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毋庸讳言，假借义同化是语言大众的一个误解，但它与望文生训有本质的区别。
对假借字的望文生训，实际上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人们不知道某个字用的是假借义位，完全按这个字本身的意思来理解，如“抱薪救火”的“抱”本是“抛”的借字，[23]但现在人们按抱字理解为抱着。抱的假借义位“抛投”完全失去了。这一类望文生训与假借义同化完全没有关系。
第二种情况是：个别人不知道假借义位的得义之由，转而从假借字本身来理解它的得义之由。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语言大众仍然知道正确的得义之由，或者语言大众认为这种望文生训是不可取的，那么，个别人的望文生训便只是一种误解，不会对字词的义位系统造成实质性的影响；如果语言大众普遍不知道某假借义位的得义之由，而这时却有人望文生训地从假借字本身来解释其得义之由，同时，这种解释又具有某种合理性、新奇性，特别是当这种具有合理性、新奇性的理解是由名人提出、因而同时具有权威性时，语言大众则极容易接受它。而当语言大众普遍接受了它，那么这种望文生训便转化为假借义同化。
我们以泉的假借义位“货币”被同化为例。“泉”与“钱”在上古均是从母元部平声字。“钱”是货币义的本字。钱开始是指称古代的一种铲。据考证，凡从戋声的字多含轻、小之义，可见这种铲是一种较轻便的农具。春秋时货币常作铲形，并且这种货币较之以物易物时代所携带的布匹、谷物轻便，于是把货币叫“钱”，如《国语·周语下》：“景王二十一年，将铸大钱。”后来，《周礼》和《管子》借同音字“泉”来代替钱字。称货币为泉，本应从本字“钱”来理解，但郑玄在注《周礼·天官·外府》“掌邦布之入出”时说：“布，泉也。取名于水泉，其流行无不遍也。”这种理解同时具备了合理性、新奇性和权威性，所以语言大众便欣然采纳了。近现代出现的“（货币）流通”一词，就是从“泉（钱）”的流俗理解中衍生出来的，因为“流通”的英文对译词是“circulate”，它的语源是圆圈、循环，把它译为“流通”，从水取义，毫无疑义的与历来对“泉”表货币义的流俗理解有关。这一事实说明了这种流俗理解已经深入人心，假借义同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事实。
望文生训转化为假借义同化是由量变到质变的。假借义同化虽然也是错误，但是它作为语言大众的约定俗成的错误，就能像其他任何正确的约定俗成的东西一样，对其所在的语言系统产生影响。如“折”本来只有折断、弯折之义，它后来借为“摺”，有折叠义。折的这两个义位本来是没有关系的，[24]，但由于它们共存于一个载体，语言大众便把后者看作前者的引申义，使折叠义同化到了折字的固有义位系统之中，然后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引申出折合、折算等义项，而这些义项在“摺”字的义位系统中反而没有产生。这是假借义同化后对所在字词义位系统的进一步演变所产生的影响，至于假借义同化对联结义位和假借义位本身的影响，我们在本文第二部分中已看得很清楚了。而这一切正反映了假借义同化与望文生训的质的区别，因为个别人的望文生训是不可能产生这类影响的。
在研究了许多假借义同化的例证后，我们惊奇地发现：语言大众乐于接受对假借义位的错误的流俗解释。有时他们甚至对语言学家的匡谬正俗置若罔闻，造成正者自正、误者自误的局面。这些事实说明假借义同化现象背后有某种语言规律在起作用。
这个规律就是语言文字演变中的省力原则。假借义同化在许多方面符合这种省力原则。
（一）假借义同化能减轻人们记忆的负荷。假借义未同化时，人们需要记假借字、假借义位及其本字。有时，当假借义位是其本字的较远引申义，人们还得记住它的引申过程，如“坑”借作“倾”用，有设计陷害义，人们除了记住这些外，还须记住倾如何由倾斜一步步引申出了设计陷害义，等等。而一旦假借义同化了，人们便只需记一个字及其互相联系的各义位，如坑的假借义位被同化后，人们便只需记住坑及挖坑义与设计陷害义之间的关系，这样就省事多了。
（二）能减轻对应本字的表义负担。如“示”本指土地神，用作偏旁时指带神性的事物。示另有一个假借义位“使（让）人看”，即出示、显示。此义的本字为“视”。但《说文》把“示”的本义解释为“天垂象，见吉凶”，即能显示吉凶的神物。由此便可“引申”出“使（让）人看”这一义位了。《汉语大字典》基本采纳了这一说法，说明“使（让）人看”这一假借义位已同化到了示的词义系统中。后来由这一义引申出的告示、告知、教导等义都由“示”来表示。而其本字“视”则专门表示“主动看视”及其引申义。这样就使语词间义位分配更加合理，有利于记忆和使用。
（三）能减少文字数量。如果假借义位的本字是一个僻字，并且只有一个义位，一旦假借义位同化到假借字的固有义位系统之后，其本字由于很少使用，就会被淘汰。这也是符合省力原则的。事实上现在汉字简化，有时就是以这方面的事实作依据的，像将“摺（zhe）”合并于“折”，即是如此。
语言大众对于不明来源的假借义位的处理，一方面受到省力原则的支配，从而倾向于把它看作引申义；另一方面也受到汉语词汇——语义平面中普遍存在的一词多义现象的聚合性的影响，从而倾向于把同一字词形体所辖所有义项都看作有关联的，[25]这也是导致假借义同化的一个内在原因。再从文化氛围看，早在先秦，人们就追求“同名则同实”的境界，这种追求又与政治上追求大一统的取向相符合。在一个名号下或一个系统中，异端最终要被同化，这是一个原则，也是一个愿望。这个原则和愿望不但体现在中华民族的文化融合过程中，而且不可避免地体现在人们对语词、语义的处理中。
（原载《武汉大学学报》1995年第5期，人民大学复印资料《语言文字学》1996年第1期全文转载）
[1] 李荣：《文字问题》，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03—107页。
[2] 《说文》曰：“怕，从心，白声。”只把它看作形声字，实际上应是形声兼会意字。
[3] 毗邻相因生义，参见拙著《试论汉语词义演变中的相因生义》，载《武汉大学学报》1989年第5期。
[4] 郭在贻：《训诂学丛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01页。
[5] 参见段成式《酉阳杂俎》卷十六，苏鹗《苏氏演义》卷上。《现代汉语词典》亦持此说。
[6] 扬雄：《方言》卷三：“侹，代也。江淮陈楚之间曰侹。”《说文》“侹，代也”，朱骏《说文声通训定声》：“侹、当一声之转。”
[7] 马端临：《文献通考·马政》：“又统制官占马至四五十匹……每二匹必有一卒以顶其名而盗取其钱。”
[8] 顾学颉、王学奇：《元曲释词》（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75—76页。
[9]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卷九下，成都古籍书店1981年版，第483页。
[10] 王筠：《说文句读》，清刻本。
[11] 丁惟汾：《俚语证古·声容》，齐鲁书社1983年版，第133页。
[12] 罗常培：《语言与文化》，北京出版社2011年版，第31页。
[13] 李思纯：《江村十论·说“站”》，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6—44页。
[14] 张永言：《词汇学简论》，第二章第五节说“站（站立）”与“站（驿站）”由同音字变成了一词多义。实际上就是指的假借义同化。
[15] 贞字在甲骨文中原是从卜、鼎声的形声字（后来鼎讹作贝），故贞、当音近。
[16] 《左传·襄公十七年》“卫侯贞卜”，孔颖达疏。
[17]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卷四上，成都古籍书店1981年版，第151页。
[18] “俗本字”的概念，是裘锡圭在其《文字学概要》中提出来的。
[19] 蒋礼鸿：《义府续貂》“圣、胜”条，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0页。
[20] 挺进，《现代汉语词典》释为“直向前进”，这是以“直向”涵盖迅速义。
[21] （汉）许慎，《说文解字·黹部》，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61页。
[22] 《说文》“秝”字段玉裁注。
[23] 蒋礼鸿：《敦煌变文字义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94—95页。
[24]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250—251页。
[25] 如果实在不能使假借义位同化到假借字固有义位系统中，人们便在文字上将它们分裂为两字。如“其”是箕的象形字，后来借“其”作语词用，人们便在表本义的“其”上加竹头以区别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