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邓国伟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个历久而弥新的话题。这固然是由于它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但也与研究者的认识和心态很有关系。人们曾热衷于遥望“五四”的旗帜和它所指引的方向，而对其历史现场却缺乏细致的审察和思考。据说这种状况现在已有了改变：深入研究与反思的新成果都在陆续涌现。

我曾从理论建设的角度观察过新文学运动，觉得推动历史进程的运动大抵是蓄势而发，但不见得在主观上都有足够的准备。现在来看《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知道那时所谓的理性思考其实是很薄弱的。胡适说，文学革命最主要的理论家就是他和周作人。但《人的文学》有方向性的指引而无理论的质感。就文体而论，其实也还是一篇杂感。作者似乎无意于充当理论家，就如陈独秀一样，只是把旗帜举了起来，深入论证的后续的成果并没有出现。胡适呢？他推动语言形式的变革，有“白话圣人”之称，固然居功至伟，但他的喧嚣一时的“死文学”、“活文学”的论断，现在看来，却是谬见的成分居多。而其难于自圆其说的《白话文学史》和“活文学”、“死文学”的论断，至今没有受到应有的质疑或批判，且在我们的观念中，总还是挥之不去。我想，当五四文学革命发生时，有人举旗，有人呐喊，有人捅窗子，都是有其合理性的，我们无须苛求前人。但后面跟着前进的人，若只保留住发难期的一些印象化的记忆，却是不足，是与这个运动本身缺乏理论建设作深度的支撑有关系的。

我的这些感慨，是一时的感触，与魏继洲先生的专著《丰富的偏激——论五四新文学中的钱玄同》并没有特定的关系，但因为钱玄同是在同样的历史背景中出现的，便也应该是有些关系。他是那时有过轰动效应的新文化运动的前驱，是战阵中的猛将。他在“五四”时期的“捅窗子”的举措仍然可爱地在我们的印象中存在着。他是切入五四文学革命研究的富有意味的个案。

继洲最初是对五四白话文运动的研究有兴趣，花费过不少时间去阅读清末民初的期刊和著述，后来才盯住了钱玄同。他在有了较为广阔的视野之后再进入个案的研究，既有必要而且对他的研究也是有利的。钱玄同研究其实超出了文学研究的范围。实在地说，钱玄同与文学的结缘并没有很深的根底。他在文学革命中的表演也只是昙花一现。这在本为学者而卷入运动旋涡的人当中是常见的现象。但他的言行的灼眼的光芒却又几乎盖住了他作为文字学家的本来面目，他的个人的性格气质使他扮演过那时的先锋派的角色。因此人们记住了他在文坛上的狂言，反而忽略了他作为学者的身份，同时也简化了他作为一位丰富而复杂的历史人物的面目。这对于参与了一场伟大的历史运动的钱玄同来说，是幸与不幸？历史用这样的方式让我们记住了一位文字学家，对于钱玄同来说，总应该说是难得的运气罢。但又因为单从文学的角度去研究钱玄同，可说的话似乎不多，因此他便又成了文学研究者们眼中的所谓“冷门”。我想，著者又正是有感于此，才愿意花费很大的精力，致力于揭示他在文学革命中的复杂的表现和他在文学史上的典型性的存在。

这部专著以它的多面的介绍和论述，拓展了我们对钱玄同的认识。我们在阅读中，可以看见他以嬉笑怒骂的姿态介入五四新文化运动时的“偏激”与“衡平”的双面，看见他的复古心态遭遇新思潮时“求真”与“致用”的矛盾，看见他以声韵训诂大家而参与新文学运动时的“文”与“语”的纠缠，看见他以杂感创作反叛古文义法时的“立诚”与“废话”的统一。著者希望由此而摹写出他的个性特点，并对他在文学史上的意义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著者似乎也是在提醒他的读者：在中国，新与旧，古与今，中与西，激进与保守，传统与现代，革命与改良，貌似互不相容的东西，竟可以活生生地统一在一个五四学人的身上。

不需说，研究和反思五四文学，是以对五四新文学的充分的肯定为前提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青春的激情是永在的。要理解那时的偏激，必须理解它的根源。国家的积弱，旧文化根基的深广，理论建设的缺失，都会使那时一些变革者的幼稚和偏激难于避免。也因此，我们不会如目前的一些新的偏激者那样，以放大失误去否定新文化运动。而富有深度的能切中肯綮的新文化理论的探求和建设，仍然是我们今天面临的艰难的使命。

继洲在从事教学实践数年之后成为中山大学的博士生，毕业之后，仍然回到他的教学岗位上。读博士期间，他很珍惜学习的机会，虽有各种人到中年的烦扰，而能专注于学术，并渴望在学术上有所创新。现在，他的学术著作即将出版，我向他表示祝贺，并遵嘱写下了这些文字。我期待他学问日深，在前进的路上，领略到更多的绚烂的学术风景。

草成于中大蒲园寓所

2012年4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