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王士祯对明人词学观念的超越
王士祯词论的价值更大地体现在他对明人的超越上，正是这种超越性确立了新的学词典范，拓展了词的创作题材，开拓了词人的审美视野。
清代许多词人认为，《花间集》和《草堂诗余》是导致明词衰敝的“罪魁祸首”，朱彝尊《词综·发凡》即云：“独《草堂诗余》所收天下最传，三百年来，学者守为兔园册，无惑乎词之不振也。”陈廷焯也说：“《花间》、《草堂》、《尊前》诸选，背谬不可言矣。所宝在此，词欲不衰，可乎？”[15]而清初人徐士俊曾云：“《草堂》之草，岁岁吹青；《花间》之花，年年逞艳。”[16]其实有明一代《草堂诗余》是更为流行的一部词集，《花间集》则经历了一个由隐到显的过程，在明正德年间始彰显于世，汤显祖《花间集·叙》即云：“《花间集》久失其传。正德初，杨用修游昭觉寺，寺故孟氏宣华宫故址，始得其本，行于南方。”一直到明末清初的毛晋在《花间集·跋》中还说其时填词家要么仿柳永作闺帏秽媟之言，要么效稼轩作粗豪叫嚣之语，因此他倡以花间词风，说《花间集》为“倚声填词之祖”。在王世贞、陈子龙的词论里也看不出有多少崇奉花间词的意味，王世贞在《艺苑巵言》中虽说过“温飞卿所作词曰《金荃集》，唐人词有集曰《兰畹》，盖取其香而弱也”的话，但同时他又说：“花间犹伤促碎”，“言其业，李氏、晏氏父子、耆卿、子野、美成、少游、易安至矣，词之正宗也。温韦艳而促，黄九精而险，长公丽而壮，幼安辨而奇，又其次也，词之变体也”。乃是以花间词的代表温庭筠、韦庄的词为次品、为变体。陈子龙也没有以花间词为贵，他在《幽兰草词序》中说：“晚唐语多俊巧，而意鲜深至，比之于诗，犹齐梁对偶之开律也。自金陵二主，以至靖康，代有作者。”[17]他所孜孜以求的，与王世贞如出一辙，都是南唐李氏父子直至北宋的词风，花间词并没有被他们抬得太高。
将《花间集》与《草堂诗余》相提并论且等而上之的应是王士祯。《花草蒙拾》就是他读《花间集》和《草堂诗余》时偶有所感的记录，正如沈曾植所云：“偶然涉笔，殊有通识。”[18]况周颐曾云世人讥讽明词纤靡伤格“未为允协之论”，并说：“词格纤靡，实始于康熙中。《倚声》一集，有以启之。集中所录小慧侧艳之词，十居八九……世知阮亭论诗以神韵为宗，明清之间，诗格为之一变。而词格之变，亦自托阮亭之名始，则罕知之。而执明人为之任咎，讵不诬乎。”[19]虽云王氏所倡纤靡伤格，但以花间柔艳词风取代草堂淫俗词风不失为一种先进的词学观。
由于推崇咏物词，而咏物词又至南宋而称极盛，因此王士祯论词时并不拘泥于唐五代北宋词，对南宋词的价值也能给予客观的评价，他在《花草蒙拾》中说史达祖、姜夔、高观国、吴文英等人的词令人有观止之叹，他评彭孙遹《白苎》（雨乍晴）时也说：“词以少游、易安为宗，固也。然竹屋、梅溪、白石诸公，极妍尽态处，反有秦、李未到者。譬如绝句，至刘宾客，杜京兆，时出青莲、龙标一头地。金粟刻意高、史，故多神妙之诣。程村亦首肯余言。”[20]王世贞、陈子龙对南宋词评价都不高，如陈子龙虽盛赞金陵二主直至靖康间的词人，却说：“南渡以还，此声遂渺，寄慨者亢率而近于伧武，谐俗者鄙浅而入于优伶。以视周、李诸君，即有‘彼都人士’之叹。”[21]王士祯对云间词派的不涉南宋词一步给予了批评：“云间数公论诗拘格律，崇神韵。然拘于方幅，泥于时代，不免为识者所少。其于词，亦不欲涉南宋一笔，佳处在此，短处亦坐此。”“废宋词而宗唐，废唐诗而宗汉魏，废唐宋大家之文而宗秦汉，然则古今文章，一画足矣，不必三坟八索至六经三史，不几几赘疣乎”。[22]
明代崇婉约，诋豪放，风格单一，取径亦狭。王士祯对此则持较为开放包容的态度。他认为词当分正变，不当分优劣。其《香祖笔记》卷九云：“词家绮丽、豪放二派，往往分左右袒。予谓：第当分正变，不当论优劣。”他从张
的“词有二体”说衍变出“词有二派”：“一曰婉约，一曰豪放。仆谓婉约以易安为宗，豪放惟幼安称首。”[23]这虽然有推掖乡贤的用心，但“二安”并举“不仅消解了婉约、豪放两种风格的对立，融合两派艺术之精神，同时也令对南北两宋词的价值判断达成统一，从而使词的传统变得益丰富清晰”[24]。同时他认为温庭筠、韦庄为正之始，“弇州谓苏、黄、稼轩为词之变体，是也。谓温、韦为词之变体，非也。夫温、韦视晏、李、秦、周，譬赋有《高唐》、《神女》，而后有《长门》、《洛神》；诗有古诗录别，而后有建安黄初三唐也，谓之正始则可，谓之变体则不可”[25]。在王士祯观念里，所谓“正”即指婉约词，“变”即指豪放词。他以温、韦、二晏、李清照、秦观、周邦彦词为正始之音的代表，苏、黄、辛为词之变体，他结合词的源起、作品产生的先后及词的风格来定词的正变，不同意王世贞将温、韦划入变调，这其中也有尊《花间》词的用意。他还指出：“名家当行，固有二派”，苏词虽非当行，犹为名家，不容从婉约标准出发任意抹杀。在《花草蒙拾》中，王士祯所推崇的苏轼、秦观、李清照、辛弃疾、史达祖等词人中，苏、辛词就是豪放词，就是变调，但他仍给它们以极高的定位。
明人对词体特征体认不清，创作时掺杂俚曲诗语，使词丧失了自身的审美特征。朱彝尊即云：“夫词自宋元以后，明三百年无擅场者。排之以硬语，每与调乖；窜之以新腔，难与谱合。”[26]因此，王士祯强调诗词曲的区别。虽然他认为诗词一理，都是“被管弦谐金石者也”[27]。诗和词一样都具有抒情的功能，其《阮亭诗余自序》即云：“凡人有所感于中，而不可得达，则思言之，言之不足，则长言之，长言之不足，则反复流连，咏叹淫佚，以尽其悲郁愉快之致。”但是诗词曲的区别才是主要的，“或问诗词、词曲分界。予曰：‘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定非香奁诗。‘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定非草堂词也”。用一种直观感悟的方式点明了词自有特征、自有本色。“‘平芜近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升庵以拟石曼卿‘水尽天不尽，人在天尽头’，未免河汉。盖意尽而工拙悬殊，不啻霄壤。且此等入词为本色，入诗即失古雅。”[28]这是说诗词表现题材的不同。“眉公以此种风调为诗，故不能佳。”[29]这是说诗词的表现风格不同。
王士祯也注重对词的思想意蕴的发掘。如果说《花草蒙拾》重在词的艺术价值上的体认，那么王士祯在《倚声初集》里则重在对词的思想意蕴的开拓发掘。卷八评徐允贞《少年游》（一阶新草碧痕轻）云：“此云间丽则处，慧眼能辨，必不我顽艳所溷。”指出了丽以则的问题，话里已有重丽则而轻顽艳的意思。在卷七评邹祗谟《惜分飞》（一朵花铃红豆蔻）时他更认为“发乎情，止乎礼义”。将词与传统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联系了起来，这无疑极大地提高了词的品格，推尊了词体。他在评词时认真地发掘着词的思想意蕴，词在他的眼中不再只是绮筵公子、绣幌佳人于樽前花下所唱之物，而是可以反映更广阔的社会生活。他在卷十评刘荣嗣《醉落魄》（秋光深也）为“司空忠而被谤，三年请室，故寄托多牢愁侘傺之词”，卷六评陈子龙《柳梢青》（绣岭平川）为“绣岭宫前，乐游原上，不胜开元盛世之思”，卷十七评龚鼎孳《念奴娇》（凭栏无赖）为“杜若飘零，竹箭萧瑟，哀感都在言外”，卷十五评邹祗谟《满江红》（滚滚红尘）为“一肚皮不合时宜，写来酣饱”等，都是他对词主题的挖掘。
基于这种思想，王士祯在《倚声初集》里将词这一文体与经史子集联系起来，如卷十一评曹尔堪《蝶恋花》（一把黄茅新盖屋）为“可续《豳风》一则”，卷二十评其《贺新郎》（古树阴相属）为“学士词，其源出于《豳风》，一洗《郑》、《卫》”，卷十七评龚鼎孳《念奴娇》（魂断无那）为“哀而不伤，怨悱而不乱，填词小技，遂有《国风》、《小雅》之遗”，卷十八评其《薄倖》（粉城春市）为“遂觉国风不远”，卷五评其《满庭芳》（壁印狐踪）为“采风者不可不闻此”，这是将词与《诗经》联系起来；卷五评吴伟业《谒金门》（人离别）为“‘梧桐初下叶’五字，《骚》、《辨》之遗”，这是将词与《离骚》联系起来，卷十一评叶奕苞《蝶恋花》（月小山高三两客）为“‘江山零落如残奕’七字，一部十七史在内，令人增感”，卷十五评吴伟业《满江红》（绿草效原）为“娄东长句，驱使南北史，妥贴流丽，为体中独创。不意填词亦复如此”，卷二十评魏允楠《金明池》（燕子矶边）是“六代兴亡，一时茫茫文集”，这是将词与史结合起来，增加了词的历史厚重感。
将词与风骚联系起来，清中期张惠言据此而开创影响甚巨的常州词派，可为什么在清初王士祯却没有鼓荡起更大的词风来呢？一是时代际会的关系，王士祯虽遭逢明清之际的剧变，随后却是所谓的“康乾盛世”，时代要求反映盛世风雅，而非乱世的变风变雅。再就是王士祯只是评词时的一种感悟，而非像张惠言那样有意识地倡导。
王士祯词论体现出的这种融会南北、不废豪放的包容性和开放性以及他对词的审美价值、自身特征的重新确认，不仅是对明末云间词派专尊唐五代北宋词的反拨，也是对明代绮靡狭径传统的一种超越，对改变清初词风以及对后来浙西词派“骚雅”说和常州词派“比兴寄托”说的极大的启发作用，都是应该引起我们充分重视的。
（原载《东亚人文学》2003年12月，收入本书时略有增删）
[1] 顾贞观：《栩园词弃稿序》，康熙四十三年（1704）陈氏且朴斋刻陈聂恒《栩园词弃稿》四卷本。
[2] 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卷八，《词话丛编》本，第3426页。
[3] 严迪昌：《审辨史实，全景式地探求流变——关于文学史研究的断想》，《严迪昌论文自选集》，中国书店2005年版，第3页。
[4] 欧阳修：《集古录自序》，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七一六，17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419页。
[5] 瞿源洙：《鸣鹤堂文集》，转引自严迪昌《严迪昌自选论文集》，中国书店2005年版，第8页。
[6] 吴宏一认为《花草蒙拾》“应该著成于王氏司理扬州之时，即顺治十七年后至康熙四年间，至多晚不过几年”。参见吴宏一《清代词学四论》，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版，第45页。
[7] 王世贞：《艺苑巵言》，《词话丛编》本，第385页。
[8] 毛晋：《花间集跋》，明汲古阁本。
[9] 陈子龙：《王介人诗余序》，《安雅堂稿》卷二，宣统二年（1910）上海时中书局铅印本。
[10] 《倚声初集》，顺治十七年（1660）刊本。
[11] 叶嘉莹：《人间词话中批评之理论与实践》，《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93页。
[12] 《花草蒙拾》，《词话丛编》本，第677、683、676页。
[13] 《远志斋词衷》，《词话丛编》本，第652页。
[14] 王奕清：《历代词话》卷八，《词话丛编》本，第1260页。
[15] 《白雨斋词话》卷八，《词话丛编》本，第3970页。
[16] 冯金伯：《词苑萃编》卷八引徐士俊语，《词话丛编》本，第1940页。
[17] 《幽兰草》，新世纪万有文库本，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
[18] 《菌阁琐谈》，《词话丛编》本，第3607页。
[19] 《蕙风词话》卷五，《词话丛编》本，第4510页。
[20] 《倚声初集》卷二十。
[21] 《幽兰草题词》，《幽兰草》卷首，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22] 《花草蒙拾》，《词话丛编》本，第685、686页。
[23] 同上书，第685页。
[24] 蒋寅：《王渔洋与清词之发轫》，《文学遗产》1996年第2期。
[25] 《花草蒙拾》，《词话丛编》本，第673页。
[26] 《水村琴趣序》，《曝书亭集》卷四十。
[27] 《倚声初集序》，《倚声初集》卷首。
[28] 《花草蒙拾》，《词话丛编》本，第686、679页。
[29] 《倚声初集》卷二评陈继儒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