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壮游天涯：杜甫西向客秦的原因探析

公元759年立秋之前，杜甫在华州陷入过这样“苦恼人的思考”：司功参军这个官，做呢还是不做？如果不做，离开华州呢还是不离开？如果要离开，应该向哪里去？反复且痛苦思考的结果，就是杜甫一生中重要的离官客秦之举。于是，杜甫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选择？就成了多年来杜甫研究者一直关注的话题。

显然，关于杜甫离官客秦的原因，应该分开来研究。第一，要研究他离官的原因，即他为什么就不做官了。第二，要研究他客秦的原因，即他为什么偏偏来到了秦州。

（一）杜甫华州离官的原因探析

关于杜甫华州离官的原因，目前有种种说法，但均可归入两个大类：主动的弃官说与被动的免官说。

1.主动弃官说

主动弃官说，认为杜甫是主动地罢了官，即不是政府炒了他的鱿鱼而是他炒了政府的鱿鱼。此说以“关辅饥，辄弃官去”[40]的“离乱全身”说为最早。公元759年，确实是“关畿乱离，谷食踊贵”[41]，且杜甫《秦州杂诗二十首》首章也云：“满目悲生事，因人作远游”，所以，离乱全身，这应该是不能排除的杜甫华州离官之原因。但是此说未言及杜甫离官的政治原因，让杜甫的离官无所谓光荣也无所谓耻辱，似乎过于平淡，也似乎与杜甫一生的言行不太相符，所以，倘补之以“政治理想破灭为主”[42]之说，当为杜甫华州离官其原因的深化。持此说者普遍认为：由于对朝廷，对政治，尤其是对肃宗的彻底失望，杜甫因失意而选择了归隐。[43]此说还可涵盖所谓厌恶书吏生活与官场枯燥说——《早秋苦热堆案相仍》诗中确实反映出作者被苦热和枯燥的文书逼迫欲狂的情形。联系杜甫离开华州之后再也没有回到中原的事实，似乎可以证明杜甫当时对险恶得如同是旋涡一般的政治中心确实是感到了厌恶。

2.被动免官说

被动免官说，认为由于杜甫荒怠政务、牢骚满腹、行为有失检点且触犯了官员“私出州县界”的法律规定，因而被朝廷罢免了官职。阎琦《杜甫华州罢官西行秦州考论》一文力持此论。[44]李宇林虽支持此论，但对被罢官的原因，却提出了新的看法，说是由于“身患疟疾”，难以为任，而被上司无情罢免。[45]卜进善同意此说，他还提出了杜甫之所以被罢官乃因未通过朝廷例行考课之说，独出见解，考据甚详。[46]

杜甫离官，到底是主动的弃官呢，还是被动的罢官？如果坚持以杜证杜的原则，我们不得不对杜甫《立秋后题》中“罢官亦由人，何事拘形役”句之“罢官”一词作出准确的理解。韩成武通过大量的事例试图证明他的观点：“在历史典籍中，‘罢官’一词有两种含义：一是当事者主动辞掉官职，一是当事者被免除官职。”他认为：杜甫的华州离官，不是被动的罢官而是主动的罢官——准确起见，当然应该表述为“弃官”。[47]

我们同意韩氏的结论：杜甫离官，一定是主动的弃官。即使弃官之后，势必举家流离，但那也并非迫不得已，因为那显然是诗人对自己的自我放逐。

杜甫一生，不只是弃官不做过，而且也嫌官小而不就过。天宝十三载（754年），杜甫上《三大礼赋》，第二年，授河西尉。这是一个从九品下的小官，于是杜甫辞而不就。后来改授右卫率府兵曹参军，杜甫虽然接受了，但接受得不是十分地情愿。他为此还写了一首《官定后戏赠》：

不作河西尉，凄凉为折腰。

老夫怕趋走，率府且逍遥。

耽酒须微禄，狂歌讬圣朝。

故山归兴尽，回首向风飚。

确定了杜甫的华州离官不是被动的罢官而是主动的弃官，则杜甫西行秦州“是他罢官后无奈中的仓促选择”[48]之说也就不攻自破。

（二）杜甫西行客秦的原因探析

杜甫弃官之后，决定离开华州，但是，离开华州，又将所向何方呢？

朱东润《杜甫叙论》云：“杜甫对于围城的生活是有所认识的，何况大乱之中的佐贰官更是一饱不易呢？因此他决定挂冠出走。走向哪里呢？向东是中原大战的战场，当然去不得。向南是襄阳的大道，也不够安全。向北的危险不多，但是正是回纥出兵来往的大道，‘田家正恐惧，麦倒桑枝折’，也不够妥当。只有向西，绕过长安，穿过陇坂，再行走向川中。”[49]于是，杜甫决定向西，前往秦州。

目前，关于杜甫西向客秦的原因，说法众多，约有寻亲访友说、投奔亲友说、取道入蜀说、远游淹留说、失意归隐说、求食问衣说、向西纳凉说、曲线回朝说等，其中的曲线回朝说认为杜甫西向秦州是想曲线返回朝廷，说是想到秦州找个手握大权且了解自己的人来再次推荐自己，因此杜甫便弃了官跑到秦州去“因人”，此说显系无端之猜测，不足与论。下面对其他诸说略加述评。

1.关于杜甫西向客秦是为了求食问衣的“万里饥驱”说

纷纭众说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因关内饥乱而西向投奔亲友的“万里饥驱”说。持此说者一般以《旧唐书》“关辅饥，（杜甫）辄弃官去”为据。然《旧唐书》作为史书，其语言特点自是简要。文字的“简要”是一把双刃剑，它往往会让语言失去一个可以充分交代的语言环境。就在这句话中，史书简洁的笔墨在这里有意无意地强化了“饥”与“弃”之间的因果关系。这一因果关系容易给人们一个误解，那就是杜甫之辞官西行，是因为或主要是因为饥饿。事实上好多人确实也认可了这一看法。连德国人莫芝宜佳也认为：“杜甫离开北方，携家人到了南方，不断地寻找着经济上的救助人。”[50]这个德国人对杜甫先是西向而后才是向南的过程语焉不详，他有意无意地绕开了杜甫此行重要的两个地方即秦州与同谷。同时他在对杜甫弃官之后的心理进行分析时，也有意无意地采纳了万里饥驱之西向客秦的旧说。

我们认为，饥饿，即使就是杜甫西行客秦的一个原因，也应该是其中一个很小的原因。按《新唐书·食货志》的记载，唐代像杜甫当时所任华州司功参军这样的八品官员，年有禄米五十石，月有俸钱一千三百文，杂用二百五十文，食料三百文。虽然我们无法估计这些收入在当时当地的价值与作用，但想来也不至于十分菲薄。如果是和平稳定时期，这些收入应该足供家用，即使当时正值战乱，政府俸禄既无法保证，又逢天旱，柴米想必日渐昂贵，加之杜甫的家里男女老少也是一大堆人，自然日用颇费，但也不至于举家逃荒。韩成武说：“‘谷食踊贵’尽管是现实，但还不至于使他这个有官职的人断绝口粮。”[51]所以，“关辅饥”，应该只是杜甫西行一个并非关键的外因——和一个诗人的心性世界相比，它也只应该是一个外因。

所以，虽然杜甫以其自身对当时社会生活尤其是民间生活的真切感受，不无痛楚地见证了盛世唐朝的没落，虽然他那些伟大的现实主义诗篇堪为他一生悲苦的哀鸣，但我们却不要一提到杜甫就想到饥肠辘辘，就想到贫病交加。对此，杜甫入蜀诗《石柜阁》后半章堪称“以杜证杜”的有力论据：

羁栖负幽意，感叹向绝迹。

信甘孱懦婴，不独冻馁迫。

优游谢康乐，放浪陶彭泽。

吾衰未自由，谢尔性所适。

《杜诗镜铨》释“信甘孱懦婴”句为“谓高蹈不勇”[52]，意思是当一个人甘于选择幽隐的人生时，事实上已是对现实的怯惧和退让——也就表现得孱弱、懦弱。是勇敢地进取于仕途政治，还是心甘情愿地走上优游的隐逸人生，一直是那些不甘隐逸者的内心矛盾，而一个“甘”字，正好传达出杜甫内心同样的矛盾心理。杜甫陇右之行，既然是“向绝迹”的，即饱览江山美景的，他就不会“感叹”。既感叹，则必有感叹之因。这感叹之因，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我已退出了政治，在那方面，我显然是不行的，那么，我这样的放怀山水，倒不仅仅是因为冻饿逼迫，而是我一颗高傲的雄心，现在也只有江山风雪才能安放了！

杜甫的生活之贫穷、命运之顿挫，固为确凿事实，抛开史书之所记载，仅从唐人对杜甫的评价里也足见端倪。人们在评说杜甫天才的诗歌之同时，一般都少不了也要对他的生活之苦况略表同情。比如唐诗人贯休诗《读〈杜工部集〉二首》云：“造化拾无遗，唯应杜甫诗。岂非玄域橐，夺得古人旗”，这是对杜甫诗歌成就的高度肯定。但他接着说：“命薄相如命”[53]，这分明是在说杜甫的命运之不济。李白《戏赠杜甫》云：“饭颗山头逢杜甫，头戴笠子日卓午。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做诗苦。”[54]即使是杜甫年轻潇洒的时候，在李白眼里也是既“瘦”且“苦”的。唐人戎昱有诗名《耒阳谿夜行》，其题下自注云：“为伤杜甫作。”诗中“猿声虽此夜，不是别家愁”等语[55]，仍然在描述着一个愁苦悲伤的杜甫。其他如罗隐《题杜甫集》：“楚水悠悠浸楚亭，楚南天地两无情”等[56]，莫不如此。总之，杜甫一生的流离顿挫之苦况，应该说是“杜甫”这两个字给人们的第一个感受。在后人的眼里，只要一提到杜甫，人们的心情都会为之一沉。

所以，历来人们对杜甫生活的“艰难困苦”这一成见，使得人们在言说杜甫的所有话题时，免不了都要受其影响。人们过于严重地把杜甫西向客秦的原因认为是生活所迫，就是这种影响的表现之一。

2.关于杜甫西向客秦是为了有所投奔的寻亲靠友说

纷纭众说中另一个值得研究的观点，是杜甫弃官适秦是为了有所投奔的寻亲靠友说。持此说者一个最主要的根据，就是杜甫《秦州杂诗二十首》之首章首句：“满目悲生事，因人作远游。”人们所有的依据，落在“因人”二字；人们所有的争议，也发端于“因人”二字，所以有必要对此二字加以研讨。“因人”二字，究为何指呢？

说法一：释“因”为“因为”，释“人”为“房琯”。《杜诗详注》引顾注云：“关辅大饥，生事艰难，故依人远游。非谓因房琯而致此远游，公心不以一谪怨及故人。”[57]从中可见，历史上有人显然曾持此论。

说法二：释“因”为“跟随”，释“人”为“众人——当时的难民”。钟树梁引用他的朋友黄硕彦的话说：“因人作远游”，“意谓随众民而远适”。[58]林继中的解释与此接近：“因人，附人，与人同行。”[59]

说法三：释“因”为“依——因为有故人在彼可堪依靠”，释“人”为“杜佐”。李济阻认为：“因人：依人。杜甫从侄杜佐住在秦州东柯谷，旧友赞公住在西枝村，‘因人’的‘人’，当指他们两位。”[60]

说法四：释“因”为“依——因为有故人在彼可堪依靠”，释“人”为“赞公”。除上引李济阻之说外，朱东润也持此见：“在秦州杜甫又一次遇到了赞公，可能他这一次的取道秦州，主要是为了和这位和尚见面。”[61]

说法五：释“因”为“依——因为有故人在彼可堪依靠”，释“人”为“韦十六”：“杜甫西赴秦州、移居同谷是有所投靠，而所‘因’之‘人’不只是杜佐和赞公，主要是投靠同谷防御判官韦十六。”[62]

说法六：释“因”为“什么也不是”，释“人”为“谁也不是”。“从杜甫秦州诗中看不出他有所投靠，或者对秦州的生存有何预先的安排。《秦州杂诗》说‘因人作远游’，但20首诗既不及所依之人，至秦州后亦无一诗及之。”[63]主张此论的阎琦认为杜甫因华州罢官，有意“选择了当时颇为偏僻贫穷的秦州为落脚之地”[64]，但这个选择又缺乏心理准备。

说法七：释“因”为“依——因为有故人在彼可堪依靠”，释“人”为杜甫的好友“李白”，和李白的先祖飞将军“李广”：“杜甫作为一位具有爱国情怀、有思想和有追求的现实主义诗人，他弃官西行秦州，决不是单纯为了生计。虽然《新唐书》有‘关辅饥，辄弃官去，客秦州’的记载，很多学者据此推断杜甫投靠杜佐以避暂时之困，但从根本上说，杜甫怀念好友李白，追思其先祖飞将军李广，觅幽探古，踏寻李白足迹，即是其‘因人’的主要内容。”[65]

在以上种种说法中，说法七虽然不能让人信服，但总算是“因人”之“人”的一说。说法六中“因人”二字什么也不是的说法也不能让人信服，因为依阎琦所解，则“因人”二字字字落空。说法六让人“半信半疑”，因为杜甫在秦州的所有言行充分表明：杜甫离开华州而西向，并非是直奔同谷的，他们在秦州留驻了那么长的时间，而且他们多次想着要长久地居住下来，这一切表明“因人”之“人”，绝不是“韦十六”。现在一般对“因人”之“人”的理解，如说法三和说法四，即杜佐和赞公，但此说也屡遭质疑。有人认为杜甫和赞公在秦州只是偶然相遇，也认为杜甫之于杜佐，也并非一意投奔。因为杜甫到秦州后，显然先行探问，再遣人传书，然后杜佐来看望，然后杜甫应邀前往小住，然后又离开东柯，不像事先早已约定的样子。然则说法二就值得我们认真研究。极有可能的是：当时真有关中一带的人们纷纷西向避难的“难民潮”。杜甫《夏日叹》中句“万人尚流冗，举目唯蒿莱”可为一证。而杜甫一家，也极有可能就是其中的一个小团体。也就是说，大家都向秦州这边逃难，于是杜甫他们也就随其波而逐其流。联系杜甫在秦州见到的那位空谷佳人——她显然也是避难在秦州的京都人氏，就更能加深我们对这一说法的重视。至于说法一，前人早已否定，不足为论。

综上所述，杜甫流寓秦州的寻亲靠友说，仍然不是杜甫西向客秦的主要原因。

3.特别推介：关于杜甫西向客秦的西向纳凉说

在目前杜甫西向客秦之原因的众多推测中，最有想象力的，当属李宇林的向西纳凉说。他推测杜甫之所以向西到达秦州，是由于杜甫是一个怕热的人，而秦州的天气，则向来比较凉爽，适合于诗人居住与生活：“杜甫属于畏热体质，他要选择一个比较凉爽的地方作为落脚之处，以使自己的畏热体质能够适应当地的气候环境。而秦州气候凉爽，因而成为杜甫西行的首选之地。”[66]

为了说明杜甫怕热而喜凉的习性，李宇林进一步深入考证云：“杜甫的惧怕炎热，不仅在他离开华州、西赴秦州前不久的作品中多有反映，而且在此后的作品中也有所反映，尤其是在他的夔州诗中更有集中的反映。杜甫厌居夔州的原因之一就是惧怕夔州的炎热。夔州的高温，叫杜甫这位畏热体质的‘北客’不堪其苦，于是他连续写下了《雷》、《火》、《热三首》、《毒热寄简崔评事十六弟》等，淋漓尽致地述说夔州的酷热难耐。在《热三首》其一中写道：‘炎赫衣流汗，低垂气不苏。乞为寒水玉，愿作冷秋菰。’……老杜畏热喜凉的体质特征在这两首诗中集中显现。在《毒热寄简崔评事十六弟》中，更于诗题中加‘毒’字饰‘热’，足见诗人对热的畏惧程度，他将酷热视为毒蛇猛兽。由此断言老杜属于畏热体质，不是没有根据的。”[67]

而且李宇林认为杜甫的畏热喜凉是一贯的：“大历三年（768年）四月在江陵作的《多病执热，奉怀李尚书》一诗，更可见其畏热喜凉之体质特征：‘衰年正苦病侵凌，首夏何须气郁蒸。大水淼茫炎海接，奇峰硉兀火云升。思沾道暍黄梅雨，敢望宫恩玉井冰。不是尚书期不顾，山阴夜雪兴难乘。’这首诗通过对酷热天气的描绘，表达了诗人欲践友人之约而不得的惆怅。刚刚入夏，老杜已受不住‘气郁蒸’，因道路蒸热，他想到能带来清凉的‘黄梅雨’，又想到当年承蒙皇恩受赐的‘玉井冰’。最后直述自己不能践约的原因：‘不是尚书期不顾，山阴夜雪兴难乘。’是说，李尚书啊，我不是不顾你的期约和邀请，实在是因为天气太热，不能像王徽之访戴安道那样有夜雪可乘。全诗仍绾结在畏热喜凉的主旨之上。”[68]

对李宇林的看法，我们也颇感兴趣，且有补充阐述如下。

杜甫辞官西行的前一年，在华州有《早秋苦热堆案相仍》一诗：

七月六日苦炎蒸，

对食暂餐还不能。

常愁夜来皆是蝎，

况乃秋后转多蝇。

束带发狂欲大叫，

簿书何急来相仍。

南望青松架短壑，

安得赤脚踏层冰。

关于郭沫若的学术绝笔《李白与杜甫》，我们十分同意曾永成下面的看法：“（《李白与杜甫》）不是不甘寂寞，更不是有的人所讥的溜须拍马，而是借对李白和杜甫的政治性评论对自己进行的一次灵魂解剖，是生命暮年的一次沉重的精神涅槃。”[69]而书中郭沫若对杜甫此诗的解析，果然颇为贴切：“大诗人不耐烦做刀笔小吏的神态，写得活现。天气满热，饭都吃不下；晚上既多蝎子，秋后反而又多苍蝇；真是要叫人发狂大叫了。公文堆满案头，不断地来麻烦我。朝南望，华山上的青松横躺在狭窄的山谷上，多么自在呵！我恨不得打着赤脚去踏上厚厚的坚冰呵！可以看出诗人是多么不耐烦！”[70]

从此诗无疑可见华州的天气之热，而次年即公元759年夏，陕西关中一带因久旱无雨，天气想必更为闷热。杜甫是年作于华州的《夏日叹》与《夏夜叹》中，对此有分明的描写与记录，如《夏夜叹》中句：“永日不可暮，炎蒸毒中肠。安得万里风，飘飖吹我裳。”如《夏日叹》中句：“朱光彻厚地，郁蒸何由开？上苍久无雷，无乃号令乖。雨降不濡物，良田起黄埃。飞鸟苦热死，池鱼涸其泥。万人尚流冗，举目唯蒿莱。”显然，那也是一个十分炎热的夏天，其炎热的程度，显然也到了足以让杜甫动用诗歌来为之记录的程度。“子美诗善叙事，故号诗史。”[71]杜甫诗歌，向以叙事记事为其题材特征。“事”者，并非一定就是国事家事也，天气也是一“事”。只要此事到了足够让杜甫有所感受的程度，他都是会形诸笔墨的。所以，以当年华州一带天气之酷热难当，说不定，就成了杜甫一家西向之秦的原因当中一个应加注意的外因——至少也是一个不能马上排除的原因。心静自然凉，可是，在杜甫心不能静的当时，天气也就格外地热得苦闷，而西距华州千里之外的秦州，却一直以四季分明著称。秦州的天气，一俟立秋，即十分凉爽，所以杜甫之西向赴秦者，会不会真的是前往纳凉呢？

4.重点讨论：关于杜甫西向客秦的取道入蜀及远游淹留说[72]

如果把“取道入蜀而远游淹留说”概括为“远游”二字，则我们认为杜甫西向客秦是为了“远游”的说法是大有道理的。人们往往夸大了杜甫的生活之狼狈与为官之心切，却往往忽略了杜甫作为一个诗人天之所赋的潇洒品性。杜甫西行，不能说与他对西部的想象没有关系。在他之前，高适、岑参、王昌龄、王维他们的西行以及他们大漠孤烟一川乱石的诗句，不会不让杜甫的心思怦然而动。如果说老子的时代，西部只是一片沉静的大漠，汉唐以来，那一片大漠激起的却已经是人们深入探究、冒险征服的开发热情。“初唐四杰”之一的杨炯认为：“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杜甫亦然。所以，杜甫之来到秦州，并不是英雄的程式化末路，而是中国优秀诗人志在四方的一次模式化壮游。杜甫向西，理性的思考与选择，远不及情感上的向往和率性。他是一个诗人，他是想象的信仰者，他的向西远游之路，其实是一句充满了英雄气概的文人诗行。不能否认，现在还有好多人，仍然胸怀着对于西部的神奇想象，他们之前往西部，其实是寻找一个梦想，是证实一个想象。西部的黄土流沙，好像从来都能让人们疲软的想象力得到挺拔与飞扬。

所以，我们认为以上杜甫客秦的原因研究中，那个“因人作远游”的“游”字恰恰应该引起我们格外的重视。

“游”字在杜甫的时代至少有这样一些含义：第一，游侠。第二，游学，武人游侠而文人游学，目的是结交朋友扩大自己的知名度。第三，游历、旅游，目的是观光。第四，即流浪，目的是避祸全身。然则杜甫之游，一不是游侠，二也不是流浪。那么，杜甫之游，就只剩下了两个解释：游学与游历。既然“由于杜甫仕途坎坷，官运不济，有关他的生平事迹我们很难从官方的史书中找到，而只能艰难地从许多单本著作中去搜寻。其中的一个主要来源当然还是他的诗歌”[73]，那么，我们在对杜甫的生平行迹作出判断的时候，主要还应该从他的作品里仔细认真地寻找其“蛛丝马迹”来“以杜证杜”。

在杜甫的秦州诗里，写到“游”字之处共六：

（1）《秦州杂诗二十首》之一：“满目悲生事，因人作远游。”

（2）《遣兴三首》之三：“昔在洛阳时，亲友相追攀。送客东郊道，遨游宿南山。”

（3）《梦李白二首》之二：“浮云终日行，游子久不至。三夜频梦君，情亲见君意。”

（4）《西枝村寻置草堂地夜宿赞公土室二首》之二：“从来支许游，兴趣江湖迥。数奇谪关塞，道广存箕颍。”

（5）《昔游》：“余时游名山，发轫在远壑。良觌违夙愿，含凄向寥廓。”

（6）《发秦州》：“密竹复冬笋，清池可方舟。虽伤旅寓远，庶遂半生游。”

这六处“游”字都是“游历”的意思，而在杜甫一生的诗歌写作里，“游”字也一直就是此“游历”之意。如《壮游》之“游”等。显然，杜甫离开华阴西向奔秦的时候，“游历”的愿望是第一位的，“因人”是第二位的。“游”是深层的主要的动机，决定着行动与不行动，而“依人”则是次要的动机，只是决定着游的方向。也就是说，杜甫决意辞官而去游历，恰恰不是“因人作远游”，而是“因己作远游”；而杜甫之所以又向西来到了秦州，那却是“因人作西游”。也就是说，杜甫当年西向适秦之“游”，并非诗人一时的心血来潮或者无奈之举，而是杜甫终于得尝的夙愿：游历。这才是杜甫西向客秦的内在动因与深层动因，是对一个诗人来说更为本质的生命动力与生命因缘。

以上杜甫西向客秦是为了游历的观点，其理由尚有如下三个：

（1）游：杜甫平生的“独往愿”。“唐人一向有漫游的风气，只要看看当时诗人的生平就不难发现这点。大诗人李白一生中的大部分时光都在游历中度过，出蜀之后，先后游历梁宋、湘楚、吴越、齐鲁等。李白称‘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乃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在他的笔下，这种漫游被渲染上一层剑侠的浪漫气息。孟浩然一生游历甚广，足迹遍及湘楚、吴越、川蜀、中原等地。其他如王维、李颀、高适、岑参等莫不如此，读万卷书，行万里路。”[74]那么杜甫“因人”而进行的“远游”，应该也是这种属于唐人时尚的大地漫游。

“独往”，即独来独往，甚至可以说是“与天地之精神独往来”，是自由的象征，这是杜甫生命的基本情调：“平生为幽兴，未惜马蹄遥。”（《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然而，至此年近半百之时，萦回于心间的却是“惆怅”——是因“官”与“形役”而带来的身心之不能愉快与自适。所以，“罢官亦由人，何事拘形役？”分明是诗人自己给自己的开导与解释，它隐隐地暗示出了诗人内心这时已经产生的一种动力——这种力量一旦露出苗头，必然尽显其不可遏制的力量。杜甫从华州到秦州的身之迁徙，只是这一力量的现象化，从“政治的爱好者”到“政治的边缘人”的心之移动，才是这一力量本质性的实现。

（2）西游：杜甫受高适等边塞诗人影响而产生的一个具体的“独往愿”。杜甫和高适深有交往，在秦州，他也有诗写到高适。杜甫显然深受高适这些边塞诗人们边关走动而后写作的边塞时风之影响。仗剑去国，西行求取，显然是当时的热血文人一种普遍的风尚——其实，这也正如现在的文人动不动就要到西藏去走一走一样。所以在杜甫的心灵深处，一定有一种强烈的意念：只要时机许可，一定要到西部去走一走看一看。于是对于杜甫的西行，我们可以看作是他多少年来西游夙愿的最终得偿。只不过杜甫出发的时间和地点，却与众不同地有着一层浓厚的饱伤战乱以及全身远祸的背景色，而这一层背景色恰恰也让我们的眼睛蒙受了“不白之冤”，甚至误解了杜甫的这次秦州之“壮游”。张志荣说：“在我看来，在他之前，卢照邻、王勃、王维、高适、岑参、王昌龄他们翻越关山，有咏怀的诗句，让杜甫的心里怦然心动。为何不亲自去呢？他不怕关山难越，不怕长途苦旅，在关山间周旋，写出布满悲伤的诗句，在朋友间传观吟唱。这是理性的思考与选择，是文人的禀性与重塑。”[75]他的推想是有道理的。

（3）比秦州更远的目的地：杜甫远大的“独往愿”。如果我们的推想能够更为大胆，则杜甫这次西行的目的地，也许比秦州更西更远。这样的推想基于这样的根据：第一，《秦州杂诗二十首》其一云：“西征问烽火，心折此淹留”，杜甫不说“西行”而说“西征”，音韵的原因外，可能还有“壮行”的意味；“问烽火”，即一路走一路关注着烽火，打问着前方战事，忐忑不安的心情十分明显；“心折此淹留”，就是“因为淹留于此而心中不快”。在杜甫陇右诗中，类似于“淹留”一词者还有《寄岳州贾司马六丈、巴州严八使君两阁老五十韵》“多病加淹泊”之“淹泊”、《秦州见敕目，薛三璩授司议郎，毕四曜除监察，与二子有故，远喜迁官，兼述索居，凡三十韵》“旅泊穷清渭”、《积草岭》“旅泊吾道穷”之“旅泊”等。从这些词语可知杜甫开始向西的时候，一定有着更为远大的目的。第二，《秦州杂诗二十首》之四云：“万方声一概，吾道竟何之？”这种茫然，显然是“欲渡黄河冰塞川”之茫然。人们一般认为此“道”为抽象的人生之路，但人生之道的不知何处，一定源自于具体道路的不知何方。“吾道竟何之”，传达的应该就是杜甫到达秦州后方向性与目的性的一度迷茫。这样的推想其意义在于：如果我们能够肯定杜甫西行的目的地是一个比秦州更远的地方——即我们部分地同意一些人所谓杜甫到秦州是“取道”之说，则我们就可以更加坚定地认为：杜甫客秦，流浪全身的成分其实少一些，而壮游历览的成分却要多一些。

（三）杜甫离开秦州的原因探析

最后，分析一下杜甫后来离开秦州的原因，也许同样有助于我们理解杜甫来到秦州的原因。

虽然杜甫刚到秦州的时候并没有长久居住的打算——“西征问烽火，心折此淹留”，杜甫说得明白不过了。但是和许多人一样，在秦州寓居了一段时间之后，杜甫却渐渐地对秦州有了喜爱——这也是真实而又明白的，因为杜甫确实在秦州东柯、西枝等地四处卜居。杜甫对秦州的这种感情，即使在离开秦州之后，也有着依依不舍的表达，比如《赤谷》中就有“岂但岁月暮，重来未有期。晨发赤谷亭，险艰方自兹”的句子。这些句子至少可以说明两点：第一，杜甫对秦州有着真实而又明确的留恋。第二，如果我们不排除杜甫后来对秦州诸诗的修改而后的确定，则我们可以认定《赤谷》中“险艰方自兹”五字，应该从一个侧面表明：他在秦州生活得还不算太艰险。

关于杜甫离开秦州的原因，人们一向认为是生活所迫，但是我们认为仅仅这样理解是简单化的。杜甫在秦州的生活，固然不是十分富足，但也不是十分困顿。诗人来秦州时，按道理应该带有相当数量的川资，正是这些积蓄让他能寻置草堂，也让他有心情在秦州登山临水。杜甫在秦州写了大量游山观水之作，这与同谷期间大为不同。在同谷，他只有一首《万丈潭》言及游览，此外皆为生活苦况的痛彻呼号。这表明秦州期间的诗人并没有过多的生活奔波之累与生计维艰之苦——不至于让他仅仅因为饥饿的原因就移驾离秦。

从杜甫诗《积草岭》之“旅泊吾道穷，衰年岁时倦。卜居尚百里，休驾投诸彦。邑有佳主人，情如已会面。来书语绝妙，远客惊深眷”可以看出，杜甫真是一个老实天真的诗人，同谷的那位未曾谋面的小政客，只是在信中装模作样地客气了一下，说欢迎你到我们同谷来，杜甫就信以为真地去了。杜甫这样天真的轻信，在《秦州杂诗二十首》之十三中也有表现：“传道东柯谷，深藏数十家。对门藤盖瓦，映竹水穿沙。瘦地翻宜粟，阳坡可种瓜。船人近相报，但恐失桃花。”诗人一般都是理想主义者，而理想是人生的双刃剑，因为理想主义者伟大理想的另一个作用，就是让它的信仰者分不清现实与理想，并且往往将理想误以为就是现实，于是备受失望之苦。杜甫正是如此。

杜甫作为一个诗人，作为一个人，应该是立体而且多面的，我们要看到他的现实，但是也要看到他的浪漫；要看到他的现实主义，也要看到他的理想主义；要看到他的写实，也要看到他的虚构。杜甫是写实的高手也是写实主义的信奉者，但是他有时不免也要放飞自己的想象，《秦州杂诗二十首》之十四，应该就是他想象的产物：“万古仇池穴，潜通小有天。神鱼今不见，福地语真传。近接西南境，长怀十九泉。何当一茅屋，送老白云边。”据多位专家考证，杜甫在秦州及同谷，是没有也不可能到仇池去的，极有可能他只是听人说到了仇池的风光，然后满怀憧憬地写下了关于仇池的诗篇。

这样虽未亲至，但是笔下已写的事情，即使在当代的诗人笔下，也时有所见，那些没有到过敦煌的人，不也在大写敦煌么？古今互证，我们应该允许并相信这种写作方式的存在。

话说回来，当年，要不是同谷那位狡猾的佳主人虚情假意地邀请，要不是杜甫的天真轻信，要不是杜甫太在意那一个“游”字，很有可能，杜甫不会离开秦州，自然也就不会有寒冬腊月的南下四川之行。也许，杜甫以后所有的经历，都将被重新改写。然而历史是没有“也许”的，人生也没有换一种活法的可能。杜甫离开长安，离开华州，离开秦州，又离开同谷，一岁四行役[76]，杜甫就这样不断地走向自己的命运：一个国运衰落时期，忧心忡忡的诗人命运，一个用双手写作同时也用双脚写作的行吟诗人的命运。

所以，关于杜甫马不停蹄地至秦又离秦的原因，我们宁愿相信莫芝宜佳的说法：“杜甫不断地悲叹背井离乡、漂泊羁旅和官位的朝夕难保，另一方面，他又常常弃官不做，四处游历，当一个地方已没有什么新东西可看时，他就再换一个地方。”[77]对于杜甫来说，19世纪法国诗人兰波著名的“生活在别处”这句诗，真是道出了他的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