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本书主要围绕以下问题展开研究
本研究不走就核心价值体系论核心价值体系的路子，而是透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的变迁这面棱镜，对中国社会核心价值的解构和建构逻辑进行学术探究和理论考量，进而揭示和阐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的变迁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其具体研究思路和研究路径是：以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社会之价值观状况为历史前提，以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为背景，揭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变迁的总体图景、主要机制和基本特征，剖析这种变迁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深刻影响，以及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如何回应和引导这种变迁，从而为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参考思路。本研究将围绕以下五大方面的问题展开研究。
第一，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研究，离不开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对价值观的研究和对价值观相关概念的厘定和解析。总体而言，学术界对价值观的研究是与改革开放同步的，并且经历了一个由隐到显再到热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对“价值”和“价值观”等一系列重要理论学术问题都进行了系统深入的探讨，这些理论学术探讨为提出和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积累了宝贵的理论学术资源。本研究在对改革开放以来理论学术界对“价值”和“价值观”研究进行全面回顾和梳理的基础上，逻辑地引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及其建设的重要问题，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其相互关系作了深入辨析。同时，基于价值与人的关系等价值本质问题，从历史与现实的角度提出并回答了核心价值对于人类对价值理想的追求、对国家和文化的认同、对社会的整合以及对民族精神和人的精神家园建设而言何以是必需的。
第二，从改革开放以来价值观变迁的视角分析探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首先必须对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这30年中国社会价值观及其社会政治经济背景进行回顾和分析，否则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的变迁及其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之间关系的研究就缺乏起码的参照背景、历史渊源和逻辑前提。而这恰恰是迄今为止人们所普遍忽视的。
新中国成立迄今已逾60年，而又以1978年为分界线，分为改革开放前后，各约30年，前30年的社会结构是“单位社会”，其经济基础是一大二公的单一所有制结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平均主义分配方式，在政治上则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挂帅和高度集权。这一时期后来被统称为“计划经济时期”，以与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逐步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期”相对应。前后两个时期变化之巨不言而喻。改革开放前30年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必然具有相应的社会价值观结构和与其相匹配的社会价值取向，具体而言就是集体主义、理想主义、精神至上和穷即革命的价值取向；中国共产党人也对改革开放前30年社会的核心价值进行了艰辛的探索，这些核心价值主要就是独立、自由、民主、平等、富强。改革开放前30年对核心价值的探索和形成的社会价值取向，毫无疑问为当前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积累了丰富经验，提供了核心元素。当然也为我们留下了诸多值得深思和反思的教训，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在社会价值取向上的严重失衡，即多元价值向一元价值的失衡、个体价值向集体价值的失衡、世俗价值向神圣（理想）价值的失衡、精神价值向物质价值的失衡；对核心价值探索的悖反，即对自由、民主、平等、富强的“探索和追求”与自由、民主、平等、富强在实现和实践过程中遭遇到严重障碍和挫折；在价值结构上的同质化，即社会价值观是无差异、无个性、高度封闭和高度同一的僵化的价值观。
第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处于加速转型的过程中。在社会结构上，单位社会逐渐被“后单位社会”所取代，但社会结构的转型滞后于经济结构的变化，应取“单位”而代之的“社会”仍很微弱。在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上，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从单一公有制向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转变，资源配置方式由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在政治体制上由“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变，革命政治转向发展政治，集权政治转向分权政治，权力政治转向权利政治。在发展理念上则由改革开放以来的以物为本逐渐转变为以人为本。
在上述社会加速转型的背景下，自由、民主、平等、富强等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人不懈探索的社会核心价值得到了空前实现，但另一方面社会的价值观发生了重大变迁，即从一元价值观向多元价值观的转变、从整体价值观向个体价值观的转变、从神圣价值观向世俗价值观的转变、从精神价值观向物质价值观的转变。也就是说，改革开放以来，一元价值观与多元价值观、整体价值观与个体价值观、神圣价值观与世俗价值观、精神价值观与物质价值观等两两对应的价值观之间形成了较强的张力关系，并随着社会转型和市场体制的建立逐渐从前者向后者倾斜和转变，出现了与改革开放前价值观失衡的反向失衡。这也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变迁的总体镜像。同时必须看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的上述变迁都具有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意义。
价值观变迁总是有其深刻根源和变迁机制的。其变迁机制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即主体多元化与主体意识觉醒的哲学机制、社会变迁与价值观变迁相生相长的社会机制、多元所有制与市场作用的经济机制、政治民主化的政治机制以及全球文化开放与碰撞的文化机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变迁具有如下基本特征：在变迁程度上急遽与平缓的交织、在价值方向上主导与主流的裂变、在价值期望上理想与现实的错位、在价值实践上行为与观念的脱节以及年轻人价值观对社会价值观变迁的肇始作用。
第四，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转型和价值观变迁中，社会的某些核心价值被解构了，而另一些核心价值却逐渐被建构起来。这一解构和建构的过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即核心价值的解构和建构是一个具有内在逻辑的客观过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的变迁对核心价值的解构，当然主要是指对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核心价值的解构，但并不是对改革开放前所有核心价值的解构，譬如并不是对那时中国共产党人经过艰辛探索而确立的独立、自由、民主、平等、富强等核心价值的解构，相反，这些核心价值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条件下经过发展和改造成为了新的核心价值建构的重要历史资源。改革开放以来价值观变迁所解构的改革开放前的核心价值，主要是诸如革命与斗争、重义与轻利、集权与人治、身份与等级、崇高与信仰等之类的核心价值（其中崇高与信仰是被改革开放前崇高和信仰本身的虚幻性和改革开放以来价值观的多元化和世俗化所双重解构的）。
改革开放以来价值观变迁对核心价值的建构，主要是指一些新的核心价值在价值观变迁过程中开始了“型构”，如市场、契约、效率等，或者是原有的核心价值在价值观变迁过程中得到了“重构”，如公平、民主、道德、诚信、富强、文明、发展、和谐等。这些核心价值包括经济核心价值、政治核心价值、文化核心价值、社会核心价值和生态核心价值；它们既有人类共同享有的核心价值，又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核心价值。
改革开放以来价值观变迁对核心价值的解构和建构，大致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价值观的反思与博弈、20世纪90年代价值观的深刻嬗变、21世纪以来发展价值观与和谐价值观的重构三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是对改革开放前价值观的反思和解构、同时对未来抱有坚定的价值理想和信念以及新旧价值观的博弈与价值观变迁的过渡阶段。20世纪90年代价值观的深刻嬗变主要表现为在市场经济的催化下价值观向多元化、个体化、世俗化和物质化的全面转变，这既意味着对原有价值观（如一元、整体、神圣和精神价值观）的解构，也意味着对新的价值观（如多元、个体、世俗、物质价值观）的建构。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价值观沿着两条路径或方向展开：一是继续90年代的价值观嬗变；二是新的发展价值观与和谐价值观的确立。
第五，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是要实现价值观在一元与多元、整体与个体、神圣与世俗、精神与物质之间的平衡，并建立以科学发展价值观和和谐价值观为基础的社会价值观体系，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未来中国社会价值观变迁的引领功能。
在未来中国社会，如何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引领，充分发挥一元价值观对多元价值观、整体价值观对个体价值观、神圣价值观对世俗价值观、精神价值观对物质价值观的导引作用，如何使两两价值观之间的张力关系得到缓解，寻求它们之间的相对平衡，应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重点。
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准确把握不同时代价值观的人格特征和价值定位。如果说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人的价值观总体上具有“政治人”的依附型人格特征、其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以“政治价值”作为价值定位的话，那么，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的价值观总体上则具有“文化人”的反思型人格特征、其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以“文化价值”作为价值定位，20世纪90年代中国人的价值观总体上具有“经济人”的功利型人格特征、其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以“经济价值”作为价值定位，而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人的价值观则开始具有“和谐人”的和谐型人格特征、其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就应以“和谐价值”——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作为价值定位。这种和谐价值观能够最充分地体现科学发展的时代价值和以人为本的终极价值，因此，既具有民族性，又具有世界性。各个阶段价值观的人格特征和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价值定位，是由当时的时代特征和时代需要所决定的。
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解决构建主体、构建路径和构建机制等问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主体是多元综合的复合体，主要包括国家（主导）、社会（型构）和公民（实践）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应包括“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条路径，所谓“自上而下”的路径，是指代表社会主导意识形态的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对核心价值在理论和实践上的探索和定型；所谓“自下而上”的路径，是指社会大众对已被构型的核心价值的自觉认同和接受。这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就既要探索其精英“构建”的社会机制和学理机制，也要探索其大众“认同”的文化机制和心理机制，还要探索其对多元价值观的整合机制和引领机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价值观变迁的引领，要解决引领什么、以什么引领、谁引领、何以能引领以及如何引领等一系列引领机制问题。
通过上述五个方面的尝试性探讨，本研究将拓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及其建设的论域，即突破通常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本身阐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论域局限，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的客观变迁中来阐释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解构与建构逻辑，以及价值观变迁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这对于更好地理解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必要性、重要性和紧迫性，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中国社会价值观及其变迁的引领作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实际价值。
[1] 《光明日报》2012年1月10日。
[2] 王绍光：《国家能力的重要一环：濡化能力》，潘维、廉思主编《中国社会价值观变迁30年（1978—200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8页。
[3] 陶东风：《寻找核心价值体系与大众文化的契合点》，《光明日报》2012年1月21日。
[4] 刘世定等人的对话《“关公”文化的现实意义》，见《光明日报》2012年1月20日。
[5] 陈秉公对“如何认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关系”的解答，《光明日报》2011年2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