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江淹被贬生平考

江淹一生历仕宋、齐、梁三朝，其文学创作与其所处的时代是密切相关的。尤其在仕宋氏三王刘子真、刘休若、刘景素期间的宦海沉浮，更是直接影响到了他的文学创作。其中，仕建安王刘景素时期的被贬遭遇对其文学创作影响尤为重大。这一时期江淹不仅创作作品数量最多，而且在思想艺术方面也达到了最高峰。因此，本节主要从其被贬的原因、贬谪的地点和起始时间三个方面对其被贬生平进行了考证，以便更好地理解其贬谪期间的文学创作。

一 江淹被贬缘由考

同历史上大多被贬士人一样，江淹被贬既有当时社会的因素，也有个人的因素。社会因素方面，江淹所处的南朝社会，政治上虽然属于相对稳定时期，但宋室内部的斗争却依然十分激烈，一刻也没有停息过，而江淹在被贬之前一直都处于斗争的漩涡之中，随时都有遭遇灾祸的危险；个人因素方面，在儒家思想熏染下长大的江淹，受积极入世思想的影响，有着强烈的参政议政意识，虽明知忠言进谏可能会给自身招致祸患，但仍执意冒险进谏。于是，险恶的环境与强烈的参政议政意识碰撞在一起，就导致了江淹被贬的不幸遭遇。

江淹的被贬遭遇虽然发生在仕建安王刘景素期间，但如考察其被贬的原因，却要从其仕刘子真和刘休若时期谈起。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江淹从仕刘子真开始就已卷入了宋室争斗的漩涡，被贬的危机也早已潜伏在其仕途之中。

初入仕途，江淹担任的是年仅七岁的宋始安王刘子真的家庭教师，可以说是刘子真的发蒙塾师。其在《自序》中云：

弱冠，以五经授宋始安王刘子真，略传大义。

始安王刘子真是宋孝武帝刘骏的第十一子，深得孝武帝的宠爱和赏识，年龄虽小官职却屡有升迁，据《宋书·始安王子真传》载：

始安王子真字孝贞，孝武帝第十一子。大明五年，年五岁，封始安王，食邑二千户。仍为辅国将军、吴兴太守。七年，迁使持节、监广交二州湘洲之始兴、始安、临贺三郡诸军事、平越中郎将、广州刺史，将军如故，不之镇。迁征虏将军、南彭城太守，领石头戍事。^[5]

刘子真五岁被封为始安王，七岁已贵为征虏将军、南彭城太守。在封建帝王之家中，这种受宠的地位势必会招来其他同姓兄弟的嫉恨。大明八年（464），孝武帝崩，刘子业继承帝位，即历史上的前废帝。从表面上看，这时刘子真的官职并没有变动，但因其失去了孝武帝这个政治靠山，且前废帝刘子业又是个残暴淫乱的皇帝，所以刘子真潜在的危机已经显现出来。据《宋书·前废帝纪》载：

时帝凶悖日甚，诛杀相继，内外百司，不保首领。^[6]

刘子业登上帝位之后就开始诛杀异己，而对威胁到自己帝位的同姓兄弟，他是绝不会手软的。自谓“深沉有远识”的江淹这时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了宋室内部骨肉相残的斗争即将拉开帷幕，也深知处于斗争漩涡之中的自己所面临的危险，但受儒家积极入世思想影响很深的江淹，并没有审时度势地退出政治斗争的漩涡，而是努力为刘子真周旋着。这种思想明显地体现在他此时期的创作之中。据《宋书·始安王子真传》载：

景和元年，为丹阳尹，将军如故。^[7]

这是前废帝刘子业登上帝位后，始安王刘子真职位的第一次变换，江淹代笔为其写下了《始安王拜征虏将军丹阳尹章》：

既耀轩礼，涵蕤龚恩。爽泗默。臣少识犹晦，哀辛方袭。籍以毓采上霄，抟华中汉。饮惠延光，偭爵假息。不悟瑶离降映，绳河低文。遂翊言关禁，徙第京部。进宪蒙浅，尘紊徒盈；还迷懅悚，风制罔树。循伏忧欷，灭虑焦衷。不胜荷佩之情。

这是盛赞皇恩浩荡，感激涕零之作，虽然此时刘子业并没有显露出要加害刘子真的意图，但此文的用意却是十分明显，就是以此为刘子真代言，来缓和兄弟之间的紧张关系。

刘子真在丹阳尹的位子上仅仅坐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职位便又发生了变化。由《宋书·前废帝纪》可知，宋废帝永光元年（465）八月改元景和，九月，“丹阳尹始安王子真为南兖州刺史”。^[8]江淹又为其作了《始安王拜征虏将军南兖州刺史章》：

绚服腾炤，懋册凝芬。夤对迷坠，惭泣交集。臣职右南阳，谢蒲鞭之政；任重临淄，无遣狱之化。自分金帝关，参风尹讼。璧纬裁复，圭露讵淹。不悟旻灵拂采，霄景汰色，复交书河楚，置传江吴。环章清润，旂文肃路。宠艳内维，荣炫外圉。方梗名虑，有陋莩识。冲生气，安以输谢？不胜荒震屏营之情。

文中江淹在对皇恩感激涕零的同时，更多地表现了刘子真“惭泣交集”的悲伤惶恐之情，其用意亦十分明显，无非就是想借骨肉之情打动刘子业，以保护刘子真的安全。而刘子真离开建安到南兖州赴任也是为了尽量避开宗室内部的争斗，但这场争斗并不会因其离京城远一些就可以避开的。前废帝景和元年十一月，刘子业被其叔父湘东王刘彧所杀，十二月刘彧即位，改元泰始，即宋明帝。明帝即位不久，孝武帝第三子晋安王刘子勋等人不满刘彧弑帝自立，起兵造反。于是，一场大规模的内战爆发了。最后刘彧获胜，开始对皇室成员大开杀戒，就连年仅十岁的刘子真也未能幸免。据《宋书·明帝纪》载：

十月乙卯，永嘉王子仁、始安王子真、淮南王子孟、南平王子产、卢陵王子舆、松滋侯子房并赐死。^[9]

此事在《宋书·始安王子真传》也有记载：

泰始二年，迁左将军、丹阳尹。未拜，赐死，时年十岁。^[10]

在这场皇室内部的争斗之中，宋室诸王大多都未能躲过明帝的血腥屠杀。刘子真的死使江淹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了皇室内部斗争的残酷性，按照常理，他本应该在此时立刻退出这场皇室内部之间的争斗，但为了实现其参政议政的政治理想，当机遇来临的时候，他还是义无反顾地踏入了宗室争斗的漩涡之中。其《自序》云：

始安之薨也，建平王刘景素闻风而悦，待以布衣之礼。

始安王刘子真被赐死之后，建平王刘景素接任南兖州刺史。江淹此前在教授始安王刘子真五经之时，也曾教授过建平王刘景素，所以刘景素对其颇为赏识。在始安王死后，“闻风而悦”，对其以礼相待。于是，江淹又转入到刘景素的幕下。但刚入景素幕下不久，江淹就遭遇了牢狱之灾。《梁书·江淹传》云：

宋建平王景素好士，淹随景素在南兖州。广陵令郭彦文得罪，辞连淹，系州狱。^[11]

郭彦文之辞，史书上没有详细记载，《南史·江淹传》仅记录三个字“言受金”，也就是说江淹曾经受贿的意思，而其究竟受贿与否，也无证可查，仅其《自序》云：

然少年尝倜傥不俗，或为世士所嫉，遂诬淹以受金者，将及抵罪，乃上书见意而免焉。

对于自己被捕入狱，江淹自述是因为年少气盛，被同僚所忌恨，而被诬陷受贿下狱。在狱中他作了著名的《诣建平王上书》：

昔者，贱臣叩心，飞霜击于燕地；庶女告天，振风袭于齐台。下官每读其书，未尝不废卷流涕。何者？士有一定之论，女有不易之行。信而见疑，贞而为戮，是以壮夫义士，伏死而不顾者，此也。下官闻仁不可恃，善不可依，谓徒虚语，乃今知之。伏愿大王暂停左右，少加矜察。

下官本蓬户桑枢之人，布衣韦带之士。退不饰《诗》《书》以惊愚，进不买声名于天下。日者，谬得升降承明之阙，出入金华之殿，何尝不局影凝严，侧身扃禁者乎？窃慕大王之义，复为门下之宾；备鸣盗浅术之余，豫三五贱伎之末。大王惠以恩光，顾以颜色。实佩荆卿黄金之赐，窃感豫让国士之分矣。常欲结缨伏剑，少谢万一；剖心摩踵，以报所天。不图小人固陋，坐贻谤缺。迹坠昭宪，身限幽圄。履影吊心，酸鼻痛骨。下官闻亏名为辱，亏形次之。是以每一念来，忽若有遗。加以涉旬月，迫季秋，天光沉阴，左右无色，身非木石，与狱吏为伍。此少卿所以仰天捶心，泣尽而继之以血者也。下官虽乏乡曲之誉，然尝闻君子之行矣：其上则隐于帘肆之间，卧于岩石之下；次则结绶金马之庭，高议云台之上；退则虏南越之君，系单于之颈。俱启丹册，并图青史。宁争分寸之末，竞锥刀之利哉！下官闻积毁销金，积谗磨骨。远则直生取疑于盗金，近则伯鱼被名于不义。彼之二才，犹或如是，况在下官，焉能自免？昔上将之耻，绛侯幽狱；名臣之羞，史迁下室。至如下官，当何言哉！夫以鲁连之智，辞禄而不反；接舆之贤，行歌而忘归。子陵闭关于东越，仲蔚杜门于西秦，亦良可知也。若使下官事非其虚，罪得其实，亦当钳口吞舌，伏匕首以殒身。何以见齐鲁奇节之人，燕赵悲歌之士乎？

方今圣历钦明，天下乐业，青云浮洛，荣光塞河。西洎临洮、狄道，北距飞狐、阳原，莫不浸仁沐义，昭景饮醴。而下官抱痛圜门，含愤狱户；一物之微，有足悲者。仰惟大王少垂明白，则梧丘之魂，不愧于沉首；鹄亭之鬼，无恨于灰骨。不任肝胆之切，敬因执事以闻。此心既照，死且不朽。

文章引经据典，陈述冤情，辞气慷慨凄苦，景素读后颇受感动，即日便放江淹出狱。

出狱之后，江淹虽有些灰心，但因为刘景素一直能够礼贤下士，而且政治地位也比较稳固，所以，除泰始六年任巴陵王刘休若右常侍一年之外，一直都在建安王景素幕下任主簿之职，建平王当时的一些重要的章、表、启、教之类文书大多出自其手，直至其被贬为建安吴兴令。从以上江淹的仕途经历也可以看出，此时期他始终是处于宋室争斗的漩涡之中，这便是他遭贬的潜在因素，而对刘景素密谋叛乱的不断劝谏则是引发其被贬的导火索。其《自序》云：

宋末多阻，宗室有忧生之难。王初欲羽檄征天下兵，以求一旦之幸。淹尝从容晓谏，言人事之成败。每曰：“殿下不求宗庙之安，如信左右之计，则复见麋鹿霜栖露宿于姑苏之台矣。”终不以纳，而更疑焉。及王移镇朱方也，又为镇军参事，领东海郡丞。于是王与不逞之徒，日夜构议，淹知祸机之将发，又赋诗十五首，略明性命之理，因以为讽。王遂不悟，乃凭怒而黜之，为建安吴兴令。

泰豫元年（472），宋明帝薨，后废帝刘昱即位。刘昱荒淫无道，引起了朝中上下众人的不满。正如《宋书·建平宣简王宏传附子景素传》所云：

后废帝狂凶失道，内外皆谓景素宜当神器，唯废帝所生陈氏亲戚疾忌之。而杨运长、阮佃夫并太宗旧隶，贪幼少以久其权，虑景素立，不见容于长主，深相忌惮。……自是废帝狂悖日甚，朝野并属心景素，陈氏及运长等弥相猜疑。景素因此稍为自防之计，与司马庐江何季穆、录事参军陈郡殷沵、记室参军济阳蔡履、中兵参军略阳垣庆延、左右贺文超等谋之。以参军沈颙、毋丘文子、左暄、州西曹王潭等为爪牙。季穆荐从弟豫之为参军。景素遣豫之、潭、文超等去来京邑，多与金帛，要结才力之士。由是冠军将军黄回、游击将军高道庆、辅国将军曹欣之、前军韩道清、长水校尉郭兰之、羽林监垣祗祖，并皆响附，其余武人失职不得志者，莫不归之。^[12]

由此不难看出，势力不断壮大的建平王刘景素暗中频繁活动，联络了朝廷内外的很多人，产生了夺取王位的野心。江淹正是看出了刘景素的野心和预感到了危机，于是从容进谏，讲明人事成败利害之理，但这不仅没有阻止建平王景素的谋反野心，反而使其对江淹产生了疑心。

元徽二年（474），宋文帝的第二子桂阳王刘休范在浔阳举兵造反，叛军直逼京城建康。刘休范在赴京途中将举兵的用意写书与朝廷，而朝廷给刘休范的答书却久置未就，正巧江淹随刘景素率军赶到京城。于是，应执政大臣萧道成之召，江淹作《敕为朝贤答刘休范书》一文。此答书在盛赞宋室之君及皇家之师的威武之势的同时，言辞非常犀利尖锐地指责刘休范云：

君为齐梁楚越之主，鼎贵一时。金玉满堂，文马千驷。爵授汤沐，冠盖于道。惟名尊崇，谁与为雄？而出言效尤，吐音入戾。举旗类社，志窃神禁。称兵敛众，遂窥外关。今朝无阙政。顿构凌上之节；室无孽竖，坐生莫大之衅。鸱枭赭衣，号兴徒党；主萃渊薮，宁滋之甚。不臧不轨，不忠不义，未有若斯者也。宗枝之衅，远则吴楚见禽于一壁；盤石之孽，近则江荆面缚于小将。此成败兰艾之鉴，又亦君之所知也。闻彼虫饮鼠舞之异，早见物征；河北陇上之谣，已露童咏。所谓妖由人作，孽不可逃。然桓侯之患，良助寒心。

结合当时江淹屡谏不纳的情形来看，江淹此答书应该不仅仅是声讨桂阳王刘休范一个人，其中定有对怀有同样用心的建平王刘景素的指责讨伐之意，而当事人刘景素也应该对此心知肚明。此后，两人的关系更加紧张起来。所以，当江淹于“祸机将发”之前又作《效阮公诗十五首》来含蓄委婉地劝谏之时，终于触怒了这位建平王，将其贬到了偏远的吴兴。关于江淹被贬之事，《南史·江淹传》云：

会东海太守陆澄丁艰，淹自谓郡丞应行郡事，景素用司马柳世隆。淹固求之，景素大怒，言于选部，黜为建安吴兴令。^[13]

关于这段记载中所说的南东海太守陆澄因为家丧离职，司马柳世隆代之而江淹欲代其职终惹怒景素被贬一事，实际上只不过是刘景素找的一个借口而已，江淹被贬的直接导火索与真正原因就是其讽谏惹怒了刘景素。

二 江淹被贬地点及时间考

江淹因讽谏而触怒建平王刘景素后，被贬为建安吴兴令。其《自序》云：

王遂不悟，乃凭怒而黜之，为建安吴兴令。地在东南峤外，闽越之旧境也，爰有碧水丹山，珍木灵草，皆淹平生所至爱，不觉行路之远矣。

古代的“闽越之旧境”指的是福建与浙江的广大地区。福建、浙江地处我国东南，与序文中“东南峤外”相应。武夷山位于福建西部，“碧水丹山，珍木灵草”指的就是此山景致。据《福建省志》知，福建秦时为闽中郡，汉代先后设置侯官（今闽侯）、建安（今建瓯）、汉兴（今浦城）、建阳、南平等县。三国时期，孙吴政权发动五次战争，在闽北建立对福建的统治。永安三年（260），在今建瓯置建安郡，改汉兴县为吴兴，治今福建浦城，隶属建安郡。另据《宋书》卷三十六《州郡志二》也可知，建安郡吴兴县古隶属江州，在今福建浦城县。由此我们可以确定江淹被贬之地建安吴兴即今福建省浦城县。^[14]

江淹被贬吴兴的起始时间应为元徽二年（474）秋至元徽四年（476）秋。由上文提到的《南史·江淹传》载其“会东海太守陆澄丁艰，淹自谓郡丞应行郡事，景素用司马柳世隆。淹固求之，景素大怒，言于选部，黜为建安吴兴令”来考证，东海，即南东海。陆澄丁艰及柳世隆何时为南东海郡事无法考证。而其《自序》云：“在邑三载，朱方竟败焉。复还京师。”“朱方”指的是刘景素当时所管辖地区京口，代指刘景素。《宋书·后废帝纪》载有泰豫元年（472）闰七月甲辰：“新除太常建平王景素为镇军将军、南徐州刺史。”^[15]南徐州当时治京口，江淹随景素之京口后，作有《建平王让镇南徐州刺史启》、《建平王之南徐州刺史辞阙表》。刘景素在任四年后即发动了叛乱。《宋书·后废帝纪》载有元徽四年（476）：

秋七月戊子，征北将军，南徐州刺史建平王景素据京城反……乙末，克京城，斩景素，同逆皆伏诛。^[16]

由此可知，江淹应在景素兵败之后不久即离开贬所吴兴返京，即元徽四年秋季。据此再由“在邑三载”推之，淹被贬之事当在元徽二年。而从其赴吴兴途中所作的《无锡县历山集》中“愁生白露日，怨起秋风年”；《去故乡赋》中“北风兮绛花落，流水散兮翠茿疏”，“听蒹葭之萧瑟，知霜露之留滞”，“是时霜翦蕙兮风摧芷，平原晚兮黄云起”等诗文又可知其被贬的时间应为深秋。淹元徽二年秋离京，冬至吴兴，四年秋返京，首尾正好三年，与“在邑三载”亦相符。

回到京师之后，江淹并没有马上返乡，而是在京师逗留了一段时间。《自序》云：“复还京师，值世道已昏，守志闲居，不交当轴之士。”于是，没有找到重新进入仕途之路的江淹返回了故乡京口。由其《还故国》中“遽发桃花渚，适宿春风场。红草涵电色，绿树铄烟光”四句可知，文通返乡应为元徽五年的二三月时，即宋顺帝昇明元年（477）春天。淹自元徽二年秋离家，冬至吴兴，五年春返乡。在其贬谪期间，他的家乡已经历了三个秋天，而吴兴则是两个秋天，所以诗中说“北地三变露，南檐再逢霜”。此亦可为江淹被贬起始时间之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