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中国传统廉政文化现代转换的动力分析

中国传统廉政文化是中国古代农耕社会的产物，其必然反映了中国古代农耕社会的经济、政治与文化要求。毛泽东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1]因而，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中国传统廉政文化不仅与农耕时代的经济、政治与社会特征相适应，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总是为其经济、政治与社会服务的。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进步，建立在农耕时代基础上的廉政文化体系，也必定因其所赖以建立的经济、政治与文化基础的解体而呈现出与新时代的种种不相适应性。从文化服务于经济与政治基础这一逻辑来看，传统廉政文化如果不根据时代的发展变迁而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势必会因其服务于旧时代的经济与政治基础而丧失其合理性。这就涉及中国传统廉政文化的现代转换问题。马克思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建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2]文化的转换，正是马克思所说的上层建筑变革的一种表现形式。所谓转换，是指事物的构造、性质与功能的转化及改变。文化的转换，是指文化的内容构成、性质与功能的转化及改变。中国传统廉政文化的现代转换，则是指产生于传统农耕社会的中国传统廉政文化，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地赋予其与新的时代特征相适应的新内涵、新特征与新功能，从而更好地为新时代服务。因此，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中国传统廉政文化存在着现代转换的必要。同时，由于廉政文化作为对政治与行政权力的一种道德诉求，在一切存在政治与行政权力的国家都具有其共性。也就是说，中国传统廉政文化尽管是中国古代农耕社会的产物，并为农耕社会的经济与政治服务，但若剔除其历史的与阶级的局限，它所呈现的合理性是不容置疑的，因为它反映了人类社会对政治与行政权力运行状态及价值目标的合理期盼。作为人类社会共性的一切文化遗产是应该继承与发扬的，这是文化之所以发展延续的根据所在。这也自然地为中国传统廉政文化现代转换提供了可能性。因此，中国传统廉政文化现代转换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这种必要性与可能性，构成了中国传统廉政文化现代转换的动力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