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新世纪长篇小说研究
最近十五年来的长篇小说创作
一
长篇小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一个发展得比较缓慢的文类。从20世纪初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到20世纪中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长篇小说创作方面，虽然也出现了诸如茅盾、巴金、老舍这样的大家，和诸如钱钟书、张爱玲、无名氏这样的奇才，但终究没有形成大的规模，因而较之中短篇的成就，在总体上要稍嫌逊色。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由于受着对刚刚过去的那段漫长的革命历史的叙事冲动的驱使，加之作家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创作环境，所以在20世纪50—60年代的一个较短的时间内，就出现了一个相对集中的长篇小说的创作高潮。这个高潮中的长篇创作，就题材和主题而言，主要集中于对中国近现代革命历史的叙述，艺术上恪守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同时，有相当多的长篇作家特别注重转化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的艺术传统，从小说的体式到叙事的方法和技巧，乃至结构和语言等方面，都注意吸收古代作家的创作经验，以至于形成了一种被今天的学者称为“革命英雄传奇”的新的长篇文体类型。
经过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之后，在20世纪70—80年代，长篇小说创作随着整个文学的复苏，又出现了一个相对集中的创作高潮，这个高潮中的长篇创作虽然对历史的叙述依然占有很大的比重，但相对于前一高潮中的长篇小说往往是按照政治设定的革命本质和规律叙述历史而言，这个高潮中的长篇创作对诸多历史问题的叙述，则更多地偏离了这些本质和规律，因而是一种带有质疑、反省和思考，即“反思”性质的长篇小说，尤其是对于十年“文化大革命”历史的痛切反思，是这期间长篇小说创作的重心所在。与此同时，这期间的长篇创作，也十分关注中国社会正在开始的改革开放，并因为现实问题的激发，而对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国民的性格，包括普遍人性问题，产生了浓厚的探究兴趣，后两类长篇小说，也有人套用对这期间中短篇小说的一种命名，称为“改革小说”和“寻根小说”。因为整个社会在发生变革、走向开放，尤其是在这个过程中所受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这期间的长篇创作在不断改善和更新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同时，也吸收了西方现代主义小说的一些创作方法和技巧，因此在艺术上呈现出了与前一个时期不同的风格和面貌。
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经过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探索和发展的历程，尤其是近半个世纪以来的两次相对集中的创作高潮的推动，已经取得了重要的创作成就，积累了丰富的艺术经验，为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在未来的发展，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最近十五年来中国的长篇小说创作，正是在这个基础上的一种发展和延续。同时，也以它诸多鲜明的特色，构成了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发展的一个新阶段。
最近15年来，中国长篇小说的最新发展，有诸多复杂的原因。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的原因，如上所述，是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创作特别是长篇创作的活跃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这期间长篇创作的繁荣发展做好了艺术准备，奠定了创作基础。第二个方面的原因，是这期间中国政府和国家领导人对长篇小说创作的鼓励和提倡，以及逐步扩大的文化市场和读者群对于长篇作品的迫切需要。第三个方面的原因，是在20世纪80年代成长起来的一些优秀的中、短篇小说家，在这期间纷纷转向长篇小说创作，为这期间的长篇小说创作，增添了一支生力军。此外，还有为数众多的离退休干部和普通群众，也以其带有回忆性的创作，加入到这期间的长篇创作队伍，无疑也壮大了这期间长篇创作的声势和力量。
凡此种种，由于这些原因，这期间的长篇小说才得以脱颖而出，一枝独秀，不但在产量上为过去年代所不可企及，而且其中的优秀之作，在质量上也达到了新的高度。根据有关统计资料显示，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长篇小说的年生产量就达到了700多部，是“文化大革命”前17年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生产总量的一倍以上。此后，又逐年递增，到20世纪90年代末，年产量已突破千部大关，是前十年（即80年代）长篇小说生产量的总和。进入新世纪以后，这种逐年递增的势头虽稍有缓解，但仍然稳定在年产800部左右的数目。如果按上述数字计算，最近15年来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的生产总量，已经超过万部。从这个意义上说，认为90年代的长篇创作是继80年代之后当代长篇小说发展的又一个新的高潮，丝毫也不为过。
二
这个数目庞大的长篇小说家族，集中浓缩了中国社会在结束“文化大革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20多年来，尤其是推行市场经济体制近十余年来所形成的一系列新的价值观念、人生哲学、道德理想、精神信仰等诸多新的意识形态。这些新的意识形态通过各种方式，渗透在这些长篇作品之中，构成了这期间长篇创作的不同精神取向。就20世纪90年代的一些长篇代表作而言，其具体表现，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从20世纪90年代初始露端倪到90年代中后期渐成气候，以张承志和张炜等作家在这期间创作的《心灵史》、《家族》（包括《柏慧》）等为代表的、一种可以称为追求人文理想的精神取向。这种取向的创作与思想文化界当时正在进行的“人文精神”的讨论不谋而合，都是站在文化理想主义立场对市场经济背景下的社会人生进行一种自觉的理性审视，以求救治社会颓风而高扬理想的旗帜。这些作家的创作虽然不一定全都是，有的甚至完全不是取材于当下的生活现实，但在他们的作品中所高扬的各式各样的人文理想，如宗教的、革命的，等等，对于重建精神信仰、价值秩序、道德传统和警醒世道人心、匡正社会流弊，都有一种重要的启示作用，是一种理想主义色彩很重的创作倾向。这种创作倾向还应包括邓一光的《我是太阳》等长篇作品，这些作品所写的虽然大都是一些“末路英雄”，但洋溢于其中的理想主义和浪漫精神在当今中国仍不乏一种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
第二个方面是与这种精神取向相近，同样也显示了丰富的历史、文化等人文内涵，是以陈忠实的《白鹿原》、阿来的《尘埃落定》和王蒙的“季节”系列长篇为代表的，以反思民族历史文化为特征的精神取向。这种取向的创作继承了20世纪80年代文学反思历史的创作题旨，但较之20世纪80年代大多取政治视角且多受“拨乱反正”的思维方式的影响，好作“翻案”文章而言，90年代出现的这些长篇作品对历史文化的反思，更具理性色彩，也更接近历史哲学和文化哲学的高度。
第三个方面是与这种反思民族历史文化为特征的精神取向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但却表现为不同的思维向度，是以韩少功的《马桥词典》和王安忆的《纪实和虚构》为代表的，带有文化和家族寻根色彩的精神取向。代表这种精神取向的作家大多是20世纪80年代“寻根文学”的领衔人物，故而这类创作多承“寻根文学”之余绪，而又在规模体制和深广程度上超越了80年代的“寻根文学”，成为持续十余年的“寻根文学”浪潮的一个集大成式的发展。
第四个方面是与这种带有寻根色彩的精神取向对文化和家族传统的固守有关，以张炜的《九月寓言》和贾平凹的《废都》、《白夜》、《土门》、《高老庄》等系列作品为代表，构成了一种以传统的价值立场和文化心态应对现代文明的，可以称之为带有文化保守主义色彩的精神取向。这种取向的创作或者固执于一种传统的文明形式，以此来对抗现代化浪潮的冲击；或者因为这种传统的文明形式受到现代化浪潮的冲击，而产生一种恐惧、惶惑、颓废、失落乃至濒临末世的绝望心理。这类创作类似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反抗现代”，却没有找到正确的价值立场和新的文化认同，因而虽与“寻根文学”在文化理念上相近，却缺少“寻根文学”所应有批判审视的文化态度和文化眼光。
第五个方面是以史铁生的《务虚笔记》和余华的《呼喊与细雨》、《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为代表的，涉及人的生存状态尤其是普通人的世俗生存状态，以及人性和人生哲理范畴的问题，因而可以称作是一种带有人生本位色彩或人本主义色彩的精神取向。这种取向的创作深切关注的是人的存在问题，直接表现的是文学作为“人学”的基本主题，因而大都接受了现代人本主义尤其是存在主义的哲学影响，是一种带有现代主义色彩的创作倾向。这类创作还应当包括王安忆在这期间创作的《长恨歌》，这篇小说虽然与现代主义哲学和艺术无涉，但所关切的却同样是人的命运和人生问题，是这类创作中比较倾向于传统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作品。
除了上述五种精神取向的长篇创作外，20世纪90年代中期前后一些性别倾向很重的女性作家的长篇创作，如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陈染的《私人生活》和90年代后期铁凝的《大浴女》等，也较为引人注目。这些长篇作品因为特别强调女性特征和女性权力，又受西方女性主义和女权主义的影响，因而被人称之为带有女性主义或女权主义色彩的创作倾向。这种倾向的创作以一种独特的女性立场、女性经验和女性视角，切入历史文化和社会人生，从总体上展现了在这个男权中心的社会里为女性所拥有和主宰的一个独特的生活世界，尤其是对女性个体生活体验和成长体验的诉求，乃至个人生活隐私和身体隐秘的暴露，更使这种女性主义或女权主义写作带有很重的“私小说”色彩。这股女性主义或女权主义的长篇创作潮流，也因此而加重了这期间文学创作的“个人化”或“私人化”倾向，成为这期间“个人化写作”或“私人化写作”的一支劲旅。
在最近15年来中国的长篇小说中，最能体现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密切关注当下社会和现实人生的作品，要数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一批以反映深入发展的改革开放和反腐倡廉为题材的长篇作品，如张平的《抉择》、陆天明的《苍天在上》、周梅森的《人间正道》、《中国制造》等，这些作品呼应了文学面向现实、反映改革的“主旋律”的提倡，敢于大胆暴露改革开放过程中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深入揭示围绕权力和财富展开的各种冲突和斗争。因为表达了民众的愿望，传达了民众的呼声，显示了正义和道德的力量，因而受到读者的广泛欢迎，尤其是借助影视传媒的传播作用，在民众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出现了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少有的“轰动效应”。
在现实题材的长篇创作产生“轰动效应”的同时，历史题材的长篇创作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以唐浩明的《曾国藩》和二月河的《雍正皇帝》等为代表的历史小说创作，在80年代历史题材的长篇创作已经形成的多元的艺术格局中，又进一步拓宽了历史观照的视野，在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历史评价，在历史人物的形象塑造，尤其是对人物心理和人性的深度开掘方面，以及在处理历史真实和艺术创造、艺术创造的雅、俗关系等问题上，都超越了以往的历史小说，成为当代历史小说发展新阶段的一个突出标志。
三
进入新世纪以来，长篇创作依旧保持着旺盛的发展势头，在某些方面，甚至还有所开拓和创新。近六七年来，在这个庞大的长篇家族中，创作成就较为突出，较能代表这期间长篇小说新的特点和新的水平的，是一批在20世纪80—90年代的文学中，在中短篇创作或长篇创作中，就已经取得重要成就或有较高知名度的中老年作家。由于这些作家的生活积累和文学积累比较深厚，文化底蕴和创作经验比较丰富，且有比较稳定的文学观念和持续性的艺术追求，因而他们的创作一般不大受社会的、文化的或文学的时代潮流所左右，他们特别注重的，往往是自己刻骨铭心的个体经验，以及与这种个体经验相联系的一样刻骨铭心的历史记忆。例如王蒙在这期间出版的长篇小说《狂欢的季节》和《青狐》，就是这种个体经验和历史记忆的综合产物。前者是他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季节”长篇系列的最后一部，后者则是接续这最后一部，更向当下延伸的“后季节”系列的首篇。包括“后季节”在内的整个“季节”系列长篇小说，构成了一部全面展现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长河小说”。这个系列长篇承续了“文化大革命”以后中国文学反思历史的创作题旨，是对历史和人生的理性思考的结晶。
与王蒙专注于当代历史不同，同样经历过20世纪50年代那场“干预生活”的创作潮流的老作家宗璞，却把眼光从当代转向了与她的父辈的生活和个人的记忆相联系的抗战期间的历史。在20世纪90年代，这位老作家不顾病弱之身和丧父之痛，以《野葫芦引》为总题，定下了一个四卷本系列长篇的创作计划，以反映抗日战争期间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生和命运。继20世纪80年代《南渡记》出版之后，她在近年出版了《东藏记》，以南迁昆明以后的明仑大学为背景，展现了在战时物质条件极为艰苦的情况下，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操守和精神面貌。如果说王蒙的系列长篇，是通过人的命运反思历史的话，那么，宗璞的系列长篇，就是借历史的天平，称量人的风骨和灵魂，两位老作家对人生和历史的关系所作的艺术处理，确有异曲同工之妙。如果把张洁也归入这个老作家系列的话，那么，她在这期间出版的长篇巨著《无字》，就堪称一部集个体经验与历史记忆之大成的力作，虽然写的是一个家族几代女性的经历，但一个世纪的历史风云与这些女性的人生和命运相激相荡所卷起的波澜，却真是无法用语言文字来描述和形容的。
相对于老作家的“中军”作用而言，中年作家是新世纪长篇创作的基干力量。他们虽然也像上述老作家那样，忠实于自己一以贯之的创作旨趣，但也不失时机地予以深化和拓展。张炜在20世纪90年代就形成了以人文理想的重建和精神家园的坚守为主导的创作题旨，近年来相继出版的长篇小说《外省书》和《能不忆蜀葵》、《丑行与浪漫》等，则转向对追逐爱与美的过程中个体命运的关注和失落的精神理想的反省与批判。韩少功的近作《暗示》，把《马桥词典》发掘隐藏在词语后面的故事的创作追求，发展到发掘包藏在具象之中的“隐秘的信息”和言与象之间的关系。说到底，仍然是他在80年代倡导“寻根”的延续。王安忆在90年代一方面热衷于家族寻根，另一方面则关注上海普通市民的人生和命运，近年来她的长篇创作，一方面把她的寻根冲动由家族的范围，弥散到整个上海人的根须上面，用一部《富萍》描述了上海这个移民城市由散而聚的浮萍一样的人生图景；又以一部《桃之夭夭》在笑明明和郁晓秋母女身上移植了王琦瑶的骨血和灵魂。当然，王安忆这期间也写了像《上种红菱下种藕》这样的长篇，给人的感觉仿佛是反映当下农村正在发生的生活变革，但在那个小女孩秧宝宝周围，编织的又分明是一幅微缩的城市生活图景。贾平凹在20世纪90年代创作了一系列反映这个急剧变动的时代，人的心态和生态的不平衡的长篇作品，有的还引起过很多非议和争论，近年来，贾平凹的长篇创作一方面继续像《废都》那样，写社会的“病相”和人生的“病相”，如《病相报告》，只不过这“病相”已不是《废都》那样的历史转型时期的世纪病，而是漫长的历史所酿就的社会病态和人生病态。另一方面他也写了《怀念狼》这样听起来很另类的小说，小说虽然讲的是人和自然的生态平衡问题，其实仍然是他在20世纪的长篇创作中关注的城市生态和乡村生态的平衡问题的一个自然的延伸，终归是现代化进程所引起的现实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贾平凹虽酷爱历史文化，却是一个现实感很强的作家。莫言和刘震云继续了他们在90年代的艺术实验。这种实验包括所谓“狂欢化”叙事和对历史的解构与对生活的反讽式观照。如果说莫言在这期间创作的《檀香刑》是写历史的话，那他就是用民间的历史解构了官修的正史，如果说他在这期间创作的另一部长篇小说《四十一炮》是写现实的话，那他就是用一个精神侏儒的倾诉解构了活生生的现实。同样，擅长反讽的刘震云在他的长篇近作《一腔废话》、《手机》和近作《我叫刘跃进》中，一如既往地以各种悖谬的方式揭示人的生存的尴尬和困境。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位作家在这期间的长篇创作，除了共有一种话语“狂欢”的倾向外，莫言还特别强调向民间的“大踏步地撤退”，他的《檀香刑》因而成了这期间长篇小说取用和转化民间资源的一次成功的尝试。与莫言、刘震云的这种“狂欢化”的创作倾向相近，一向“躬耕垄亩”，埋头于他的“耙耧山区”寻找创作资源的阎连科，近年来也开始了自己的艺术实验，如《日光流年》的“倒计时”、《坚硬如水》的“语言的狂欢”和《受活》的“狂想现实主义”等。这位创新精神极强的中年作家近年来的长篇创作，虽形式诡谲多变，语言荒诞怪异，但仍不失其一以贯之的乡土精神和批判意识，表明中国作家已逐渐将更多的注意力转移到艺术创新上来，在追求艺术创新的过程中日渐走向成熟。
四
除上述作家外，近年来还有更多积累了丰富创作经验的中年作家将重心移向长篇创作，大大增添了长篇小说成果的分量，这里有三个现象较为显眼。其一是历史题材的长篇创作。如熊召政的四卷本长篇小说《张居正》，以严谨的现实主义笔法，精心塑造了中国封建王朝内部最后一位身居高位的政治改革家张居正的形象，深入反映了明代万历年间诡谲多变的政治历史，是近年来现实主义长篇历史小说的扛鼎之作。相对于《张居正》这种谨严的历史小说而言，张一弓的《远去的驿站》，就有点“新”历史的意味，历史不过是作者的一个想象的空间，其目的不是要再现历史的真实或历史的本质，而是要借历史这个时空舞台，搬演一段知识分子的人生故事，借他们的人生轨迹和命运变幻，来演绎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精神。这类长篇还有李锐的《银城故事》，说的是辛亥年间的一段故事，实则是讲历史的偶然和与人情人性的关联。同样是以历史为题材，刘醒龙近年来精心打造的长篇力作《圣天门口》，其关注历史的目光，既不在权力之争，也不在朝代之变，而是隐含在历史变动中的人性的光辉。虽然刘醒龙所写的历史主要是20世纪的暴力革命，但从历史中打捞人性，却是其创作的中心题旨。从这个意义上说，刘醒龙关注更多的不是历史变化本身，而是历史在变化中所敞开的心灵。
其二是女作家的创作。如前所述，被称为“女性主义”或“女权主义”的文学创作潮流，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近年来，虽潮头暂歇，但女作家的创作势头不减。除前述宗璞、张洁、王安忆外，近年来在长篇创作方面较为活跃的还有铁凝、方方、池莉、张抗抗、徐坤、毕淑敏、林白、虹影等，以及后面还要提到的一些更为新锐的女作家。其中铁凝的《大浴女》和张抗抗的《作女》，分别从内外两个方面，展现了女性心灵成长和人生奋斗的艰难历程，前者重在对灵魂的自我拷问，后者重在对女性身份的挑战，面对的都是女性的宿命。同样带有自传色彩，徐坤的《春天的二十二个夜晚》和虹影的《饥饿的女儿》，前者从个体生存的角度进入，后者从社会历史的角度进入，女性的经历折射的都是特定的社会人群。在创作中一向不大看重性别特征的方方，这期间从成长的角度，依年序事，用一部“年谱体”的小说《乌泥湖年谱》，写出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和一个知识群体的命运。相反，在创作中性别特征很重的林白，也一反向来的作风，在《万物花开》中，同样以一个古怪孩子的眼光，摄取了一种“花开花落两由之”的自然状态的存在。较之上述女作家，池莉走的依旧是一条雅俗共赏的路子，她在这期间创作的《口红》、《有了快感你就喊》和《水与火的缠绵》等长篇小说，既反映光怪陆离的现实，也表现缠绵悱恻的情爱，既有引人入胜的故事，又不乏对人生问题的探讨，所以依旧拥有众多读者和观众。因为《拯救乳房》的书名而引出纷争的毕淑敏，在这部长篇中探讨的其实是一个十分严肃的心理学问题和人生观问题，如同徐坤的另一部长篇《爱你两周半》，把人性和人情放在一个特殊的情境中予以考量一样，毕淑敏的这部作品也借癌症治疗这个非常事件疗救人的意志和精神，两者确有异曲同工之妙。
其三是以“反腐倡廉”为主题及与之相关的长篇创作。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个题材领域的创作就格外引人注目，被人们称为“官场小说”或“反腐小说”，多有作品进入畅销书的排行榜。近年来其创作势头有增无减，且由暴露官场黑幕、官员隐私转向政治剖析，因此张平、周梅森等代表作家都倾向于把自己创作的这类小说称为“政治小说”。其代表作有张平的《国家干部》，陆天明的《大雪无痕》，周梅森的《国家公诉》和张宏森的《大法官》等。较之90年代的同类长篇作品，这些新的长篇创作虽然依旧意在反映现实和弘扬主旋律，在艺术上也依旧没有脱离传统的现实主义轨道，但在观照社会问题的视野、切入社会问题的角度和思考社会问题的深广程度上，较之此前的创作，都有所拓展和深化，在揭示问题的同时，也注意解剖人性；在针砭时弊的同时，也注意探求病根，因而在读者中都有较大影响。尤其是借助影视等大众传媒的作用，产生了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以来少有的普遍而持久的“轰动效应”。
在近年来的长篇创作中，涌现出的新生力量，值得引起我们的特别注意。这支长篇创作的生力军，虽然不一定都有长期的创作经历和丰富的艺术经验，有的甚至是一些初登文坛的新手，但他们之中，却多有人出手不凡，表现出鲜明的艺术个性，有的还达到了相当的思想和艺术高度。
孙惠芬这位东北籍的女作家起先是以一部《歇马山庄》，写活了在这个大变革的时代的乡村女性受着城乡双重“牵挂”的生存状态和情感状态，而后又以一部独创的“方志体”的长篇小说《上塘书》引起了人们的广泛注意，进一步由人及“物”，娓娓叙说乡村的历史。阎真是有过留学经历的学者型作家，在90年代出版了反映他的留学生涯的长篇《曾在天涯》之后，近年来突然转向由学入官的知识分子的命运沉浮和人格变异，他的长篇新作《沧浪之水》，对知识人的人格和灵魂的剖析，有相当的穿透力。与阎真对现实的知识分子的人生叙事相近，杨显惠的《夹边沟纪事》，却把关注的目光投向历史。这部由系列中篇组成的长篇小说，忠实地记录了发生在近半个世纪前“反右派斗争”和“三年自然灾害”的那段历史悲剧，可以看做是尤凤伟的《中国：1957》的姊妹篇。韩东的《扎根》，可谓“后文革文学”一部长篇力作。说它是“后”是因为这部作品摆脱了有关“文化大革命”叙述的“伤痕”情感模式，以平淡的口吻叙述了一个下放家庭包括它的知青子女在农村的“扎根”生活，没有苦难意识，没有悲剧意识，也没有“无悔”和忏悔意识，有的只是平平常常、琐琐碎碎、庸庸碌碌的日常生活，一如他们周围的各色人等。懿翎的《把绵羊和山羊分开》采用的也是日常化叙事，讲述了一个“小侉子”与她的数学老师之间的“恋情”，但其叙事语言把方言、土语、民谣、俗谚、知识分子的书面语和普通话的规范语言等各种表达方式混杂在一起，用一个女孩子的自由无羁的生命，照亮了知青年代暗淡的生活岁月。生长在西部边疆的董立勃用残酷而美丽的笔调书写的兵团生活令人震颤，在《白豆》及其姊妹篇《米香》中，叙说的是生产建设兵团的几个女人的人生故事。白豆对美与善的决绝选择，米香和宋兰的命运鬼使神差的逆转，读来都令人不禁扼腕叹息。同样与知青有关，姜戎的《狼图腾》通过一个在草原上插队的知青的耳闻目睹，向人们叙说了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狼族的历史，以它们在与人类共处的过程中相互展开生存竞争的惨烈图景，来呼唤一种狼性精神的复活。如果说《狼图腾》所写的是一种自然生态，那么范稳的《水乳大地》表现的则是一种文化生态。这部作品以澜沧江大峡谷的百年沧桑为背景，表现了不同民族、不同宗教水乳交融、和谐共处的主题，在艺术上虽对魔幻现实主义有所借鉴，但却是植根于西南边地的生活现实和历史文化经验，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和民族特性。与《水乳大地》的魔幻不同，雪漠的《大漠祭》如同他的书名，以对西部农民的一腔虔诚，用质朴的叙事，在贫瘠而奇幻的西部大沙漠上，描画了一幅西部农民原生态的生活图景。同样是写西部，红柯的《西去的骑手》写的是一段亦虚亦实的历史故事。这部作品以一个颇带传奇色彩的“尕司令”的人生历程张扬了西部人的生命和血性、人格和精神。西部题材在近期长篇创作中的集中涌现，表明对西部的开发将给西部文学带来一个新的崛起的前景。
五
与前此阶段的长篇小说创作相比，最近15年来的长篇小说在艺术上创新的幅度更大，在创造新形式和运用新的叙事方法与技巧方面，也显得更加自然和成熟。就这期间最富创新性的一些长篇小说作家作品而言，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创新最具代表性。
第一个方面是新观念的形成。“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的中国文学，一直在寻求突破已趋于定型的一些文学观念和艺术模式，在小说这种叙事性的文类中，主要是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现实主义的创作观念和艺术模式。为此，在20世纪80年代的小说创作中，作家们进行了多方的探索和实验。这种探索和实验的结果，事实上已经在实践的层面突破了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诸多规范。最近15年来的长篇创作，进一步把这种实践层面上的探索和实验所取得的感性经验，上升到自觉的理性层面，形成了一系列有别于传统现实主义的新的艺术观点和创作理念。尤其是对于真实性这个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核心问题的理解，这期间的作家更倾向于从个体的、主观的、心灵的和感受性的角度去看待“生活的真实”，从而打破了建立在唯物论和反映论基础上的、传统的现实主义所认定的那种与个体的心灵和主观情志无关的纯粹客观的真实观，这就使得作家有可能打破主观与客观、真实与虚构、纪实与想象之间固有的界限，能够在一个更广大也更自由的艺术时空中从事文学的创造活动。这期间的长篇小说如《务虚笔记》、《纪实和虚构》、《九月寓言》，以及作家余华、刘震云、莫言和上述一些女性作家的长篇小说，都是这一文学新观念的集中体现。
第二个方面是新形式的创造。如《心灵史》“用（伊斯兰教）哲合忍耶内部秘密抄本作家的体例”构造小说的形式；《马桥词典》创造了别具一格的“词典”体的长篇形式；女作家方方用“年谱”的形式创作长篇小说《乌泥湖年谱》；女作家孙惠芬以“地方志”的形式创作长篇小说《上塘书》等。
第三个方面是新风格的追求。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被有些学者称之为“狂欢化”叙事风格的出现。较早有莫言的《丰乳肥臀》、刘震云的《故乡面和花朵》，随后又有王蒙的“季节”系列长篇小说和阎连科的《坚硬如水》等。这些作品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在一个被称为“复调”和杂合的形式中，运用各种矛盾和悖论的形式进行文学叙事，同时叙事的话语打破了庄重与诙谐、严肃与戏谑、精致与简陋、雅驯与粗俗、直陈与暗隐，以及书面与口头、古典与现代、官方与民间、本土与外来的诸多界限，构成了一种被称为“杂语喧哗”的叙事风格。
中国小说从古典向现代的转型，本来就是受着西方文化和西方文学的影响，因此，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中国现代小说取用的是西方的文化和文学资源。
20世纪40年代以后，由于在文化上确立了民族化的方向，所以此后的文学，从50年代到60年代，都十分注重取用本土的即民族的和民间的文化与文学资源。但是，由于20世纪下半叶的冷战格局所造成的中西方对立，中国文学的这种民族化和民间化的追求，又往往与世界文学尤其是西方各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相疏离。“文化大革命”以后，中国文学再度“走向世界”，使中国作家获得了一种新的观照民族文化和民族文学传统的立场和眼光，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国作家在学习借鉴西方文学的同时，又开始重新发掘和取用民族的和民间的文化与文学资源，并通过自己的文学创作活动，使本土的文化和文学传统向现代发生创造性的转化。最近15年来中国的长篇小说作家，就是受着这种新的文化“回归”趋势的影响，继续把关注的目光投向民族的历史文化，从中汲取艺术创作的养料和资源。如《废都》的脱胎于中国古典小说《金瓶梅》；《乌泥湖年谱》和《上塘书》的采用“年谱”体和“方志”体，都是立足于取用和转化本土的文化和文学资源。《马桥词典》的“词典体”虽不无外来影响，但又明显带有中国古代笔记小说的痕迹。尤其是莫言的长篇新作《檀香刑》，把流传在山东高密一带的地方小戏——“猫腔”的演唱特征、叙事风格和结构方式，化入长篇小说。为了突出这部小说的民间化特征和听觉效果，莫言在作品中“有意地大量使用了韵文，有意地使用了戏剧化的叙事手段，制造出了流畅、浅显、夸张、华丽的叙事效果”。他要通过这种方式表明：小说“原本是民间的俗艺”，在“渐渐成为庙堂的雅言的今天”、“在对西方文学的借鉴压倒了对民间文学的继承的今天”，他要使这部“不合时尚的书”，成为他在创作中向民族和民间“一次有意识地大踏步撤退”[1]。莫言的话同时也表明，最近15年来中国的长篇小说乃至整个中国文学，经过漫长的实验探索的过程，正在逐渐走出“西方影响”的焦虑，通过创造性地转化民族传统，将为世界文学提供一份真正属于自己的独特的“中国经验”。
2008年2月25日改定于珞珈山两不厌楼
（原载《小说评论》2008年第2期）
[1] 莫言：《檀香刑·后记》，作家出版社200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