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哲学》成功的“秘密”
周文华
一 奇迹
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一书可以说是引发奇迹的书。
首先，我们看到出版发行的奇迹：从1936年1月出单行本（初版）至1949年，短短13年间“仅读书生活出版社就印了32版，再加上全国各地出版社出版的可达50多版”[1]，读书生活出版社的经理黄洛峰说：“《大众哲学》一书，十几年中一直成为支撑读书出版社的一本畅销书。”[2]
其次，这本书对我国的政局、对人们的精神状态有着神奇的重大影响。从敌方来的消息，或许更能说明问题。蒋介石说：“我们和共产党的较量，不仅是军事力量的失败，也是人心上的失败。比如共产党有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你们怎么就拿不出来！”[3]蒋介石承认“一本《大众哲学》，冲垮了三民主义的思想防线”[4]。正因为认识到这本书的巨大力量，国民党当局查禁了这本书，但仍然不能阻挡这本书悄悄的畅销。台湾地区曾任蒋的高级顾问的马璧教授有诗云：“一卷书雄百万兵，攻心为上胜攻城。蒋军一败如山倒，哲学犹输仰令名。”[5]
这本书一方面打垮了敌方的精神意志，另一方面却极大地提振了我方的力量。因为，“数以万计的读者，由于本书的影响，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走上了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的道路”[6]。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喜欢这本书，不光自己阅读，甚至托人把这书送给他在苏联的儿子阅读。红军大学校长喜欢这本书，他说“毛主席有一本《大众哲学》，很好”，要求红军大学的学员都读一读。红军大学的高级将领们“拿到这本‘书’之后，如获至宝，作为参考书争相阅读。每天晚上，我们坐在石头上，俯首石‘桌’，在油灯或蜡烛光下，啃得津津有味。灯油点完了，蜡烛灭了，我们就摸黑躺在床上议论”[7]。
最后，这本书对人的影响是如此巨大，甚至被称为“救命的书”。有欲自杀者因读此书而获重生：“在潮汕发生过这么一件事，那里有一个青年，家庭生活比较困苦，一日两餐也难得一饱，加上读书因交不起学费而中途失学，找点职业糊口，却久久找不到而失业。加上眼见日本侵略一步步深入，国势日益危殆，终日陷入彷徨苦闷的境地，遂产生了不如自杀了此一生的念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读到了《大众哲学》这本书，打开了眼界，终于使他把悲观绝望的情绪一扫而光，毅然走上了革命的道路。”[8]
关于这本书的奇迹当然不止这些。例如，这部优秀的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书在新中国成立前虽遭查禁，却能一版又一版地流传开来。但在共产党取得政权之后，虽然有不少读者要求再版，[9]作者也修订好了准备重新出版，却真正地被禁达20余年之久。[10]——这当然也是一件奇怪的也很值得研究的事情。但是本文将只关注于对前三点“奇迹”的原因的分析上，试图对这些奇迹的出现作出合理的解释。
二 解释
在纪念艾思奇逝世20周年的艾思奇学术思想座谈会上，杨放之曾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大众哲学》是解放前写的，在当时的情况下为什么能出32版？当时艾思奇还是个年轻人，并没有什么名气，他的这本书也是被查禁的，一般的书，能出十版是少见的，而能出到32版，奥秘何在呢？”[11]杨放之自己认为原因主要是“《大众哲学》有深厚的群众基础，了解群众的思想、群众的喜爱”[12]。但是，什么叫做“深厚的群众基础”？这不就是说在群众中有众多的读者吗？这只是陈述现象，而不能解释现象。那么，原因是艾思奇“了解群众的思想、群众的喜爱”吗？但当时的艾思奇只有24岁，比艾思奇更了解群众的思想和喜爱的作家们多得是，为什么艾思奇取得了成功而他们没有成功呢？杨放之的这一解释显然不靠谱。
早期的对这些奇迹的解释可以从如下的文字看到：
这本书很流行，……流行的主要原因并不如有人所想的一样，在它写得通俗，而是因为它出现在这学生运动的时候。受了友邦的恩赐，学生不能安心埋头开矿。……最初是少数分子感觉到不能再一味忍受友邦恩赐而无一点生人所应有的反应，顷刻间大多数的学生都相当的觉醒了。醒了过来便发觉教科书对于生活上急待解决的问题毫不中用，他们要求开一开眼光的理论知识。这本书恰好遇着这机会，就大为学生所欢迎。[13]
这里指出了两种解释。解释一：这本书写得通俗。解释二：这本书的内容恰好是其时代中人们特别是青年学生所渴求的理论知识。这两种解释至今都很有影响。
这本书确实写得“通俗”。正如给《大众哲学》写序的李公朴所指出的：“这本书是用最通俗的笔法，日常谈话的体裁，溶化专门的理论，使大众的读者不必费很大力气就能够接受。”[14]“通俗”可以认为是流行的条件之一，但不是流行的充分条件，不是流行的原因。很多写得通俗的读物在书店里睡大觉、无人问津——这种实例是屡见不鲜的。所以，对于“奇迹”，解释一显然是不够的。
那么，解释二是不是正确的呢？的确，如果教科书对于生活上急待解决的问题毫不中用，学生们当然要追求那“中用”的知识。但问题恰恰在于，为什么《大众哲学》引起的那些奇迹别的书却没有引起？难道只有《大众哲学》是那种中用的知识？如果学生们需要的是哲学理论，在当时的讲坛和书刊上被鼓吹的哲学并不少，除了中国传统的儒道释等哲学外，叔本华、尼采的意志哲学，柏格森的“创化论”等均已传入中国，也许最为出风头的是胡适所标榜的实验主义，即今天仍在英美猖獗的实用主义哲学。如果说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才是那种中用的知识，那么，在《大众哲学》之前和之后的众多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著作中为什么没有别的一部能取得《大众哲学》那样的成绩、更不用说奇迹呢？
当然，还有别的解释。例如把解释一和解释二结合起来，我们称这为解释三。例如马积华就是一个解释三的主张者，他说：“要问《大众哲学》为何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呢？不少人认为主要是由于其通俗的形式。我觉得，这本书的通俗化形式固然是受欢迎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主要的是，它反映了时代的需要，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正确解答了广大群众最为关心的问题——国家民族的救亡图存问题。”[15]又如卢国英所说：“……概括其原因大致有三个方面：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真理的力量。……二、反映了时代的需要。……三、形式的生动活泼”[16]，并把这进一步概括为“真理和时代的内容和生动活泼的通俗形式”[17]。虽然生动活泼的形式是否都属于通俗的形式是可以置疑的，但由于卢国英并没有刻画内容与形式的界线，因而允许“通俗的形式”具有极大的概括力，所以他的解释仍属于解释三。
包括艾思奇自己的解释也属于解释三，因为他说：“这本书之所以深受欢迎，不是由于我有什么特殊创造，我只不过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用比较通俗的形式表达出来罢了。……应归功于党的政治路线，归功于伟大的长征战士，因为没有这些胜利，就不可能有抗日救亡的革命形势。没有抗日救亡的革命形势，就找不到这样多迫切需要革命理论的青年读者。”[18]
用“抗日救亡的革命形势”说明《义勇军进行曲》这支歌的流行和凝聚力是恰当的，因为这首歌的歌词印证了这一点。用它来说明《大众哲学》的流行和力量，似乎并不充分，因为已经引起社会关注并开始流行的1936年版的《大众哲学》，其主要内容并不涉及“抗日救亡的革命形势”。事实上，1934年起在《读书生活》杂志上连载的艾思奇的《哲学讲话》（《大众哲学》一书最初的名称），就已经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读书生活》一问世，上千的读者来信，热情洋溢的祝贺，慨解私囊的捐助，令人感动。”[19]因为《读书生活》杂志从创刊开始就登载艾思奇的《哲学讲话》，所以这也是《哲学讲话》一面世就深受欢迎的写照。显然，在1934年至1935年间，“抗日救亡的革命形势”远非1937年之后之可比，但广大读者对《哲学讲话》等的内容早已是如饥似渴。解释三显然不能说明这种现象。对于这种现象，也是当时局中人的黄洛峰的看法：“《读书生活》之所以能抓住广大读者的心，是由于它具有两大突出优点：一是通俗化、大众化；二是讲思想、讲方法。它不仅向读者指出是什么，而且向读者解释为什么。”[20]显然，黄洛峰的解释是不同于前面的三种解释的，我们不妨称为解释四。
让我们继续看看其他的一些解释。
吴倬认为《大众哲学》的启发意义在于：“一、大众哲学必须回答大众关注的现实问题；二、大众哲学必须运用大众化的语言和形式来表述；三、大众哲学必须重视教会大众学哲学用哲学；四、大众哲学必须具备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性质。”[21]这四点可以看成是他对《大众哲学》的成功的解释。我们把这种解释称为解释五。为什么这四点有解释力？为什么具备这四点就能吸引大众？吴倬没有专门回答这个问题，但我们从他的论述可以找到一些理由。例如在谈第一点时，他说“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贯穿全书的关注现实、贴近生活的表述形式”[22]；在谈第四点时他说“读者由于可以在书中处处找到关于现实问题的解读和分析，必然会引发很大的阅读兴趣和学习冲动”[23]。这两者加在一起既说明了《大众哲学》的现实性、实践性，强调学以致用的实用性，也说明了《大众哲学》为什么能吸引读者。
李兵认为《大众哲学》给我们的启示是——用他的话来说是——“让哲学亲近生活”。第一，他指出：“在促进哲学亲近现实生活方面，艾思奇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典范”[24]，“读《大众哲学》给人最深刻的印象，是它强烈的现实感和鲜活的生活气息……它较少教条主义和公式化、僵死化的东西。这不仅体现在《大众哲学》极其贴近普通人生活的文字表述中，而且更反映在它对唯物辩证法思想内容的阐释上”[25]，这种现实性、生活性，当然是一条其成功的重要因素。第二，李兵认为，“艾思奇《大众哲学》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就仰仗于他以其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造诣，准确而精要地传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批判的革命的’学说的真精神”[26]。第三，它的表述方式是“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合理方式”，因为“后来的‘教科书哲学’之所以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怀疑和拒斥，很大程度不是因为它所表述的内容，而是它所采用的表述方式”[27]。第四，《大众哲学》“发现并回应时代提出的重大问题”[28]。第五，“《大众哲学》见不到任何说教，它始终以一个对话者的面貌出现，把一切深奥的道理转化为生活本身的逻辑，并帮助人们自觉到这种逻辑”[29]。这五个方面可以看成是一种对《大众哲学》之所以成功的解释。我们把这种解释称为解释六。
以上六种解释代表了国内学者提出过的主要解释类型。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国外的一些学者的相关解释。
伊格纳修斯·曹认为：“《大众哲学》受欢迎是因为它满足了当时中国许多青年‘思想和感情的需要’”，因为“该书从精神和民族感两方面激励这些青年人，使他们振作起来，投身到改变国家和个人命运的伟大斗争中去”[30]。这个解释有着同“解释三”以及“杨放之的解释”类似的问题。
乔舒亚·福格尔则提出：《大众哲学》特别受欢迎的原因在于，“艾使用了将复杂的哲学问题用不复杂的方法来表述的语言和技巧”[31]。这实际也就是前述李公朴所说的“通俗笔法”。福格尔的解释属于解释一。
泰瑞·博登霍恩从四个角度分析了这本书受大众欢迎的原因：“一是《大众哲学》的那种令人感兴趣的和与众不同的外形。……《大众哲学》的外形是简短、精炼、便于间断地阅读。无疑，《大众哲学》外形上的新鲜和简洁对它受欢迎起了很大作用。二是《大众哲学》独特的结构形式。‘它的章节一般遵循一个固定的结构：先提出一个根据普通常识提出的哲学问题，然后很快他就将这个问题改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提法，并从日常生活中提出一个例子来证明他的命题，最后又再次说明或回答他最初提出的问题。’……三是《大众哲学》中所使用的那种不同于前人和同时代人的比喻和举例。……从中可以看出他是怎样具体运用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朴实无华的比喻和举例使读者获得许多新知识，增加了《大众哲学》的吸引力。四是简单明了的语言。《大众哲学》里没有任何古词或暗语，是用1000个普通字写成的……”[32]泰瑞·博登霍恩还分析了《大众哲学》受欢迎的外部原因（即社会历史条件）。他指出：“30年代的中国，由于日趋严重的外患内忧，对中国现状的失望感和个人前途的不测感困扰着许多人。《大众哲学》针对这些普遍存在的沮丧和失望，努力向它的读者灌输个人的自信感和拯救民族的信心。为此，书中对中国人民经历的社会与经济苦难作了令人信服的分析，并指出应对这些苦难负责的一些群体。书中用既有哲学意味又大众化的方式对个人、社会和民族有重要意义的问题所作的全面分析，在那个时期是独一无二的。在那个痛苦、失落的时代，艾思奇的这些分析在感情上的魅力是显而易见的，《大众哲学》的魅力大部分来源于这些分析。”[33]我们把泰瑞·博登霍恩的解释称为解释七。
下面我们就对这些解释是否有效和充分继续加以评论。
三 评论
以上各种解释可以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那么，有没有一种解释能说明我们第一节所述的三个“奇迹”呢？或者，把它们加在一起是否就能说明前述的奇迹的发生呢？
我们已经说明了解释一、解释二、解释三的不成立或不充分。那么，解释四至解释七呢？
让我们先来看看解释七，的确他的分析已经够细致了。但是像外形、结构、语言这三个因素，做得好可以让读者耳目一新和有美感，却不能改变读者的思想。泰瑞·博登霍恩在分析外部原因时，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现状来说明《大众哲学》的现实性、时代性，这与解释六的“亲近生活”，解释五的“关注现实、贴近生活”，甚至解释二和解释三的“时代的需求”，可以说是英雄所见略同，因而也同样地是不充分的。至于说到《大众哲学》中的比喻和举例，别的书也有运用呀，它到底有什么不同之处呢？不错，这种比喻和举例，能够增加吸引力，但是，具备解释七所说的这几条，远不能说明任何奇迹的发生。
再看解释六。解释六中，第一和第四条是说明《大众哲学》的现实性、生活性，第三和第五条是说明它的表达方式的独特性、合理性，第二条是说明它的内容的科学性、准确性。李兵对哲学与生活的关系、哲学的通俗化问题都提出了卓越的见解。例如他说的“没有哲学的生活是肤浅的生活，脱离生活的哲学是空洞的哲学”[34]，我认为是至理名言。他说的“哲学的通俗化与其说是哲学思想的浅显化，不如说是哲学思想的深化”[35]，哲学的通俗化“还是哲学发展的方式之一”，“哲学通俗化的本质是让源于生活的理论重新回到鲜活的生活中”[36]，我认为这些话含有深刻的洞见。但是，构成解释六的这五条，仍然没有明确地揭示出《大众哲学》的某些特别之处（当然这不是他的那篇文章的主题，他没有必要在那篇文章面面俱到地讨论这个问题），即那特别以致可能发生“奇迹”的地方。看起来这五条似乎很全面，因为第一、第二、第四条谈的是内容，第三、第五条谈的是形式，但这里的内容与形式并不一定是相互支持的，“内容与形式的辩证关系”使得问题相当复杂。例如，一般说来，与形式相比，内容应该是决定性的因素，一本书的内容如果具备第二条所说的科学性，这样它就朝成功方向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但是第三条通过“教科书哲学”的例子，让我们了解到仅仅具备这种“内容”是根本不够的。
解释五的新颖之处在于它的第三条和第四条。特别是第三条“必须重视教会大众学哲学用哲学”，“重视”是对的，但是“教会”，只怕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也不容易办到。第四条“必须具备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性质”，这既谈到时代性、现实性，又谈到创新性，可以说是一部好作品的充分条件。但这个条件又相当的模糊，因为有多少创新、什么性质的创新，这里面有很大的分别。问题在于，一部作品即使具有解释五所说的四条，它可以算得上是好的作品，但还不一定就是好的哲学著作，哪怕它已经是一部“哲学”著作。
我之所以断定解释五、解释六、解释七都不足以解释《大众哲学》所带来的奇迹，是因为它们都没有提到或者说不够重视一部现代的哲学著作所必须具备的最重要的品质，这就是“论证”（argument）。强有力的论证是一部哲学著作具有说服力的源泉。一部哲学著作可以没有新奇的“形式”，语言可以不“通俗”，甚至晦涩难懂，但必须有论证。因为有论证，它的结论才可以经受住反驳，才可以成为智慧的石碑而屹立于思想的田野。哲学与艺术是不同的，艺术可以感染人，而哲学则需要说服人。好的作品，无论是哲学还是艺术，仅有现实性、生活性还是不够的，它还必须能打动人。艺术打动人，带给你喜怒哀乐，就是说它感染了你，靠的是它的美与情趣。哲学打动人，带给你知识智慧，就是说它说服了你，靠的是它的严密的论证。
《大众哲学》中有论证，几乎每页都有，不管艾思奇是有意或无意而为之。而且这些论证是非常自然的，作者跟读者对话，就像拉家常，使得这些论证往往不露痕迹——没有任何刻意的痕迹。或许正因如此，《大众哲学》这一关键性的特征，竟逃出了许多研究者的视线，成为《大众哲学》成功的一个秘密法宝。
尽管它是“秘密”的，但毕竟它又是《大众哲学》的一个显著特征，一个极为重要的特征，是它获得成功、引发“奇迹”的一个关键，不可能完全不被人们察觉。一个与《大众哲学》关系极为密切的人，也与艾思奇关系密切的人，该书的出版商黄洛峰是明白这个关键点的，所以他的解释（解释四）中第二点提道：“它不仅向读者指出是什么，而且向读者解释为什么。”解释为什么，就是论证。
四 论证
《大众哲学》中有很多很多论证，我想这是不争的事实。李维武教授在《从唯物辩证法论战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对艾思奇〈大众哲学〉的解读》这篇重要论文中，[37]就仔细地分析了艾思奇是如何在《大众哲学》的第四章中对唯物辩证法的三大规律作具体讲解和生动论证的，展示了艾思奇高超的论证技巧，指出艾思奇把“许多辩证法唯物论的深刻道理，经过他的深入浅出的阐释，变得很具体、很形象、很易懂了，……”[38]
详细分析《大众哲学》中的论证，是一件饶有趣味的事，但这不是本文的任务。不过，明了《大众哲学》中到处都有论证作支撑，对于我们明白这本书的成功，却是很有帮助的。明白了这个道理，才能正确地借鉴《大众哲学》的成功经验，提高我们哲学界今后的写作水平。
论证为什么重要？论证在《大众哲学》中起着什么作用？哲学是讲道理的，讲道理就需要论证。有了那些论证，哲学是活的；离了那些论证，哲学是死的。因为，是论证使哲学的命题站得住，成为结论；没有那些论证，命题成了无源之水，成了孤立的、武断的、抽象的教条。孤立的“命题”甚至不是命题，而只是由一串词组成的句子。我在《分析与综合二分问题研究》一书中曾论证过：任何句子，都不必然地表达出某个命题，都需要语境或模型等因素使得它成为一个具体的命题。[39]孤立的句子的意义是什么，往往是不确定的，它是抽象的、苍白的。论证，便有助于形成这样的语境。一个命题，往往连着支撑它的其他命题而被人们所认识，在人的思想中它不可能是孤立的。这样的命题才是有根基的，它的意义才是确定的。处于一定语境中的命题，不仅连接着支撑它的命题，即它的前提，也连接着它所支撑的命题，即它的逻辑结论，即从它所生出的命题。因此，在思想中的命题，是处在这样一个纵横交错的立体的网络之中，与其他的命题形成一种有机的联系：一方面它连接着那生出它的命题，即它的前提；另一方面它连接着从它和其他的命题所生出的命题，即它的结论；它不仅与它的前提和结论发生联系，也与那些与它共同生出其他命题的命题发生相互作用。在这幅景象中我们看到，一个个的命题是活生生的、是有生命的。一些命题与另一些命题相互连接，构成一组命题，以共同说明一类现象。一组命题与另一组命题或相互支持，或相互补充，从而构成一个理论，成为一个有关特定领域的命题团。一团一团的命题或相互一致，或相互矛盾，它们形成不同的学科门类、不同的学说。
在艾思奇心中，哲学是活的，是活生生的人的实实在在的世界观；正确的哲学命题是活的，因为连着它们的那些论证逼得我们承认它们的正确性——事情就只能是那个样子。他表述那些命题连同对它们的论证，所以他写出了那种鲜活的东西。一些哲学教科书，由于畏烦琐，或者由于不懂得命题与其论证的那种天然的血肉般的联系，抽去了鲜活的论证，所以成了死的枯燥乏味的僵尸。
艾思奇表述那些命题连同对它们的论证（主要用的是例证），在他看来只是一种尝试，因为他要“接近一般读者”，所以他“说话不怕幼稚，只求明白具体”[40]。为了达到这种“明白”，他的内心是有斗争的。他说，“我要把专门研究者的心情放弃了，回复到初学时候的见地来写作”，“我以为如果每一句理论的说话都要随伴着一句事例的解释，在专家看起来是浅薄幼稚，通俗读物所要求的却正是那样的东西。通俗读物要求从头到尾都有明白具体的解释，因此每一篇都把一件具体的事例做中心”[41]，这样，《大众哲学》就写入了大量的对事例的引证，这也就是例证。“这样的写法是不是不对呢？这是要由我们的读者来评判的，因此就不顾一切地这样尝试了。”[42]结果他获得了空前的成功，这对于艾思奇本人来说，也“实在是一件意外的事”[43]。之所以意外，是因为艾思奇“对于自己的工作的意义实在认识得不够”，他以为他只是做了“理论的通俗化”，而他曾经“把理论的深化看得比通俗化更重要”[44]。但是，艾思奇后来就认识到他的工作的全部意义吗？其实，就是在今天，也只有很少的人领悟到“哲学的通俗化”意味着什么。
五 通俗化
认为《大众哲学》是“一本通俗的哲学著作”[45]，这是从作者自己和李公朴在该书的写作和刚出版的时代起就有的看法。如果说可以有科学的通俗化，即科普作品；那么为什么不可以有哲学的通俗化，即通俗的哲学著作呢？但是在那时，李公朴也说：“‘通俗化是不是可能呢？’大家都在怀疑，有的人甚至于认为通俗化无论如何做不到，要通俗，就会流于庸俗。”[46]艾思奇的这本书证明了通俗是可能的，而且通俗可以不庸俗。
但是，时至今日，仍然有人不认为哲学能够被通俗化。例如，俞吾金指出：“把哲学通俗化乃是一堂·吉诃德式的无益的举动”[47]，因为，“哲学作为一门抽象思维程度很高的学科，拥有自己独特的话语世界。要了解哲学的这一特征，也许只要读一读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逻辑学》和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就行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能否用一种日常的、通俗的语言，把上述哲学著作的基本思想不走样地表达出来呢？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48]。
有意思的是，俞吾金也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专家。他的上述意见是写在一篇副标题为“读《苏菲的世界》有感”的短文中的。他认为挪威作家乔斯坦·贾德的《苏菲的世界》就是一部试图把哲学通俗化的作品，尽管它很畅销，却是一本很平庸的书。也许《苏菲的世界》是哲学通俗化的一个失败的例子。俞吾金如果真想使自己的观点有说服力，就应该拿人们普遍认为哲学通俗化最成功的例子来分析，例如拿《大众哲学》来剖析一下。这样，如果他要坚持他的哲学不可通俗化的观点，就必须要同意下面的两种观点之一：或者马克思主义不是哲学，或者《大众哲学》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至多是走了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这里的“通俗化”是什么意思？不就是让它变得容易理解、容易明白吗。如果它变得容易理解、容易明白，即变得“通俗易懂”，岂不是有更多的人能理解、明白它吗？因此，“通俗化”是有利于“大众化”的。反过来，如果一个理论已经是大众的，即已经被普通大众（即占成年人口的大多数）所理解、所把握，那它一定是不太难理解的，比较通俗的。于是我们看到，“通俗化”与“大众化”这两个概念是密切相关的。
于是，我们看到人们这样称赞艾思奇：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大众化的第一人”[49]，艾思奇本人也被誉为“大众哲人”、“人民的哲学家”。这一切似乎理所当然，因为艾思奇的确是在中国向人们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并取得巨大成绩的第一人。他让许多人从不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到了解、到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的人后来甚至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如黄楠森，他说过：“我初读这本书至今已有40多年了，但它使我茅塞顿开、豁然开朗的情景犹历历如在目前。”[50]
但是，如果我们认为存在哲学的通俗化这回事，特别是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俗化这回事，就会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存在着两个（或多个）“版本”，即“本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这个哲学的（各种）通俗化版本。而且，如果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俗化是必要的，那么，这里的潜台词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通俗化才能为大众所理解。对于别的哲学也许可以这样说，但是恰恰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样说意味着某种悖论。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它的创始人那里，也就是大众哲学，既是为了大众的利益的哲学，也是大众可以理解的哲学。（当然“大众哲学”的这两个概念是有区别的，但在这里它们是一致的。“大众哲学”的第三个概念是大众所主张的哲学，本文不予采用。）为什么是大众可以理解的哲学呢？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根本上说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即彻底的唯物主义，而“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51]。所以彻底的唯物主义能够说服群众，能为群众所掌握。并且在德国，大众——工人阶级，也是最能理解唯物主义理论的，“德国人的理论兴趣，现在只是在工人阶级中还没有衰退，继续存在着。……德国的工人运动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52]。
所以，那种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通俗化才能为大众所理解的观点，本身是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违背的，本身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误解。也许他们争辩说：“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中的“彻底”，与“彻底的唯物主义”中的“彻底”，不是一回事。那么，他们是否承认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彻底的理论呢？如果承认这一点，那也就够了。或者他们要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彻底性，或者他们要否定“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或者他们要说这两者中的“彻底”不是一回事。那么在他们看来又应该如何理解“彻底”呢？马克思说：“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53]唯物论比二元论彻底就在于它抓住“物质”这个一切事物的根本。唯物辩证法的“彻底”就在于它“不崇拜任何东西”的批判性和革命性，它不固执于任何教条和假说，它的理论基础是直接建立在人的实践之上，它只把实践作为理论的目的和真理性的标准；而实践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最为根本的东西。任何不敢面对批判的理论从来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是彻底的。理论之所以不能说服人，或者是由于它脱离实际，从而不能在实践中显示其真理性；或者是由于它自相矛盾，或与现实相矛盾，从而在实践中已显示其为谬论；或者是由于它的模糊歧义，从而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明确，以便够资格成为一个理论，以运用于实践中去。凡此种种，都是由于理论没有抓住“实践”这个根本，它所能抓住的只能是一些枝节的东西，这样的理论当然谈不上“彻底”。既然彻底的理论能说服人，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彻底的，那它又怎么可能不为大众所理解呢？答案大概不外乎是：（1）大众没有时间去学习和理解。（2）大众没有能力理解（智力不够）。（3）它使用了大众不熟悉的语言。可是，对于原因（1），无论是否把马克思主义通俗化，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而答案（3）也与现实不符：就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而言，他们使用的是欧洲大众熟悉的自然语言——德语和英语等。对于原因（2），如果认为只有一种马克思主义哲学，而大众没有能力理解它，那么是否将之通俗化都不能改变它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因而也没有必要通俗化了。如果认为有两种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妨称为“本来的”和“通俗化的”，大众能理解“通俗化的”而不能理解“本来的”，那么这种“本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成了一种失败的哲学，因为它本意是面向大众、为了大众、指导大众的实践，现在却甚至不为大众所理解。另外，马克思主义者一般都认为人民大众是最聪明的，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历史的创造者，所以他们不能赞同（2）。
再说，那种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存在着“本来的”版本和“通俗化的”版本，也是一种思想混乱的表现。不错，我们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的著作，这些著作中有很多是讲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也有大量的其他人的讲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著作，如卢卡奇、普列汉诺夫、布哈林等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包括苏联和东欧的一些哲学教科书，也包括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以及我国其他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以及我国的一些哲学教科书。我们不能把这些哲学著作这样二分：称其中一些是“本来的”或“正宗的”，另外一些是“通俗的”，因为这种划分没有任何根据。至多我们只能按照时代来划分，例如把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著作称为“本来的”，其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称为“后来的”或“派生的”。或者按照国别来划分：德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俄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等等。
不错，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是多种多样的。有的写得好，有的写得差；有的好理解，有的不好理解。如果我们把好理解的称为“通俗的”，那么不好理解的该称作什么呢？姑且称作“不通俗的”。那么，马克思本人的哲学著作也许要分为“通俗的”和“不通俗的”两大类，甚至于他的同一部著作也要分为“通俗的”部分和“不通俗的”部分，而且理解力不同的人对这两大类的分法和两部分的分法也不一样。国际上也不存在公认的这种“通俗的”和“不通俗的”分法。一般说来，与黑格尔、海德格尔的哲学著作不同，人们并不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著作晦涩难懂或者模糊歧义。这也意味着，我们没有把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哲学著作通俗化的必要，虽然我们很有必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大众化、时代化。
所以，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看，没有理由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通俗化才能为大众所理解，也没有必要把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哲学著作通俗化。
没有必要把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哲学著作通俗化，这并不等于说，我们不需要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发展，我们需要写得更好、更深入、更明白易懂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但写作这样的著作，似乎不宜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俗化”。称作“发展”马克思主义是更适宜些。因为只有准确的、更深入的把握，才可能做到更通俗、更明白易懂地叙述。列宁说的“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最高限度的通俗和简单明了”[54]就是这个意思。
也许有人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个体系，有些部分简明易懂，有些部分比较难懂（例如辩证法）。把比较难懂的部分写得简明易懂，为什么不可以称为“通俗化”？我们对此的回答是：这是如何能做到的？如果可以这样做，那个所谓的“比较难懂”的部分，也只是在某个阶段比较难懂，以后还是成为简明易懂的了。用“比较难懂”称呼那个部分，便只有暂时的、相对的合理性。这种“通俗化”，至少是一种叙述或论证方法的改进，称它为“发展”比称它为“通俗化”更为合理。
也许有人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著作所使用的语言是多种多样的，有德文的、有英文的、有俄文的，等等。对于我国大多数读者来说，只有中文的才是可以理解的。把外文的我们不懂的著作翻译成我们懂的中文著作，是一个把不懂的对象变成易懂的东西的过程，就是“通俗化”。我们认为持这种观点的人是少之又少，因为我们的语言是把这个过程称为“翻译”，而不是称为“通俗化”。即使翻译的时候，用的外文著作不止一本，并且也不是全部都翻译，而是重新加以编辑（《大众哲学》显然不是这样做出来的），但这也未必就有理由称为“通俗化”。如果非要换一个词，我看用“中国化”也比用“通俗化”准确。当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是一个远为复杂、含义远为广泛的概念，把外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翻译成中文，使它们为国人所了解和把握，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很小的含义。让马克思主义哲学说汉语（用汉语说出来），这是其中的另外一个含义。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这是其中的又一个含义。但无论是哪一种含义，都不同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俗化”。除非我们把“通俗化”理解为“入乡随俗”，但我们不做这种理解。
所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写得明白易懂，是不宜说这是“通俗化”的尝试。这倒不是由于“通俗化”让人容易联想到“庸俗化”，因为这里的实质其实是“大众化”，即让更多的人有机会了解它、理解它、把握它、运用它。但“大众化”不是书本身或作者个人能够做到的，它是一个社会过程，与社会的时代背景、政治经济状况密切相关。
如果有人说，假如某人A写出了一本比别的著作更好懂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为什么我们不能说A作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的工作？我们认为，仔细分析起来这里的情况是：或者A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即把它写得前所未有的明白好懂；或者A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本来好懂的部分单独写了出来，因而让更多的人有机会了解、明白、甚至于能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一部分，这时A的工作实际是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或者A的这种情况是相对于中国而言的，而国外已经有了同类的或内容差不多的著作，A所做的工作是翻译和重新编辑一下，使之让中国人觉得更好懂，这时A的工作实际是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大众化。所有这些说法都比说“A将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要准确。
于是，我们否认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这种熟知的说法，认为它是一种不准确的、经不起反思的说法。我们把“通俗化”解构成“深化”、“大众化”和“中国化”。结论是：《大众哲学》不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俗化”，而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或“深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卓有成效的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又早又好的典范。
六 秘密
现在我们要回到对《大众哲学》的奇迹的解释。几乎所有的解释都认为“通俗化”是其成功的重要原因。例如，王伟光在2009年还写道：“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普遍真理吃透，用以回答中国的实际问题，在与实际的结合中升华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成果，并使之通俗化、大众化，为群众所接受，这是《大众哲学》成功的最重要的内在原因。”[55]现在我们把“通俗化”这一条解构了，这里便只剩下“大众化”、“中国化”这两条以及多少有些神秘的“深化”或套话“发展”。“中国化”显然不是成功的根本原因，因为“中国化”的作品很多，而成功者只是少数。而“大众化”也只是成功的现象，它不能用来解释这种现象。所以，在王伟光所代表的这种说法中，《大众哲学》的成功原因实际是一个秘密。
让我们再回头看看对《大众哲学》成功的解释四。它的第一点“通俗化、大众化”就像王伟光的说法一样几乎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它的第二点“讲思想、讲方法”中，“思想”是指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就是“论证”。这个“论证”的特点就是运用具体事例的例证，体现了“通俗性”，所以第二点进一步说明了第一点，二者是统一的。这两点统一地看更能说明问题。所以，黄洛峰的这个不为人们所特别注重的解释是点到了《大众哲学》成功的秘密，但也只是“点到为止”。因为他只是在第二点中才点到了这个“秘密”，并且被“通俗的”不能说明问题的第一点所掩盖。
把所有这些解释加在一起，我们是不是找到了《大众哲学》的奇迹的原因呢？
首先，它的内容是新哲学，是一个密切联系现实的、在时代的舞台发挥着重要影响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一部能够救命的书，要么是说明如何治疗身体疾病的医书，要么是说明如何治疗心灵疾病的哲学或宗教书，要么是说明如何治疗社会疾病的政治或经济学书。一部能让欲自杀者重生的书，多半是关于人生哲学的书。一部能影响国家政局的书，那当然是一部政治或政治哲学的书。而马克思主义，有三个相互密切联系的组成部分，即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所以，一部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书，能够“救命”和影响政局，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但是，在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之前和同时，已经有别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书。[56]它们面临的是同样的时代条件。别的书没有引起这种奇迹，又是为什么？艾思奇在《大众哲学》中做了什么？
我们认为，艾思奇在哲学上做了这样一件事，即表明了辩证唯物主义这种新哲学是真理。因为他对辩证唯物主义的诸基本原理作了论证，且他的论证是有说服力的，是用读者熟悉的、读者身边的生活实例加以论证的，让读者明白易懂、心里踏实、有豁然开朗之感。
而且，《大众哲学》对新哲学作了较为系统的介绍。即使它没有展现辩证唯物主义的全貌，但它却把辩证唯物主义写成了说理的、彻底的、系统的哲学，并且在与其他的哲学相比较中显示出其正确性，因而是真理。是真理，才最有说服力，才能像灯塔那样把心灵照亮。
还有，艾思奇让大众觉得新哲学是这样亲切和真实，哲学是这么有用，它能解决人生的大问题。而不是像今天，人们觉得学哲学无用。当哲学远离了大众，大众也就远离了哲学。当哲学远离了大众，却不意味着哲学的高深，也许只是哲学自己迷茫了、迷失了。当哲学走近大众，也不意味着哲学的肤浅。其实，哲学和宗教一样，都要切入人心。苏格拉底是这样，海德格尔也是这样。艾思奇也许不是最深刻的，但却是最真诚的。艾思奇人真诚，写的书也真诚。毛泽东不止一次地对他人说：“艾思奇是好人，好就好在老实忠厚，诚心诚意做学问”[57]，这就是说的他的真诚；而且说“老艾同志不是天下第一好人，也是第二好人”[58]，这是说的他的真诚的程度。哲学只有像艾思奇那样真诚，才能走向大众，才能获得大众的信任，才能打动大众。相反，蒋介石讲“诚”，却没能获得大众的信任，人们都能看出它的虚伪。
所以，我认为，真诚地说理和论证，是《大众哲学》成功的诸多重要因素中没有被人们重视的关键因素，是其成功、甚至发生奇迹的一个秘密。通过这种论证，艾思奇（也许是无意中）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所以，这是一部经典之作。我们不必拔高它，但是应该给予它应有的位置和评价。
[1]银福禄：《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奇》，《理论研究》2010年第5期，第51页。
[2]杨苏：《艾思奇传》，云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80页。
[3]谢本书：《战士学者——艾思奇》，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31页。
[4]同上书，第132页。
[5]谢本书：《战士学者——艾思奇》，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31页。
[6]艾思奇：《大众哲学》“出版说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
[7]谢本书：《战士学者——艾思奇》，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35页。
[8]杨苏：《艾思奇传》，云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81页。
[9]同上书，第438页。
[10]谢本书：《〈大众哲学〉的历史定位》，《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第22页。
[11]杨放之：《出版〈大众哲学〉得到的启示》，《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奇》，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年版，第37页。
[12]同上。
[13]艾思奇：《大众哲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4页。
[14]艾思奇：《大众哲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页。
[15]马积华：《马克思主义哲学现实化的开拓者》，《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奇》，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年版，第54页。
[16]卢国英：《哲学理论工作的正确道路》，《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奇》，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年版，第117页。
[17]同上书，第118页。
[18]谢本书：《〈大众哲学〉的历史定位》，《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第23页。
[19]谢本书：《战士学者——艾思奇》，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0页。
[20]谢本书：《战士学者——艾思奇》，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0页。
[21]吴倬：《〈大众哲学〉与哲学的大众化》，《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6年第7期，第45—48页。
[22]同上书，第45页。
[23]同上书，第48页。
[24]李兵：《让哲学亲近生活——艾思奇〈大众哲学〉给我们的启示》，《昆明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第68页。
[25]同上书，第69页。
[26]李兵：《让哲学亲近生活——艾思奇〈大众哲学〉给我们的启示》，《昆明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第69页。
[27]同上。
[28]同上书，第71页。
[29]同上书，第72页。
[30]徐素华：《艾思奇研究在国外》，《哲学动态》1996年第6期，第37页。
[31]同上书，第37—38页。
[32]徐素华：《艾思奇研究在国外》，《哲学动态》1996年第6期，第38页。
[33]同上。
[34]李兵：《让哲学亲近生活——艾思奇〈大众哲学〉给我们的启示》，《昆明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第68页。
[35]同上书，第70页。
[36]同上书，第71页。
[37]本文初稿写于2011年3月，当时未能读到李维武教授的这篇重要文章。感谢匿名审稿人的提醒。
[38]李维武：《从唯物辩证法论战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对艾思奇〈大众哲学〉的解读》，《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1年第6期，第28页。
[39]周文华：《分析与综合二分问题研究》，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62—166、173—174页。
[40]艾思奇：《大众哲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280页。
[41]艾思奇：《大众哲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280页。
[42]同上。
[43]同上书，第277页。
[44]同上。
[45]同上书，第3页。
[46]同上书，第1页。
[47]俞吾金：《俞吾金集》，学林出版社1998年版，第89页。
[48]俞吾金：《俞吾金集》，学林出版社1998年版，第85页。
[49]银福禄：《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奇》，《理论研究》2010年第5期，第51页。
[50]黄楠森：《哲学通俗化的榜样》，《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奇》，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年版，第382页。
[5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页。
[52]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4页。
[53]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页。
[54]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全集》（第三十六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67页。
[55]王伟光：《艾思奇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学术探索》2009年第3期，第2页。
[56]张弓长、刘建国：《艾思奇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大贡献》，《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奇》，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年版，第304页。
[57]苗体君：《大众哲学家艾思奇鲜为人知的传奇人生》，《党史博采》2010第3期，第12页。
[58]同上书，第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