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自由—真理—正义—公平精神在批判斗争中的体现：反剥削、反奴役、争自由、要公正的人类学价值精神

马克思的世界公民精神，即自由—真理—正义—公平精神，在对不合理世界的斗争中就体现为反剥削、反奴役、争自由、要公正的人类学价值追求。

伟大的精神不是自己树立起来的，而是在与不合理世界的斗争中树立起来的。马克思的根植于他的人格理性精神中的这种自由、真理、正义、公平精神，使马克思成为特别关重他的时代的“迫切问题”的思想家。他突出表明：“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而“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就是“公开的，无所顾忌的，支配一切个人的时代之声”。[4]

正是这种时代之声，与他的自由—真理—正义这种人类学精神相结合，决定了马克思的具体的哲学理念和哲学志向。具体地说，这个“时代的迫切问题”就是：德国政治奴役制度的非法存在和英法等国经济奴役制度的非法性统治。马克思一生的哲学思想以及对经济科学理论的构建，都是针对这一压抑人类自由天性、失却真理正义、束缚时代发展、使人们不能合理生存的“迫切问题”的，正是这种对人的、对真理正义的压抑状态，激发了马克思对“全人类解放”的追求，并以历史规律来论证和实现这种追求。正如孙正聿先生所说：马克思要“从时代性的状况去反思人类的存在，从时代性的问题出发去求索人类的解放”[5]，以追求人类性的自由、真理与正义的实现。

马克思所发现的他的“时代的迫切问题”，首先是德国的封建专制主义对整个社会的思想压制和政治专制，进而是在先进国家普遍存在的资本对劳动的奴役。在他出生的德国，整个思想理论界不过是为专制制度服务的工具，没有真理、正义的声音，没有公平、自由可言。社会中到处充满了经济的、政治的、思想的非法性统治，这迫使青年马克思的自由精神和“因为人而为了人”的拯救人和人类世界的哲学精神，不能不转化为一种激越的批判精神来批判一切。

从早期的论文看，马克思的批判矛头，主要是针对近代性问题在现代社会中的非法统治：一是以自由精神对“压制思想自由”的“书报检查制度”的无情批判；二是以这一人类进步精神对于“落后于世界水平”的专制、等级、特权制度的无情批判；三是对人类社会中最不公正的现象——资本奴役劳动的劳动奴役制度的批判。这三大批判的目标都指向人的解放。马克思由特别关注“政治上社会上备受压迫的贫苦群众”，到发现“劳动与资本的对立”，再到发现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制度性奴役，这一系列的发现，促使他的自由精神和为真理、为正义的奋斗精神，在斗争中进一步体现为反剥削、反奴役、争自由、要公正的人类学价值精神。这是他的人类正义精神的具体体现。所以，马克思的“因为人而为了人”的理想，在不合理社会中就具体转化为反剥削、反奴役、争自由、要公正的理性战斗精神。这充分体现在他的这样一句话中：

绝对命令：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把人解放成为人。[6]

他把康德的伦理学的“绝对命令”，改造成他的政治学的绝对命令，从而代表了社会历史发展的“绝对”要求，并且，这一层成了他一生的政治抱负。他对人类社会的这种真理和正义的赤诚追求，形成了他的有鲜明个性特色的不妥协的激越战斗精神。他的一系列的、表面看没有一贯性的哲学构建，都是以这一斗争精神建立而连贯起来的，都是以这一精神的金线贯穿起来的一串珠玑。然而，不论马克思在具体的批判中抱着什么思想，他的一切批判从根子上看，都不能不本于对人类命运、对劳动大众命运的关怀和对于自由、真理、正义、公平的追求。正是这一根本精神，支配着马克思在不同社会时空中针对不同的时代问题而形成了不同的哲学构建，表现为不同的理论追求。

总之，自由、真理、正义、公平精神是马克思的世界公民精神，也是马克思的人格理性精神，更是他所构建的关于人和人类世界的人类学—哲学的根本精神。

[1]《188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07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91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10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3页。

[5]《社会科学战线》2003年第1期，第10—14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07—2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