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新型文类：超文本文学的存在形态及纸媒追溯

作为数字时代语境下一种崭新的书写方式，超文本最初源于计算机信息技术，指的是一种基于非线性链接的数据库，网络便借助这种超文本技术突破时空的界限把“地球”变成了“村落”，“后信息时代将消除地理的限制，就好像‘超文本’挣脱了印刷篇幅的限制一样。数字化的生活将越来越不需要仰赖特定的时间和地点，现在甚至连传送‘地点’都开始有了实现的可能”。^[1]超文本一晃变成了当今世界最贴近我们生活的一个概念，甚至可以说超文本就是我们的生活本身。技术的进步让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变成了可以超越时空距离而随意通达的自由坦途，这似乎正是哈贝马斯所言的“交往行为”的合理化，“哈贝马斯将整个人类社会视为交往网络，主张将‘工具行为’和‘交往行为’区分开来。交往行为的本质是人们的相互作用。人类奋斗的目标不是使‘劳动’即‘工具行为’臻于合理化，而是使‘交往行为’合理化，即实现人类的解放、个体化、不受控制的交往的扩大”。^[2]显然，哈贝马斯的“网络”是隐喻的，超文本正是它的现实。不过，在超文本中，哈贝马斯的理论似乎又是矛盾的。在哈贝马斯那里，交往理性所针对的无疑是工具理性，但在超文本中，这种交往的广泛和自由所依赖的正是先进的网络技术，交往与工具似乎又相互融合了。可见，超文本不仅仅是技术本身，更是我们的生活，这种理念已渗透在社会的各个层面，文学便是其中一个最先有实体表现的领域之一，这首先表现在超文本文学的诞生。作为主流文学样式之外的特异形态，超文本文学往往是一个被忽略的存在，直到网络这种新媒介的风行，它才慢慢为世人所重视。实际上，含有超文本观念的文学作品常常以一种潜在的结构出现在我们的印刷文本中，并非仅仅是网络中的存在，只不过后者使其明朗化、现实化，从而清晰地凸显在接受者面前。本质上说，这种网络超文本文学的出现不但是书面超文本文学创作的历史积淀的结果，更是诸多超文本理念和文本理论的恰当印证，而并非数字时代突现的、如雨后春笋般涌出的文学“怪物”。文学走到这一步，有它的历史必然。同时，作为一种新型文类，超文本文学不同于传统作品，也不同于具有后现代色彩的文本，它有其自身的特异性。当然，任何一种新的文学艺术样式的出现首先都必不可免地遭遇到定义问题，关于超文本文学的定义复杂多样，本章首要的任务便是对此作出梳理和界定，然后在此基础上探析超文本文学的存在形态并作出相应的纸媒“拟超文本”追溯，以期对超文本文学的面貌作出全面而客观的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