邺下风流在晋多——人的主体性提升与竹林七贤的“行为艺术”
王新勇[1]
摘要：大一统的东汉帝国在战乱中灭亡，以儒家道德哲学和儒家美学为核心的“境”（人生境界和艺术境界）很快发生变迁，首先是主体价值观得到一次升华。传统儒学急剧衰落，整个社会面临着一个重新选择人生价值观念的问题。曹魏政权顺应历史潮流，在一定程度上突破儒家的道德标准，提倡唯才是举，他们提出了以刘邵《人物志》为代表著作的全新伦理观念，可以这样说，曹魏政权就是与人的主体性并行不悖地建立起来的。随着司马氏集团权力的膨胀，司马氏一面挟天子以令诸侯，一面挥起早已被人们唾弃的礼法的大棒，要人们逆来顺受。作为以人的主体性确立的道德体系的嵇康等人，当然要与司马氏的礼法分庭抗礼。这种对抗既不是政治对垒，也不是隐遁山林，而是在精神上秉承老庄的自由精神和在行动上的自然洒脱，紧紧地粘滞于现实、非常人般地率性而为。这种非礼仪地非艺术地几分调侃几分夸饰，这不是一种稍纵即逝的行为过程，而是蕴涵文化内蕴的行为艺术，它所昭示的是对权势的抗争与反讽。
关键词：竹林七贤 行为艺术 主体性
一 曹魏时期人才观的主体性升华
汉王朝建立后，吸取秦王朝坑儒的教训，以儒家思想为统治思想。儒家强调以礼节情，个体服从最高权力（皇权）。汉代官方美学思想没有超出先秦儒家的美学范畴。
秦、汉大一统的帝国在战乱中相继灭亡，以儒家道德哲学和儒家美学为核心的“境”（人生境界和艺术境界）很快发生变迁，首先是主体价值观得到一次升华，这是文学主体论的一个重要方面；其次是自然之道融入了人的主体性，成为审美对象；第三是“言意之辨”、“文体之变”催生出文学的自觉与文学的艺术境界。人生境界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
随着曹魏政权的建立，刘邵提出了选拔人才（即品评人）的标准，提出与曹操“天地间，人为贵”相一致的观点：“凡有气血者，莫不含元一以为质，禀阴阳以立性，体五行以著形，苟有形质，犹可即而求之。”刘邵代表了汉魏之际冲破儒教束缚的需求，强调人格美的本源是人们个性气质和才能；在品鉴人物时，尊重人的个性，不求全责备。这些都对魏晋人物品鉴及其文艺批评，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时期的个人“风度”，无疑是反对“名教”，追寻的是一次思想解放，对于人的主体性来说是一次重要的提升。
从历史的角度看，在专制的封建王朝的残酷统治之下，谈人的主体性几乎是痴人说梦，但是当一个令人窒息的王朝走向它的反面时——即社会变革，应该说是充满了人的主体性这一因子的。至少我们可以看到了人的自主选择性和这一选择的价值归宿。譬如曹操用人就充分地显示了这一点。
曹操用人“英雄不问出处”，《三国志》卷一《魏志·武帝纪》裴松之注引《魏书》这样评价曹操：“知人善察……拔于禁、乐进于行阵之间，取张辽、徐晃于亡虏之中。”曹操之前的选人用人主要有两种标准，要么看出身，要么看品行，能力高低可以说是不足轻重的。但是曹操用人敢于用身份低微的人，敢于在基层提拔干部，将一个人的才能发挥到极致，在那个时代有才之人则是决定成败的重要因素。曹操用人“好钢用在刀刃上”，有史学家评价曹操用人：“智效一官，权分一郡，无小无大，卓然皆称其职。”曹操用人从来不以自己的喜好为主导，而是将适合人才放在适合的位置上，让其能够充分发挥其作用，可谓是“知人善用”。这使得整个曹营生机蓬勃，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发挥最大的功效。曹操用人“不以成败论英雄”，古语言：胜败乃兵家常事。曹操领导的部队可以说是打仗最多的部队，既然是打仗就难免会失败，经常打败仗也是常有的事情，而曹操在胜败这件事情上处事态度是，打了胜仗，功劳归下属，重奖；吃了败仗，首先自我检讨，对部下是非罚不可才罚。
受曹操提拔和重用的人可谓众多：典韦：典韦无字，可能是史书记载问题；但亦可能是身份问题：因为古代有身份的人才能取字。乐进：“以胆烈从太祖，为帐下吏。”于禁：“黄巾起，鲍信招合徒众，禁附从焉。”张燕：“本姓褚。黄巾起，燕合聚少年为群盗。”阎行：“少有健名，始为小将，随韩遂。”李通：“以侠闻于江、汝之间。与其郡人陈恭共起兵于朗陵，众多归之。”还有如荀彧、郭嘉、贾诩、许褚等，他们并非出身寒门，但都得到曹操的重用。
同时，这个选择又是双向的，即臣择主的问题。在《三国志》中，我们可以郭嘉为例，来看臣择主的问题。《三国志》卷十四《魏书·程郭董刘蒋刘传》载：
郭嘉字奉孝，颍川阳翟人也。初，北见袁绍，谓绍谋臣辛评、郭图曰：“夫智者审于量主，故百举百全而功名可立也。袁公徒欲效周公之下士，而未知用人之机。多端寡要，好谋无决，欲与共济天下大难，定霸王之业，难矣！”于是遂去之。先是时，颍川戏志才，筹画士也，太祖甚器之。早卒。太祖与荀彧书曰：“自志才亡后，莫可与计事者。汝、颍固多奇士，谁可以继之？”彧荐嘉。召见，论天下事。太祖曰：“使孤成大业者，必此人也。”嘉出，亦喜曰：“真吾主也。”表为司空军祭酒。
征吕布，三战破之，布退固守。时士卒疲倦，太祖欲引军还，嘉说太祖急攻之，遂禽布。……孙策转斗千里，尽有江东，闻太祖与袁绍相持于官渡，将渡江北袭许。众闻皆惧，嘉料之曰：“策新并江东，所诛皆英豪雄杰，能得人死力者也。然策轻而无备，虽有百万之众，无异于独行中原也。若刺客伏起，一人之敌耳。以吾观之，必死于匹夫之手。”策临江未济，果为许贡客所杀。
从破袁绍，绍死，又从讨谭、尚于黎阳，连战数克。诸将欲乘胜遂攻之，嘉曰：“袁绍爱此二子，莫適立也。有郭图、逢纪为之谋臣，必交斗其间，还相离也。急之则相持，缓之而后争心生。不如南向荆州若征刘表者，以待其变；变成而后击之，可一举定也。”太祖曰：“善。”乃南征。军至西平，谭、尚果争冀州。谭为尚军所败，走保平原，遣辛毗乞降。太祖还救之，遂从定鄴。又从攻谭于南皮，冀州平。封嘉洧阳亭侯。
太祖将征袁尚及三郡乌丸，诸下多惧刘表使刘备袭许以讨太祖，嘉曰：“公虽威震天下，胡恃其远，必不设备。因其无备，卒然击之，可破灭也。且袁绍有恩于民夷，而尚兄弟生存。今四州之民，徒以威附，德施未加，舍而南征，尚因乌丸之资，招其死主之臣，胡人一动，民夷俱应，以生蹋顿之心，成觊觎之计，恐青、冀非己之有也。表，坐谈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备，重任之则恐不能制，轻任之则备不为用，虽虚国远征，公无忧矣。”太祖遂行。至易，嘉言曰：“兵贵神速。今千里袭人，辎重多，难以趣利，且彼闻之，必为备；不如留辎重，轻兵兼道以出，掩其不意。”太祖乃密出卢龙塞，直指单于庭。虏卒闻太祖至，惶怖合战。大破之，斩蹋顿及名王已下。尚及兄熙走辽东。嘉深通有算略，达于事情。太祖曰：“唯奉孝为能知孤意。”年三十八，自柳城还，疾笃，太祖问疾者交错。及薨，临其丧，哀甚，谓荀攸等曰：“诸君年皆孤辈也，唯奉孝最少。天下事竟，欲以后事属之，而中年夭折，命也夫！”乃表曰：“军祭酒郭嘉，自从征伐，十有一年。每有大议，临敌制变。臣策未决，嘉辄成之。平定天下，谋功为高。不幸短命，事业未终。追思嘉勋，实不可忘。可增邑八百户，并前千户。”谥曰贞侯。子奕嗣。后太祖征荆州还，于巴丘遇疾疫，烧船，叹曰：“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2]
在郭嘉传中，我们看到郭嘉首先选择的是袁绍，但他认为：“袁公徒欲效周公之下士，而未知用人之机。多端寡要，好谋无决，欲与共济天下大难，定霸王之业，难矣！”郭嘉抛弃了袁绍，选择了曹操。郭嘉为曹操定鼎中原立下了汗马功劳，曹操对郭嘉以极高的评价。甚至在后来的赤壁大败，曹操还感叹不已：“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曹操对一个谋士如此念念不忘，足以说明曹操爱护人才、重视人才的价值。曹操雄踞中原、乃至雄踞天下，就是靠用人，从无到有，从弱到强。我不想用“得人心者得天下”这一陈词滥调来评价，我觉得用人的主体性提升来评价曹操的用人观更符合历史进程的螺旋式上升的发展逻辑。人的主体性具有双向的合力与尊重，同时又建立在没有尊卑的价值评价体系，也就是在平等前提下的价值认可。譬如曹操用于禁这位大将，对他的战功予以高度的评价，而对于人为的误会予以极大的宽容。特别是于禁败于关羽而降蜀，后因关羽败于吴，于禁又成了吴国的战利品，于禁又辗转回到魏国，“帝引见禁，须发皓白，形容憔悴，涕泣顿首。帝慰谕以荀林父、孟明视故事，拜为安远将军……谥禁曰厉侯”。[3]由此，我们可以认定，曹魏政权的建立，是认定主体性价值系统充分发挥的过程体现，是一种动态的、恒定的历史定位。而且已经成为意识形态的重要表征，是不容强权势力所左右的。
二 司马集团篡权阴谋的礼教升温
司马氏篡夺曹魏政权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本文所论行为艺术又与政权更迭直接相关。所以对这一事实不能不作一个简单的回顾。
在夺权的实际过程中，司马氏无时无刻不在做欲盖弥彰的鬼把戏。为了统治人心，司马氏又重新打起了儒家“名教”的旗号，提出以“孝”治理天下。名教的具体内容主要就是三纲五常，故也有“纲常名教”的说法。其为社会提供了一套易于认知的价值系统和易于实践的行为模式，将空洞的道德概念转化成具体的道德实践。这种名教（名分与教化）观念是儒家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即通过上定名分来教化天下，以维护既定的统治地位。
司马氏篡权大致说来分三步走：第一步是司马懿失权之后，司马懿借口年老多病、不再上朝。从此，曹爽放松了对司马懿的警惕。没多久，利用魏少帝曹芳去城外拜谒明帝陵的机会，司马懿就下了床，亲自披挂上阵，带着两个儿子和从前的部下迅速占领了曹氏兵营。接着，司马懿进入宫中，一一细数曹爽的罪名，威逼太后废黜曹爽，篡夺了曹魏政权。第二步是司马师、司马昭合伙废除少帝曹芳，同时完全解除曹魏宫室武装力量，另立傀儡皇帝曹髦。第三步是借故将曹髦杀掉，再立傀儡皇帝常道乡公曹璜，后改名曹奂，那年刚刚十四岁。从此以后，司马氏牢固地掌握了曹魏政权，政敌们再也无力反抗了。到了咸熙二年（公元265年）司马昭病死以后，其子司马炎则迫使曹奂“禅位”，自己当了皇帝，建立了西晋王朝。
司马昭走完篡权的第三步，已是权倾朝野。司马昭从驾驭朝廷转向驾驭天下，于是在依仗武力的前提下，又多了一手——大力提倡名教，以征服天下人之心。司马昭在这个时候宣扬名教、推行礼法，无非是在强调三纲五常、即所谓纲常名教。谁都明白这是在以司马氏为轴心的君臣之纲，教化之实。司马昭执政时推行的五等制度，不管有没有积极意义，但其本质是要否定曹魏政权的屯田制与迎合地主阶级集团的利益，以笼络人心，为其政权更迭起到一箭双雕的作用。
三 魏晋风度率性而行的“行为艺术”
关于“行为艺术”的界定，有简有繁。简要界定：行为艺术，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兴起于欧洲的现代艺术形态之一。它是指艺术家把现实本身作为艺术创造的媒介，并以一定的时间延续。当今的行为艺术表现形式，大都与裸体、血腥、暴力相关，引起不少人的反感。或曰：行为艺术，也称行动艺术、身体艺术、表演艺术等，国外目前通用的用法是PerformanceArt，它是在以艺术家自己的身体为基本材料的行为表演过程中，通过艺术家的自身身体的体验来达到一种人与物、与环境的交流，同时经由这种交流传达出一些非视觉审美性的内涵。比较详细地介绍：行为艺术是指在特定时间和地点，由个人或群体行为构成的一门艺术。行为艺术必须包含以下四项基本元素，除此之外不受任何其他限制：时间，地点，行为艺术者的身体，以及与观众的交流。该艺术不同于绘画、雕塑等仅由单个事物构成的艺术。虽说理论上行为艺术可以包含一些相对而言更为主流的活动，比如：杂耍、喷火、体操等杂技，以及戏剧、舞蹈、音乐等，但这些一般归为表演艺术。行为艺术通常仅指视觉艺术范畴中前卫派（avant-garde）或观念艺术（conceptualart）的一种。行为艺术的鼻祖是法国著名艺术家伊夫·克莱恩（YvesKlein，1928—1962）。1961年，他张开双臂从高楼自由落体而下，把这称作《自由坠落》。
行为艺术虽然起源于西方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但是从行为艺术必须包含四项基本元素（时间，地点，行为艺术者的身体，以及与观众的交流）来看，笔者认为中国的魏晋时期竹林七贤的“行为”颇有类似之处。特别是指艺术家把现实本身作为艺术创造的媒介，并以一定的时间延续。更为贴切的是，“竹林七贤”以先秦老庄思想为基础，以现实主流意识形态——名教与自然为大背景的行为。如此看来，笔者把魏晋风度名之为“行为艺术”倒觉得一点都不牵强，甚至认为，自竹林七贤“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艺术之后，秉承道家自由精神和禅宗的山水田园诗中展示的那种放情山水的诗人，都可以看作“行为艺术”。
关于竹林七贤“咏竹林诗”：
竹林深处有篱笆，篱笆难挡笛声转。
笛声换来知音笑，笑语畅怀凝笔端。
笔笔述志走诗笺，笔笔录下珠玑言。
箴语共话咏篁句，篁篁有节聚七贤。
以下可以直接看作是竹林七贤的行为艺术：嵇康好竹，于居所植竹林数亩，林中结竹舍，以至一切物事皆为竹所成。某日，阮籍来访，康不欲见，乃于桌上书拒客诗一句，纳身于内，诗曰：“竹林深处有篱笆”。阮籍见无人出招，以为康未归，正道扫兴，偶睹桌上诗句，墨迹犹新，乃提笔续为：“篱笆难挡笛声转”。乃操桌上竹笛遣兴，须臾，林外有人大笑，原是山涛、刘伶、阮咸、向秀、王戎五人相偕来访，见桌上诗句，尽皆感兴，乃为联句，得七句诗云：“竹林深处有篱笆，篱笆难挡笛声转。笛声换来知音笑，笑语畅怀凝笔端。笔笔述志走诗笺，笔笔录下珠玑言。箴语共话咏篁句。”嵇康于内室见众人无去之意，只得出来相见，见联句之中，句首皆关竹字，知俱为爱竹之人，乃为其完曰：“篁篁有节聚七贤。”这段记载，有完整的艺术背景、有统一的空间流程、有统一的肢体动作，特别是那率性而为的洒脱行为，使他们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心智达到了极致。
在竹林七贤中，司马氏集团出于篡权的需要，也在不断地对其拉拢、分化。阮籍当推竹林七贤的领袖，因为复杂的政治压力，走进为官的行列。而致死不与司马氏同流合污的嵇康，尽管也被司马氏集团拉拢过，却丝毫不为所动，他似乎成为竹林七贤的一号人物。
嵇康秉承庄子所强调的精神自由，又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实际是讥刺司马氏为了篡权而制造礼教依据。据说司马昭读了这几句话，对嵇康很痛恨。嵇康对此深恶痛绝，他强调了“名教”和“自然”的对立，主张取缔假礼法，“越名教”，司马氏常以“礼教”大棒残酷迫害一些富有正义感的士人。为了躲避迫害，阮籍、嵇康等七人经常结伴，在清风翠竹下清谈，时人号称他们为“竹林七贤”。更有甚者，他还宣称自己“非汤、武而薄周、孔”，实际是讥刺司马氏为了篡权而制造礼教依据。
为了统治人心，司马氏又重新打起了儒家“名教”的旗号，提出以“孝”治理天下。对这种虚伪之礼，阮籍依然以非常的举动进行调侃。公元256年，阮籍的母亲去世了，他是怎样表现的呢？得知母亲去世的消息，阮籍正在和别人下围棋。听到噩耗，跟他对棋的人赶紧说不下了。《晋书》本传记载，母亲将要下葬时，阮籍蒸了一头小猪，喝了二斗酒之后，才去向母亲做最后的诀别。接着，他举声一号，又是吐血数升，以致毁瘠骨立，殆致灭性。出殡之前，一个叫裴楷的官员前去吊唁。按照礼法，作为孝子的阮籍必须陪同他一起哭泣。可是，阮籍散着头发，叉着两腿，坐在床上，一声不吭。裴楷只管按照礼仪的规定，独自一人哭悼阮籍的母亲。阮籍的母亲死后，嵇康的哥哥嵇喜前来吊唁。嵇喜在朝为官，在阮籍的眼里是礼法之士，所以，阮籍就给了他一个白眼，弄得嵇喜很不高兴地退了出去。等到嵇康带着酒，拿着琴前来吊孝的时候，阮籍十分动情，马上露出黑眼珠，热情地迎了上去。阮籍在居丧期间违背礼教的表现，自然引起了一些礼法之士的反感。阮籍的行为任诞不羁，虽然有悖于名教和司马氏所提倡的“孝”，但他只是停留在生活方式上，他对政治上的是非无所议论，对当时的人物无所品评，对司马氏的政权，不可能产生实质性的损害。这也是司马氏所以能够容忍阮籍，并在一定程度上加以保护的原因所在。就在阮籍的母亲去世后的第二年，曾经在云台山百家岩聚会的竹林七贤中的王戎，被司马昭征为相国掾。《晋书》本传记载，为了保全自己，减少政治冲突带来的危害，他为官时“与时舒卷”、“与时沉浮”，不大过问政事。王戎的这种为官态度，是他处在危乱之世、旨在避祸的一种策略，或者是一种韬晦之计。学者们研究发现，在竹林七贤中，像他这样采取韬晦之计的，是一种普遍现象。据史书记载，王戎把日常事务都放权给下属，他自己却穿起便装，走出家门，骑着小马，到处游山玩水。同阮籍一样，王戎在居丧期间，不拘礼制，依然喝酒吃肉。
在竹林七贤之中，刘伶的生活方式在魏晋时代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他跟政治离得很远，至少表面看是如此，但由于跟嵇康、阮籍交往甚密，说明他心中必有政治异见，只是不便在众人之间宣说，以求避祸。他也曾经去参加仕途考试，但因畅谈无为之化而不用——“泰始初对策，盛言无为之化。时辈皆以高第得调，伶独以无用罢。”[4]可见，不能从政对刘伶是一大打击，于是他跟酒的关系就更紧密了。他的《酒德颂》可谓“放情肆志”的宣言。当我们把《酒德颂》译成白话文时，我们又会看到一幅生动形象的“行为艺术”画面：
有一个德行高尚的老先生，把天地开辟作为一天，把万年作为须臾之间。把日月作为门窗，把天地八荒作为庭道。行走没有一定轨迹，居住无一定房屋。以天为幕，以地为席，放纵心意，随遇而安。无论动静都随身携带饮酒器具，只是沉湎于杯酒，不知道其他的。有显贵公子和仕宦处士，听到我的名声，议论着我的行为。于是便敛起袖子，绾起衣襟，张目怒视，咬牙切齿。陈说礼仪法度，事事非非一起产生。先生在这时候正捧着酒瓮，抱着酒槽，衔着酒杯，喝着浊酒。拨弄着胡须，伸腿箕踞而坐。枕着酒曲，垫着酒糟。无思无虑，其乐陶陶。昏昏沉沉地喝醉，又猛然清醒过来。安静地听，听不到雷霆之声。仔细地看，看不见泰山的形体。感觉不到寒暑近身，利欲动心。俯瞰万物，犹如萍之浮于江海，随波逐流，不值一提。
在《酒德颂》里，刘伶把宇宙空间浓缩为一室一寓，把时间浓缩为自己此时全部拥有的此在，这种空间的切割与时间的斩断，在这样一个具体时空之中，仅此一人，这是一个最伟大的自由人。所以他把衣物脱下，在室内游逛。外人见之，惊讶不已，而主人反而责怪其钻进他的裤裆，这正是“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自由主义者的“强词夺理”，同时也是对名教的一种戏谑与调侃——司马氏正是要通过名教来标榜他们的合法性。但是，在刘伶那里除了自己在酒中所拥有的唯一时空，其他什么都没有。如此看来，《酒德颂》是一副最伟大的行为艺术画卷。
[1] 湖北民族学院中文系教授。
[2] 《三国志》卷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31—435页。
[3] 《三国志》卷十七《魏书·张乐于张徐传》，《三国志》卷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522—524页。
[4] 《晋书》卷四十九《刘伶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