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文献研究综述

美国人类学家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将文化区分为“大传统”（great tradition）和“小传统”，大传统是指代表着文献文化的上层知识社会的文化取向；小传统主要指民间社会自身所创造的文化。乡村文化是丰富多彩的，村落中教育的小传统往往游离于主流研究话语之外。应该看到大传统式的乡村教育研究固然有其自身价值，但是难以摆脱单线进化论相对空泛的弊端，让人无法触摸到乡土社会的真实性，这样乡土社会的真实教育图景往往淹没在政府宏大的主流话语中去，政府的教育改革离乡村教育的真实需求也越来越远。

近年来，乡村教师作为一个特殊的文化群体逐渐受到学术界的关注，但是既有的研究成果大多从国家教育政策或政府的宏观规划出发，采取一种自上而下的研究视角，分析乡村教师发展现状及其问题，忽视从乡民的教育需求、乡村文化变迁来研究乡村教师，忽视从国家与地方社会互动中考察乡村教师角色演变、功能及其存在的缺陷。

（一）乡村教师研究的义务教育视角

王嘉毅的《农村中小学实施素质教育的困难与对策》详细地分析了农村中小学教师在实施素质教育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并从新课改的背景下提出提高农村中小学素质教育的若干对策；袁桂林的《农村中小学教师问题浅议》一文认为，在义务教育经费问题基本解决以后，农村中小学教师队伍问题是关键，也是难点。农村中小学教师队伍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教师数量呈现出结构短缺；第二，教师队伍整体质量不高。论文从制度重建角度思考解决农村中小学教师问题。王嘉毅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基地重大项目《农村教师现状及改善策略研究》通过实地调查发现城乡教师素质差距进一步加大，尤其是在农村贫困地区，学校信息闭塞、硬软件缺乏、管理不够、师生素质较低，课题就如何全面提升农村贫困地区中小学教师专业发展，适应新课程改革，并自觉实现“现代教师”角色转换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和探讨。田慧生的《关于农村教师队伍建设问题的思考》，从义务教育政策视角分析农村中小学教师发展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并对农村中小学教师队伍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相应对策；新三片地区基础教育水平研究课题组关注到农村中小学教师的工资拖欠，代课教师问题以及“以县为主”的基础教育管理体制的落实情况，并对提高农村教师的工资待遇、社会地位提供了具体的政策建议；中国与加拿大“增强乡村教师能力培训”项目团队的教育工作者们开发的《乡村教师能力提高手册》一书，设计能力本位教育、儿童早期教育理论、评估策略、教师协助组等主题模块，具有较强针对性和实效性，通过学校教育和实地培训，增强乡村教师的工作能力；周军的博士论文《乡村教师文化生态及乡村教育变革》，从文化生态视角探讨了乡村教师发展与乡村教育变革的关系。此外，唐松林主持的“小康视野中农村教师发展研究”课题；文东茅的《义务教育师资配置均衡化的政策选择》；孙学忠的《农村教师工资拖欠情况调查与思考》；于向东、胡宝生、赵光千主编的《农村教师素质提升丛书》；祁晓玲、刘世民主编的《四川农村教师生存状态调查及分析》；窦永庆、刘新昌的《苦啊，贫困地区的农村教师》；池文的《教师苦累的背后》；等等。这些研究直观地描述了农村教师发展的数量、质量、结构、效益、生活待遇与生存环境问题，对农村学校中的代课教师、民转公教师等群体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但是大多数关于乡村教师的研究仍停留在现象的描述以及生存状态的同情，只看到乡村教师现状的艰难性，对乡村教师发展问题的症结、原因及其影响因素缺乏深刻分析，更忽略了将乡村教师角色的演变与地方社区、国家权力的互动联系起来，从复杂社会历史文化背景^[2]中去探讨教师身份的国家建构与乡村生活的矛盾与冲突。

（二）乡村教师研究的教育学视角

我国的教师研究具有以下历程：20世纪80年代初期，“教师领域”研究主题集中在教师职业的重要性以及教师职业修养等课题上；80年代后期，关注的主题转移到教师劳动的特殊性、教师职业的地位与教师报酬方面；90年代后期，研究的主要焦点为教师职业的工资待遇、职业威信、职业成就等方面。^[3]但是已有的对教师研究的成果多停留在应然层面，追求应当“是什么”、“如何做”，表达对教师政策的诠释，缺少将教师置于特定的权力场域，放于更宽泛的社会、文化与历史背景中去探讨教师的成长史。近年来，一些研究成果开始将权力实践引进教师领域，胡金平的博士论文《学术与政治之间的角色困顿——大学教师的社会学研究》、刘云杉博士后出站报告《从启蒙者到专业人：中国现代化历程中教师角色演变》，从社会学的视域探讨了国家、社会和学校互动关系中教师角色演变中的冲突和困惑，揭示教师复杂的生存状态。

当前教育学界对教师发展研究的理论成果相当丰富，叶澜等著《教师角色与教师发展新探》，将研究重点不是放在“育人”这一通常被人关注的教师研究的热门主题上，而是放在教师如何“育己”这一通常被人忽视，然而却是对教育质量、教师生命质量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问题上，进而探究教师角色新形象，重建教师职业角色生命内涵。周南照等主编《教师教育改革与教师专业发展：国际视野与本土实践》，是关于教师发展研究的论文集，收录的绝大部分论文、报告选自“国际教师教育论坛”，从国际比较视野探讨了教师教育改革的最新进展，同时介绍了我国教师教育研究领域的一些重大研究成果和政策建议；傅建明的《教师专业发展——途径与方法》探讨了教师专业发展之路，包括基于“教历”的教师发展、基于“研究”的教师发展、基于“教学合作”的教师发展、基于“自主”的教师发展、基于“反思”的教师发展、基于“同伴互助”的教师发展、基于“专业引领”的教师发展。申继亮的《新世纪教师角色重塑：教师发展之本》分析了教师知识的内涵及培养；阐述了教师所需具备的人际交往、课堂管理、教育研究和教学监控四种能力；并围绕教师的职业动力，探讨了教师的职业承诺与组织承诺、工作积极性、教学归因等问题。Kathleen M. Bailey（贝利）、 Andy Curtis（安迪·柯蒂斯）、David（戴维） ^[4]探讨了教师职业发展的内在动力，强调追求专业发展，以自身为资源。将国外许多关于教师教育的新理念引进师范教育改革中去，但是在研究立场上多采取一种城市中心主义分析视角，教师教育政策没有考虑到我国城乡文化差别，忽略了农村教师教育与城市教师教育发展的异质性。在当前关于师范教育改革的讨论中，我们听得最多的是城市中产阶级的声音，在城市人的知识语境中，教师专业化无疑成为一种理所应然的事实，但是片面强调农村教师的专业化，因而失去了农村教师与乡土环境的互动，忽视农村教师的乡土性。乡村教育改革之所以陷入困境，其中重要的原因是农村教师之于农村的特殊价值未得以充分发挥。在赋予教师资格检定标准和国家身份的同时，乡村教师的乡土色彩逐渐淡薄，与乡村社区的心理距离逐渐疏远，乡村教师反而成为地方社区的异路人。事实上，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时代背景下，乡村教师是实现乡村社区和谐发展必须依靠的知识力量，重构乡村教师、地方政府和村落社区之间的关系，充分发挥乡村教师于农村的特殊价值，是本研究的重要创新之处。

（三）乡村教师研究的历史视角

20世纪以来，国家政权逐步向乡村社会渗透，作为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的缓冲力量——绅士阶层开始发生蜕变，自觉充当政权的合法代理人。“双轨政治”的良性循环发生断裂，自下而上的“一轨”实际上被取消了，城乡之间互动循环的社会结构被彻底打破，新式教育加速了乡村精英向城市单向流动，乡村士绅移居城市，新式教育反而加深了城乡文化差距，政府举办的新式教育与乡村社会格格不入。

自20世纪之初就开始的国家权力的扩张，到40年代已基本改变了乡村社会中政治、文化和社会的联系。国家权力的延伸与对社会控制的加强是在国家本身自觉现代化过程中实现的。

乡村中的新式教育代表了国家的力量向乡村社会的延伸。中国于20世纪初成立了现代型民族—国家，为了实现民族—国家的现代化，政府对基层社会的政权逐步进行了改造，并试图通过新的基层政权对社会—文化的变迁作统一规划，包括“新学”对旧学的取代、大众文化的传播以及对社会—文化的监视。乡村教师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群体逐渐从乡土文化中游离出来，纳入政府统一规划之中去，显示乡村社会中国家力量的在场。从“乡野”走向“庙堂”，乡村教师角色演变以及向国家体制内靠拢，与中国社会结构的近代转型相互契合。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费孝通、潘光旦、梁漱溟、陶行知、晏阳初等学者深入考察了近代以来乡村社会的败坏，以及乡村教育、乡村教师与地方社区疏远的状态。潘光旦认为，新式教育对于乡村社会来说，是一种“忘本的教育”，陶行知甚至大声喊出：“中国乡村教育走错了路！”^[5]20世纪30年代张宗麟先生谈到乡村教育、乡村教师与村民的隔阂现状，反问道：“中国至少办了三十年的学校，为什么乡村人民对学校还不信任？为什么乡村教师在乡村的威信一天不如一天？为什么乡村学校的毕业生不愿意住在乡村，大都想跑到城市里去？为什么没进过学校的农民对于种田的方法比许多农林学校的毕业生都有把握？”^[6]

应该看到，迄今为止，这些问题仍然无法解决，乡村学校、乡村教师与地方社区之间疏离的关系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乡村教师身在乡村心却背离乡村。

如何解决乡村教育、乡村教师与地方社区之间的疏离，梁漱溟认为，必须通过村学乡学这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组织代替以个人为基础的机械组织，教师与村民生活在一起，取得村民的信任。梁漱溟的理想是把全社会都建成一所学校，学校中心将废除官僚主义政府，通过教师与农民的联系，通过“政府学校化”以促进“社会学校化”，把农村改造成一个儒家集体主义思想的大学校。

在30年代的知识分子“下乡”和乡村建设运动中，乡村教师被认为是改造乡村生活的灵魂。梁漱溟主张“政教合一”或“富政合一”，并认为教师是可以把群众凝聚起来，而成为事实上的领袖的，《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设立宗旨及办法概要》这样说道：农村教师至少有两种伟大的作用：一是乡村的耳目。她容易感觉问题，亦有呼喊的工具——文字；二是乡村的喉舌。“果真除得几分乡村人的愚昧，果真乡村人受到祸害能呼喊出来，中华民族前途便有了希望，乡村建设便成功了一半。”“较有能力的知识分子，其在乡间将有第三种作用便是替乡间谋划一切建设事宜，好比为乡村添了脑筋。”陶行知认为，乡村教师必须具备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改造社会的精神。乡村教师足迹所到的地方，一年能使学校气象生动，二年能使社会信仰教育，三年能使科学农业著效，四年能使村自治告成，五年能使活的教育普及，十年能使荒山成林，废人生利。完成这些任务，乡村教师必须取得乡民的信任，“向农民烧心香”。晏阳初从河北定县的乡村建设运动中也深刻地体会到，要想“化农民”，首先必须“农民化”。

20世纪30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为本课题研究提供了可以借鉴的历史经验。乡村建设运动的领袖们认识到新式教育与乡村社会的疏离，力图弥合两者之间日益加深的鸿沟，重视乡村教师在乡村建设运动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但是由于受到当时特殊政治环境的干扰，乡村建设运动的倡导者并没有从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上探讨乡村教师的角色演变，以及政府、乡村教师与地方社区之间的互动关系。

（四）国家—社会关系理论及其在乡村社会中的运用

“国家与社会”的框架是研究村落社会经常采用的分析路径，国内学者对村落社会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也基本上秉承国家与社会分析视角。20世纪以来，乡村社会呈现一个重要的发展趋势：国家政权不断向村落延伸。国家力量介入乡村社会是理解20世纪乡村教育变迁的主要参照系。从国家与地方社会框架，分析国家政权、村落和学校之互动关系，并置于文化变迁的视野中探讨国家教育建构与乡土社会、地方性知识的冲突，以及不同类型权力的互动。

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的民族—国家理论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1985年，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在《民族—国家与暴力》一书中，对现代社会转型进行了独特的论述。吉登斯认为，现代社会转型除了“生产力”的提高（马克思）、人的理性化（韦伯）、社会分工之外，更重要的是国家形态的变化。吉登斯具体考察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从传统国家、经绝对主义国家、到现代民族—国家的演变过程，现代民族—国家是以行政力量、公民观以及全球化为其推动力，而主要的基础是配置性资源（allocative resource）和权威性资源（authoritative resource）的增长。吉登斯认为，这两种资源是不可分的，他们的联系机制就是“工业化”。工业化不仅导致物质资源的增长，而且还导致“工业主义”作为一种行政力量和个人行为取向的发展以及权威资源的开发。总之，民族—国家的成长史是以社区内部的人民不断地从地方性的制约中“解放出发”，直接面对国家的全民性规范、行政监视、工业管理、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制约的过程。

在传统国家时代，国家与社会关系较为松散，国家只有“边陲”而没有“疆界”，政府对社会的行政控制被限制在城市之内，同时国家象征体系与宗教同一般人民的“民俗”还保持相当大的距离，这便导致监视力的软弱。从传统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标志着国家政权通过各种力量渗透到地方社会，日益强化其监视力。吉登斯认为，所谓“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差异，主要在于现代社会是以民族—国家为特征，其突出的表现是国家与社会的高度融合。造成这种国家与社会高度融合的动因，包括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变迁，同时也包括其他三种力量的发展：以信息储存和行政网络为手段的人身监视（surveillance）、军事暴力手段的国家化以及人类行为的工业化主义。

萧凤霞在《华南的代理人与受害者》一书中通过剖析20世纪40年代的广东新会县环城乡，指出在传统时代，中国的地方社区离中央权力机构行政控制中心较远，具有较大的自主性。20世纪以来，国家的行政力量不断向下延伸，通过培植和拉拢地方精英，并把这些地方精英吸纳到国家势力控制范围，利用他们的关系网络来控制乡村社会。乡村的权力体系已经完成了从相对独立向行政“细胞化”的社会控制单位的转变，造成社区国家化的倾向。萧凤霞据此提出中国社区与国家关系的变化经历过传统时代县以下社区的相对独立性，向一个世纪以来的行政“细胞化”转变。

杜赞奇运用日本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在1940—1942年编辑的《中国惯行调查报告》作为资料来源，分析了华北乡村社会变迁特点。杜赞奇提出“国家政权建设”和“权力文化网络”的概念，并进一步分析华北乡村“国家政权内卷化”。

20世纪以来，国家的行政力量不断地向乡村延伸，使社区成为“细胞化”的社会控制单位，把新的政治精英阶层改造成为这些“行政细胞”的“管家”，造成社区国家化倾向。

村落中的学校是国家权力延伸的重要标志，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村落文化权力运作。村落中有能力的人通过新式教育实现社会流动，人才外流又加深了城乡文化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