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东北解放区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进程
我党在东北解放区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表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点。本书以中共中央及东北局关于中国革命及东北形势与任务分析和判断的重要文件或重要教育会议作为划分阶段的基本依据，将东北解放区思想政治教育划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一 1945年8月至1946年7月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在这一阶段，我党在东北还未放手发动群众建设巩固的革命根据地。抗战胜利后，在苏联、美国势力的干预下，我党我军争夺东北的战略方针及战争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
1.我党我军争夺东北战略方针的转变
抗战胜利后，东北作为全中国唯一的现代化工业地区及军事基地，且沃野千里，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如果能够控制东北，我军就获得了一个巨大的可靠的后勤供应基地，将在人力、物力、财力、武器上得到源源不断的支持。此外，东北与冀热辽、晋察冀、山东各根据地紧密连接，占领东北，就能摆脱我军长期受包围的态势。因此，国共两党都认识到是否夺取东北，直接关系到国共两党两军在全国解放战争中的成败。早在中共七大召开期间，毛泽东就断言“从我们的党，从中国革命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2]。1945年8月9日，中共中央通过广播得到苏军出兵东北的消息后，争夺东北的问题迅速提上日程。8月11日，朱德命令吕正操、张学思、万毅、李运昌等部向东北进军。冀热辽军区李运昌部首先率领部队13000人、地方干部2500人分三路向热河、辽宁、吉林进军，开始了中共中央要“独占东北”的战略计划。8月29日，中共中央给晋察冀分局、山东分局、晋冀鲁豫分局、华中局发出《关于迅速进入东北控制广大乡村和中小城市》的指示，指出：苏联为了维护远东和平与受中苏条约的限制，必将东三省交给国民党政府，但中苏条约中也规定苏联不干涉中国内政、支持中国走进步与民主道路。因此，我军在东三省的活动只要不直接影响苏联在外交条约上的义务，苏联会采取放任、同情的态度。此外，国民党在东三省没有基础，道路不通，三个月后苏军撤军，我党在东北三省和热、察地区有很好的机会。根据这些有利形势的分析，中共中央要求“晋察冀和山东准备派到东三省的干部和部队，应迅速出发，部队可用东北军及义勇军的名义，只要红军不坚决反对，我们即可非正式的进入东三省……控制广大乡村和红军未曾驻之中小城市”[3]。8月30日，我军解放山海关。此后，9月4日占领锦州，5日占领沈阳。同时，美军在青岛、天津、秦皇岛登陆，为了制衡美国在华势力及利益扩张，苏军对八路军进入东北的态度有所宽松。此时，抗联已在东北开展工作。[4]9月11日，中共中央判断“我党我军目前在东北极好发展”，利用国民党部队短期内不能到达东北的时机，“迅速发展我之力量，争取我在东北之巩固地位”[5]。中共中央决定从山东抽调4个师12个团共2.5万至3万人进入东北建立地方政权、组织地方武装。9月14日，中共中央东北局成立，并从各地抽调100个团2万多干部去东北发展武装。9月17日，中共中央制定“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总方针。此后，中共中央又下发《军委关于阻止国民党军北进掩护我向东北进军给刘伯承、邓小平等的指示》、《中央关于全力控制东北拒止蒋军登陆着陆给东北局的指示》、《中央关于增调兵力控制东北的指示》、《中央关于东北的工作方针等给东北局的指示》等命令指示，基本要求是：增兵东北，阻止国民党军登陆，力争独占东北，以争取同国民党谈判的有利地位。
1945年11月20日，苏联根据与国民党签订的中苏条约将长春铁路沿线各大城市交给蒋介石接收，我党中央被迫放弃“拒止蒋军，独霸东北”的战略，指示东北局在撤出大城市后，应迅速在东满、北满、西满[6]建立巩固的基础，作长久打算。此后中央陆续又下发《关于建立东北长期永久根据地给东北局的指示》、《刘少奇关于应以主要力量建立东、西、北满根据地致彭真电》、《中央关于集中全力发动群众给东北局的指示》，中共中央关于东北的工作指导方针是：在已撤退城市，组织地下党及其他组织，利用各种合法形式、组织形式、斗争形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东北的中心任务是建立可靠的根据地，主力干部及部队撤退到东满、西满、北满去建立根据地，放手发动群众、肃清土匪、整训部队、改造政权、组织生产等。从此，我党在东北的战略方针由迅速霸占全东北转变为通过军事战争及根据地的建设同国民党进行长期的斗争。
2.提出发动群众进行反奸清算斗争的任务
继山海关、锦州相继失守后，东北局于1945年12月8日致电中共中央：“独占东北目前已不可能”，“我们同顽军的斗争应有长期的准备”。“为了解决目前主力没有后方与扩大的阵地作依托之难”，提议创建辽热边根据地、辽西根据地、东北满等大小数块根据地，得到中共中央批准。[7]15日，东北局作出《关于目前东北的形势与部署的指示》，指出：国民党将从苏联手中接收长春沿线城市，其在沈阳、长春取得合法地位后，当地群众的盲目正统观念将更加明显，各地的反动武装将更加猖獗，造成国民党的声势将达到最大；我军虽然发展了部队，取得若干有利阵地，“但以干部及主力到达较迟，且不敷分配，各种工作，顾此失彼”，“群众才在部分地区发动，与群众联系尚浅，派出干部尚未生根（多半于11月下旬方到达工作岗位），而各地大批反动土匪，尚未肃清，以及东北人民盲目的浓厚的正统观念等，都成为我之缺点与困难”[8]。因此，提出东北的主要力量应该放在控制沿长春线两侧广大的中小城市及次要交通联结点，放手发动群众。12月24日东北局《关于发动群众工作的指示》，对群众关于剿匪工作的态度进行总结：未发动的群众对我军的剿匪行动普遍采取观望态度，发动起来的群众则逐渐打破正统观念，亲近共产党，我党的各种困难也易解决，“故争取群众，发动群众，乃各项工作中决定的一环。它作的不好，其他一切工作便不可能作好，我党在东北便不可能取得公开”[9]。31日，《中央关于集中全力放手发动群众给东北局的指示》，肯定了东北局关于发动群众工作的意见，指示东北局要切实督促全党全军迅速贯彻执行。“你们必须放手发动东北伟大的群众运动，不要害怕过‘左’而束缚自己手脚。我们的军队不论到任何地方，必须帮助群众剿匪，帮助群众反对汉奸、特务及进行减租、增资，群众才不会讨厌军队。任何军队都必须用心进行群众工作，即新军队亦必在群众工作中才能巩固起来。”[10]此时，发动群众及后方建设工作的重要性得到初步的认识。东北局领导东北军民开始了东北根据地的初创工作，对汉奸、特务以及反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清算工作，成为我党我军发动东北人民群众的突破口。其中，土地清算工作，从处理“满拓地”、“开拓地”[11]开始。“满拓地”、“开拓地”，是日本统治期间，霸占的肥沃土地，其中不少是从地主手中夺取的。许多地主在土地被夺后，成立土地经理人，继续进行租赁剥削。日本投降后，他们提出“物归原主”的口号，企图维持及恢复他们的土地占有权。针对这一问题，1946年1月18日，正在指导牡丹江宁安县群运工作的张闻天电告中共中央北满分局：“被没收土地不应退还原主，而应重新分配给无地与少地的农民，变为他们的私产。”[12]在分配土地的方法上，首先，政府颁发布告。然后，派出下乡工作团[13]去宣传土改政策，鼓动农民起来分地，一般派往一个县的干部组成一个工作团，下设若干工作队，分别进驻一个或数个村子发动群众；在农民群众全面地了解我党土地政策基础上，组织以无地或少地的农民积极分子为主要成员的分地委员会（即农会）。《关于处理满拓地、开拓地的意见》及1946年3月20日东北局发出的《关于处理日伪土地的指示》成为东北解放区指导分配日伪土地的指导性文件。为了彻底发动广大农民群众的力量，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颁发《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改变对地主阶级减租减息的政策为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在东北，由于中共中央及东北局的根本指导思想还没有从夺取城市的攻坚战思想中彻底转变，缺乏建立巩固根据地的明确观念，并未把主要力量放在放手发动人民群众问题上，东北根据地的依托作用只是在有限的范围内实现了。在全面内战爆发之前，从整个东北来看，我党我军基本还处在无地方党组织、无群众基础、无地方政权、无粮食、无经费、无医药、无衣服鞋袜的“七无”状态，解放区面积大为缩小，处在战略大撤退阶段。
3.提出新民主主义教育的总方针
1946年1月15日，《东北日报》发表林枫的重要讲话，他提出在教育方面要“废除法西斯的奴化教育，发展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教育，实行免费的普及教育，反对学校当局对学生的专制，实行学生自治，提高教职员的质量与待遇，优待科学家，教育家及文化工作者”[14]。这是我党首次在东北解放区提出新民主主义的办学方针。1946年6月，东北解放区各地教育界及中学纷纷召开关于中学如何实行新民主主义教育的座谈会、研讨会。6月1日，黑龙江省教育界在北安大学首次召开民主建国联合代表大会，全省13个县50多名代表参加，会议集中讨论教学方法，一致认为应废除体罚，实施感化诱导教育，并通过以肃清日伪奴化教育及国民党党化教育为基本任务、以建立新民主主义国民教育为根本目标的九条教育决议。4日，嫩江省教育厅召开中等教育座谈会，通过了以照顾贫苦子弟及救济失学青年、提高学生政治觉悟为主要内容的八条决定。11日，绥化召开教员大会，提出今后工作的五个基本要求：（1）确立为群众服务的观点，打破过去认为教育是清高的思想。（2）教育要普及化、大众化，和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联系起来。（3）努力研究学习新的东西，克服困难，改进教育。（4）做有利于人民的宣传，打破封建的奴化教育思想，贯彻民主思想。（5）以实际行动来反对内战，争取和平，为实现新民主主义教育而奋斗。特别强调，所有学生免费入学，人人享受平等的教育权利，废除体罚、成立自治会，学习内容与实际相结合。[15]《东北日报》全程报道了东北解放区关于开展新民主主义教育工作的方针决议及各地开展新民主主义教育取得的新进展和新成果，这为深入系统地进行东北解放区教育改造提供了方针、内容、政策和措施的指导。
4.明确教育为培养干部服务的基本办学方针
毛泽东曾在总结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发展的经验时，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16]在整个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的过程中，我党始终感觉受到干部紧缺问题的掣肘。在东北解放战争中，我党虽然先后派去两万多名干部，但是遇到的最大的困难仍然是干部严重缺乏。针对这一问题，一方面，中共中央相继把抗日军政大学、鲁迅文艺学院、中国医科大学等迁至东北解放区；另一方面各地兴办军事及干部学校，在我党掌握的各地中学办短期的政治训练班，利用有限的老干部培养更多的新干部，不断充实到党政军队伍当中。在各解放区民主政府的领导下，首先开始整顿日伪遗留下来的学校，如1946年春把吉林省伪国民高等学校改为延边公立两级中学、伪女子国民高等学校改为延边公立女子中学，同年5月，两所学校合并为吉林省立延吉第一中学，由曾任《东北日报》、《长春新报》记者及党支部书记的魏东明担任校长。[17]此后，我党在东北解放区关于旧有中学的改造工作陆续展开。1946年2月，致力于培养党政军各方面干部的东北大学在辽宁本溪创办，明确提出办学宗旨是培养“为人民服务的，献身于新中国新东北建设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教育、实业、医学等专门人才”[18]。同时，东北各地区民主政府也纷纷创办以培养干部为主旨的综合性中学教育，如东北中学下设农林、冶矿、电工、机械、采矿、师范等科目及师范短训班。在各地中学纷纷进行改造旧教育，实施新教育的同时，产业工人阶级也走进学校，接受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思想的训练。如1946年4月30日，东北工人大学招收电业、铁路、技工等各种产业工人300多人入校，“培养目标是能够担任各种工作及经营工厂之工人干部”[19]。老解放区“干部教育第一”的教育方针，逐步得到全面贯彻。
二 1946年7月至1947年8月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本书将东北解放区思想政治教育历史进程的第二个阶段，设定为从1946年7月开始，主要是考虑到，1946年7月7日，东北局发布了《关于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即著名的“七七决议”。从此，群众工作路线得到彻底贯彻，东北解放区进入了放手发动农民群众起来创建革命根据地的建设时期。
1.全党统一了放手发动农民进行土地改革的根据地建设思想
1946年7月3日至11日，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简称《指示》）的基本精神，东北局在哈尔滨召开扩大会议，分析了国内外及东北的形势，总结了东北建设根据地及阻击国民党的经验教训，在东北党的高级干部中基本统一了对敌强我弱、和与战、城市与乡村等问题的认识，突出强调了在干部队伍中必须扫除对和平抱有幻想的侥幸心理，确立了从事艰苦斗争的决心，把放手发动农民群众进行根据地的建设放在了各项工作的第一位。各解放区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以李富春为首的中共西满分局，发出《关于农民土地斗争的指示》，要求坚决动员80%—90％的干部下乡到农村中到农民群众中去，发动农民进行斗争，取得土地、取得武装、取得政权，斗争的口号是“反奸清算，防匪自卫”。东北解放区发动农民起来斗争的具体政策是：依靠雇农、贫农，照顾富农与分化地主阶级，麻痹中小地主，集中力量打击大地主。中央给东北局的《指示》中还特别提出了在土地斗争中要吸收贫雇农中的先进分子入党，建立农村的基层党组织领导农会开展斗争。根据这一指示，黑龙江省抽调1000多名干部，组成35个工作队深入农村发动群众。[20]东北解放区各地先后派出12000名干部下乡，开展发动农民进行土地改革的宣传动员及领导工作。农民的土地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东北解放区确立放手发动农民进行土地改革的根据地建设方针。一方面为我党我军的发展打下了巩固的群众基础，在参军支前运动中，广大农民群众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仅1947年在三下江南、四保临江作战期间，东北农民就支援前线7000万斤粮食。另一方面，使得东北解放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及军事的各项任务都紧密地与农村土改运动结合起来。
2.土改运动是一场深入细致的群众性政治动员运动
真正的群众运动，必须是群众自愿与自觉的运动，不但要有基本群众的先进部分参加，而且也要有基本群众的中间部分的大多数至少是多数参加（落后的部分暂时不参加是不可避免的），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在斗争行动之前，必须有一个准备群众思想的过程。[21]东北解放区农村土改运动中，我党总结出的农村工作经验是：在反奸清算[22]、平分土地、消灭“夹生饭”的各阶段，都要经历从群众思想酝酿成熟转变到群众直接行动，一切斗争的行动，不论是开会、斗争恶霸、分粮分地、组织农会，都必须由群众自己动手。只有放手让群众行动起来，群众才会真正感受到自身的力量，才能在同地主恶霸斗争时彻底撕破脸，才能在斗争中提高觉悟，为下一步的斗争打下思想基础。1946年10月，黑龙江省委在《关于深入发动群运问题给各地党委的信》中，强调：几千年来被压迫的农民要想翻身，土地要搬家、传统的被压迫思想要彻底改变，土地的奴隶要变成土地的主人，“绝不是轻而易举的，也不是一次斗争可以解决的。没有反复地启发、斗争、教育，是不可能的”[23]。因此，抛开土改运动中出现的一些脱离群众的偏差，可以说，整个东北解放区放手发动农民的过程，就是最广泛的群众性的政治思想动员的过程，是一个经历了宣传鼓动—进行斗争—深入宣传鼓动—深入斗争的过程。
3.东北解放区知识青年教育实现大发展
1946年9月24日，东北政委会发出《关于改造学校教育与开展冬学运动的指示》，明确“当前我们斗争的总的任务，是发动群众，创立根据地，建立民主政治，开展经济文化建设。教育工作，当然应服从这个总的任务。因此，我们的国民教育，就应配合着协助发动广大群众参加保卫和建设东北解放区的斗争。中等以上学校教育就应适应当前斗争需要大批干部的情况，以训练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建设人才为主要任务”。该《指示》强调，在东北，中等教育重于小学教育，中等教育中，师范教育第一，职业教育第二，普通中学教育占末位。[24]东北政委会在第三次委员会议上，成立以车向忱为首的教育委员会，着手编写中小学教材的工作，教材的基本原则是语文与政治结合，政治内容以解放战争、土地革命、生产建设为主。[25]东北解放区知识青年培养的基本方式，一方面是加大力度改造旧有中学。如1946年底，东北政委会指示东北大学抽调数十名干部组织工作组深入佳木斯联中、依兰联中、富锦联中、牡丹江联中、宁安联中、绥化联中、北安高师中、巴彦联中，进行广泛发动学生的思想改造运动，通过短期政治训练的方式为党政军等基层输送干部。另一方面，东北解放区各地军政等部门干部学校纷纷成立。1946年7月1日，东北军政大学在北安举行开学典礼，学校设预科、本科、入伍生队，招收一般知识青年，学习期限为半年。牡丹江军政干校、东北大学都扩大招生规模。此后，哈尔滨大学、东北行政学院、哈尔滨外国语专门学校等纷纷成立。至1947年2月17日，《东北日报》刊登《解放区教育大发展》，介绍东北解放区已有大学生千人、中学生3.6万人，小学生153万多人。[26]中学教育的目的在于为解放战争培养大批中下层干部。对知识青年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改造，自然成为中学教育的关键内容。在“七七决议”之后，东北解放区知识青年的思想改造，是与农村土地改革运动紧密结合的。我党掌握的各地中学纷纷开展了以土地问题为中心内容的知识青年思想改造教育运动。1946年10月，张闻天到东北大学作关于“农民土地问题”的演讲，他说：“现在在我们青年知识分子面前是一幕农民翻身的戏剧：《白毛女》。舞台就是农村，主演就是农民。我们知识分子站在哪一方面呢？是拥护，还是反对？还是不拥护也不反对？中间态度是假的，是伪装的。”他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起到带领农民翻身的先锋作用，在帮助农民群众翻身中实现与人民的真正结合，利用团结的力量打倒强大的国民党反动派。[27]通过到农村了解农民生活状况、土改情况，生动真实的社会活动更易于帮助知识青年改变错误的思想，密切与人民群众的联系。
三 1947年8月至1948年6月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这一阶段的划分，是因为在革命形势上，继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结束后东北进入战略反攻阶段，此后陆续发起夏季攻势、秋季攻势、冬季攻势及进入战略大决战阶段，这为解放区各项工作包括教育工作的深入开展提供了安全稳定的环境及革命必将胜利的社会氛围。1947年8月，东北解放区第一次教育会议的召开，标志着整个东北解放区的教育事业进入了一个有统一领导的全面深入的发展阶段。
1.东北解放区第一次教育会议
1947年8月9日至27日，东北解放区第一次教育会议召开，与会者有各省教育厅长及东北大学、哈尔滨大学、松江、合江、黑嫩、吉林、牡丹江、辽北、哈尔滨等地的40位中学校长，共百余人。凯丰明确提出会议性质是中学校长联席会议，设定会议主题是探索如何贯彻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会议中要解决的问题是：弄清东北知识青年的思想特点，统一东北各地中学的教育方针。此次教育会议的几项基本议题：第一，总结东北解放区一年来中学教育成绩及不足。在经验及成绩方面，董纯才介绍在正确坚持“干部教育第一，国民教育第二”的基本教育方针下，东北解放区创办了120个干部学校，在105所中学中，我党掌握了52%的学校，37%的学校派有少数教员外，只有11%还掌握在旧教员手里；一共争取了7000多名中学生参加革命，大部分参加了工作，小部分升入干部学校；我党掌握的部分学校中，削弱了盲目正统观念，革命思想由劣势转入优势；在国民教育方面，只解决了课本问题，做了一些改造旧教员工作，民办公助的办学形式初步取得成绩。在不足方面，文化教育作为革命战线的一支有力武器，并未发挥应有的效力。董纯才强调：“今后土地改革初步完成后，对文化教育工作就应适当的加强，使它与自卫战争及民主建设取得适当的配合。”[28]第二，总结东北知识青年普遍存在的思想问题。东北知识青年思想中存在的盲目正统观念比关里更严重，因为东北过去统治人民的思想是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主义结合的反动统治思想，这是盲目正统观念的根源。东北在日伪14年奴化统治中，除部分地区乡村有抗联活动影响外，大部分地区没有革命影响。此外，东北人民对蒋介石的反动统治没有亲身体验过，盲目将对民主和平的向往寄托在蒋介石国民党身上。第三，总结东北解放区教育的方针和任务。新民主主义教育，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教育。其中，新民主主义教育的总司令是无产阶级，队伍是人民大众，目标是反帝反封建。新民主主义教育要为支援战争、土地改革、财经建设、文化教育、村政建设等党政军部门在不同时期的中心任务服务。第四，如何更好开展东北中学教育工作。东北解放区中学工作的基本方针是争取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多数，争取的方式就是用无产阶级思想改造知识青年的盲目正统观念，改造的办法是从诉苦坦白到审查都采取放手、民主的群众路线；东北解放区教育干部有限，所有中学一下办好是不可能的，要集中力量先办好几所中学。凯丰在教育会议上，明确提出到1947年底，要办好20—30个中学，标准是“有五百人至一千人的学校，争取有五十个到一百个左右的学生到军队中去长期服务，其他的到农村里去，到政府机关去”。[29]第五，首次提出要发动人民自己教育自己的国民教育方针。第一届教育会议最终确定“今后以办好中学为主，贯彻土地改革教育，改造青年思想”的基本办学和教育任务。中学办好的标准是，大部分学生去掉思想中的盲目正统观念，树立真正的革命思想，愿意为工农兵服务。此后，针对东北各地中学工作普遍出现处理地主富农子弟出现偏差及改造现有知识青年的决心不坚定等问题，东北解放区第二次教育会议召开，明确：学校中的阶级路线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思想领导；学校中的群众路线，只能是以争取思想上进步的学生为主，不应单纯地根据学生家庭出身判断好坏；改造旧有知识分子是培养大批工农知识分子的准备条件；中学只是改造思想的教育机关，不是经济斗争或武装斗争的场所，因此，在中学，阶级斗争主要采取思想斗争的方式实现；学生思想改造后，文化教育应该加强，但应把思想教育贯穿于整个课程中。
2.冬学发展成为一种群众性的政治教育运动
东北解放区第一次教育会议上，董纯才介绍了东北解放区办冬学教育的条件及必要性。董纯才强调，国民教育是我们的文化斗争武器之一，其基本任务是扫除文盲、消除愚昧，提高人民大众的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首先要解除群众思想中日伪及蒋留下的精神遗毒，以无产阶级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思想教育群众。土改之前，群众吃饭的问题未解决，就谈不上读书问题。土改之后，特别是生产运动之后，发展国民教育就有了物质基础。并且群众在政治经济上翻身之后，也要求文化上的翻身。因此，东北解放区办冬学的客观条件基本成熟。人民的教育要依靠人民的力量才能办成，东北解放区农村冬学采取“民办公助”及“以民教民”的办法。10月21日，东北行政委员会下发《关于冬学运动的指示》，提出土改比较深入的地区，如果能解决教师问题，可以广泛地开展冬学运动；土地斗争不深入的地方酌情定夺，冬学的对象“原则上以村屯干部、农会会员、民兵自卫队队员与妇女会会员为主”，可根据不同对象办不同的冬学，如干部冬学、群众冬学、妇女冬学。村干部冬学，主要进行的是政策思想教育与工作教育；群众冬学，主要进行的是一般时事政治及翻身教育，原则上二者都以文化课为辅。该《指示》规定了冬学教育与群运工作相结合的基本教育原则：在支援战争方面，加强战争思想教育，动员群众踊跃参军、拥军、优属、出战勤，加强地方武装等；在土地改革方面，联系平分土地、调整土地、划阶级、定成分、起浮产、挖坏根，彻底消灭封建势力等问题进行；在发展生产方面，发动群众打消对发财致富的顾虑，发动群众订生产计划，组织起来、集体互助；在政权建设方面，讲民主政权的性质和任务、民主政权的组织机构、村政运动等。在教学方式上，东北政委会特别强调要打破以往注入式的、讲演式的方式，采取漫谈、讨论、诉苦、回忆、坦白等多种方式结合进行。[30]东北政委会关于冬学讲授内容及方法的指示，为东北解放区各地的冬学教育工作提供了根本的依据和指南。该《指示》还提出：冬学运动是一种群众教育运动，须走群众路线，实行“民办公助”，发动群众自己办冬学上冬学。11月18日，《东北日报》刊登了《我们怎样编“冬学”政治课本的？》给各地教材编写者及冬学教师提供借鉴，此外还刊登了东北行政委员会编写的冬学政治课本的《教学说明》及第一课《爱国保田自卫战争》全文，以后四天又刊载了五课全文。后来又刊载《农民文化课本》十八课的内容。在各地教委宣传部的领导下，在冬学教师的全力配合下，东北农村冬学轰轰烈烈开办起来，农民在学文化的过程中了解我党土地改革、大生产运动、民主建政、参军支前的政策任务。冬学运动发展成为我党在农村的一项彻底的持久的思想政治教育运动。
四 1948年6月至新中国成立前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1948年6月，东北解放区土地改革胜利完成，随着城市的不断解放，东北解放区工作重心实现转移。11月2日，沈阳解放，至此东北区宣告全境解放。生产建设、支援战争成为东北解放区宣传动员的中心工作。革命形势的发展要求教育工作适应新变化的要求，为进一步向前发展，走向新型正规化，作长期打算。
1.东北解放区工作重心实现由农村向城市的转移
由于我党长期坚持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在党员干部思想中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农村观念、游击战思想。这在我党我军力量还比较弱的根据地建设时期，是正确的，但随着东北及整个中国革命形势的好转，必须根本转变轻视城市工作的观念。土改的胜利完成，加上东北全境解放在即，1948年6月10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共东北中央局关于保护新收复城市的指示》，指示各中央局、分局及前委，必须“照此颁发同样的文件，并切实遵行”[31]。在该《指示》中，首先介绍了我党对城乡依托关系的变化。在过去游击战争年代，我军基本依靠广大农村，占领的城市比较少，且常常不能保住这些城市；但现在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们不仅占领了很多城市，且这些城市已巩固地为人民所有。即使有的城市要经过与国民军反复的争夺，也不应加以破坏，因为那些城市迟早是属于人民的。其次，着重介绍了几种侵犯城市工商业的情况。有些攻城部队对党的城市政策及工商业政策受教育不够，本位地乱抓物资；某些部队的后勤人员借口“军用”，借口没收蒋伪“敌产”，搬运、损坏工厂设备机器；后方机关单位的生产人员，只顾本单位利益，到新收复城市抢购物资、做买卖，扰乱新收复城市的金融物价；部分城市贫民趁战争刚结束“发洋财”，部队人员时常从片面的群众观点出发，采取放任态度；近郊农民自动进城抓逃亡地主清算。再次，分析出现以上情况的原因。根本原因就是对现阶段城市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还是以农村的观点看待城市；党的保护工商业及城市的政策，在部队及机关中教育不够；对于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眼前服从长远的利益问题认识不清；部队严格的执行纪律不够；没有实行占领城市初期的军事管制。最后，总结了新收复城市的管理办法。在新占领城市实行短期的军事管理制度。对攻城部队新收复城市初期的军事管理机关及以后的市政府及市委，有权处理一切违反城市政策和法纪的事件和人犯，事先须向上级请示，事后报告。攻城部队注意事项：必须普遍地从军政后勤干部到战士进行党的城市政策及工商业政策教育；规定攻城部队只有保护工商业之责、无没收处理之权；规定攻城部队可以俘虏敌方人员只限于敌方武器部队及其他持枪抵抗的人员，可以逮捕的人犯只限于敌方的军事间谍、经济和社会秩序的破坏分子及重要战犯，一切守法的地方公务人员留在原岗位继续工作，听候清理与交代，不得怠职及搞阴谋破坏；攻城部队可以处理的物资只限于战场上的弹药、武器，对于其他军用物资，后勤供给人员只能随部队做部队本身的后勤供给工作，禁止乱抓物资；攻城部队在战斗结束后，除维持城市秩序所需的一定数量的部队外，均撤出；在贯彻执行保护城市及保护工商业政策中，厉行奖惩。该《指示》是我党在东北解放区开展城市工作的一个标志性文件，为此后的城市工作提供了几个基本参照准则：首先，全党要树立保护城市社会秩序及领导城市生产发展的城市工作观念；其次，保护城市工商业的发展是社会全体成员共同的责任；再次，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原有旧职员，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城市稳定和城市发展服务。
1948年8月，东北城市工作会议召开。在此次会议上，张闻天从城市的地位和城市工作的阶级路线的角度作了大会总结发言。他强调：“现在形势发展了，新形势提出了新任务，必须注意加强城市工作了。”他进一步分析道：城市的地位问题，实质就是城市与乡村的关系问题。过去强调的是城市为乡村服务，现在也要强调乡村为城市服务。“土改以前，乡村没有改造，城市也没有改造，两者不可能合作。当时一万两千名干部下乡，为农民服务。现在不同了。农民要拥护城市，城市也要欢迎农民。农村供给城市粮食、原料，城市在经济上文化上帮助农民，城市和乡村的关系是互助合作的关系。”“但是，一般地说城乡互助合作还不够。还应该指出，城市对乡村起领导作用，城市领导乡村。”[32]城市领导乡村，实质就是工业领导农业，工人领导农民。解放区工作重心实现从农村向城市的转变，解放区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也必然发生相应的转变，主要体现在：在农村，鼓励农民发家致富，开展大生产运动，支持工业支援前线；在城市，更加注重对产业工人的革命主体意识教育，加强对工人与职员的团结教育，加强对公营工厂、公私合营工厂、私营工厂及合作社中职工的劳动观念及我党工商业政策的宣传教育，加强对全体城市居民的生产观念及参军支前教育等内容。
2.东北解放区教育向新型正规化方向转变
在东北第四次教育会议上，董纯才概括“东北解放区教育事业的发展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大阶段：自一九四五年冬到一九四八年夏季以前，为第一个阶段，自一九四八年秋到现在，为第二个阶段”。“前一个阶段教育工作的特点，主要是教育与解放战争和土地改革相联系，现阶段的教育工作的主要特点，是教育转向与生产建设相联系。”东北全境解放在即，也要求教育进一步向前发展，东北解放区果断提出“实现新型正规化，为生产建设服务”的口号，把教育工作的重点转向培养专门人才。早在1948年7月12日至8月30日召开的东北解放区第三次教育会议上，就决定建立新型正规教育制。在此次会议中，解决了东北解放区教育事业未来发展中的几个关键问题：
第一，东北解放区教育工作的中心任务是培养各行业专门型人才。经历一年半的发展，东北解放区已有中学145所，学生61898名，比上一年学生增加了54%。知识青年在打破盲目正统观念的基础上，各地中学争取了26000人参加工作或者转入干部学校。东北解放区各地农村在农民和农会的支持下，小学校增加72%，学生数增加90.8%。[33]此时，革命形势已经发生变化，教育工作也必须随着战争形势及建设工作的新需要更进一步向前发展。此次会议上，林枫首先发表讲话，对东北解放区教育工作进行了总体的分析。他指出，东北解放区的中心任务是生产建设支援前线，为了配合这个中心任务，要求教育工作培养大批的、各行各业的具有专门知识及进步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干部，“当前最需要的是教育工作干部，工业、农业干部，以及铁路、邮电、卫生与行政干部”。因此，大学要着重培养师资及各种建设人才，根据需要与条件办以上相关行业的专门学校；中学的主要任务也是为了培养干部及将来转入各种专门学校或大学的人才。[34]对于新收复的解放区，仍坚持争取改造的基本方针。
第二，有重点地推进国民教育。林枫认为东北解放区的教育可以这样分工：“省以上应更多注意干部学校（大学及中等学校），县区则应注意对国民教育的领导。”国民教育是一项长期的工作，今后应该适当地恢复与发展国民教育。土地改革以后，大批工农子弟有了入学条件，在农村应该注意小学的发展，在城市应在工人区域增设小学。各县要加强对小学教育的领导，替其解决困难给予帮助。加强对国民教育的领导，为中等教育打下基础，为新中国培养新国民，为民族教育新后代。[35]此外，社会教育应该有重点地进行，在城市里办一些民众教育馆、文化俱乐部、夜校、各种业余补习学校等，特别是工人补习学校。在乡村，农民翻身，强烈要求文化，主要依靠小学及工会干部办冬学，教学内容以民主选举、生产建设及支援前线为主，文化学习配合这些政治思想教育的内容进行。董纯才建议，社会教育应该有重点地进行，重点应该放在大城市大县城，工人和贫民应该是城市社会教育的主要对象，城市社会教育应该向工人区和贫民区方面发展，组织和帮助工会及贫民进行工人教育与贫民教育。
第三，在学制问题上，提出建立新型正规教育制度。我党在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时期实行的是根据地文化教育，当时没有正规的学制和课程制度，中等以上学校基本变成短期干部训练班的形式。东北解放区根据地建设阶段，我党对旧有中学进行了接管，不管形式有无变动，实际上多变成了短期政治训练班。短期训练班的形式，为我党我军培养了大批新干部，这是适合当时根据地发展要求的。但是，到1948年夏，东北解放区土改已经彻底完成，并拥有很多大中城市及现代化的工业基础，中心任务是搞生产建设。短期训练班虽然还不能取消，但是已经不能满足国家对各行业建设的专门型人才的需要。专门型人才的培养是一项长期的过程，因此，必须办正规学校，建立正规的教育制度，注意文化科学知识的学习。关于建立正规教育制度，董纯才特别强调：“要办正规学校，建立正规教育制度，并不是说，原封不动的搬用旧的教育制度，而是说要按照解放区的实际情况来建立一种新型的正规教育制度。对于旧的教育制度，应持批判的态度，适合我们要求的就保留，不适合我们要求的就废除掉。”[36]
此次会议决定，关于学制问题，暂时采取改良的方针，根据新社会建设的要求、国民经济情况及学生情况制定。因此，暂时设定中小学学制采取多轨制或双轨制，一面作长期打算，办正规学校，一面为临时救急，办短期训练班，既照顾升学又照顾就业。根据这一学制原则，正规学校中，小学及中学学制设定情况是：初级小学四年，高级小学两年，初级中学高级中学各三年。高中为适应各种建设的需要，实行分科，分科情况根据各地建设的需要进行。需要工业人才，就办工业学校；需要农业人才，就办农业学校；需要行政干部，就办干部学校。师范学校学制四年，培养完小教员；简易师范学校两年，培养初小教员。此外，还规定了正规学校教育的上课、放假、考试、毕业等学校制度。特别强调“原则上，学生不毕业不得随意抽调。干部学校采取招生办法，不要到中学里动员或调动学生”。[37]
第四，关于课程与教材问题的规定。课程和教材，是一定教育思想的体现。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课程与教材，应该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教育思想的具体体现，应该是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建设的反映。董纯才指出，应该用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编制教材，“要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来编制，应渗透无产阶级的唯物主义的宇宙观、社会观与人生观。我们编制课程和教材，就应该掌握住这点”。因此，从实际出发，是教材编订工作的基本要求，适应社会生产建设的需要，中小学课程都要加重文化课，但是政治教育也不能忽略，不能把政治学习与文化学习对立起来，要善于统一二者，“应该看到学习文化知识，学习与生产建设及革命斗争密切结合的文化知识，就是目前的一个政治任务。要善于通过文化课来进行思想教育，但这绝不是说，要生吞活剥地把标语和政治术语，硬搬到文化课里，而是说要善于把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把毛泽东思想渗透到文化课里，使学生在学习文化当中，受到潜移默化，得到我们的思想教育”[38]。此次会议规定，中学及高小，文化课均占90%，政治课占10%；初小，完全是文化课，政治常识包括在国语与常识课中；师范课程中，文化课占70%—75%，业务课占15%—20%，政治课占10%；农民班中，文化课占70%（国文40%、算数20%、自然10%），政治课占30%。[39]除了上课，开会、生产、社会活动，都有一定的教育意义，可以成为正规学校教育的辅助教育手段。课程安排要照顾学生的接受程度，要劳逸结合，给学生一定的休息及娱乐时间。在授课方法上，要纠正填鸭式及机械生搬硬套的教学法，使用启发诱导式的教学方法，建立一种民主团结的师生关系。
第五，关于师资、干部经费及领导与作风问题。解决师资和干部的主要途径，是贯彻东北局关于知识分子决定的精神，团结、教育、使用原有的教职员。在职教师的提高问题应得到重视，组织他们学习的方法是：平时的政治与业务的座谈会及讨论会，定期的轮训及假期集训。此外，在充实师资问题上，中学师资主要靠东北大学培养，小学师资主要靠各省有计划开办师范学校培养或在中学设简易师范科。为作长期打算，应办师范学校。教师的待遇及社会地位应该有所提高。在教育经费问题上，中等以上学校与城市小学和一般完小，实行公办；农村小学民办与公办并行，以民办或民办公助为主。在学校的领导与管理问题上，教育会议规定：中小学及师范学校，由教育部门领导管理；工业、农业、行政等学校，原则上由工业、农业、民政等领导机关和企业部门领导管理，这有助于把职业教育与实际需要密切结合起来。从事领导管理的干部，要提高调查研究与总结工作的思想认识及能力水平。各省教育厅每学期要向教育部作三次报告，将工作情况及时报告请示，建立完善的报告制度。
在此次会议之后，东北解放区进入了一个探索及发展新型正规化教育的高潮时期。中国医科大学、东北政委会工业专门学校、东北铁路学院、东北邮电学院、吉林军工卫生学校、中长铁路哈尔滨工业大学、东北红十字协会哈医专、东北科学院、东北政委会工业部干部学校等东北各高校开始大量招收新生，意在培养各行业专门型人才。按照第三次教育会议的要求，东北军区军工部设立在哈尔滨工业专门学校，该校分机械、化学、工商管理三科，修业期限一年，第一期招生1000人。松江省农林学校以培养中等农业、畜牧、水利人才为宗旨，分速成、专修两班，修业年限为一年和四年。[40]1948年10月1日正式开学的东北大学，专业和学制设置情况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设3个系，为文艺系、社科系、自然科学系；共11个专业，文艺、社科系修业三年，自然科学修业四年。第二部分，设短期政治训练班及预科班。短期政治训练后，或编入系科专修业务或分配工作；预科设3个班，提高文化水平，为升入各系科做准备。10月10日，东北行政委员会下发《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确定：小学仍采用四二制，中学仍用三三制，高中根据地方需要实行分科，师范学校四年，简易师范二年，必要时可设半年到一年的短期教员训练班，其他短训班如需要仍然可办。[41]14日，《东北日报》转发新华社社论《恢复和发展中等教育是当前重大政治任务》，再次强调：为了迎接全国的胜利，中学必须有入学和毕业的修业年限、考核、上课时间、组织纪律、放假等各种规章制度。该文中肯定了东北解放区的办学经验。12月1日，辽宁省政府教育厅召开中等教育会议，总结检查贯彻新教育方针的情况，提出“教员教好，学生学好”是办好新型正规学校的基本环节。为此要加强文化课，改进教学工作，建立正规制度。[42]
3.迎接文化建设的高潮，要求改造与提高现有师资水平
抗战胜利后，党中央向东北教育战线派遣了一批（包括董纯才、张如心、车向忱等）教育专家和教育骨干，使得东北解放区的教育事业一开始就置于党的领导下，并贯彻新民主主义教育的总方针。在东北解放区，东北大学负责中学师资培养，在各地中学普办正规师范班和简师班，小学办师资短训班，然而这些远远不能适应东北教育事业的迅速发展对教员数量的需要，解决师资紧缺的主要办法是使用原有教职员和旧知识分子，因此也放低了对教师队伍的条件限制：只要没有做过反革命活动并且愿意进步的旧教员都应该争取，在使用中帮助他们去掉旧思想、旧观点。[43]直到东北第四次教育会议，仍强调这一使用政策：“新培养不是短期可以办好的，到外面去请也难全部解决问题，基本办法还是提高现有的教员。”[44]社会上失业的知识分子也是师资队伍的重要补充力量。据辽北省统计，1948年辽北小学教师进修班的6620多人中，有2000多名是为补充师资吸收的社会上的失业知识分子。[45]对教师的培养和使用政策大大补充了师资队伍，基本满足了学校的教学需求。同时，这也决定了对教师的思想改造是东北解放区新民主主义教育工作一项重要而艰巨的任务。
第一，在职教师普遍存在不安心教育工作的问题。东北解放区的教职员大致有两种类型：一类是原有教职员，占现有教师的大多数。他们受旧教育与旧社会的影响很深；一类是新教员，是干部学校训练出来的一批青年教员。在具体的教育工作中，暴露出很多思想问题，影响工作效果。主要表现在：首先，阶级立场模糊、没有认清新民主主义教育的本质，新民主主义教育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是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教育事业。东北的教职员虽然过去也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欺压，生活困苦，但是由于他们大多出身于旧社会，家庭背景复杂，没有明确的阶级立场和阶级意识。因此，他们大多数在思想上和作风上是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教育相适应的，还没有转变到为人民服务的阶级立场上来。在年轻的新教师中，对新民主主义教育的认识也普遍模糊。东北解放后，梨树县为培养一批教员干部与中心校骨干于1949年春季举办的知识青年教师训练班中，一般教师对“中国共产党的转变”、“教学为生产服务”、“知识分子的道路”等问题都没有正确的认识。参加训练班的仅有20%是为了要求进步，其他绝大多数都是为了当中心校长或得到提拔。[46]其次，采取混事态度、存在单纯雇佣观点。在东北解放区，绝大多数教职员自觉或不自觉地存在雇佣观点，把学校当作校长或少数人的，与自己无份。在教学上，能敷衍就敷衍，马马虎虎，不负责任，习惯了做“教育混子”。存在这种思想的人，在实际工作中表现出对业务研究缺乏兴趣，满足于过去的一些旧的经验。有的教员虽然也研究政治和业务，但多数是怕领导对他有看法，迫于形势，怕丢了饭碗。他们在思想上并不认可民主教育的理论和方式，人前一套人后一套。再次，政治常识匮乏、政治思想混乱。由于东北的特殊历史条件，东北的教师队伍对中国历史和东北问题的真相知道得非常少，政治常识匮乏，政治思想混乱。一般教师对土改及知识分子政策、苏联问题、美国问题、人民解放战争问题及其他时事问题均缺乏正确认识。1949年克山县小学教师集训的政治考试中，答出：“革命对象是工人、贫雇中农”，各省简称把“皖”答成“吉林”，“赣”答成“松江”，“中国人口是三千万”，“一九二一·七是战争开始”。[47]教员参加教师集训班和座谈会的动机也各不相同，除了个别是为了提高文化水平，学习业务技术外，多数认为“不入进修班，来年当不上教师”、“受训不受歧视”，出身不好的教员则担心被洗刷。存在以上错误的思想，导致东北在职教师普遍存在不安心教育工作的现象。东北解放战争胜利后，大力发展生产建设成为党的工作重心，相当一部分党的干部对教育工作忽略，甚至看不起教员，以致有的人认为搞教育工作的是“半革命”。因此，在教师队伍中也出现“教育工作吃不开”的认识定律。在农村，教师工资拖欠，生活无保障，各部门干部可以随意使用他们，“吃力不讨好”。在城市，学校教师看到财经部门待遇高便认为“教育工作多咱也不是中心，干这行谁也瞧不起”，不但看到“东北今天是以生产建设为压倒一切的头等任务，还联想到即使到了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物质生产的经济建设总是要超过精神生产的教育事业”[48]，认为搞教育工作的什么时候都会落在别人的后面，于是，要求转行或不安心工作的现象普遍存在。
第二，教师队伍的思想教育与业务教育被放在突出重要的位置。提出办新型正规化教育之后，针对教师政治思想混乱、政治常识匮乏的特点，东北解放区各教育部门组织教师学习的方法主要有：日常的座谈会、讨论会；假期集中训练、抽调轮训；在教育报刊设政治常识板块、时事问答等。此外，东北各学校和教联会普遍制定了政治理论和时事学习制度，由教育行政人员按期提供学习材料，组织讨论，并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学习竞赛等活动。政治学习的主要内容有：新民主主义理论、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知识分子政策、工农群众路线、新民主主义教育的特点、文化教育的作用、教育如何为解放战争和生产建设服务、教员学习的重要性等。组织教师进行政治学习的基本策略就是调动教师批评与自我批评、教育与自我教育的积极性，联系自己的思想认识问题，从学习政治中，来解决自己脑子里的一些糊涂思想或错误认识。
针对东北教职员队伍大部分出身于旧社会地主或者小资产阶级家庭，存在轻视劳动、看不起工农群众的缺点，我党采取教员教育工作与群众工作相结合的方式，动员教员参与群众事务，在为群众服务的过程中，提高阶级觉悟，改造思想。东北解放区第四次会议明确教职员在各地的社会教育中要发挥应有的作用。在识字班及夜校中，教员在工作中能够做到“做什么，学什么”，既调动了群众学习的热情，又得到群众的尊重。在与群众接触中，逐渐摆脱旧思想、旧观点的束缚，培养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自从1948年夏秋之后，东北解放区的中心任务转到生产建设上，人民群众生活有所改善，教职员的待遇问题也得到关注。10月10日，东北行政委员会发表《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特别强调：“将教职员工薪酌量提高”，并要制定实行正式的教职员工薪标准。[49]到1949年，在教职员服务条例中，明确规定各地教职员薪金标准、等级评定、奖励办法。1949年4月，《东北教育》上发表《六·六教师节特辑》阐明纪念教师节的基本意义在于：“真正提高教育工作者的地位，检查教育工作与实际的联系及如何为人民服务。”并声明这次教师节要发起“尊师爱生”的运动，号召全社会尊敬教师，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给予物质生活保障、获得尊重，是对教师进行教育改造的物质基础与心理基础。
第三，教职员提高了政治理论水平和业务知识技能。很多教师通过师资训练班和座谈会、讨论会等方式，对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确立了正确的观点；普遍接受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工作指导思想；打消了小资产阶级爱面子、护短的毛病，开始正视自己的缺点，接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学习方式；并把学习当作一项经常的工作来抓。在业务技能培训上，通过观摩教学的启发，进步很快。尚志教师训练班的女教师吴焕珠感慨地说：“这回也懂做教案了，也会利用啥体裁启发学生了，更好的是在观摩教学中锻炼了我的胆量”，通过观摩教学“才知道自己的大部分方法是老教条，旧一套不适合于今天的教育方针”。[50]虽然大部分教师还不能深刻领会怎样把马列主义思想方法渗透到各文化课中去，还普遍存在在教学技术上打圈子的毛病，但是相对于东北解放区教职员政治思想文化水平普遍偏低的情况，能做到在文化课的教学中，尝试着运用新民主主义的观点和辩证分析的方法处理教学工作和日常事务，已经是飞跃性的进步。
由于我党在培养教师方面，采取团结、争取、改造的基本方针，调动了一大批旧教员和旧知识分子投入到新民主主义教育事业中去。在东北中学，到1949年5月，共有教职员6550人，比国统时期的1747人增长了274.93%。到1949年5月，全东北共有高等学校教员2097人。小学教员队伍发展情况是：1948年，东北全省共有小学教员55966人，到1949年5月发展到82671人。1948年东北各省办冬学30762处，有教师32699人，其中多半是中小学教员。[51]师资问题得到基本解决，新民主主义教育得以迅速展开，有力地配合了解放区的其他各项工作。这些战斗在文教岗位上的新旧教师为中国新民主主义教育和建设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相当一部分人成为政治学习与业务研究的模范，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发展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中流砥柱。实践证明，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具有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具有保持经常性的学习的习惯，是建设高水平教师队伍的基本目标和要求。
4.1949年后东北解放区迎来中等及高等教育发展的新阶段
到1949年5月30日，东北已有高等学校28所，学生3.5万人，中学274所，学生16万多人。7月，东北行政委员会议召开，发布《关于整顿高等教育的决定》，总结过去三年东北高等教育工作的成绩是显著的，但还存在未摆脱训练班形式、许多学生不够大学文化程度、部分教育质量差、学校设备简陋等问题。为了适应东北已经开展的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及文化建设工作，有必要对东北的高等教育进行全境的调整。此次会议要求“统一规定标准，鉴别学生，增添教授，加添经费，充实设备，添置图书仪器及建立新型正规的教育制度等办法，使东北高等学校由许多带有训练班性质的全部转变为正规的能担负起培养现代化专门技术人才任务的学校”。此次会议明确高等教育“精干”与“正规”的办学方针，并决定：设立14所高等以上专科学校，其余专门学校改为中等职业学校或短训班；大学本科及专修科一年级学生必须具有高中毕业程度；取消公费制度，实行助学金制；东北高等教育的方针、政策、计划、制度由东北政委会高等教育委员会统一领导。[52]1949年9月东北解放区第四次教育会议召开，在提出教育工作的重点是中等与高等教育问题基础上，特别强调提高中等教育应该学习苏联经验，建议将学习苏联经验的问题在办学方针中明确提出来，林枫强调：“苏联比我们先进三十多年，学习苏联办教育的经验，应该在我们的方针上明确肯定起来。”[53]董纯才在介绍道德教育问题上指出：“新的道德教育，应使学生养成国际主义精神，团结国际友人，以互助友爱的态度对待我们的国际朋友，真诚拥护苏中友好合作，拥护以苏联为首的国际和平民主阵营。”东北新华书店发行《苏联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东北教育》第7期特别刊登了发行此书的启示，希望东北所有教职员进行深入认真的学习。此后，《东北教育》第9期，详细介绍了旅顺中学自1948年10月学习苏联一周年的情况，旅顺中学在1948年8月成立了苏联教育研究小组，在研究了苏联五级分制记分法的基础上，组织专人翻译苏联中学教学法、教育测验统计法等问题的相关资料。旅顺中学的基本经验总结是：学习苏联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学习苏联科学的教学管理经验（从学习五级分制记分法开始），尤其是苏联成熟的观摩教育、示范教学及“苏联学校的形象的具体的行动的思想政治教育问题”；其次，对旅大第二届教育会议上喊出的“我们一切都必须向苏联学习，教育上也是如此”的口号有了新的认识，并初步考虑到东北与苏联存在社会发展阶段不同，各阶段教育水平不同等差异，[54]学习苏联的办学及教学经验，虽然开始难免出现生搬硬套的情况，但是为东北解放区教育向新型正规化方向发展加快了速度，并且在处理文化教育与政治教育的关系问题上收获很大。
1949年9月25日，东北教育社在谈东北教育业书编印的缘起时，介绍：“自从一九四六年以来，东北区新的教育事业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已逐步地在数量上得到空前的发展，在质量上起了基本的变化。今天，当毛主席在人民政协开幕词中指出‘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的时候，东北教育工作正处于巩固和提高方针下，研究如何更进一步地适应生产建设、培养技术人才的阶段。东北全体教育工作同志，均应把全部心力投入到自己的工作中，以准备迎接新的文化建设高潮的到来。”[55]新中国成立后，11月8日，东北人民政府签发《东北人民政府令》，公布《东北区中学教育暂行实施办法（草案）》、《东北区师范学校暂行实施办法（草案）》、《东北区小学教育暂行实施办法（草案）》、《东北区公立中等学校教职员暂行服务条例（草案）》、《东北区公立小学教职员暂行服务条例（草案）》、《东北区初等与中等学校校规（草案）》、《东北人民文化馆试行实施办法（草案）》，东北地区的教育事业率先进入全面的正规化办学阶段。
东北解放区的教育事业经历了短短四年的发展，在继承老解放区教育经验的基础上，为我党我军培养了大批党政军各部门的新干部。适时向新型正规化教育的转变，也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教育事业的正规有序地进行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借鉴。通过对东北解放区思想政治教育历史进程的梳理，首先，有助于我们对东北解放区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有个宏观的、整体的认识和把握；其次，有助于我们明确，在整个东北解放战争的过程中，在不同时期针对不同的中心任务及教育对象，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内容及形式是有所区别的；再次，有助于理解本书各章节内容及顺序的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