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学科前沿研究报告（2010—2012）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对国际金融学科的研究提出新问题。国内外学界针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国际金融监管改革、资本流动管理、国际收支调节、金融危机与溢出效应、汇率政策、国际银行业和影子银行发展等领域，结合金融危机的形成、爆发和应对，对已有理论进行反思和修正，并从市场新变化出发，由政策角度讨论了国际金融领域中的重大问题。
一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有关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文献主要针对国际储备多元化改革、全球流动资产风险评估以及人民币国际化问题展开。
（一） 国际储备多元化改革
国际储备体系改革的理论依据，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浮动汇率条件下的特里芬难题。Obstfeld（2011）[1]强调特里芬难题本质上是一个财政问题。在浮动汇率下，各国中央银行倾向于将级别较高的政府债券作为储备资产。这样，对储备资产需求的增长需要具有财政清偿力担保的安全资产的增长，而后者需要储备资产提供国政府不断发行债务。二是全球安全资产供求失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2a）[2]全面梳理了全球储备资产的供需变化，认为新兴市场出于预防性需求的储备资产需求不断上升，而在危机中那些本来是储备资产的提供者（央行和金融机构）转变为需求者，对安全资产需求的急剧上升导致流动性瞬间枯竭。而在供给方，主权债级别的降低导致合格的安全资产提供者减少，金融机构的去杠杆化也造成安全资产供给萎缩，这些最终将使安全资产需求大于供给。三是国际储备货币体系多元化的稳定性。Bénassy-Quéré和Pisani-Ferry （2011）[3]采用效率、稳定性、公平性以及可行性四项指标，比较单极与多极货币储备体系的优劣，他们认为，国际储备体系在从单极向多极过渡时期存在资本流动和汇率波动风险，但从长期来看，多极体系仍能实现均衡状态。
继斯蒂格利茨领导的联合国国际货币与金融体系改革小组建议扩大特别提款权功能，以及周小川提出建立超主权储备货币主张之后，针对储备货币改革的方案，经济学家Kenen（2010）[4]建议在IMF框架下建立特别提款权的替代账户，有美元储备的国家可以在替代账户存储部分储备，并换取相应的特别提款权（SDR）。然而Eichengreen（2011）[5]对此提出了质疑，认为SDR不存在私人交易市场，这将阻碍SDR作为储备货币的功能的实现。Farhi等（2011）[6]则建议增加新兴市场对安全资产的供给。
（二）全球流动性风险评估和危机救助
2011年5月，国际清算银行（BIS）下属的全球金融体系委员会（CGFS）设立特别小组，对全球流动性测量、动因和政策含义进行研究。BIS（2011）[7]梳理了全球流动性概念，将全球流动性按主体划分为官方流动性和私人流动性。
流动性管理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全球最后贷款人存在的必要性。Truman（2010）[8]认为，IMF作为最后贷款人十分必要，但强化救助职能需要考虑避免道德风险，而且必须完善IMF成员国之间的监控机制。在一个更宽泛的政策框架下IMF才能更好地行使职能。IMF前总裁康德苏通过《皇宫动议》（Palais Royal Initiative，2011）[9]支持IMF承担全球最后贷款人角色，但其主张强化条件性以避免道德风险。在实践中，针对本次危机，IMF（2010）[10]建议成立全球稳定机制（GSM）。此外，IMF还出台了一系列新的流动性贷款计划。但Obstfeld（2011）[11]认为，IMF全球稳定机制是建立在全球系统性风险评估基础之上的，若缺乏国别要素，其可行性就存在问题。
（三）人民币国际化
人民币国际化是国际储备体系多元化的组成部分。2010年中国全面放开人民币贸易结算，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的使用也加速放开。随着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的快速推进，以下问题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
（1）人民币国际化的次序。Gao和Yu（2012）[12]认为，人民币国际化路径选择必须与资本项目开放、汇率制度改革以及国内金融改革相互协调。余永定（2012）[13]强调，激进的资本项目开放会导致投机性跨境套利，进而影响国内金融稳定。然而，中国人民银行调统司课题组（2012）[14]认为，中国资本项目开放的风险基本处于可控范围，较快开放的条件基本成熟。
（2）人民币跨境结算中的“跛足”问题。针对2010—2012年人民币贸易结算进口大于出口现象，张斌（2011）、张明（2011）和何帆等（2011）[15]将其归结为人民币升值预期，并认为其结果导致中国外汇储备加剧累积和国民福利损失。而王信（2011）与何东和马骏（2011）[16]则持相反态度，他们认为“跛足”是货币国际化中的暂时现象，未必会导致中国外汇储备的加速累积。
（3）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发展。He和McCauley（2010）[17]将人民币离岸市场进行类别划分并讨论各类别的异同；Subacchi和Huang（2012）[18]对中国香港、伦敦、上海等人民币中心的发展潜力和分工进行评估，提出发展以中国香港地区为集散中心的全球人民币市场发展布局。
（4）人民币区域影响力问题。欧洲央行（ECB）（2012）[19]研究结果表明，人民币在亚洲地区一些经济体的影响力显著上升，表现为人民币汇率波动以及中国的货币政策与其他经济体之间的相同变量存在一定的关联度。该报告认为，人民币事实上已经与当年的德国马克相似，在区域范围内发挥主导作用。Subramanian和Kessler（2012）[20]对亚洲地区10种货币与人民币的汇率联动性进行检验，发现其中7种货币联动性在2010—2012年间相关性高于这些货币与美元的联动性，因此，他们认为在亚洲已经存在事实的“人民币区”。
二 国际金融监管
国际金融监管改革成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的热点问题，相关研究成果比较丰富，在宏观层面最重要的研究进展和争议表现为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的协调、监管的跨境合作以及系统性风险的测度等几个方面。
（一）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监管的协调
针对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监管相互协调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两者结合的必要性和有效性；二是两者能否同时成为中央银行的职能。
Blanchard等（2010）[21]认为，货币政策仅仅盯住核心通货膨胀率是不够的，资产价格和信贷总量等指标都应该纳入货币政策的考察目标；与之相反，宏观审慎监管也无法独立完成金融稳定任务。因此，货币政策必须和宏观审慎监管相结合。Angelini等（2012）[22]通过对银行部门建立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来评估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监管的相互影响，研究指出，如果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监管不能相互配合，则有可能产生政策冲突；而在金融危机时期，如果央行超越了货币稳定的单一目标而与宏观审慎政策积极配合，则能够通过影响贷款供应而产生显著的经济效益。Vinals等（2010）[23]的研究认为，宏观审慎监管在维护金融稳定方面的效果显著优于货币政策，如逆周期的资本缓冲和拨备。但是，由于宏观审慎监管产生的效果具有不确定性，还需要货币政策与之配合。Suh（2011）[24]运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其研究表明，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监管的最优组合是不组合，即货币政策只负责价格稳定，而宏观审慎监管只负责信贷稳定，两项政策实质上是相互分离的。
对于宏观审慎监管是否应成为央行的职能，同样存在争议。Caruana（2010）[25]认为，央行执行宏观审慎监管有两大优势：一是它本来具有宏观经济监测与分析能力；二是央行固有的独立性对于执行宏观审慎监管很有帮助，因为实施宏观审慎监管有时并不受政府的欢迎。Cukierman（2011）[26]则对央行执行宏观审慎监管在不同时期产生的效果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在危机爆发时期，央行通过承担最后贷款人职责可以很好地完成危机治理和保障金融稳定的任务，但是从长期来看将会损害价格稳定，并且影响央行的独立性。
（二）金融监管的跨国合作
Schoenmaker于2005年首次提出了金融监管领域的新“三元悖论”，即金融稳定、金融一体化和母国监管三者无法同时实现。伴随欧债危机的爆发，这一理论迅速得到学术界和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Schoenmaker（2012）[27]将他的金融监管三元悖论进一步细化为“全球金融稳定、跨国银行和母国监管”很难兼容，提出在欧盟层面打破母国监管，由欧洲央行和欧洲银监局共同执行银行业跨国统一监管。欧洲银行单一监管机制的建立成为学术理论被实践所证实并迅速上升为国际合作政策的典型案例。
Pan（2010）[28]首先分析了2008年金融危机前的两种错误思想：一是把国际金融监管寄托于非正式的跨国机构；二是忽视了对跨境金融机构和系统性风险的监管。他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突破现有的国际法律制度，让渡部分国家主权，建立真正的国际金融监管实体，使该实体拥有监管资源和权力。金融稳定委员会（FSB）（2011）[29]建议各国监管当局针对全球系统重要性签署“特定机构跨境合作协议”，确认各国监管部门在危机前和危机中的职责，实现信息共享。并特别指出，为保障跨国合作的有效性，母国和东道国应做出遵守监管合作的承诺。Goodhart（2011）[30]认为，应在国际性的金融监管机构中建立全球强制性规则，包括实行惩罚机制。
（三）系统性风险的识别
Acharya等（2010）[31]测度了单体金融机构对系统性风险的贡献度，发现贡献度与该机构的杠杆率、波动性、相关性以及尾部依赖性成正相关，同时他们还提出应依据贡献度大小对金融机构进行征税，将金融机构的负外部性内部化。Brownlees和Engle（2012）[32]构建了SRISK指数来预测某一金融机构是否会引发系统性风险，该指数是金融机构的规模、杠杆率和边际预期损失的函数，用以反映市场下行条件下金融机构的资本短缺。通过对2000—2010年美国大型金融机构的数据进行检验，结果表明该指数可以得到良好的预测效果。
三 国际资本流动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资本流动也成为学术界和政府当局关注的焦点。本部分对近期分析国际资本流动的动因与波动性的文献做了简要回顾，并且总结了IMF对资本流动管理提出的倡议。
（一）国际资本流动驱动因素
Milesi-Ferretti和Tille（2011）[33]的研究表明，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国际资本流动的主要驱动因素是投资者的风险因子。当投资者普遍对未来前景持悲观预期时，资本流入会出现突然中止的现象；当投资者恢复信心后，国际资本流动的流入规模与各国的金融一体化水平以及国内宏观经济状况密切相关。这表明，经济处于危机和正常两种不同状态时，国际资本流动的驱动因素存在较大差异。Fratzscher（2012）[34]的研究也表明，在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前与过程中，推动因素发挥了主导作用，而从2009年起，拉动因素逐渐取代推动因素发挥主导作用。Ghosh等（2012）[35]指出，推动因素是导致国际资本从发达经济体流向新兴市场经济体的主要因素，而拉动因素是决定国际资本最终流入哪些特定的新兴市场经济体的主要因素。
（二）国际资本流动的波动性
国际资本流动的波动性，特别是“突然停止”和“突然激增”已经成为新兴经济体金融市场的主要风险。为了考察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国际资本流动的异常波动，Forbes 和Warnock（2012）[36]将国际资本流动的异常现象分为4类：资本激增、突然中止、资本外逃和资本收缩。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国内经济增长的变化是资本突然中止和激增最主要的决定因素。Ghosh等（2012）[37]进一步采用净资本流动，考察了新兴市场资本流动激增发生的概率和规模的决定因素。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全球流动性状况和平均利率水平是触发新兴市场资本流动激增的主要原因，而一旦出现资本流动激增，国内因素就将决定资本流动的规模。
（三）总资本流动与净资本流动
在全球金融危机传染过程中，尽管欧元区的净资本流动处于平衡状态，但是由于总资本流出和流入中包含了大量美国风险资产，因此，国际资本总流动成为次贷危机从美国传染至欧洲的重要载体。Obstfeld（2010）[38]指出，过去20年来国际货币体系的一个突出特征是总国际投资头寸（gross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position）激增到史无前例的水平，这是导致国际金融危机频发的重要背景。Obstfeld（2012）[39]进一步指出，尽管研究国际资本净流动也很重要，但是国际资本总流动能够更好地反映各种类型的经济冲击对一国资产负债表的影响。国际总资产负债头寸的上升不仅反映了全球范围内收入风险的更优配置，也可能造成经济冲击在国家之间的传导，还可能产生强烈的放大效应。
（四）资本流动管理
Ostry等（2010）[40]通过经验研究发现，一国流入的债务类资本和金融类直接投资越多，在本轮危机中其经济状况表现就越差，说明这两类资本流动的风险性很大；而在资本管制方面，研究结果显示总体上有管制的国家比没管制的国家经济表现要好，通过施加资本管制可以避免由于金融脆弱性导致的经济急剧恶化。因此，一些针对特定资本流动的资本管制可以作为审慎监管的有效补充，成为限制金融脆弱性工具包的一部分。
面对大规模的国际资本流动，IMF强调利用多种政策组合管理，而非简单地考虑是否施加资本管制，除资本管制外，宏观经济政策、审慎监管政策也是基金组织重要的应对工具，它们共同构成了基金组织资本流动管理的政策操作框架（Ostry，2011；IMF，2011）[41]。
四 国际收支外部调整
在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下，外部失衡的调整机制出现了新的金融调整渠道。本部分回顾了金融危机期间，外部调整渠道的作用机制的变化，并且总结了外部调整理论研究方法的突破。
（一）外部调整渠道理论
Gourinchas和Rey（2010）[42]的研究表明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作为储备货币发行国，美国的外部调整表现了“过度责任”（exorbitant duty）的特征，这与金融危机前，美国的“过度特权”（exorbitant privilege）遥相呼应。Pavlova和Rigobon（2010）[43]将国际资产组合的选择偏好引入了标准的开放宏观经济模型中，同时考察了贸易调整与金融调整两种外部调整机制。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当面临外部冲击时，这两类调整机制存在负相关关系，也就是说金融调整渠道能起到稳定一国贸易失衡的作用。
Devereux和Sutherland（2011）[44]的研究表明，与其他宏观经济变量一样，估值效应也可以分为未预期和预期的估值效应，只有未预期的汇率变化会产生估值效应，已经预期的汇率变化并不会产生估值效应。以外国债券投资者为例，考察预期的汇率贬值情况，在风险偏好不变的情况下，由于贬值带来的债券本金（外币计价）额的减少会要求有较高的收益率以保持投资的现值。如果汇率出现预期的变化，那么此后的债券投资都是考虑过预期收益的资产配置，此时并不会出现因为币种结构不同而产生的超额收益率。
（二）国际资本“本土偏好”
在新理论工具的支持下，Coeurdacier和Gourinchas（2011）[45]在全球资产组合模型中引入可交易债券资产，并发现，与权益类资产相比，债券类资产更适宜用来对冲汇率风险；而权益类资产可用于对冲非金融收入风险，他们指出同时考虑权益和债券类资产是解释一国居民海内外权益类投资的核心要素。Coeurdacier和Guibaud（2011）[46]则认为，收益相关系数的内生性造成了“本土偏好”。他们以1950—1975年资产相关性与不随时间变动的地理与制度变量作为工具变量，发现投资者确实倾向于持有能够为其提供多样化选择的经济体的资产。
（三）外部调整理论研究方法的突破
外部调整理论在研究方法上的进步，主要是内生化居民资产选择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的求解方法。为了在模型中考虑各国外部资产结构，就必须引入多个可交易的国际资产，此时，如果运用传统的DSGE模型求解方法会遇到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即根据确定性等价原理不同种类的国际资产在一阶水平上完全相等，无法确定模型中的最优资产结构。为解决这个问题，Devereux和Sutherland（2011）、Tille和Van Wincoop（2010）[47]以及Pavlova和Rigobon（2010）等学者先后开发了不同的求解方法。
其中应用最广泛的是Devereux和Sutherland（2011）[48]开发的二阶求解与一阶求解相结合的方法。根据这一方法，每一个开放宏观经济模型都可以分解为两个部分：非资产组合部分，这一部分只需运用传统的一阶求解技术即可；资产组合部分，这一部分必须采用二阶求解技术来捕捉不同资产种类在风险水平上的差异。在经济学含义上，这两部分相互依赖，宏观经济产出依赖于居民所选择的资产种类，不同资产种类间的超额收益率又依赖于宏观模型的冲击；但在数学推导中，在一阶条件时，居民的资产选择并不会进入非资产组合部分，因此，可以先对非资产组合采用标准的线性化技术在N+1阶上求解，然后对资产组合部分运用N+2阶求解方法，从而确定在N阶水平上的最优资产组合。这一求解方法被认为是国际资产组合的DSGE模型中较成熟的前沿技术。
五 金融危机与溢出效应
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学术界涌现出一系列对危机根源的研究，其中有关“储蓄过度”的争论持续至今。全球金融一体化的发展与金融危机扩散之间的联系，以及金融危机向实体经济的传导也在危机后成为研究热点。
（一）储蓄过度与金融危机
伯南克于2005年提出全球储蓄过度（global savings glut）假说，他认为新兴经济体过度储蓄压低了全球利率，并为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提供了融资。2008年危机爆发之后，Bernanke等（2011）[49]以经验数据证明，储蓄过度经济体出于安全资产偏好投资美国债券，而欧洲投资者也出于资产组合偏好在美国货币市场获得美元融资的同时大量投资于美国的资产支持证券，这便造成资本流入，并压低了美国长期利率，成为美国房地产价格危机前长时间持续上升的根源。
针对上述过度储蓄假说，Borio和Disyatat（2011）[50]认为，在理论上仅用净资本流动来推测一国跨境资金活动，或者仅以储蓄投资框架来解释市场利率都有不足之处。他们提出，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的“过度弹性”才是金融危机的主要根源，而非过度储蓄。这一过度弹性表现为体系不能及时约束金融失衡的加剧，反而导致信贷和资产价格泡沫的累积。Shin（2012）[51]在对欧洲全球性金融机构在美国信贷市场上发挥的重要作用进行研究后认为，美国在危机前过度宽松的信贷环境是由“全球金融业过剩”（global banking glut），而非储蓄过度所致。
（二）金融联系与金融危机扩散
针对金融渠道，Forbes和Warnock（2012）[52]分析了资本流动与金融危机传染性之间的关系。他们发现，资本流入突然中止和资本流出收缩两种情形与危机传染性高度相关。Shin（2012）[53]根据欧洲金融机构在美国金融市场的投资数据，说明全球性金融机构在提供全球流动性中的核心作用，以及全球性金融机构信贷周期对全球贷款风险溢价的影响。Cihák等（2011）[54]则通过模拟和计量回归研究一国金融体系与全球金融网络的紧密程度对爆发金融危机概率的影响。该研究发现二者并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当一国金融体系相对封闭，提高对外金融联系可以更好地分散风险，提高系统稳健性。当金融体系开放已处于较高水平时，继续提高金融联系对国内金融稳定则可能有负面作用。
（三）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
针对金融危机期间发达经济体产出大幅下跌并在危机后迟迟难以恢复的现象，Hall（2010）[55]从金融经济周期理论角度进行了解释。信息不对称会使得借贷中存在代理成本，这种成本在消耗一方资源的同时并没有给另一方带来收益，因此被称为“金融摩擦”（financial frictions）。由于现代社会从储蓄到投资的转化存在多个环节，金融危机降低各个环节上借方的财富水平并增加其出现低利润的概率，总体代理成本会大大增加。这种成本类似对资本使用征税，因此金融危机对投资造成最大的冲击。
经验研究关注于不同经济或企业特点与金融危机的实际影响有何关系。Blanchard等（2010）[56]发现金融危机对金融一体化程度更高的经济体造成的冲击更大，一国储备规模以及汇率体制与金融危机的影响并没有显著关系。不过，Dominguez等（2011）[57]发现危机前拥有较高外汇储备的经济体，危机后增长也相对较快，危机期间货币贬值或者贸易条件改善幅度更大的经济体，危机后恢复也更好。Claessens等（2012）[58]利用企业微观层面数据的研究发现，对经济周期和贸易形势越敏感的企业，遭到金融危机的负面冲击越大。
六 汇率水平和汇率制度
伴随金融危机后学者们对失衡问题的重视，均衡汇率水平测量取得了进一步发展。与此相关，汇率制度与经济表现的关系以及人民币汇率波动等问题也持续得到学术研究的关注。外汇市场对无抛补利率平价的偏离作为汇率研究中的传统热点，在微观和宏观层面的解释上也出现新进展。
（一）均衡汇率水平
关于均衡汇率水平的测量，IMF（2012）[59]以外部平衡评估法（EBA）替代了IMF汇率问题咨询委员会（CGER）的测量方法，评估经常项目与实际有效汇率。该方法将经常项目和实际有效汇率与经济基本面因素、周期性因素以及政策性因素建立起了实证关系。在这一关系基础上，测算各国实际政策与合意政策的差距所导致的经常项目与实际有效汇率相对合意值的偏离。这一偏离即被认为是政策缺口。根据IMF的估算，尽管全球外部失衡在金融危机后收窄，但仍然明显高于由经济基本面与合理政策所决定的合意水平。
针对外汇市场为何偏离无抛补利率平价，即远期外汇贴水之谜（forward discount puzzel），Evans（2012）[60]在动态一般均衡模型中引入风险冲击，通过家庭在受到风险冲击后对风险偏好的变化解释了从短期到中期实际汇率的波动，而这部分波动无法由无抛补利率平价解释。而Bacchetta和Van Wincoop（2010）[61]从市场微观架构的角度也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理论解释。该理论基于外汇市场上外汇头寸仅有很小一部分参加活跃交易的经验观察，提出投资者并不能迅速地在投资决策中融入所有新信息，投资决策并非连续而是间断性做出，且本身具有一定成本。这样市场就会出现对无抛补利率平价的偏离。Tambakis和Tarashev（2012）[62]则从宏观层面考察了货币政策与远期外汇贴水之谜的关系。他们在小国开放模型中测试了6类货币政策规则对于无抛补利率平价的影响，发现仅当实行基于预期CPI的前瞻性货币规则时，无抛补利率平价会显著偏离。
（二）汇率制度与经济表现
汇率制度选择与经济表现之间的理论和实证关系一直存在争议。Rose（2011）[63]采用4类事实汇率制度的划分方法，分析了汇率制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他发现，不论在哪种划分方法之下，采取固定汇率制度还是浮动汇率制度对经济增长均没有显著影响。Ghosh等（2010）[64]的经验研究也得到类似结论。
虽然汇率制度选择与长期经济增长之间没有发现明确的联系，但不同汇率制度在一国经济遭受冲击后所呈现出的波动性是不同的。Ngouana（2012）[65]比较了不同钉住方式下名义有效汇率的波动性。对西非经济和货币联盟的应用研究发现，过去10年内，钉住单一欧元与钉住一篮子货币相比，前者的名义有效汇率波动大于后者。Shi和Xu（2010）[66]建立理论模型解释了东亚国家的双美元化（twin dollarization）现象，即出口企业产品以美元标价的同时，负债也以美元标价。他们认为，汇率政策会影响企业对于出口标价货币和负债标价货币的选择。双美元化是在汇率灵活性受限制时的最优策略，其有利于缓解国内名义冲击对实体经济的影响。
（三）人民币汇率波动测量
Ma和McCauley（2010）[67]采用2006年中到2008年中的数据研究发现，人民币在一个窄幅区间内相对贸易伙伴的汇率逐步升值，人民币表现出参考一篮子货币调节的特点。黄志刚和陈晓杰（2010）[68]则评估了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合意弹性空间。他们认为，给定货币政策独立性的约束条件，任意给定资本流动性，均可找到对应的使得中间汇率制可持续的汇率波动的弹性空间。通过比较2007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日波幅扩大前后，他们发现人民币汇率对资本流动、利率和汇率干预的反应在扩大日波幅后相比之前更为敏感，对于市场冲击的调整速度也更快。因此，该研究得出结论，认为2007年扩大人民币汇率日波幅是合理和必要的。
七 国际银行业和影子银行
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学者们首先研究了银行业在危机中表现的决定因素、对冲击的传导作用以及系统性风险指标的度量。其次，学界也开始关注影子银行体系，并且在概念梳理和理论深化上取得一定进展。最后，近期的研究还强调了银行业在宏观经济分析中的重要性。
（一）国际银行业与金融危机
Berger和Bouwman（2012）[69]发现对于大中型银行来说，拥有更多资本将显著提高其在危机中的生存概率和市场份额。Beltratti和Stulz（2012）[70]的研究则显示，更加依赖短期市场融资、杠杆率更高的银行在危机中的表现更差。但是，他们发现没有证据表明良好的治理结构和更加严格的金融监管有助于银行在危机中取得更好表现。
利用BIS的银行业数据，Cetorelli和Goldberg（2011）[71]研究发现，一国银行体系在遭受冲击时会引起直接跨国信贷的下降、海外分支机构的信贷收缩以及由于银行间融资冲击所造成的海外银行信贷紧缩。De Haas和Van Horen（2012）[72]进一步利用贷款层面的微观数据研究发现，跨国银行倾向于减少地理位置较远、缺乏贷款经验和分支机构地区的信贷供给。
尽管危机还显示监测国际银行业系统性风险的重要性，但是Cerutti等（2012）[73]的研究表明，银行总体头寸及相互联系等方面存在数据缺乏等问题，不仅给金融监管当局构建国际金融体系系统性风险指标造成困难，还影响投资者对金融风险进行合理定价。他们认为G20和BIS是改善国际银行业数据统计的有效途径。
（二）国际影子银行业研究
已有研究对影子银行的定义、产生和发展的原因、监管改革等进行了梳理。例如，Adrian和Ashcraft（2012）[74]将美国影子银行定义为在缺乏政府流动性和信用保障情况下，通过证券化和安全融资技术进行风险、期限和流动性转换等金融中介活动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其产生和发展的原因在于金融创新和资本监管套利行为。影子银行出现问题会对严格监管的传统银行体系进行传染，引起金融危机，甚至实体经济衰退。因此，Gorton和Metrick（2010）[75]认为今后加强影子银行监管的原则一方面需要对证券化资产的抵押物做出严格规定，另一方面则要针对影子银行活动建立政府担保的保险机制。
影子银行的理论研究也得到了一定深化。例如，Gennaioli等（2011）[76]假设在没有政府担保的情况下，影子银行可以通过资产证券化分散风险获得短期无风险利率的融资。在投资者事先知道所有风险的理性预期假设下，影子银行体系不仅是稳定的，还可以促进不同状态和时点上的风险分担。一旦投资者忽视尾部风险，影子银行体系就会对冲击的抵抗力异常脆弱。而且，由于资产证券化通过金融市场将银行紧密联系在一起，宏观冲击将传染至各个银行，变成系统性风险。
（三）中国影子银行研究
国内学术界也开始对中国影子银行的概念进行梳理和探索。巴曙松（2013）[77]就从金融机构的业务角度出发，研究认为中国影子银行体系可以包括由窄到宽4种口径：其中最窄口径只包括银行理财与信托公司；最宽口径在此基础上还包括银行同业和委托贷款等表外业务，各类财务、金融、租赁和担保公司，小额贷款公司，典当行以及民间借贷。
（四）银行业与一般均衡模型下的宏观经济分析
国际金融危机显示出将银行业纳入一般均衡模型进行宏观经济分析的重要性。Woodford（2010）[78]指出，不限于传统银行，宏观经济模型还需要考虑在金融市场发行证券筹资的新型金融中介活动。Brunnermeier和Sannikov（2012）[79]在动态一般均衡模型的框架下研究了具有非传统模式的金融机构对宏观经济和资产定价带来的影响。他们发现资产证券化在改善风险分担的同时，也导致金融机构具有更高的杠杆率，更大的内生性风险承担，并放大了系统性风险，从而会更加频繁地引发金融危机。因此，加强宏观审慎金融监管具有重要的宏观经济意义。
八 亚洲金融市场
针对亚洲金融市场的发展，主要研究集中在脆弱性和发展路径两个方面。
（一）亚洲金融市场脆弱性
Nishimura（2012）[80]研究分析了货币和期限的双错配以及项目融资和贸易金融对区域外（欧洲）银行系统的依赖。东亚及太平洋地区中央银行行长会议组织（EMEAP）（2010）[81]则认为金融市场的脆弱性原因在于亚洲各国的回购市场落后，交易集中于银行间债券市场。在应对措施方面，Nishimura（2012）[82]建议针对亚洲地区人口老龄化开发新型金融商品。
（二）发展亚洲金融市场路径
针对标准化框架，2010年9月到2013年4月，亚洲债券市场倡议（ABMI）下属的东盟+3债券市场论坛（ASEAN+3 Bond Market Forum）举行了第12次会议，讨论实现亚洲债券市场的标准化与协调统一的发展路径。亚洲开发银行（ADB）（2012）[83]认为亚洲各国债券市场交易规则、税制及市场基础条件的巨大差异影响债券的跨境交易。而针对结算系统，ABMI（2010）[84]提出了统一IT结算平台体系的设想。
九 国际金融学科研究总结（2010—2012）[85]
国际金融学科根据国家需要，对国际金融理论和实践中的重大问题，以及对中国面临的外部金融环境和国际金融发展趋势，进行系统深入研究。在学科建设方面形成了如下优势。第一，对以下几个研究领域已经形成了研究团队：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人民币国际化、全球金融监管、国际资本流动监控、东亚货币合作、人民币汇率、美欧公共债务危机、国际金融市场和形势动态追踪等。第二，研究成果在国内同类学科研究中具有很大影响力，特别是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人民币国际化、区域货币合作和国际资本流动问题的研究，各项成果发表于国内一流的学术期刊上，处于与国际同步的水平，且对中国政府的决策产生了较大影响。第三，研究强调理论与政策相结合，侧重对策性研究。针对中国对外金融发展战略研究对策，承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外交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及国内金融机构委托的研究课题，参与同行和决策部门的讨论与交流。第四，积极开展国际合作研究和学术交流，参加国际会议，接受来自其他国家的访问学者。最后，拥有培养金融学博士和硕士学位的导师，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系培养国际金融专业人才的重要基地。
2010—2012年间，国际金融学科研究人员出版专著1部，发表论文28篇（其中，A类6篇），完成研究报告、工作论文以及政策评论文章共计114篇，参加国内和国际学术研讨会共计81人次。在此期间，国际金融学科研究人员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人民币国际化研究
Gao和Yu（2012）与高海红（2010a、b）系统分析了人民币国际化的含义、条件和路径选择，强调人民币国际化是市场选择的结果，资本项目开放、汇率制度改革以及国内金融市场改革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必要条件。[86]高海红（2011a）[87]从中国与亚洲经济金融一体化程度、亚洲区域贸易和金融合作机制基础的角度，研究了亚洲地区人民币的使用潜力，强调人民币区域化是实现国际化的先期步骤。
（二）全球流动性风险研究
高海红（2012）[88]对全球流动性的测量指标、其与经济周期波动和金融危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她认为应该建立一个涵盖国别、双边、区域和全球在内的全球金融安全网，以减缓全球流动性周期波动幅度、降低跨境流动性对宏观经济和金融体系的冲击，及时提供救助以避免系统性破产。该研究提供了中国应对全球流动性风险的对策，并分析了中国在全球流动性治理中的作用。
（三）对系统重要性国家（S-5）溢出效应的研究
李远芳（2012）[89]对IMF的2011和2012年的溢出效应报告进行全面综述，系统梳理开放宏观经济与国际金融领域的溢出效应分析框架，提出近年来全球贸易和金融活动的快速发展强化了溢出效应的三方面表现：宏观经济周期协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与主要经济体的关联以及金融市场联动。GVAR方法的评估结果显示，中国目前对主要经济体的溢出效应规模仍小于主要经济体对中国的溢出效应。中国对外部的溢出效应以及外部对中国的溢出效应仍主要体现在贸易渠道。
（四）国际银行业研究
Chen（2011）[90]和陳思翀（2011）[91]通过分析杠杆率和BIS资本充足率与日本银行股票收益率之间的横截面关系发现，相对基于账面价值的杠杆率和资本充足率，基于市场价值的杠杆率能更有效地度量银行风险指标。即使控制传统的风险指标，基于市场价值的杠杆率对银行在1997—1998年金融危机间表现的差异性也具有显著的预测效果。此外，Chen（2010）[92]还通过建立动态现值模型，研究了引起基于市场价值的杠杆率波动的影响因素。
（五）国际金融监管的跨国合作
刘东民（2011）[93]通过对资产价格、外汇储备涨幅、货币升值幅度、M2/GDP等多个指标的分析，指出2008年金融危机后再次出现全球流动性过剩，为此需要建立全球统一的监管机制，以监测、评估和预防流动性过剩对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带来的损害。他建议中国积极推动IMF建立全球监督机制并承担全球最后贷款人职责，这不仅有助于国际金融稳定，而且将提升中国在国际货币体系当中的话语权，从而更好地维护中国自身利益。
（六）中国外部失衡调整研究
肖立晟和王博（2011）[94]运用63个国家1970—2007年的面板数据，考察了各国对外净资产的决定因素及其与本国金融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国金融发展水平的差异会极大地影响一国对外净资产的水平。发展中国家在融入金融一体化的过程中，倾向于吸收长期资本；然而，较低的金融发展水平又导致资本从发展中国家回流至发达国家，金融发展相对滞后是中国对外净资产异常增长的主要原因。
（七）国际资本流动研究
张明和肖立晟（2012）[95]以2007年第1季度至2012年第3季度期间30个新兴市场经济体与22个发达经济体为样本，研究了各种类型资本流动的主要驱动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对新兴市场经济体而言，本国经济增长率与本国利率是资本流动最重要的内部拉动因素，而全球风险偏好变动是最重要的外部推动因素。对发达经济体而言，本国经济增长率与本国通胀率是最重要的内部拉动因素，而美国利率与美国经济增长率是最重要的外部推动因素。
（八）欧债危机研究
何帆和肖立晟（2012）[96]回顾了欧债危机的发展，并探讨了欧元区的未来。尽管2012年欧元区经历了希腊大选风波、西班牙银行业和国债危机等重大事件冲击，但受益于欧洲中央银行执行的一系列非常规货币政策，欧元区金融市场逐步趋于稳定，财政风险分担机制初现雏形。预计在短期内，欧元区需要继续深化宏观经济再平衡；在长期内，欧债危机的解决机制已步入正轨，在降低欧元区内部宏观经济失衡的基础上，欧元区会继续推进一体化进程。
（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高海红[97]）
[1] Obstfeld, Maurice,“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Living with Asymmetry”,Working Paper,No.17641, December 2011.
[2] IMF,“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bility Report”,April 2012a.
[3] Bénassy-Quéré, Agnès and Jean Pisani-Ferry,“What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for a Fast-changing World Economy?”Bruegel Working Paper, 06, 2011.
[4] Kenen, Peter, “An SDR Based Reserve System”,Journal of Globalization and Development, Vol.1, Issue 2, 2010.
[5] Eichengreen, Barry,Exorbitant Privilege: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Dollar and the Future of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6] Farhi, Emmanuel, Pierre-Olivier Gourinchasand Hélène Rey, “Reforming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London: Centre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September 2011,http://www.cepr.org/pubs/books/P226.asp.
[7] BIS, “Global Liquidity-Concept, Measurement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CGFS Papers, No.45, November 2011.
[8] Truman, M.Edwin, “The IMF as an International Lender of Last Resort”, Peterson's International Economic Institute, October 12th, 2010.Available at: http://www.piie.com/blogs/realtime/?p=1767.
[9] Palais Royal Initiative, “Reform of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A Cooperative Approach for the 20th Century”, group convened by Michel Camdessus et al., 2011.
[10] IMF,“Global Financial Stability Report”,April, 2010.
[11] Obstfeld, Maurice,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Living with Asymmetry”, Working Paper, No.17641, December 2011.
[12] Gao, Haihong and Yongding Yu, “The RMB Internationalisation” in “Currency Internationalisation: Lessons from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and Prospects for the Future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BIS Papers, No.61, January 2012.
[13] 余永定:《从当前的人民币汇率波动看人民币国际化》，《国际经济评论》2012年第1期。
[14] 中国人民银行调统司课题组：《我国加快资本账户开放条件基本成熟》,《中国证券报》2012年2月23日。
[15] 张斌：《次序颠倒的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金融研究中心（RCIF），财经评论系列 No.2011036，2011年6月21日；张明：《人民币国际化：基于在岸与离岸的两种视角》，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金融研究中心（RCIF），工作论文系列，No.2011W09，2011年6月29日；何帆、张斌、张明、徐奇渊、郑联盛：《香港离岸人民币金融市场的现状、前景、问题与风险》，《国际经济评论》2011年第3期。
[16] 王信：《如何看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的问题与收益》，中国金融40人论坛，2011年7月26日；何东、马骏：《评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几个误解》，《中国经济观察》2011年第7期。
[17] He, Dong and Robert N.McCauley, “Offshore Markets for the Domestic Currency: Monetary and Financial Stability Issues”,BIS Working Paper, September 2010.
[18] Subacchi, Paola and Helena Huang,“The Connecting Dots of China's Renminbi Strategy: London and Hong Kong”, Chatham House Briefing Paper, September 2012.
[19] ECB, “The International Role of the Euro”, July, 2012.
[20] Subramanian, Arvind and Martin Kessler, “The Renminbi Bloc is Here: Asia Down, Rest of the World to Go?”PIIE Working Paper Series, 12, September 2012.
[21] Blanchard, Giovanni Dell’Ariccia and Paolo Mauro, “Rethinking Macroeconomic Policy”, IMF Staff Position Note, 2010.
[22] Angelini, Paolo， Stefano Neri and Fabio Panetta,“Monetary and Macroprudentioal Policies”, ECB Working Paper, No.1449, 2012.
[23] Vinals, Jose， Jonathan Fiechter，Aditya Narain， Jennifer Elliott， Ian Tower，Pierluigi Bologna and Michael Hsu,“The Making of Good Supervision: Learning to Say No”, IMF Staff Position Note,2010.
[24] Suh,Hyunduk, “Evaluating Macroprudential Policy with Financial Friction DSGE Model”,Indiana University, 2011.
[25] Caruana, Jaime, “The Challenge of Taking Macro-prudential Decisions: Who will Press which Button（s）”,13th Annual International Banking Conference, 2010.
[26] Cukierman, Alex, “Reflections on the Crisis and on Its Lessons for Regulatory Reform and for Central Bank Policies”,Journal of Financial Stability,Vol.7, Issue 1, pp.26-37, 2011.
[27] Schoenmaker, Dirk, “Banking Supervision and Resolution: The European Dimension”,DSF Policy Paper, No.19, 2012.
[28] Pan, Eric J., “Challenge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Institutional Design in Financial Supervision: Beyond Trans-governmental Networks”,Chicago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11, pp.243-284,2010.
[29] FSB,“Key Attributes of Effective Resolution Regimes for Financial Institutions”, Publication of 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 2011.
[30] Goodhart, Charles, The Basel Committee on Banking Supervisi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31] Acharya, Viral，et al.,“Measuring Systemic Risk”,FRB of Cleveland Working Paper, No.10-02, 2010.
[32] Brownlees, Christian and Robert Engle, “Volatility, Correlation and Tails for Systemic Risk Measurement”,SSRN Working Paper, 2012.
[33] Milesi-Ferretti, G.M.and C.Tille,“The Great Retrenchment: International Capital Flows during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Economic Policy, 26（66）, pp.289-346, 2011.
[34] Fratzscher, M.,“Capital Flows, Push Versus Pull Factors and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2.
[35] Ghosh, A., M.S.Qureshi, J.Zalduendo and J.Kim,“Surges”,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No.12/22, 2012.
[36] Forbes, K.J.and F.E.Warnock, “Capital Flow Waves: Surges, Stops, Flight, and Retrenchment”,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88 （2）,pp.235-251, 2012.
[37] Ghosh, A.,M.S.Qureshi, J.Zalduendo and J.Kim,“Surges”,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No.12/22, 2012.
[38] Obstfeld, Maurice,“Expanding Gross Asset Positions and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Remarks at the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Kansas City symposium on “Macroeconomic Challenges: The Decade Ahead”, Jackson Hole, Wyoming, pp.26-28,August 2010.
[39] Obstfeld, Maurice, “Does the Current Account Still Matter?”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102, No.3, pp.1-23, 2012.
[40] Ostry, J.D., A.R.Ghosh,K.Habermeier, M.Chamon, M.S.Qureshi.and D.Reinhardt, “Capital Inflows: The Role of Controls”,Revista de Economía Institucional, 12（23）, pp.135-164, 2010.
[41] Ostry, J.D., “Managing Capital Inflows: What Tools to Use?”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2011;IMF,“Recent Experiences in Managing Capital Inflows: Cross-Cutting Themes and Possible Framework”, February 14, 2011.
[42] Gourinchas, P.O., H.Rey and N.Govillot,“Exorbitant Privilege and Exorbitant Duty”,Institute for Monetary and Economic Studies, No.10-E-20, Bank of Japan, 2010.
[43] Pavlova, A.and R.Rigobon,“An Asset-pricing View of External Adjustment”,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80（1）,pp.144-156, 2010.
[44] Devereux, M.B.and A.Sutherland, “Country Portfolios in Open Economy Macro-Models”,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9（2）, pp.337-369, 2011.
[45] Coeurdacier, N.and P.O.Gourinchas, “When Bonds Matter: Home Bias in Goods and Assets”,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No.w17560, 2011.
[46] Coeurdacier, N.and S.Guibaud,“International Portfolio Diversification Is Better Than You Think”,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 30（2）, pp.289-308, 2011.
[47] Tille, C.and E.Van Wincoop, “International capital flows”,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80（2）, pp.157-175, 2010.
[48] Devereux, M.B.and A.Sutherland, “Country Portfolios in Open Economy Macro-Models”,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9（2）, pp.337-369, 2011.
[49] Bernanke, B.and C.Bertaut, et al.,“International Capital Flows and the Return to Safe Assets in the United States, 2003-2007”, FRB International Finance Discussion Paper, No.1014, Feb.2011.
[50] Borio, Claudio E.V.and Piti Disyatat,“Global Imbalances and the Financial Crisis: Link or No Link?”BIS Working Paper,No.346, May 2011.
[51] Shin, H.S.,“Global Banking Glut and Loan Risk Premium”,IMF Economic Review, Vol.60, No.2, pp.155-192, 2012.
[52] Forbes, K.J.and F.E.Warnock, “Capital Flow Waves: Surges, Stops, Flight, and Retrenchment”,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Vol.88, No.2, pp.235-251, 2012.
[53] Shin, H.S.,“Global Banking Glut and Loan Risk Premium”,IMF Economic Review, Vol.60, No.2, pp.155-192, 2012.
[54] Cihák, M.,S.Muñoz and R.Scuzzarella, “The Bright and the Dark Side of Cross-Border Banking Linkages”,IMF Working Papers, WP/11/186, August 2011.
[55] Hall, R.E., “Why Does the Economy Fall to Pieces after a Financial Crisis?”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24, No.4, pp.3-20, 2010.
[56] Blanchard, O.J.and M.Das, et al., “The Initial Impact of the Crisis on Emerging Market Countries”,Economic Activity Brookings Papers, Vol.41, No.1, pp.263-323, 2010.
[57] Dominguez, Kathryn M.E., Yuko Hashimoto and Takatoshi Ito, “International Reserves and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NBER Working Paper,No.17362, August 2011.
[58] Claessens, S.,H.Tong and S.Wei, “From the Financial Crisis to the Real Economy: Using firm-level Data to Identify Transmission Channels”,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Vol.88, No.2, pp.375-387, 2012.
[59] IMF, “Pilot External Sector Report”, prepared by the External Sector Coordinating Group,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July 2012.
[60] Evans, M.D.D.,“Exchange-Rate Dark Matter”,IMF Working Paper, No.WP/12/66, March 2012.
[61] Bacchetta, P.and E.Van Wincoop, “Infrequent Portfolio Decisions: A Solution to the Forward Discount Puzzle”,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100, No.3,pp.870-904, 2010.
[62] Tambakis, D.N.and N.Tarashev, “Systematic Monetary Policy and the Forward Premium Puzzle”,BIS Working Papers,No.396,December 2012.
[63] Rose, Andrew K., “Exchange Rate Regimes in the Modern Era: Fixed, Floating, and Flaky”,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49, No.3,pp.652-672, 2011.
[64] Ghosh, A.R.and J.D.Ostry, et al.,“Exchange Rate Regimes and the Stability of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IMF Occasional Paper, No.270, 2010.
[65] Ngouana, Lonkeng C.,“Exchange Rate Volatility Under Peg: Do Trade Patterns Matter?”IMF Working Paper, No.WP/12/73, March 2012.
[66] Shi, K.and J.Xu, “Twin Dollarization and Exchange Rate Policy”,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Vol.81, No.1,pp.109-121, 2010.
[67] Ma, G.and R.N.McCauley, “The Evolving Renminbi Regime and Implications for Asian Currency Stability”,BIS Working Paper, No.321, September 2010.
[68] 黄志刚、陈晓杰：《人民币汇率波动弹性空间评估》，《经济研究》2010年第5期，第41—54页。
[69] Berger, A.N.and C.H.Bouwman, “How Does Capital Affect Bank Performance during Financial Crises?”Forthcoming in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12.
[70] Beltratti, A.and R.M.Stulz,“The Credit Crisis around the Globe: Why Did Some Banks Perform Better?”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Vol.105, pp.1-17, 2012.
[71] Cetorelli, Nicola and Linda S.Goldberg,“Global Banks and International Shock Transmission: Evidence from the Crisis”, IMF Economic Review, Vol.59, pp.41-76, 2011.
[72] De Haas, Ralph and Neeltje Van Horen,“Running for the Exit? International Bank Lending during a Financial Crisis”,Forthcoming in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2012.
[73] Cerutti, Eugenio,Stijn Claessens and Patrick McGuire,“Systemic Risks in Global Banking：What Available Data Can Tell Us and What More Data are Needed?”NBER Working Paper, No.18531, 2012.
[74] Adrian, Tobias and Adam B.Ashcraft,“Shadow Banking: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 Staff Report,580, 2012.
[75] Gorton, G.and A.Metrick, “Regulating the Shadow Banking System”,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Fall, pp.261-312, 2010.
[76] Gennaioli, N., A.Shleifer and R.Vishny,“A Model of Shadow Banking”,NBER Working Paper, No.17115,Forthcoming in Journal of Finance, 2011.
[77] 巴曙松:《从改善金融结构、促进经济转型角度评估影子银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论文，2013年。
[78] Woodford, Michael，“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and Macroeconomic Analysis”，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4（4）, pp.21 -44, 2010.
[79] Brunnermeier, Markus K.and Yuliy Sannikov,“A Macroeconomic Model with a Financial Sector”,Working Paper Research 236, National Bank of Belgium（Forthcoming i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2.
[80] Nishimura, Kiyohiko G., “Asian Markets at the Crossroads”,Keynote Address at the OECD-ADBI 12th Roundtable on Capital Market Reform in Asia，Bank of Japan,February 8, 2012.
[81] EMEAP, “Liquidity Management in EMEAP Money Markets: Possible Vulnerabilities and Scope for Cooperation”,Special Report from the EMEAP Working Group on Financial Markets, November 2010.
[82] Nishimura, Kiyohiko G.,“Asian Markets at the Crossroads”， Keynote Address at the OECD-ADBI 12th Roundtable on Capital Market Reform in Asia，Bank of Japan,February 8, 2012.
[83] ADB, “What have been the Activities and Output of ABMF?”Asian Development Bank, 2012.
[84] Asian Bond Markets Initiative, “Group of Experts Report for Task Force 4”，May, 2010.
[85] 本总结由高海红根据本学科现有成员提供材料整理完成。本学科研究室现有成员包括：高海红、陈虹、刘东民、肖立晟、李远芳和陈思翀。
[86] Gao, Haihong and Yongding Yu, “The RMB Internationalisation” in “Currency Internationalisation: Lessons from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and Prospects for the Future in Asia and the Pacific”，BIS Papers,No.61, January 2012；高海红:《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的前景》，《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9期；高海红：《人民币国际化的含义与条件》（合作者余永定），《国际经济评论》2010年第1—2期。
[87] 高海红：《人民币区域使用的潜力》，《国际经济评论》2011年第1—2期。
[88] 高海红：《全球流动性风险和对策》，《国际经济评论》2012年第2期。
[89] 李远芳：《主要经济体溢出效应研究报告》，人民银行总行研究课题，2012年11月。
[90] Chen, Sichong, “Capital Ratios and the Cross-Section of Bank Stock Returns: Evidence from Japan”，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Vol.22（2）, pp.99-114，2011.
[91] 陳思翀, “銀行のリスク指標としての市場評価自己資本比率”，一橋商学論叢, Vol.6, No.2, pp.2-23, 2011.
[92] Chen, Sichong,“What Drives the Time-Series and Cross-Sectional Variations in Bank Capital Ratios: Evidence from Japan”，Pacific Economic Review, Vol.15（5），pp.743-755, 2010.
[93] 刘东民：《后危机时代的流动性过剩与全球流动性管理》，《国际经济评论》2011年第5期。
[94] 肖立晟、王博：《全球失衡与中国对外净资产——金融发展视角的研究》，《世界经济》2011年第2期。
[95] 张明、肖立晟：《新兴市场经济体面临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的易变性分析》，《世界经济黄皮书： 2013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
[96] 何帆、肖立晟：《欧债危机与欧元区的未来》，《世界经济黄皮书：2013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
[97] 国际金融学科综述由高海红负责整理。报告初稿撰写人包括：高海红（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刘东民（国际金融监管）；肖立晟（国际资本流动、国际收支外部调整）；李远芳（金融危机与溢出效应、汇率水平与汇率制度）；陈思翀（国际银行业与影子银行）以及陈虹（亚洲金融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