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绝对理念”不是践行的道理、价值和信仰

在新古典主义者看来，人类实践世界的冲突最终将由国家利益或荣誉等最高的道理、价值和信仰来统一和解决。在黑格尔看来，人与人之间产生了悲剧性冲突之后，“永恒正义”将把冲突破坏掉的“统一”和“平静”状态恢复过来，他说：

通过这种冲突，永恒的正义利用悲剧的人物及其目的来显示出他们的个别特殊性（片面性）破坏了伦理的实体和统一的平静状态；随着这种个别特殊性的毁灭，永恒正义就把伦理的实体和统一恢复过来了。[16]

这里的“永恒正义”就是“绝对理念”。对此，有人或许会问：黑格尔不也用某种道理、价值或信仰（绝对理念）把实践生活中冲突的双方统一在一起了吗？就此而言，黑格尔最终不还是认为实践世界是完满的，他的世界观不就是正剧性的吗？[17]朱立元先生就曾用马克思式的正剧性世界观，对黑格尔的“绝对理念”作出过英雄主义的、正剧性的解释。他说，在悲剧中胜利的不是什么神秘的“永恒正义”和“绝对理念”，而是悲剧英雄所体现的“正义的、进步的伦理力量”，“悲剧的毁灭只是代表片面真理的个人，全面、正确、正义、进步的伦理观念正是在悲剧英雄的毁灭或痛苦中得到了保存、继承和发扬，真理和正义是不可战胜的，真和善将在悲剧冲突和英雄牺牲的壮烈气氛中不断为自己开辟历史前进的道路”。[18]这就是说，实践世界存在“全面”、“正确”、“正义”和“进步”的“伦理观念”，只要实践这些“伦理观念”，而不是践行那些“片面”的“伦理观念”，我们终将避免并解决实践生活当中道理、价值和信仰的冲突。

如果说，中国思想界曾经由于偏爱唯物主义而难以接受黑格尔悲剧理论中深刻的唯心成分，那么，撇开唯心唯物的价值判断，我们会看到，黑格尔的“绝对理念”是一种超越实践世界的绝对精神，一种自我观照、反思的精神，而绝不是可以践行的某种道理、价值和信仰。

黑格尔对人类全部生存与实践的深刻看法是：绝对理念是真理，是精神，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便是绝对理念展开自我（具体化）并回复自我（回归精神）的过程，这就是说，人类最终目的是走向真理，走向绝对精神，这不仅仅是个别智者的目的，也是全人类共同的终点。一方面，所谓绝对理念自我展开（具体化）的过程，就是人追求道理、价值和信仰的实践过程，也就是前述上学、工作、恋爱、照顾老人等实践生活。在黑格尔看来，人实际上并不是为了这些具体而微的东西而活着的，人的实践世界是有限的，这种有限性尤其表现为每个人都有他自己践行的道理、价值、信仰和出发点，然而这些道理、价值、信仰却时时发生矛盾，让人陷入罪过，甚至毁灭人。因此，实践生活就绝不是人类的最高的目标和真理，所有这些实践生活只不过是人走向绝对理念的必经过程。另一方面，绝对理念不能被理解为实践所遵循的某种终极道理、价值和信仰，好像获得了这种终极价值，我们便能够在实践上和谐一致起来，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就能够获得圆满解决。在黑格尔这里，只要还是可践行的道理和价值，它就不是绝对理念，它就一定还只是绝对理念具体化的环节，是实践的、有限的，而不会是绝对的和完满的。

那么，黑格尔的绝对理念指什么呢？不是别的，就是意识到人之生而有限的自由精神。按照黑格尔的看法，绝对理念有一个顶点：人获得自我意识。人获得自我意识的过程，就是人从实践世界（即具体化的环节）中抽离出来，在精神上反思、观照、理解自己的过程。经历这一过程，人意识到自己践行的道理、价值的有限性，意识到人类全部实践所遵循之道理与价值的有限性，进而意识到人类全部实践生活的有限性。这时，人才算获得了自我意识。凭借这种意识，人从具体走向了精神，从有限走向了无限与绝对，从偶然性走向了必然性，从个别性走向了普遍性，人因此获得了完满和自由。[19]从黑格尔辩证法的角度看来，意识到实践的有限性，就在精神层面把握了无限性、绝对性和普遍性，人于是把握了绝对理念，与之浑融一体。

综上，绝对理念不是实践遵循的某种道理、价值和信仰，而是意识到实践之有限的精神。可见，黑格尔决不认为实践世界能够完满起来，他对实践世界的理解也绝不是正剧性的，相反，站在绝对理念的高度看，实践世界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由于冲突的和解不会止于某种道理、价值，因此冲突会永远存在。

此外，特别需要注意的是，黑格尔所说的冲突之“不可避免性”、“永恒性”、“必然性”，在此并不是指“好人”与“坏人”之冲突的“不可避免性”、“永恒性”、“必然性”，而是指，由于人与人在某些根本问题上有不同的看法，冲突便不可避免地、必然地发生了。以《安提戈涅》为例，剧中，安提戈涅的哥哥波吕涅刻斯回国同厄忒俄克勒斯争夺王位，两兄弟互相残杀，结果双双殒命。在处理波吕涅刻斯尸首的问题上，克瑞翁和安提戈涅发生了冲突：身为国王，克瑞翁理当站在国家安危的高度来考虑问题，出于维护城邦秩序的目的，他宣布波吕涅刻斯为城邦的敌人，禁止任何人埋葬他的尸首；而安提戈涅则认为，只有神的旨意而不是国王的命令才是值得敬畏与遵守的，埋葬亲人乃是城邦公民神圣的义务和信仰。这里，根本的问题不在于国家、集体（以克瑞翁为代表）与个人（安提戈涅）哪个更重要，而在于我们最终能否找到一个能让国家与国家、国家与个人、个人与个人达成和谐一致的可以践行的原则。对此，新古典主义者的回答是当然能，并且这样的原则已然找到：国家利益必然能够把国家和个人统一在一起。而黑格尔的回答则当然是不能[20]，因为，道理与道理之间、价值与价值之间、信仰与信仰之间无法相互包容、整合、归约，它们是有限的，不完满的[21]，所以冲突是一种必然的现象。英国当代文学评论家海伦·加德纳指出，19世纪以来，西方思想家基本上都受到冲突说的影响，把事物之间的“对立”作为世界的本质（当然也是悲剧的本质）来理解。[22]典型者有叔本华、雅斯贝尔斯与舍勒等。叔本华把人与人之间的对立与冲突看作人“本质上要产生的东西”[23]；雅斯贝尔斯将道德与道德的冲突、真理与真理的对峙作为人类生存的悲剧知识来对待[24]；舍勒则把价值之间冲突乃至毁灭的现象作为不可避免的悲剧性生存现象[25]。此外，大名鼎鼎的海德格尔把艺术理解为存在之意义的敞开方式，认为存在之意义的敞开表现为“世界”与“大地”的争执过程，这事实上也是黑格尔冲突说的一种翻版。

不过，马克思也说，人类不可能一步登天，不可能无需过渡便找到终极的实践原则。在历史的必然要求还无法实现的情况下，人类必然以冲突的或悲剧的方式往前发展，只不过，马克思所谓冲突的必然性是建立在“好”、“正义”、“进步”战胜“坏”、“邪恶”、“落后”的历史观上，因此冲突将止于某个终点。事实上，新古典主义者对冲突也作如是观。黑格尔则不同，在他看来，实践中的冲突永远在进行中，和解也不会止于某个历史时刻。因为，即便我们找到了“全面”、“正确”、“正义”、“进步”的道理与价值，它仍然会与别的同样“全面”、“正确”、“正义”、“进步”的道理与价值产生冲突，进而走向毁灭。所以，黑格尔所谓的悲剧和解（伦理实体恢复统一和平静）不是指实践世界中冲突的和解，而是说一旦意识到实践世界不可能和解，人的精神就完成了理解全体的工作。换言之，恢复统一和平静，仅代表着冲突之不可避免这个事实被人类理解了，而不代表实践世界之冲突被人类解决了：在精神上，人类把握了实践世界之冲突的不可避免，而在实践上，人们却对解决冲突无计可施、无能为力，只能任其永恒地存在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