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薛世昌和孟永林两位，都是我的同事，我们也同为九三学社之同人。在我没有退休之前，我们在中文系时常见面；在我退休以后，我们也不时相遇在会议或饭局。按说，我们应该不乏各方面的了解，但当他们说完成了一本关于杜甫陇右诗的研究书稿并约我作序的时候，我还是感到既喜又惊。

新的杜甫陇右诗研究成果即将出版，我当然是十分高兴的。杜甫于乾元二年（759年）流寓陇右，五个来月[1]存诗117首，这些诗得到不少专家的高度肯定，如冯至先生在《杜甫传》中说：“杜甫的一生，七五九年是他最艰苦的一年，可是他这一年的创作，尤其是《三吏》、《三别》，以及陇右的一部分诗，却达到最高成就。”[2]杜甫的《三吏》、《三别》早已是家喻户晓，比较起来陇右诗却知之者甚少。为此，我亦倾大半生精力潜心研究杜甫陇右诗，并殷切盼望更多的学者把目光投向这里，运用多种方法，通过多种形式，多侧面、多方位地研习杜甫陇右诗，以期彰显它们应有的艺术地位。而薛世昌和孟永林他们对于杜甫陇右诗默默的关注与悄悄的写作，无疑又一次扩充了杜甫陇右诗的研究队伍，这一书稿的问世不仅是杜诗研究的可喜成果，也标志着杜甫陇右诗研究一条全新道路的开拓与探索。

但同时我也感到有些吃惊。据我所知，薛世昌初以诗文创作名起文坛，继以执教高校写作课，渐渐受到青年学子的拥戴。虽然他后来确定研究范围而至于文学写作之研究，再后来继续缩小学术范围而至于现当代诗歌的写作研究，并且出版过颇受好评的《文学创作论》、《现代诗歌创作论》、《论文学语言的来历及其使命》三本著作；虽然他近年来发表的多篇杜甫陇右诗研究的文章，不乏真知灼见，但是中国古代文学尤其是唐代文学，毕竟不是他此前的主要研究方向。然而，作为一个热爱现代诗歌创作，同时又从事理论研究的高校教师，他一直想追慕一位伟大的诗人以为自己的精神导师，一直想在诗歌的研究领域打通古今，于是，他就选定了杜甫，而他进入杜甫博大壮阔之诗歌世界的切入口，就是对杜甫陇右诗多年来的潜心研究。他的这一选择，无疑是正确的。

孟永林毕业于吉林大学历史系，一直执教中国历史的相关课程，但是在中国传统的文化理念中，文史哲却是从来也不分家的，极具传统文人气质的孟永林，果然没有局限于历史的专业范囿，他近年来发表的一批高质量的学术文章，就极具文史的互通性。但是，我虽然对他在天水地域历史文化研究方面的进展深感欣慰，但他对杜甫陇右诗如此强烈的研究兴趣和研究成果，还是让我感到了稍许的吃惊。同时，我对他和薛世昌的这种跨学科的学术合作精神，也表示发自内心的赞许。

就是怀着这样既惊且喜的心情，我认真细致地阅读了他们的书稿。我发现：薛世昌不只是学术研究没有边界——甚至可以说是不入规矩，而且其学术表达也没有边界——或者说他试图挑战某种学术表达的陈规俗矩。他以自己的一篇散文《公元七五九年的秦州》代为全书的自序，显然想为全书确立一个文学性表述的言说基调。果然，第一章第一节即以“动翮翔九霄：本书主题曲《凤凰之歌》”为题，通过优美的想象，将诗人杜甫的横空出世，描绘得彩翮翩翩，高远神奇。但在恣意想象的同时，他毕竟没有忘记正在写作的是一本学术著作，于是，第二节“凤凰意象：杜甫快意风云的精神图腾”，既破解书名《秦州上空的凤凰》，也“言归正传”——把凤凰意象与杜甫诗歌的关系，论述得全面深入。第三节高度概括了杜甫来秦州之前的生活轨迹，第四节单刀直入，以“壮游天涯”为基本命题，论述杜甫西向客秦的原因，既尊重各家定论，也敢于提出新说。

学术著作历来让人们敬而远之的主要原因，就是其纯粹的学理论述往往会让普通读者感到沉闷，这也是学术著作难于获得更大文化影响力的原因之一。薛世昌他们显然想在这一方面有所突破，于是第二章第一节，他们重施故伎，以“情景再现：杜甫一行到达秦州”为题，通过想象——当然是合理的想象——引入了电视专题片“情景再现”的艺术手法，形象地再现了杜甫一家当年到达秦州的具体情景。然后改换为学术口吻，对杜甫的部分《秦州杂诗》进行了解读，并着重讨论了杜甫当年在秦州采晒草药的“药生活”。读稿至此，我也终于明白了书稿的副标题：杜甫陇右诗叙论。叙述，同时议论。叙于所当叙，议于所当议，如行云流水，莫非就是所谓的文无定法乎？总之，这种文学性描述与学术化表达时有穿插、互成节奏的文法贯穿全部书稿，读来张弛有序，开合自如，应该是全书最大的特点。

除此之外，他们这本书还有以下几个比较突出的特点。第一，对杜甫的陇右生活叙述清楚完整且不乏生动的细节。如杜甫在秦州梦见李白、知会阮昉、邂逅佳人、和杜佐叔侄相见、在西枝村和老友赞公相会、和赞公同游麦积山等细节，想象合理，刻画生动；又如他们在书稿最后推出的“雪泥鸿爪：杜甫陇右生活行程简表”，从“公元759年立秋日即7月8日杜甫在华州”开始，经“8月8日白露节，在秦州城”、“12月1日，自凤凰村出发告别同谷”，到“12月21日，辗转到达成都，开始了为期十年较为平静的蜀中生活”，第一次以“行程表”的方式，清晰地描画出杜甫一行当年在陇右的生活轨迹。第二，拓展出杜甫陇右诗研究的一些新颖课题。关于杜甫的陇右诗研究，虽然历史并不长，但各地学者的论述范围已极其广阔，而薛世昌和孟永林他们却仍然开辟出了一些前人未臻的课题与方向，比如，杜甫在陇右秦州的民间写作与平民情怀、杜甫的秦州知交阮昉的身世与思想、杜甫诗歌中“隐逸的尾巴”、杜甫在陇右的“药生活”与“目生活”、杜甫诗歌“随时敏捷”的写作特色、杜甫陇右诗诗歌意象的崭新天地、杜甫《盐井》诗的“以诗为文”现象、杜甫诗歌从“文之语”到“诗之语”的自然过渡等，虽然他们的论述可能不被所有的人完全信服，但毕竟可以引起其他研究者的注意，砖出而玉现。第三，在一些看似前人已有定论的地方，他们也勇于钻研考证，敢于力陈己见，如关于杜甫一行到达秦州时确切人数的考证，如对杜甫当时究竟有无登临麦积山的分析，如对杜甫陇右诗时空确定性的再认识，如对赤谷、积草岭、泥功山的位置考索，如对杜甫《两当县吴十侍御江上宅》的独特解读等，表现了他们严谨的学术态度与求实的学术精神。

阅读他们的书稿，我尤感兴趣的是他们在《后记》里所提出的“文之侠者”的人文精神，即一种伟大的“玄奘精神”：不需要暴力与打手为其开路，而仅仅凭靠着深沉博大的爱与坚定的信仰。我认为，他们写作本书，他们言说杜甫的陇右人生，就是为了张扬这样一种内在神勇的杜甫精神——不畏权贵而敢于诤谏、不畏贫寒而敢于辞官、不畏山恶水穷与万里饥驱而敢于“独立苍茫自咏诗”……写到这里我突然想到：本书的作者之一薛世昌，也是一个诗歌写作的爱好者！曾几何时，写诗是一种时尚与光荣，可是时至今日，写诗却成为一种一般文化人诚惶诚恐的畏途。但是薛世昌却一直对诗歌的写作心存向往，笔存不弃，这不也是一种“独立苍茫自咏诗”的精神么？我相信，在对杜甫陇右诗甚至所有杜甫诗的研究过程中，薛世昌一定对诗人与诗歌有着更深的体悟与理解，一定会把自己的诗歌写作坚持下去！

最后，希望薛世昌和孟永林两位在尽职于教学、致力于学术、勤奋于写作的同时，也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学术之路漫长而艰辛，希望我们潜下心来，意志沉毅，步调坚实，厚积薄发，取得更大的成就。

李济阻

2012年9月16日

[1]“五个来月”指杜甫当年在“陇右”（大概念、包括在秦州、成县、栗亭等）的大约时间，非指在“秦州”（小概念，仅指天水）的时间。杜甫当年在秦州约三个月。故书中言及“陇右”用“五个来月”，言及“秦州”用“三个月”，或“不到一百天”。

[2]冯至：《杜甫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年版，第1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