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杏树仙
古印度文明是森林文明。“远古时代的印度，许多地方森林密布。充沛的雨量和炎热的气候特别宜于林木的生长。”[138]人类的文明总是与他们的生活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印度大部分国土处于热带、亚热带，气候炎热，森林密布，野果丰盛，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不像中国古人那样艰难求生，从而能够有余暇有余裕进行形而上的问题思考和天国中的玄虚的神话构思，因而有人将印度人发达的宗教神学与哲学玄思归因于他们的生活环境和气候，这是有其道理的。
印度人将人生分为了四个时期，即学梵期、家居期、林居期和超脱期。前25年是一个人的学梵期，25岁到50岁是家居期。50岁以后，他们就必须离开家庭到森林里生活，森林里有果实和块茎，都可以取来食用，这一段时期称之为林居期。满75岁后，舍俗出家，以求最后的解脱，人生的这一段时期，称为超脱期。七老八十的人，别无他处可去，一般也是生活在森林里，他们一般把这些地方美其名曰静修林。“森林既是婆罗门仙人们的修行处，也是失去王国的刹帝利王族们的流亡处。”[139]因此，印度人与森林树木关系格外密切，印度人又有万物有灵的观念和轮回转世的意识，认为无论是动物还是植物都是有生命、有灵魂的。于是在印度人看来，每一棵树都是一尊神，因而在古印度神话中树神很多，甚至难以枚举。例如，在早期的印度神话中，就有如意树，修罗（即天神）和阿修罗为了这棵如意神树曾经相互争斗过。
印度神话中的生育文化也体现了印度人与树之间的密切关系。在印度神话中，神可以用他身体的一部分生育，像印度的种姓就是这样形成的：布鲁沙的嘴生成了婆罗门，他的手臂生成了刹帝利，他的两腿生成了吠舍，他的两脚生成了首陀罗。再如，萨拉斯瓦蒂从梵天的大拇指上出生，智慧女神从梵天的头脑里出现。在印度神话中，罗刹和夜叉是从梵天的脚出生的……印度神话中人体的一部分可以生育的意识就是源自森林的生活环境，即人们看到一根树枝或是一块树根等都能生成新的生命体，而原始人类的类比思维比较发达，于是便产生了以上的神话故事。在印度神话中，还有人与神生育的，有人与动物生育的，有人与植物生育的，还有单亲生的，等等。这里着重谈谈人与植物的生殖。
《摩诃婆罗多》中的神话说，慈悯大师的父亲所遗的元阳落到了芦苇上，结果从芦苇上生出了一对儿女，男的就是后来的慈悯大师，女的就是慈悯女，他俩由福身王发现后带回宫中抚养。德罗纳大师是印度大史诗中的重要人物之一，他只有父亲，没有母亲。他的父亲持力修道士仙人把泄出的元阳放进木罐里，后来从木罐里生出了德罗纳。德罗纳是音译，它的意思翻译成汉语就是“木罐”。这就是植物甚至器皿起了母性的作用，好比是单亲生殖。[140]
根据弗雷德《金枝》的考证，雅利安人对树神的崇拜在其宗教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141]。他虽然说的是欧洲的雅利安人，但是我们知道雅利安人是在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000年之间进入了南亚次大陆北部的，从此定居下来。有欧洲的学者认为，《罗摩衍那》中的罗摩带领猴子大军南下去解救悉多，其实反映的就是游牧民族的雅利安人侵占南方土著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说，弗雷德认为雅利安人崇拜树神也同样适用于印度的雅利安人：“树神能保佑六畜兴旺，妇人多子。印度北方把余甘子树看作一种神树。每年法尔根月（即二月）十一日都要向神树祭祀，把酒或油洒在树下，将一根红色或黄色的细绳拴在树干上，祈求树神赐福保佑人畜两旺，五谷丰登。”[142]
除去雅利安人对树神的崇拜外，在欧洲的神话史诗中也不乏对神树的描述。罗马诗人维吉尔在其史诗《埃涅阿斯记》中提到，特洛伊的英雄埃涅阿斯在特洛伊城失陷后，背着父亲，领着儿子，奔走异国他乡。在途中，他的父亲去世，他继续颠沛流离，后来根据一位女神的指示，折取了一节树枝，借助于这根树枝前往冥界去找寻他父亲的灵魂，向他了解自己未来的命运。这根树枝的名字就叫“金枝”。
弗雷泽著述《金枝》并不是因为上文所引述的神话传说，而是由于对狄安娜女神的祭祀职位的解释。[143]狄安娜是罗马神话中的女神，相当于希腊神话中月亮和狩猎女神阿尔忒弥斯，又是繁殖女神。她是拉丁人的女神，古罗马时期在罗马城内七丘之一的山上就建有她的神殿，受庶民和奴隶们的崇奉，特别受妇女的崇拜。她最初原是森林与自然之神，以“林中的狄安娜”（Diana Nemorensis）著称。
《金枝》第九章是“树神崇拜”，这一章专门对雅利安人的树神崇拜进行了考索和解释。弗雷泽认为这首先得益于“在历史的最初时期，欧洲大陆上仍然覆盖着无垠的原始森林”[144]，其次，日耳曼人最古老的“神殿”可能都是自然的森林，“无论当初情况是否确实如此，所有欧洲雅利安人的各氏族都崇拜树神，这一点则是已经很好地得到证实了”[145]。
在印度《梨俱吠陀》和大史诗《摩诃婆罗多》中，宇宙树被称作“大梵树”，从而表明宇宙树与大梵天神的密切关系。大梵树后来被佛教教徒在《维师鲁千名经》中更改为“菩提树”或“无花果树”。树神或森林一直是印度文学吟诵的对象或抒情的背景，《罗摩衍那》中此类的诗歌比比皆是，其他文学作品中也多见，如约公元前3世纪纳布塔纳尔写过《森林之歌》，等等。
古代印度早期王朝的人物雕像中，多半是印度民间信仰的药叉和药叉女，药叉是男性的精灵，药叉女是女性的精灵。药叉又被翻译为夜叉，雌性的即母夜叉。在中国古代的传说故事中，夜叉都是极为丑恶的，但其印度的同类都是俊男靓女。药叉在印度起源很早，是古代印度人对生殖崇拜的产物，也是大地万物原生力量的化身，作为古印度民间自然的神而受到疯狂的崇拜。源于人们对生殖的崇拜，药叉女的形象一般都是夸张的女性丰腴人体，并已升华为古代印度女性美的标本。
印度千百年的树神崇拜，也直接影响到佛教。佛教的大乘佛教认为万物皆有佛性，皆能成佛。因此，树都可以成神。佛教中有五树六花：“五树”是菩提树、大青树、贝叶棕、槟榔、糖棕或椰子，其中有的是佛树，有的是刻写经文所必备的赕佛所必需的；“六花”则是指荷花、文殊花、黄姜花、黄缅桂、鸡蛋花和地涌金莲即千瓣莲花。
“据印度学学者考证，公元前800年的梵书中莲叶就象征子宫，莲花后来演变成荷花女神（世界之母），宇宙莲（创作之源）。印度人描绘‘林迦’（阳器）时，通常把阳器置于莲花瓣上，或以莲花瓣饰边，以莲花梗缠绕，象征男女蓬勃的性活力。莲花后来作为神性的标志以莲花座、手持莲花的形式出现在神佛身边，象征着繁衍和创造。”[146]说句题外话，中国古代的“金莲”崇拜，似乎就与印度的莲文化密切相关。
在佛教中，菩提树神是守护菩提树的女天神。相传，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打坐修道时，菩提树神便以树叶为释迦佛挡风遮雨，保护他安心修道，因此她便成为护法的女神，被认为是佛教最早的护法神。菩提树本名毕钵罗树，这种树为常绿乔木，叶子呈卵形，茎干黄白色，花隐于花托中，树籽可作念珠。由于它是佛教圣树，东南亚佛教国家信徒常焚香散花，绕树礼拜，沿习成俗。
除了菩提树神，佛经中还经常以树的故事来说法。例如，《出曜经》卷5《爱品》中的以树来说法的故事“意如放逸者，犹如摩楼树；在在处处游，如猿游求果”云：“意如放逸者。若刹利长者居士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少壮处中长老。未至于道者。意增于放逸。增爱欲根如摩楼树。初生为葛藤所缠。长便枯死。爱欲之意亦如是。使诸众生根本燋尽。是故说曰。犹如摩楼树。在在处处游者。地狱饿鬼畜生流转五趣犹如坏轮。是故说曰。在在处处游。如猿游求果者。犹如猕猴求诸果蓏。从树至树。从林至林。是故说曰。如猿游求果。”
佛经中对树神种种神秘的描写和言说，其实是体现了人们对草药精灵的崇拜，如说“一切药草树木尽有神”，《鼻奈耶》将因缘叙说如下：“六群比丘斫树作牀。树神瞋往语十二法比丘。我所居舍尽斫坏。诸比丘往白世尊。世尊告曰。有神依树根。有神依树岐。有神依树枝里。有神依树皮里。有神依树皮裂中。有神依树蓓蕾。有神依树叶。有神依树花住。有神依树果。一切药草树木尽有神。神所以依住者食其香故。若比丘自斫树教他斫堕佛世尊游舍卫国只树给孤独园。”[147]
与印度树神崇拜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先秦文学中，关于“树神”的叙述似乎不多。况且，印度有一些树种我们中土并没有，如玄奘说的，“阎浮树，中夏实无此木”[148]。古代中国是农业文明，因而汉民族对树木的关注相对而言似乎不如印度人。但在古代典籍中，毕竟也有相关的记载，甚至可以说有一些关于树神的叙述。我们这样说是因为一概而论的话是靠不住的，过于概括性的结论往往是站不住脚的。华夏文明毕竟历史久远，而民族众多，任何文化现象的概论总是无论怎样小心都不为过。
譬如，《论语·八佾》记载：“襄公问社于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这里的松树、柏树、栗树等就是社神，即神树。《说文解字》云：“社，地主也，从示土，《春秋传》曰：共工之子句龙为社神；《周礼》二十五家为社，各树其土所宜之木。”
再如，《山海经·海内南经》记载：“有木，其状如牛，引之有皮，若缨、黄蛇；其叶如罗，其实如栾，其木若
，其名曰建木。”[149]又《海内经》说：“有木，青叶紫茎，玄华黄实，名曰建木；百仞无枝，有九
，下有九枸，其实如麻，其叶如芒，太皞爰过，黄帝所为。”[150]《淮南子·地形训》说：“建木在都广，众帝所自上下，日中无景，呼而无响，盖天地之中也。”这里的建木便是神树。王充《论衡》引《山海经》佚文曰：“昆仑开明北有不死树”，“沧海之中有度朔之山，上有大桃木，其屈蟠三千里”。洪兴祖注引《山海经》云：“灰野之山，有树青叶赤花，民曰若木，日所入处，生昆仑西，附西极也。”《淮南子·地形》曰：“若木在建木之西，末有十日，其华照下地。”
虽然如此，但谁也无法否认，自从佛教传入中土之后，这类的树神故事才多起来了。如前所述，印度文明是森林文明。印度人在林居期和解脱期，一般就到森林里修炼苦行。印度人有苦行崇拜，越是苦行，他们认为转世就越能上升一个种姓，例如，众友仙人，本是刹帝利，但由于他进行了卓越的非一般人所能践行的苦行，于是来世终于成为婆罗门。正是由于印度人长期生活在森林里，所以从类比思维出发发展了很多树神的神话，例如，印度神话中一些人或者神是从另一个神的大拇指甚至脚趾上生出的，这显然是受了树枝插在地上成活的启示而有的吧。诸如此类的叙事，在汉语言文学中确实是不多见，但中国少数民族神话中也并非没有，如苗族史诗《苗族古歌》所记载的：“《苗族古歌》是黔东南苗族的创世史诗。史诗中叙述，枫木化生了世间万物，树心生出蝴蝶妈妈——妹榜妹留，蝴蝶妈妈又生了十二个蛋，分孵出人类的始祖姜央、雷公，以及龙、虎等动物。因此，枫树、蝴蝶妈妈、姜央就成为三个主要的创世者。”[151]苗族学人杨正伟在其论文《试论苗族始祖神话与图腾》中认为，苗族先民把枫木看成是万物的始祖、人类的祖先。这就说明少数民族神话中还是不乏对树神的崇拜和叙事的，但它们的影响实事求是地说毕竟有限。
新疆是中国的领土，因此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就不是东汉永平十年，而是秦王朝或者更早的历史时期即春秋战国时期。印度的阿育王，曾派高僧大德甚至自己的子女，到印度周围的国家传播佛教，而这正是中国秦始皇统治的时期。周公制礼，是按照血缘关系进行划分的等级制度。而印度的种姓制度，是依据皮肤的颜色划分的等级制度。周人的先祖，本是西方的戎羌，礼仪的等级制与婆罗门之种姓等级制，恐怕不无关系吧。即使是没有内在的联系或关系，二者在本质上可都属于等级文明。
即使是退一步说，在魏晋时期，鬼神之说大兴，显然是受了佛教的刺激、影响而成的说法应该是没有异议的。这一时期，关于树神的传说故事犹如雨后春笋。如据《列异传》记载：“秦文公时，梓树化为牛，以骑击之，骑不胜，或堕地，髻解被发，牛畏之，入水。故秦因是置旄头骑，使先驱。”这里“梓树”化为牛，便是树精木怪之言说。而《列异传》不管其作者是曹丕还是张华，都是魏晋时期的人。
魏晋时期，佛教在中土蔚然成风，印度的神话传说、佛家故事从而广为传播，也刺激和激活了中土自家的神鬼妖怪故事，而这些故事就是印度神话传说与西游故事之间的桥梁。到了南北朝时期，中土在西域胡沙门眼中都是“佛国”[152]，而仅永明寺里就有“百国沙门，三千余人”[153]，遑论西域沙门如乌场国昙摩罗所立法云寺等，更是直接将“胡法”传入中土[154]。《搜神记》、《洛阳伽蓝记》等的相关记载便是有力的证据。
干宝《搜神记》记叙了梓树里住着神祇[155]、木生人状[156]、僵树自立[157]、樗树“作胡人状，头目鬓须发俱具”[158]、魏武“伐濯龙树而血出，又掘徙梨，根伤而血出”[159]、“四枝茱萸树相樛而生，状若连理”而被视作妖树[160]、相思树[161]、树神黄祖[162]、张辽除树怪[163]等。其中，还叙说了木精彭侯的故事：“吴先主时，陆敬叔为建安太守，使人伐大樟树，不数斧，忽有血出。树断，有物，人面狗身，从树中出。敬叔曰：‘此名彭侯。’乃烹食之，其味如狗。《白泽图》曰：‘木之精彭侯，状如黑狗，无尾，可烹之。’”[164]《玄中记》云：千年树精为青羊，万年树精为青牛，多出游人间。在《搜神记》“秦公斗树神”中，就有梓树被砍断后，“中有一青牛出，走入丰水中”的记述。从《搜神记》中与树神、木怪、妖树、木精等相关的记载来看，我们不能不惊讶于这一时期是鬼神妖怪故事云蒸霞蔚的时期，而其勃兴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从来如此的，而是深受佛教甚至于印度神话影响之后才出现的。
王嘉《拾遗记》“少昊”条云：“有孤桑之树，直上千寻，叶红椹紫，万岁一实，食之后天而老。”[165]“周穆王”条云：“扶桑东五万里，有磅磄山。上有桃树百围，其花青黑，万岁一实。”[166]“鲁僖公”条云：“（思烟台）种仁寿木，木似柏而枝条柔软，其花堪食。”[167]“前汉上”条云，祈沦之国“有寿木之林，一树千寻，日月为之隐蔽。若经憩此木下，皆不死不病。或有泛海越山来会其国，归怀其叶者，则终身不老”[168]。“瀛洲”条云：“有树名影木，日中视之如列星，万岁一实，实如瓜，青皮黑瓤，食之骨轻。上如华盖，群仙以避风雨。”[169]
刘敬叔《异苑》卷6“青桐树”条云：“句章人吴平州门前，忽生一株青铜树，上有谣歌之声。平恶而斫杀。平随军北征，首尾三载。死桐欻自还立于故根之上。又闻树巅空中歌曰：‘死桐今更青，吴平寻当归。适闻杀此树，已复有光辉。’平寻复归如见。”[170]
而杨衒之《洛阳伽蓝记》也有关于神树等的记载，如昭仪尼寺里有一株桑树，“形如羽盖”，“每重叶葚各异”，观者成市，北魏孝武帝下令砍伐掉，结果“下斧之处，血流至地”[171]。
《论衡·订鬼》云：“物之老者，其精为人。”[172]因而木怪生有“人面”，被砍伐时流血。《抱朴子·登涉》云：“万物之老者，其精悉能假托人形以眩惑人目。”[173]这是中国古人关于神祇妖怪的习惯思维，它受佛教影响之后仍然保持了这一思路，如上引“彭侯”，便依然是“人面狗身”。我们试将它与《山海经》中的动物神（它们都是人面兽身）在形体上作一比较就一目了然，这是中国古人固有的思维方式。《搜神记》等中的树老成精成怪的说法，从文学发展这方面而言，丰富了人们的想象世界，为写人叙事增添了摇曳多姿之笔。
例如，在《三国演义》中，曹操自葬关公后，“每夜合眼便见关公”。众官建议另建宫殿居住。木工苏越告诉曹操跃龙祠傍有一株大梨树，高十余丈，堪作建始殿之梁。曹操命令伐树，当地人说树上有神，不宜砍伐。曹操“拔所佩剑亲自砍之，铮然有声，血溅满身”[174]。曹操惊惧回宫，头疼得厉害。这里的叙事显然承续了《搜神记》中魏武帝“伐树血出”的故事，只不过对它添枝加叶罢了。
“伐树血出”之叙事手法也出现在《西游记》中，例如，猪八戒将“两棵腊梅、丹桂、老杏、枫杨俱挥倒在地，果然那根下俱鲜血淋漓”（第六十回），再如，清华仙府前有一棵九叉杨树，猪八戒将其刨倒，“使钯筑了几下，筑得那鲜血直冒，嘤嘤的似乎有声”，猪八戒从而认为“这棵树成了精也”（第七十九回）等。
而《三国演义》为了神化、美化刘备，说他小时候曾经坐在“童童如车盖”的大桑树下对乡中小儿说：“我为天子，当乘此车盖。”[175]这或许是受了佛陀在菩提树下成佛的影响吧。佛陀静坐在菩提树下，不管风吹雨打——菩提树为释迦牟尼挡风遮雨，一心一意地苦行冥思，终于觉悟成佛。菩提树神是第一个向他祝贺的，菩提树神也是佛教中第一位护法的神灵。而《三国演义》这一段叙述，一再提及大桑树如“车盖”，这不禁令我们想起昭仪尼寺里那一株“形如羽盖”的大桑树。
妖怪诗会，不是《西游记》的独创，而是渊源有自。据唐人志怪小说《东阳夜怪录》，其中就有妖怪吟诗自比，可与唐僧荆棘岭诗会相媲美。橐驼、乌驴、老鸡、驳猫、刺猬、老牛和犬，他们彼此之间，夸高僧、夸进士、夸将军，橐驼还自咏其身世云：“拥褐藏名无定踪，流沙千里变衰容。传得南宗民计后，此身应便老双峰。”等到远寺钟响，他们便一哄而散，仅剩下古寺空房，臊秽扑鼻。此种现象，鲁迅先生曾有过论述。他说：“唐人小说中也多半有诗，即使妖魔鬼怪，也每能互相酬和，或者作几句即兴诗，此等风雅举动，则与宋市人小说不无关涉。”[176]由此可知，明人集撰树精木怪之诗会，不过是继承了唐人之雅致罢了。
在《西游记》第六十四回“荆棘岭悟能努力，木仙庵三藏谈诗”中说唐僧与孤直公、凌空子、拂云叟和劲节四个老翁谈诗。这四个老者不是别人，原来是柏树、桧树、松树和竹子。它们年久修炼成仙，即树老成精，仍是中华本色，吟咏诗词，附会风雅。杏仙风姿绰约，自然也不能不会吟诗。不想，杏仙有非分之想，四个老者亦有做媒保亲之意。等到天明，唐僧发现有一座石崖，崖上有“木仙庵”三字。三藏告诉徒弟他遇鬼的地方就是这里。行者笑道：“你可曾看见妖怪？”八戒道：“不曾。”行者道：“你不知，就是这几株树木在此成精也。”八戒道：“哥哥怎得知成精者是树？”行者道：“十八公乃松树，孤直公乃柏树，凌空子乃桧树，拂云叟乃竹竿，赤身鬼乃枫树，杏仙即杏树，女童即丹桂、腊梅也。”
中国小说中的树神、树仙、木怪或木精等之叙述，随着佛教传入中土而兴起，并深受古印度神话中树神崇拜的影响，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和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为这类故事的集中地。根据旅行理论，《西游记》中的杏树仙具有中土人情物理之性情，譬如吟诗抒情就是。简而言之，杏树仙实乃西域文化与中土文化融合之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