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采晒草药：杜甫在秦州的“药生活”

杜甫一生，曾经种药、采药、晒药甚至卖药。“据学者研究，杜甫寓居秦州时曾以挖制草药、悬壶行医为生。”[36]除“悬壶行医”之说有待考索之外，杜甫的“药生活”确是有诗为证的事实，是杜甫秦州期间除了不言而喻的“诗生活”及“目生活”——游山览水——之外一个相当重要的生活内容，杜甫秦州诗曾多次提及。所以，对公元759年秋登临秦州的杜甫，不能把他仅仅视为一般意义上的游历者或逃难者，他在秦州的每一次佝偻登临，至少显示着两重身份：一个辞官远游的诗人和一个头戴方巾、肩背药篓的采药人。

杜甫在长期的困顿生活中，患有一病，名曰“风疾”。杜甫晚年，风疾日重，也许他的去世之因，就在这个病上，因为杜甫生命的最后一首诗就是《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而杜甫在秦州时，风疾病至少曾发作过一次。他的《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适、虢州岑二十七长史参三十韵》一诗就有题下原注云：“时患疟病”。

下面试图通过两个想象，还原杜甫当年在秦州风疾发作的情景。

（一）情景再现：杜甫采药时偶遇古战场且风疾发作

那天早上，一声嘹亮的鸡啼破窗而入。杜甫揉着眼睛醒来，穿好衣服，舀了盆凉水洗了脸，从门后取过采药锄和采药篓。临出门，他对屋里的杨氏轻轻说了声：“我采药去了。”

杨氏说：“杜安不在，你一个人就不要去了吧？”

两天前，杜安带着杜甫的信札，寻路往东柯谷找杜佐去了。

杜甫说：“没关系，我不会走远的，只在附近走一走就回来。”

杜甫穿着麻鞋打着裹腿走上了秦州的弯弯山道。他不时停下来，挖几株药扔进背上的篓里。他在草丛里搜寻，在高崖上伫立。群山莽莽之间，村落三三两两。时值秋高气爽，四处禾黍映道，色泽丰美，鸟语啁啾，山溪潺潺。

杜甫就在这样宁静优美的秦州的田野里走着，肩后摇着几株草药的茎和叶，脚下踩着层层秋叶与秋草。

他渐行渐远。他与一个昔日的战场猝然而遇。

杜甫《遣兴三首》之一云：

下马古战场[37]，四顾但茫然。

风悲浮云去，黄叶坠我前。

朽骨穴蝼蚁，又为蔓草缠。

故老行叹息，今人尚开边。

汉虏互胜负，封疆不常全。

安得廉颇将，三军同晏眠。

显然，这儿朽骨遍地，残骸横陈，蝼蚁穴于颅骨，蔓草缠绕死骸。云天苍茫之下，寒风动摇之中，荒山深处，一声怪鸟的怪叫嘎然而起，让杜甫一下子觉得后背都发凉了。

一片落叶掉到杜甫肩头，把杜甫吓了一跳，当他看清不过是一片树叶时，叶已经落到了地上。

又一片树叶落了下来。

三片黄叶，四片黄叶，五片黄叶……黄叶纷纷无边，落满了这个古战场。残骸退远了，骨头不见了，杜甫觉得自己的眼前现在只有无边的黄叶在沙沙地往下落，在旋转，在越来越快地旋转！

杜甫感到一阵眩晕。他忙用手扶住额头。踉跄了几步后，他靠在了一棵树上。他慢慢地坐在了地上，好像疲乏极了地闭上了眼睛。他的采药锄滚在一旁。他采的草药在风中兀自摇晃。

他的手在哆嗦。

这是荒山野径，过了好一会儿，一阵沙沙的脚步声响了过来，一直朝杜甫响了过来。一只古旧的麻鞋，又一只古旧的麻鞋，它们踏着满地的落叶，一步一步地走到了杜甫跟前。一个形容古怪的采药人，一个老人。他身上也是一柄采药篓，手里也是一柄采药锄。他呆呆地、漠然地看了一阵杜甫，看见了杜甫和他一样的篓一样的锄和不一样的哆嗦的手。他上前去摇杜甫的肩。

杜甫渐渐地看见了眼前的一双鞋，两条腿，一张和秦州的大山一样深幽的脸。他看见了一双秦州的山泉一般明亮幽深的眼睛。他想站起来。老人于是就帮他站了起来。虽然站了起来，但是手还哆嗦不止。

杜甫说：“老人家，谢谢你了。你也采药吗？老人家，这是什么地方？阴气这么重！老人家，我叫杜甫，是从陕西过来的，无事可做，闲来独自上山采药，不想走到了这地方，吓着了。老人家，我本来是个读书人……”

杜甫看见老人点了点头，也看见老人一直盯着看自己的手，因为那手还在哆嗦。杜甫就说：“老人家，好了，我已经不怕了。我这手，有个毛病，老爱哆嗦。一不好就哆嗦。老病了。咱们走吧。”[38]

老人的背篓里有很多橡实。

杜甫问：“老人家，这不是橡栗吗？你采这么多橡栗做什么？”

老人说：吃呀！

杜甫《北征》诗云：“山果多琐细，罗生杂橡栗。或红如丹砂，或黑如点漆。”可见杜甫是认识橡栗的，但是他不一定就知道这东西也能食用。他当时一定会不相信地问：“这东西真能吃吗？”看到老人点了点头，杜甫可能捡了一颗，放嘴里一尝。杜甫想必会苦得直摇头。但是老人却笑了。

黑云间透出一片阳光。

杜甫说：“老人家，我祖籍在京兆少陵，生在河南巩县，今年四十八岁，老人家一定有六十多岁了吧？”

老人又点了点头。

老人前面走，杜甫跟在后面。他们踏着秋叶和秋草离开了这儿，像远离了一个噩梦。

就是这位老者，他一定帮杜甫卖过草药。在当年的秦州，一定有过这样一个平凡但是感人的情景：

逢集的早上，老人早早地摆好了自己的摊子，正坐在一块石头上，搓着一根草绳。旁边是一堆青青的冰草。已经搓好的草绳在他的身后盘成了一堆。杜甫笑着向老者道：“老人家，你早！”老人看是杜甫，指了指旁边四块石头圈出的一块地方。杜甫说：“老人家费心了，这两天，身体不好，起身得迟了。”他摆好自己的药摊子，就和老者学着搓起了草绳。当然，杜甫的仆人杜安，在卖药这件事上，一定要比杜甫会操作，会吆喝，是个称职的伙计，而杜甫应该就是一个傻乎乎的掌柜。

一位中国历史上伟大的人民诗人悄悄出现在天水了，可是，飘风苦雨中的秦州老百姓却丝毫没有察觉——在未来的一百天里，即使他们夜夜梦见一只美丽的凤凰在天水上空盘旋，但是他们却想不到把它和那位寓居客舍，甚至在街上摆摊卖药的中原老者联系在一起。

（二）情景再现：杜甫夜寒受惊而风疾再次发作

也许是一个晚上。当时，杜甫寓舍的梨木方桌上，深深的烛台里一豆烛光轻摇，旁边一只黑色的瓦罐儿被烛光照亮了一半。杜甫正在秉烛夜读。他觉得有点凉，起身披了件衣服，坐下又读。

雕花双扇门突然被从外面猛地推开，阮昉进来，裹着一身寒风：“杜先生，你还记得前不久从秦州过去的那一支部队吗？他们全军阵亡啦！”

杜甫啊了一声，跌坐于椅。羌笛仍在哀吹，远处传来殷殷动地的鼓声，鼓声过后，又是牛角号声上摩夜空。

一匹快马疾疾驰入秦州城，马上的持节使者一脸肃穆。

一只秋蝉紧紧地抱伏在一片黄叶上，一动也不动，似乎十分畏惧，又似乎十分无力。树叶在风中摇晃，不久，秋蝉就与树叶一起落在了地上。

“谁能想他们败得如此之快，又如此之惨。大唐江山，何日才能光复？”杜甫说，杜甫复站起，说阮先生，请坐，我给你倒碗水。他端起那只瓦罐儿要给阮昉倒水时，才感觉自己的手正在发抖。终于，他的手抖得端不住了，黑色的瓦罐脱手掉在地上，啪地碎了。杜甫一阵头晕，脚步踉跄，一手扶桌，一手扶在头上。他觉得天旋地转，屋子里的人都旋转了起来。杨氏从里面惊出：“怎么啦？”阮昉扶住他，连叫杜公杜公。杜甫说：头有点晕。

阮昉打着灯笼请来了大夫。大夫一手搭脉，一手捻着他的长胡子，目光清冷。阮昉、杨氏、熊儿等紧张地围在一旁。杜甫的手仍在微微发抖。

大夫放开杜甫的手说：“杜先生，你这病，怕是风疾。”杜甫点点头，表示认可。阮昉问他：“什么是风疾？”大夫说：“风疾者，在首为头眩目晕，在末为四肢发麻。古人云：‘肝虚血弱而风疾乃生’，三国时的曹孟德，得的正是此病。”阮昉问病因，大夫说：“杜先生东西飘荡，居无定所，忧思过度，因而早衰力弱，积劳而成此疾，倘遇风寒惊吓，即可引发……”

杜甫说：“我以前可是体壮如黄犊呀！”大夫一笑：“好汉不提当年勇，你看你这头发，一定已白了十几年了。”杜甫说：“那是，三十多岁我就白了头发。”阮昉问：“不要紧吧？”大夫说：“现在还不是太严重，但以后一定要注意爱护身体，不能再这样东西漂泊了。第一要休息好，第二要吃好，第三，不要思虑过多——过虑伤身啊！”

杨氏含泪点头。

阮昉他们走后，杜甫躺在炕上对杨氏说：“曹孟德当年疾发时，卧读陈琳所作，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病。’我今天要读一读高适和岑参的诗，他们的诗肯定也能治我的病。”他轻声诵岑参《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万里奉王事，一身无所求。也知塞垣苦，岂为妻子谋？”“也知塞垣苦，岂为妻子谋？这两个家伙，活得可真痛快，可惜我不能像他们一样，只身塞上，建功西陲。”

杨氏说你还要往西？再往西，不知还有多么荒凉！

北风卷地白草折，一川乱石大如斗，就这么荒凉。

杨氏说往西那是再不能去的了。

杜甫说东边幽燕之地尽为叛军所据。北有大漠。西既不能去，那就只好向南了。

杨氏说：向南吗？

杜甫说：对，就是向南。

杜甫说：“秦州城里，汉人少，胡人多。汉人懒散，胡人骄悍。我们来到这里，本来是为了避开战乱的，看这情形，秦州怕也不是可以久居之地，一旦吐蕃人趁机进攻，这里的胡人一定会啸众而反。”

阮昉和两个秀才一早就来看望。阮昉说：“那大夫可是我们秦州的名医哇，看完病回去的时候他对我说，杜先生是个忠厚的人，是个正直的人，是个奇人，虽然现在一时有难，但是将来必会大福大贵……”

杜甫微微一笑，说：“我的病我知道，他说得很对，是风疾。”

阮昉说：“我们这些人呀，一生视钱财如粪土，家不宿隔夜之粮，居不贮应急之银，一旦有个什么事情，也真难为人，可是让我们因此就去为稻粱谋吧，心里又不乐意，唉，人生在世，难得洒脱，难得洒脱呀！”

（三）仁者的选择：杜甫在秦州的“药生活”简论

杜甫一生种药、采药甚至卖药的“药生活”是人所共知的，但是，杜甫在秦州的“药生活”，却没有得到学者们应有的重视。比如冯至的小说《白发生黑丝》，在描写到杜甫潭州卖药时，就有意无意地绕过了对杜甫秦州卖药的“回忆”：

杜甫的心里就在想，卖药，我是有经验的，在长安时，我在王公贵族的府邸里卖过药，在成都时，我在一些官吏中间卖过药，如今流落潭州，为什么不能把药卖给老百姓呢？[39]

冯至这里提到了杜甫的长安卖药和成都卖药，偏偏没有提杜甫的秦州卖药。在《杜甫传》之专门叙述杜甫陇右生活的部分即“陇右的边警与艰险的山川”章，冯至对杜甫陇右的“药生活”描述为：“可是生活不能完全仰仗他人，他于是又重新开始他在长安时经营过的卖药生活，来维持他的衣食。我们在他秦州的诗中常常读到关于采药和制药的诗句，并且在太平寺泉水的下流，他也梦想过，如果用这比牛乳还香美的水灌溉出一片繁荣的药圃，该有多么好呢！”[40]

他终于注意到了杜甫在秦州的“药生活”，可是，从他对杜甫卖药所谓“维持他的衣食”之动机的理解，可以看出冯至对杜甫在秦州的“药生活”，叙述仍然是简单的，思考仍然是肤浅的——他没有从中看出杜甫当年更多耐人寻味的生活信息与思想信息。

人们一般认为杜甫在秦州的卖药行为，是他生活困顿乏术的无奈举措——似乎只要杜甫的生活好起来，他就会马上放弃“药生活”而停止卖药。李济阻也认为采药晒卖是杜甫在秦州“为了卖钱”的一个重要的经济行为：“杜甫在秦州寓居不足四个月，不可能买地种药，诗中所晒之药大约是从山上采回的野生药材。有人设想杜甫晒药是为了卖钱，此说有理。《秦州杂诗二十首》末章是写给旧交告知自己在秦州的生活状况，假如仅仅为给自己治病晒药，其数量必不会多，费时必不长久，不当作为生活的主要内容描述。”[41]

纵观杜甫一生，几乎在他人生的各个阶段都卖过药，即他并非只在贫穷的时候才去卖药。困难的时候他自然要卖药，但不困难的时候他却也要卖药。杜甫居蜀期间，是他一生中生活较有保障的时候，但是他于彼处也曾种药卖药。这就有些让人费解：杜甫如此采药种药甚至卖药的“药生活”，目的究竟何在，是为了经济之目的，还是为了超经济之目的？冯至对杜甫在成都营造草堂一事是这样描述的：

他一方面营建草堂，一方面写诗向各处觅求树秧：向萧实请求春前把一百根桃树秧送到浣花村，向韦续索取绵竹县的绵竹，向何邕要蜀中特有的、三年便能成荫的桤树秧，他亲自走过石筍街到果园坊里向徐卿索求果木秧，无论绿李黄梅都无不可。[42]

不难看出，杜甫向朋友们索要的树木，基本上都是只可观赏的绿化作物而非经济作物。有学者盯上了杜甫种桃一事：“由于基本物质需要的不能满足，杜甫看自然物就难免带有功利色彩。比如对于桃，后人总是以花的审美为主，很少谈及吃桃的。而杜甫则主要是吃。‘高秋总馈贫人食，来岁还舒满眼花’。杜甫在成都时也曾种桃满园，但他主要是出于经济目的，而不是像南宋的范成大等人种几千株梅一样。”[43]

杜甫确实是种桃了，而且桃树确实也是可以产生经济价值的一种，但不能据此认为杜甫种桃是出于经济目的。理由如下：

第一，杜甫的诗里多见卖药的叙说，却从未有过关于“卖桃”的片言只语。

第二，要求杜甫“像南宋的范成大等人种几千株梅一样”，才可以让杜甫的种桃行为逃脱“经济目的”而成为审美目的，这样的要求，实在是太高而不切实际。如果不能像范成大一样种梅千株，那就一定有着“经济目的”，这样的逻辑也不能让人信服。

第三，杜甫在草堂周围所种之桃，只是所种之树的一种，即使全部种桃而准备去做果农，以区区草堂之地，其实也种不了多少，即使结桃满树也卖不了多少钱。

第四，唐代的桃树，缺乏像现在一样的嫁接技术，从栽树到挂果，至少需要好几年。民谚有云：“桃三年，杏四年，要吃柿子十四年。”杜甫要等这些桃子结了果来养家糊口，应该是等不及的。

所以，杜甫在成都种桃的所谓“经济目的”，可以被否定。否定了杜甫种桃的经济目的，我们也就可以同时否定了杜甫在草堂周围广种花草树木的经济目的。我们不能看见杜甫只要有所动作，就认为他的行为是为了经济。杜甫穷是确实穷了点，但他并没有穷到时时处处都要做一个“经济人”的地步。我们同意洪丕谟的这句话：“杜甫生活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社会，金钱的作用并非像今天市场经济显得那么越益重要。”[44]杜甫在秦州时是个诗人，在成都时也是个诗人，他永远是一个诗人。不要因为杜甫写到了吃就觉得杜甫不够诗人——世界上尽有喝酒吃肉的诗人，却没有一个餐玉饮露只喝西北风的诗人。

显然，诗人杜甫在草堂周围广种草木的举措，非关功利，实在是为了给一家人营造一个优美的人居环境。他的《高柟》诗云：“柟树色冥冥，江边一盖青。近根开药圃，接叶制茅亭。”冯至据此说杜甫“在它的近根处开辟了一片药圃”。[45]应该说这样的心情，完全出于他对花草树木包括一些药材作物的喜爱。当他面对自己的药圃与花园的时候，他的心态不是“经济的”而是“审美的”。杜甫作于成都草堂的《宾至》一诗，可以证明这一点。

幽栖地僻经过少，老病人扶再拜难。

岂有文章惊海内，漫劳车马驻江干。

竟日淹留佳客坐，百年粗粝腐儒餐。

不嫌野外无供给，乘兴还来看药栏。

久病成医，杜甫之所以对中草药情有独钟，另一个容易理解而又不容忽视的原因，就是他时有疾病而需要草药。他的《江村》一诗写道：“老病所需唯药物，微躯此外更何求？”因为需要药而种药，而采药，进而因为采药种药而喜欢药，我们只应该这样理解杜甫的“药生活”。

“杜甫的思想并不只是单纯的儒家正统观念，同时还受到包括释、道在内的各种思想的深刻影响，其中道教及道家的一些观念意识在其思想深处长期存在。”[46]也就是说，当杜甫努力进取而后疲惫失意的时候，他的人身固然会有辞官西行的隐身而逸之举，他的心灵同时也有不再兼济天下的释然之想。他在秦州的“药生活”，就是这种自我轻松感的充分体现。

杜甫秦州诗中直接写到“药”字于是间接带出“药生活”处有六：

采药吾将老，儿童未遣闻。（《秦州杂诗二十首》之十六）

晒药能无妇，应门亦有儿。（《秦州杂诗二十首》之二十）

何当宅下流，余润通药圃。三春湿黄精，一食生毛羽。（《太平寺泉眼》）

竹斋烧药灶，花屿读书床。（《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适、虢州岑二十七长史参三十韵》）

《肘后》符应验，囊中药未陈。（《寄张十二山人彪三十韵》）

岂辞青鞋胝，怅望金匕药。东蒙赴旧隐，尚忆同志乐。（《昔游》）

在以上六处与“药生活”有关的诗句里，几乎没有一处是与诗人的物质生活直接相关的，即如第二处“晒药能无妇，应门亦有儿。”如果结合全诗分析，会发现它仍是诗人隐逸生活的标志。诗中杜甫自称“野老”，这一“野”一“老”二字，正是诗人内心世界的一个悄悄泄露。其中既有对自己被“遗弃”的认知，也有对社会政治的失望，复有对江海浮槎的高蹈生活之向往。既已身为江湖之上的“野老”，生活就应该是隐逸的，而隐逸生活的一个标志，在他看来就是“晒药”。和中国现代鲁迅先生的弃医从文——放弃对肉体生命的关注而转向关注灵魂世界——正好相反的是，在中国古代，常有人弃政而为医，或者弃文而从医——弃社会而归于自然，弃进取而转为隐逸。

而第一处“采药吾将老，儿童未遣闻”与第三处“何当宅下流，余润通药圃。三春湿黄精，一食生毛羽。”显然是诗人的一种“预想”之词。对生活的预想，也就是对生活的理想。杜甫何以视采药种药为生活的理想呢？第四处“竹斋烧药灶，花屿读书床。”对我们有所启发。李济阻解此二句云：“‘竹斋’两句仍写环境之美，但已有对他们生活的揣测。”[47]揣测别人的生活而又径曰“烧药”，在现代人看来，显然不够吉利，而当我们把上文“竹斋烧药灶”与下文“花屿读书床”对举而理解时，才能从中体味到：烧药、采药甚至晒药，是杜甫以及当时的其他文化人普遍认可的一种比较优雅浪漫的生活方式，也许是他们游历山川时的一种“业余爱好”，是他们与大自然的一种对话方式。就像剑之于武林人士是一种人生标志与生命意象一样，“药”应该也是当时一般喜欢田园山水的文化人的一种人生标志与生命意象。杜甫《奉留赠集贤院崔、于二学士》：“故山多药物，胜概忆桃源”，将“药物”与“桃源”对举，就是明证。贾岛《寻隐者不遇》诗之“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也可为其佐证。

无独有偶的是，第五处“《肘后》符应验，囊中药未陈。”写的竟然也是对朋友生活的想象。李济阻注为：“肘后：《神仙传》记有《肘后丹经》，《晋书·葛洪传》说葛洪著有《肘后备急方》，都是道家医药书。”“囊中药：《后汉书·方术志》记载，道士王初平有书百余卷、药数囊。”[48]李济阻同时分析曰：“‘肘后’两句写（张彪）精于方术。这六句都是想象中的张彪形象。”[49]那么，我们基本上可以这样认为：“药”在杜甫的秦州诗里，第一与自己的病并无多大的关系。第二，它们固然是作者生活的写实，更多的则是作者对理想生活的向往。这种“药生活”甚至是当时一种普遍的向往。上引第六处“岂辞青鞋胝，怅望金匕药。东蒙赴旧隐，尚忆同志乐”是《昔游》中回忆诗人当年与李白访仙学道的句子，其中的药，就十分明显地告诉我们：当年人们是热衷于服食丹药的——至少是以能够服食丹药作为一种人生的境界与潇洒的时尚。

学者陈昌宁说：“杜甫的入世思想极强，人称他一饭不忘君，他昼之所思夜之所梦无非是朝廷安危，民生疾苦，当然还有个人功名……但是否就可以说杜甫对身边花草虫鱼的存在视而不见，毫无感知呢？回答是否定的。因为一个人逃避社会是容易的，而逃避自然则是根本不可能的。尤其是入蜀以后，由于功名的无望，生活的孤寂无聊，杜甫写下了许多以自然物为表现对象的诗，为我们展示了他广泛的自然视野。”[50]是的，以一颗回归自然之心，而得到一双观察自然之眼，对杜甫而言是宝贵的，也是及时的。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向以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包括略通医道——为其知识结构的理想模式，人们也常常把“良医”、“通儒”、“显宦”一起言说。唐朝于鹄《山中自述》道：“病多知药性，年长信人愁”，[51]暗示出他对中草药知识的通晓；苏东坡曾与沈括合撰了一部惠及杏林的《苏沈良方》；《红楼梦》与《金瓶梅》的作者，也十分精通中医之道；鲁迅在小说《明天》中有这样一段描写：宝儿吃下药，“他睡了一刻，额上鼻尖都沁出一粒一粒的汗珠，单四嫂子轻轻一摸，胶水般粘着手；慌忙去摸胸口，便禁不住呜咽起来”。[52]这里说的“胶水般粘着手”的汗珠，就是中医说的“绝汗”，是人濒临死亡的表现之一。鲁迅如不懂中医，不会这样描写。杜甫是一个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在他文史哲医合于一身的知识构成中，一定有着相当深厚的医学修养。

从对于人生的本质作用上讲，诗歌的作用与医药的作用是暗通的，只不过一个指向人的精神而另一个指向人的肉体。诗歌的功能——诸如对人生创痛的抚摸，对生命孤独的体贴，对受难灵魂的安慰——无不紧紧围绕于“救治”二字。杜甫是一个诗人，但他更是一个中国古代典型的知识分子。不为良相，即为良医，他经世济时的儒家思想，说穿了就是一个医生的思想。如果说诗歌是杜甫人所皆知的一种救治人心甚至救治世心的存在方式，那么杜甫的“药生活”则是杜甫济世助民、救治人身的另一种仁者的存在方式——它与杜甫的“诗生活”互为表里，相映生辉。这从他的诗句结构里也可以看得出来，他常把“药”与“诗”对举，如“种药扶衰病，吟诗解叹嗟”（《远游》），又如“药许邻人斸，书从稚子擎”（《正月三日归溪上有作，简院内诸公》）。所以，如果说杜甫曾经把自己的诗当作是抚慰他人病苦心灵的药剂，那么他收藏的中草药，也就是他救治人生病体的诗篇。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道家追求利己，儒家追求利他。儒家文化是求善的伦理型文化，要求人们以对伦理道德的履践作为人生自我完善的目的。这种高尚的伦理观既要求人们进行自我人格的完善，也要求怀着对人生与世界的忧患意识去兼爱济物，于是身为儒者的杜甫之所以喜欢草药，他的生活中之所以有着与众不同的“药生活”，那就是在杜甫看来，草药是仁者之物。杜甫因道家归隐思想的影响而目及自然，但是杜甫终归却因仁者爱物济民的思想而目及自然物中的草药，这真是诗人而兼儒士的杜甫一个太有趣的选择。

基于上述理解，我们可以进一步认为杜甫诗里的“药”，不仅仅只是一些普通的物象，而是杜甫诗歌一个重要的意象资源，它既是诗人物质生活的佐助者，也是诗人精神生活的表现物。在强调药曾经是诗人衣食来源的同时，应注意到它其实也是诗人精神意趣的一种象征性寄托。

以药物而为诗歌创作的意象资源，并非从杜甫始。中国诗歌自《诗经》、《楚辞》以来，写到了几乎数不清的植物，它们中的大部分本来就是草药。比如《诗经》里的车前子、木瓜、艾，以及后来中国诗歌中普遍出现的菊、芍药、莲子、灵芝等。这些中国诗歌的古老意象，与后来的枯藤、老树、古柏、落叶、残枝等，都是中国诗歌意象大家庭里的宠儿。杜甫在自己的诗歌创作中一如既往地沿袭了这种古代诗人对草药的关爱之情与撷取之习。在杜甫的诗歌——包括杜甫的秦州诗及其他陇右山水纪行诗里，像这样其实就是草药的动植物意象，不胜枚举，如鸬鹚、蚯蚓、金菊、绿葵、苜蓿、山梨、蕨、薤（杜甫在诗里说它可治衰年关鬲之冷病）。像“抱叶寒蝉静”这样著名句子中“抱叶寒蝉”这个意象，也正与杜甫的采药生活有关，当他的手伸向蝉蜕时，蝉静静地贴附在树叶上的样子，就深深烙进了他的脑海里，成为他来日的一个诗歌意象。

就这样，杜甫通过这些车前草、灯心草、野薄荷、柴胡、前胡等苦涩芳香的气息，与大自然建立了一种典型的天人相应关系。杜甫爱它们，它们也暗中资助了杜甫的诗歌创作。人们一直只注意杜甫诗歌的“江山之助”甚至“时代之助”，却不知这些小小的草药，也是杜甫诗歌创作一个重要的意象资源，是他诗歌的“草木之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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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唐诗》卷四二，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524页。

[2]刘冬梅：《杜甫陇右行迹及诗作》，《天水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

[3]刘开扬：《杜甫》，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7页。

[4]金开诚等：《屈原集校注》，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670页。

[5]李宇林：《庄重质朴　灵活巧妙——浅论杜甫陇右诗的用典》，《天水师范学院学报》1997年第2期。

[6]（宋）魏庆之编：《诗人玉屑》卷七“事如己出天然浑厚”条，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48页。

[7]李宇林：《庄重质朴　灵活巧妙——浅论杜甫陇右诗的用典》，《天水师范学院学报》1997年第2期。

[8]陈诏：《〈红楼梦〉不避讳论》，孙逊、陈诏：《〈红楼梦〉与〈金瓶梅〉》，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2页。

[9]李宇林：《庄重质朴　灵活巧妙——浅论杜甫陇右诗的用典》，《天水师范学院学报》1997年第2期。按：李氏引杜诗“欲问桃花宿”，《杜诗详注》本作“欲问桃源宿”，“源”字下注曰“一作花”。李氏下文以“武陵”与“桃源”对举，故此处“桃花”宜作“桃源”为是。

[10]李宇林：《庄重质朴　灵活巧妙——浅论杜甫陇右诗的用典》，《天水师范学院学报》1997年第2期。

[11]钟树梁：《读杜甫〈秦州杂诗〉评析》，《成都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

[12]（宋）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96页。

[13]（清）浦起龙：《读杜心解》卷二，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264页。

[14]韩成武：《物候关情——对杜甫陇右诗的补注（二则）》，《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

[15]钟树梁：《读杜甫〈秦州杂诗〉评析》，《成都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第39页。

[16]（明）王嗣奭：《杜臆》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86页。

[17]（清）王权、任其昌等纂：《秦州直隶州新志》卷二《地域》，清光绪15年刻本，第11页。

[18]聂大受说：“杜甫还善于‘以丽句写荒凉’。《山寺》一诗写道：‘野寺残僧少，山园细路高。麝香眠石竹，鹦鹉啄金桃。乱水通人过，悬崖置屋牢。上方重阁晚，百里见秋毫。’赵仿说：‘“鹦鹉”二句，本状寺之荒芜，以秦陇所产禽兽花木言之，语反精丽。’何义门说：‘麝以香焚，逃窜无所；鹦以言累，囚闭不放。非此山高峻，人迹不至，安得适性如此。三四以奇丽写幽寂，真开府之嗣音。’在由秦州往同谷途中所作的《法镜寺》也是清丽、鲜明而为人称道的别致诗作。”（聂大受：《杜甫陇右诗及其陇右地域文化背景》，《杜甫研究学刊》2006年第2期）按：聂引赵仿、何义门语均见《杜诗镜铨》卷七引。

[19]卜进善：《杜甫在陇右》，敦煌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174页。

[20]同上书，第175页。

[21]钟树梁：《读杜甫〈秦州杂诗〉评析》，《成都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

[22]（清）杨伦：《杜诗镜铨》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40页。

[23]“北流泉”，谓泉实井，此水旱升涝减，相传每年农历四月初八日寺院逢会，万人朝山，竞饮北流泉之“神水”。

[24]（清）宋琬著，马祖熙标校：《安雅堂全集》卷十一《题杜子美秦州流寓诗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528页。

[25]（唐）李白著，（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卷二六《与韩荆州书》，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240页。

[26]王耀主编：《南郭寺艺文录》，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5页。

[27]同上书，第38页。

[28]王晓亮、刘大有、薛林荣：《李白、杜甫咏南郭寺诗》，天水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化天水》，甘肃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第224页。

[29]王耀主编：《南郭寺艺文录》，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55—261、263—266页。

[30]冯至：《纪念伟大的诗人杜甫》，《杜甫传》附录一，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215页。

[31]余秋雨：《阳关雪》，《文化苦旅》，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2年版，第15页。

[32]［英］雪莱：《为诗辩护》，载《十九世纪英国诗人论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22页。

[33]（清）浦起龙：《读杜心解》卷三，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384页。

[34]（宋）曾季貍：《艇斋诗话》，载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91页。

[35]马建东：《抵抗不住的生存压迫——杜甫陇右诗中的咏物诗思想风格》，《天水师院学院学报》1997年第2期。

[36]高天佑：《杜甫陇蜀纪行诗注析》，甘肃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第56页。

[37]我们推测：杜甫在客居秦州的日子里，有一天他一个人出去采药，在野外无意间走入了一片古战场的遗址。但是有一个让好多人纠缠不已的问题是：这个古战场会在哪里？这涉及对“下马”二字的不同理解。如以“下马”为名词，则这就应该是一个地名；如以“下马”为动词，则它表明杜甫是骑马来到了一个离秦州城比较远的偏僻地方，遭遇到了一个人迹罕至的古战场——很早很早以前的战场，唯其很早，才是“古”的！

[38]［德］莫芝宜佳曰：“据考证，杜甫患有多尿症、哮喘、面部神经痛、牙痛、风湿病等多种疾病，晚年还得过一次中风，一只胳膊曾在短时间内瘫痪。”（莫芝宜佳：《〈管锥编〉与杜甫新解》，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28页）其实，莫氏可能误将风疾以为是中风了。然而“风疾”不等于中风。另外，杜甫于逝世的前两年，耳朵聋了并且眼也“暗”了，有诗《耳聋》为证：“眼复几时暗，耳从前月聋。”

[39]冯至：《白发生黑丝》，《人民文学》1962年第4期。

[40]冯至：《杜甫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年版，第97—98页。

[41]李济阻：《杜甫在秦州的生活及其对诗歌创作的影响》，《杜甫研究学刊》1997年第3期。

[42]冯至：《杜甫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年版，第110页。

[43]陈昌宁：《杜甫的自然视角》，《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1998年第2期。

[44]洪丕谟：《唐诗与人生》，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60页。

[45]冯至：《杜甫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年版，第113页。

[46]徐希平：《杜甫与道家及道教关系再探讨——兼与钟来茵先生商榷》，《杜甫研究学刊》1999年第2期。

[47]李济阻：《杜甫陇右诗注析》，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18页。按：他们，指高适与岑参。

[48]李济阻：《杜甫陇右诗注析》，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32页。

[49]同上书，第235页。

[50]陈昌宁：《杜甫的自然视角》，《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1998年第2期。

[51]《全唐诗》卷三一○，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3499页。

[52]《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