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新世纪文学研究

从新时期文学到新世纪文学

世纪是一个时间的概念，可以以这个时间概念来标志文学的发展和转变，区分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学历史时段，但作为一个文学时段的标志，21世纪文学又不仅仅是一个时间的概念，而是同时也伴随有一种文学新质的发生。从这个意义上说，21世纪文学的起点，又不仅仅是一个新的世纪的时间的起点，而应该是它的新质开始发生的时间。

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就有一种新质开始在新时期文学中萌芽生长。这种新质的发生，无疑是由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导致文学的一系列变化引起的。这种变化一方面延续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新时期文学革新的历史，另一方面又使得新时期文学内部各要素发生了一种颇带根本性的历史蜕变。正是这种蜕变，最终完成了从新时期文学向新世纪文学的转型，标志着当代中国文学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21世纪文学的新质，在20世纪90年代，虽然发育得还不够充分，但标志新世纪文学的各种新的要素，却已经端倪初露。具体而言，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行，最终结束了在20世纪80年代不断受到冲击的“计划文学”的时代，文学体制的深入改革，虽然没有也不应该把文学全面推向市场，但却给了作家渴望已久的“写什么”和“怎么写”的自由，同时也凸显了读者的权利和地位，为读者带来了选择文学的自主和自由。这两个方面的自由，最终使得文学的生产和消费，得以按照自身的意志和规律运行，从而结束了权力和体制对文学施加的种种规范和约束。

2.伴随着文学体制这种颇带根本性的变革，文学理论思想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虽然这种自由不是绝对的自由化，但也不是依靠权力和体制的力量来整饬可能出现的各种极端自由化的表现，而是凭借文学自身的调节机制和功能，通过正常的学术争鸣和文学批评的方式求得平衡。这就使得在20世纪80年代倡言的多元化的文学观念和理论批评的格局得以真正形成，从而结束了长期以来某种权力话语一元独尊的文学局面，文学的发展获得了更为广阔的领地和空间。

3.“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的新时期文学，因为承担了过重的历史责任（反映社会历史变迁）和文学重建的使命（从恢复五四文学传统到追寻世界文学发展步伐），受某种简单因果律的支配，往往呈现为一种线性发展状态，如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到寻根文学/现代派实验、新写实主义等。这种线性发展状态，一方面固然使这期间的文学能够跟上社会变革和文学转换的步伐，另一方面同时也使得这期间的文学因为局限于这种纵向的单一的时间进程之内，无法从横向上向幅员更广的生活层面和更加多样的艺术纵深展开。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基本结束了这种线性发展的历史，从一开始就进入一种看似无序，却充分地占据了多样性的发展空间，呈现出多种可能性的发展状态：以各种方式通过各种文体追求市场效应（如消闲散文、通俗诗歌），与在不同向度上（如宗教的、革命的）倡导人文精神的创作倾向并存；关注当下生活的“现实主义冲击波”，与回归田园理想的“文化保守主义”的创作旨趣同在；同一作家群体（主要是女性作家）中，性别意识极强的“女性文学”创作，与淡化性别意识、悬置性别差异的“中性”写作交互竞长。纸质传媒与电子传媒平分秋色，网络文学与平面文学并驾齐驱……凡此种种，这些不同的创作旨趣或相互对立的创作倾向，包括异质的传播媒介与生产方式，都在一个共时的空间中展开，从总体上呈现出一种与内在的思想观念和理论倡导对应的多元格局和发展状态。

4.从“伤痕文学”到“新写实”小说，新时期文学在20世纪80年代，经历了一个由“向后靠”恢复现实主义传统，到“向外看”学习、借鉴和实验现代派文学，而后又在一个更新的意义上调和“新旧”、中西，重建一种新的现实主义文学范型的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行程。在这个行程中，曾经出现过诸如盲目追新、生硬模仿等偏于极端的创作倾向，影响了这期间文学的原创性和艺术质量。当这个行程结束之后，90年代文学不复再现盲目追逐西方最新文学潮流、生硬模仿西方某一作家或文学派别的创作现象，也不仅仅以五四新文学的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传统为文学创作的参照系，而是像鲁迅所说的那样，放开了眼光，从古今中外的文化遗产和文学传承中广泛汲取创作营养，尤其是注意转化本土资源，重视积累“中国经验”。为此，一些作家不惜从热衷现代主义实验，“大踏步撤退”到本土的民间文化，希望借助本土资源，开出一条文学创新之路。因为多数作家都经历过上述文学发展的辩证行程，所以这期间的文学就能够洗去脂粉、退尽铅华，逐步进入一条沉稳平实、波澜不惊的发展轨道。这是一种经历过“灿烂之极”的“平淡”，预示着中国文学将进入一个脚踏实地、注重原创的新时代。

应当承认，迄今为止，新世纪文学的新质还没有真正充分地发育完善，还处在一种类似于葡萄发酵而后成酒的过程之中，因此，难免会有许多生涩之味、腥臊之气。例如为人们普遍诟病的某些作家精神立场的丧失，文学批评的庸俗化、商业化和价值失衡，流行文化和网络写作对文学审美特性的侵蚀，以及某些体制上的缺陷和不尽如人意之处，等等。这些虽然都有碍于21世纪文学新质的发育和成长，但也许正是在克服这些缺陷和不足的过程中，21世纪文学才能显示出它自身所特有的一种积极健康的力量。也只有在这个过程中，21世纪文学最终才能为自己赢得一个有别于以往的更加光明美好的发展前景。

2006年10月26日写于武汉寓所

（原载《文艺争鸣》2007年第2期，收入2008年《中国文学年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