代表北方经济学人的一些观点，故《大公报》经济方面的言论也会经常被纳入本书中。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虽然三派学者注意区分彼此，但这种分歧并不是时时处处存在的。比如学者对于国家的总体形势均有深刻共识：国家受到日本侵略而危在旦夕，农村萧条破产而亟待拯救，经济极端贫困落后而急求发展。大多数学者都是在这种大背景下苦苦探寻，谋求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出路。再如当时社会上弥漫着对西方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学说普遍失望的空气，这三派学者中的很多人对于统制经济以及政府扩大对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的管理表示赞成。简单地认为凡是信仰资本主义经济学说的人都支持国民党统治，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反对现有统治，更是有悖于历史真实。如由于两党早期的合作和与苏联的渊源关系，支持甚至参与国民党政权的人也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
总之，完整集中地利用以上三份期刊的文章（而不是只鳞片爪地选用个别的文章），并辅之以其他期刊和重要学者的著作，通过考察分析上述期刊对1932—1937年国民经济运行中发生的重大事件的认识，进行专题比较研究，以期勾勒出当时中国经济学界的思想源流、学术主张和政治倾向，是本书的思路和方法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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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沧江：《〈法政杂志〉序》，《法政杂志》第一年第一期，1911年2月25日，第1页。沧江为梁启超笔名。
[28] 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93页。胡寄窗未在行文中提到具体是哪10种刊物，但他列举了《经济学季刊》、《金融周刊》、《新经济》、《财政评论》、《经济周报》、《中央银行月报》、《中国近代经济史集刊》、《食货月刊》和《合作月刊》，并进行了简单介绍。在以上刊物中，《金融周刊》创刊于1936年，《新经济》、《财政评论》在抗战爆发后创刊，《经济周报》创刊于1945年，《中国近代经济史集刊》和《食货月刊》属于经济史研究方面的期刊。当时在金融领域与《中央银行月报》齐名的还有《中行月刊》（1930—1938）、《银行周报》（1917—1950）、《钱业月报》（1921—1949）三种刊物，亦是本书重要的参考资料。
[29] 伍杰主编：《中文期刊大词典》，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187页。
[30] 据罗方中回忆，在北大读书时，他与邓飞黄住一间宿舍。1920年，郭春涛从法国回到北京，因郭和邓飞黄是同乡，常来找邓飞黄，有时谈到深夜，就同邓飞黄睡在一床。1924年他们一起建立了少年建国团。（罗方中：《国共合作后国民党在北京的活动》，《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21册第60辑，第123—124页）
[31] 金以林：《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316页。
[32] 湖南省炎陵县档案史志局编：《统一战线的忠诚战士——郭春涛》，团结出版社2002年版，第177—193页。
[33] 王克文：《分共以后——汪精卫与国民党左派》，见氏著《汪精卫·国民党·南京政权》，台北“国史馆”2001年印行，第128—130、131—132页。
[34] 陈公博著，汪瑞炯、李锷、赵令扬编注：《苦笑录》，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79年版，第179、188页。
[35] 关于改组派的研究，参见台湾学者张顺良所著《国民党改组派的组织发展与反蒋活动（1928—1931）》，台湾高雄昕运出版社2007年版。大陆方面的资料，除了查建瑜编《国民党改组派资料选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外，中下层改组派成员在1949年后留下的回忆资料较为重要，大多编入《文史资料选辑》。如李俊龙：《汪精卫与扩大会议》，《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4册第16辑，第92—106页；何汉文：《改组派回忆录》，第166—184页；武和轩：《我对改组派的一知半解》，《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12册第36辑，第139—153页；范予遂：《我所知道的改组派》，《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16册第45辑，第209—230页。
[36] 据罗方中回忆，南京的学校中有很多改组派成员，中央军事学校有十几个小组，将近70人；中央政治学校有好几个小组，将近30人。（罗方中：《关于改组派的一鳞半爪》，《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1册第1辑，第82页）何汉文回忆，上海有改组派成员七八百人，大部分都是大学学生，如劳动大学有90多人，复旦大学有50多人，此外暨南、交通等大学都有会员，各校都设有分部和小组。（何汉文：《改组派回忆录》，第166—184页）
[37] 《会务记录》，《中国经济》第1卷第1期，1933年4月，第1—5页。
[38] 范予遂：《我所知道的改组派》，第227页。
[39] 关于外交部编译室和汪精卫的关系，可参考杨玉清的回忆。“1932年汪精卫在南京做了行政院长，以后还兼任了外交部长，搜罗了一批从日本回国的留学生，在外交部设了一个编译室。这批人绝大多数是参加过所谓改组派工作的，至少也是和改组派有历史关系的……这批人先后被派到了驻外使领馆。其中如朱朴被派到丹麦，周其庠被派到奥国，周咸堂被派到波兰，王庭珊被派到荷兰，黄大中被派到意大利，谢劲健被派到瑞士，我被派到巴黎等等。以后还有谢仁钊、李俊龙被派到美国，赵惠谟被派到英国，翟凤阳被派到葡萄牙等等。”（杨玉清：《我与汪精卫》，黄美真编《伪庭幽影录——对汪伪政权的回忆纪实》，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373—374页）杨玉清谈到的周咸堂、黄大中、谢劲健、李俊龙和赵惠谟，还有他本人都是《中国经济》的重要作者。
[40] 武和轩：《我对改组派的一知半解》，第153页。
[41] 李梦奎：《同共产党人并肩战斗生死与共——朱子帆传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安徽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安徽文史集萃丛书之九 人物春秋》，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69页。
[42] 范予遂：《对选辑第十七辑、二十辑中三文的几点补正》，《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10册第31辑，第304页。
[43] 聂绀弩：《从改组派说到画册》，《自诬与自述》，武汉出版社2005年版，第280页。
[44] 范予遂：《我所知道的改组派》，第228页。
[45] 汪精卫：《生产事业为今后努力的方向》，《侨务月报》第1卷第4期，1934年3月，第55—60页。
[46] 陈公博：《四年从政录》，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3、24、32—33、106页。
[47] 按照作者刊发的文章数排列，主编在前。表1—2、表1—3也按此顺序。
[48] 何干之：《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生活书店1937年版，第5页。
[49] 专著有何干之《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周子东等编著《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的部分章节；相关论文见左用章《三十年代中国农村社会性质之论战》（《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雷颐《“中国农村派”对中国革命的理论贡献》（《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2期）。
[50] 魏宏运主编：《中国现代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68页。
[51] 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编：《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序》，新知书店1935年版。
[52] 何干之：《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第123页。实际上，陶直夫和周彬为钱俊瑞的笔名，余霖为薛暮桥的笔名。
[53] 1936年6月至1937年7月一年间，何干之撰写了7本著作，30多篇论文，可以想见他写作时间之紧迫。（胡华、刘炼：《何干之传》，刘炼编《何干之文集》第1卷，北京出版社1993年版，第10页）何干之还将王宜昌在《益世报》上的发难文章，误认为是在《大公报》上发表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第131页）
[54] 吴敏超：《“中国经济派”考》，《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6期。
[55] 陈啸江：《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总成绩及其待决问题》，国立中山大学法学院1937年版。
[56] 显然，《中国经济》上的经济史研究与陶希圣有很大关系。陶希圣曾是1929—1930年中国社会史研究和论战的主力。但在1935—1937年，陶希圣创办《食货》半月刊，对于社会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来了个大转变。据陶希圣自称“中国社会史论战各方争辩，以唯物史观为问题之焦点。单凭唯物史观之理论与方法，使用贫乏的历史资料，填入公式，加以推断，达预定之目的，此可谓论战各方共通弱点或缺点。《食货》半月刊力排公式主义与教条主义，指出历史学方法必从历史资料再产生，始有其真实的功能与价值。”（陶希圣：《八十自序》，《传记文学》第33卷第6期，1978年12月）1928年11月陶希圣加入改组同志会，与汪精卫等人颇有渊源，这也是抗战爆发后其随汪精卫降日的部分原因。《中国经济》上的古代经济史文章，部分为陶希圣的弟子所写，部分由其他学者发表，文章大都是秉承陶希圣所创导的从史料出发研究社会经济史的理路。
[57] 《中文期刊大词典》上对《经济学季刊》词条的解释是“学术性经济刊物。所探讨中国的农业、渔业、工商业、市政、交通、财政金融、信托、投资、货币、税收、统计及劳工等方面的问题，以及在中国的国外资本和国外对华经济侵略等问题。还刊登对中国地方经济的研究调查报告，以及对中国各级经济政策和中国经济的革新改造问题的研究。讨论中国国民经济、中国战时经济、困难时期经济及非常时期经济问题，探讨中国经济史和中国经济思想史。还介绍国际经济形势、西方国家的经济政策、经济制度及西方经济思想史，并刊登经济学理论的研究指导、中外经济学家及其著作的介绍，以及经济学新书介绍，还报道中国经济学社社务”。（伍杰主编：《中文期刊大词典》，第858页）
[58] 林毅夫、胡东书：《中国经济学百年回顾》，《经济学季刊》2001年第1期。孙大权通过他资料翔实的博士论文，论证了中国经济学社在20世纪20—40年代中国经济学成长中的卓越地位，其中这份凝聚了诸多社员心血和才华的社刊便是其成就的一个代表。
[59] 李权时：《发刊辞》，《经济学季刊》第1卷第1期，1930年4月。
[60] 何廉：《何廉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47—53页。
[61] 方显廷：《方显廷回忆录——一位中国经济学家的七十自述》，方露茜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74—90页。
[62] 陈岱孙：《东方赤子·大家丛书：陈岱孙卷》，华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10页。
[63] 唐庆增：《马克斯经济思想与中国》，《经济学季刊》第2卷第4期，1931年12月，第14—22页。
[64] 唐庆增：《经济学与现代文明》，《经济学季刊》第3卷第3期，1932年9月，第14—22页。
[65] 唐庆增：《本刊之回顾与前瞻》，《经济学季刊》第5卷第1期，1934年4月，第2页。唐庆增接替李权时任主编，表示仍将沿袭过去的编辑方针，“至体裁方面，仍沿前制，发言专揭真理，不趋众好，立场无偏无党，不激不随”。
[66] 徐斌、马大成编著：《马寅初年谱长编》，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162—164、339页。
[67] 吴清友时为《中华日报》编辑，他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翻译和编著了许多关于苏联政治、经济类的书籍，如翻译列宁的《帝国主义论》（1939年），编著《苏联政制》（1946年）、《苏联的农业组织》（1949年）、《苏联的货币与银行》（1949年）等书。
[68] 钱俊瑞：《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成立前后》，薛暮桥、冯和法编《〈中国农村〉论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0页。
[69] 如薛暮桥忆及：“姜君辰在《中华日报》工作，除主编国际版外，还主编《中国经济情报》副刊，每星期一版，约1万字。我们都成为《中国经济情报》的主要写稿人。要写经济论文，最重要的是收集资料，为此我们办了一个中国经济情报社，订购全国三四十种重要报纸，选择重要资料分类剪贴。在社会科学研究所时，我们就办过这样的资料室，有用科学方法分类剪贴报纸资料的经验。在我回沪前，徐雪寒、骆耕漠两同志出反省院，由我推荐到中国经济情报社工作，后来又吸收石西民同志。他们一边剪贴资料，一边为《中国经济情报》写稿。”（薛暮桥：《薛暮桥回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0—51页）以上回忆大致展现了中国经济情报社的组织和活动情况。
[70] 骆耕漠：《骆耕漠早年文录·自序》，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页。
[71] 骆耕漠：《往事回忆》，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0页。
[72] 骆耕漠和徐雪寒接手《中国经济情报》后，骆耕漠“就与雪寒商定：最近少约外稿，由你我来安排最低的生活费外，另留下若干元作为情报社的房租。另外，我告诉雪寒：‘以后由我为报纸的副刊多写点稿子，还要由你多跑腿，每周送情报约稿，到印刷室去校对的工作都由我来包。’”骆耕漠：《往事回忆》，第91页。
[73] 骆耕漠：《骆耕漠早年文录·自序》，第1页。
[74] 郑惠：《胡绳谈三十年代中期上海左翼文化工作的进步》，《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6期，第8页。
[75] 侯外庐：《韧的追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37页。
[76] 聂绀弩（1903—1986），湖北京山人。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二期，1926年初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回国后任国民党中央党校训育员，20年代末加入改组派。“九·一八”事变后积极宣传抗日，1933年加入左联，1934年主编《中华日报》副刊《动向》，发表了大量短小精悍、犀利泼辣的杂文，被誉为鲁迅之后杂文第一人。（周健强编：《聂绀弩自叙》，团结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
[77] 周健强编：《聂绀弩自叙》，第280—281页。
[78] 鲁迅：《花边文学·序言》，上海联华书局1936年版，第3页；周健强：《聂绀弩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8页。
[79] 瓦尔加（1879—1964），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时任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与世界政治研究所所长。
[80] 笔者尽力搜求，认为“莫乔”为薛暮桥的笔名，证据有二：一是薛暮桥在回忆录中谈及为《中国经济情报》写稿，但该刊中却没有以“薛暮桥”名义发表的文章；二是“莫乔”为“暮桥”两字的半边。“朱清”亦为薛暮桥的笔名，因朱清在该刊上发表《“新广西”的经济基础》，而收入《中国经济论文集》第1集时作者为莫乔。“乔坻”似为朱楚辛的笔名，因“乔坻”在该刊发表《中国的煤矿业及其前途》，与收录在《中国经济论文集》第3集中朱楚辛的《中国煤矿业和煤业会议》，大段文字雷同。“周文彬”，疑为钱俊瑞的笔名，因为钱俊瑞常用的笔名之一是周彬。另外，由徐雪寒、石西民、骆耕漠的相关传记可知，“奋之”、“徐奋之”、“徐德熊”为徐雪寒的笔名，“何引流”、“卫思德”为石西民的笔名，“朱心湛”为骆耕漠的笔名。
[81] 骆耕漠：《骆耕漠早年文录·自序》，第3页。
[82] 《中国经济情报》各期中没有以“姜君辰”名义发表的文章，很可能是情报社考虑到他在《中华日报》馆有正式职务，发文时使用的笔名较为隐秘，笔者目前还难以考证出他的笔名。鉴于薛暮桥等人的回忆中谈及他为《中国经济情报》写稿，以及他为该刊所做的大量工作，故也将其列入本表中。
[83] 例如，《骆耕漠集》中收录1949年前写的文章共12篇，其中8篇写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4篇在《中国经济情报》上刊发；《徐雪寒文集》中收录1949年前写的文章21篇，其中16篇写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11篇在《中国经济情报》上刊发。
[84] 上海文艺界曾把四位有影响力的新锐的名字凑成一副对联：“胡风沙千里，徐步骆耕漠”。（骆耕漠：《往事回忆》，第101页）
[85] 薛暮桥：《薛暮桥回忆录》，第24—27页；骆耕漠：《往事回忆》，第52—86页。
[86] 钱俊瑞曾在《自传》中写道：“在调查过程中，我们边调查，边学习。先学习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河上肇的《经济学大纲》，1931年以后又学习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考茨基的《土地问题》等著作。”（钱俊瑞：《钱俊瑞选集·自传》，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页）
[87] 薛暮桥：《薛暮桥回忆录》，第36页。
[88] 许涤新：《风狂霜峭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97页。
[89] 王奇生：《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以〈新青年〉为视点》，《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1期，第29页。
[90] 《卷头语》，《中国经济》第2卷第5期，1934年5月。
[91] 章乃器：《经济论争中的两条战线》，《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1936年夏季号，第494页。
[92] 钱俊瑞：《目前研究中国经济的目标》，中国经济情报社编《中国经济论文集》第3集，上海生活书店1936年版，第1、2页。
[93] 顾翊群：《中国新货币政策与国际经济均衡》，《经济学季刊》第7卷第1期，1936年6月，第36页。
[94] 顾翊群：《经济思想与社会改造》，见氏著《危机时代国际货币金融论衡》，台北三民书局印行1972年版，第18页。
[95] 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