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论文（1）：理解中国崛起
国家自主性、绩效合法性与中国经济发展
杨宏星 赵鼎新[1]
摘要 解释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原因的理论有一个共同的倾向 ，即都把经济的成功归因于国家一个或数个成功的政策，并且一般都从经济学角度来探讨经济成功背后的秘密。本文则指出，中国经济发展成功的关键不仅在于国家的经济政策，而且在于它在社会和其他方面所施行的政策。并且，经济成功不在于任何一个具体的经济或社会政策的当期有效性，而在于国家在面对前期政策所产生的负面意外后果时能够采取新的政策谋求新的发展。国家之所以有很强的应变决心和能力，主要有两个原因：绩效合法性基础和高度的自主性。以绩效为基础的合法性使国家在一个政策造成负面影响时马上会受到来自社会的压力，而高度的自主性则使国家能够打破利益集团或其他阻力，出台应对之策。
关键词 经济增长 国家自主性 绩效合法性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 9.7%，[2]GDP总量也从 1980年的世界第 8位逐年提升，并在 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亚洲 “四小龙 ”经济的高速发展曾被看作是奇迹。与 “四小龙”相比，中国大陆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且地区差异巨大，其发展难度要大得多。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经济水平大大落后于苏联和拉美地区。如今，那些国家在90年代推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已成了反面教材，而中国经济却在一个威权政府的领导下继续快速发展。中国的发展引来多国政府和学者的关注，并由此而产生了诸如 “中国模式”和“北京共识”之类的提法以及相应的争辩。[3]
解释中国经济成功发展的理论看上去形色各异，却不无相通之处。概而言之，这些理论都认为经济的成功缘于国家成功的政策和具体的制度设计。它们的差别仅在于对哪些政策和制度设计才是导致成功的关键有不同的理解。一般来说，受自由主义经济学影响的学者会强调政府的改革政策建立了价格机制和私有产权等市场经济导向的制度，从而迎来了经济的突破性发展；而受政治学影响比较大的学者则强调，中国经济成功的关键在于国家能够利用手中的权力的自主性来推行种种有利于经济发展却不一定迎合市场规律的政策。本文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的不少政策和制度设计的确给经济发展带来了正面效益。但是，即使是那些对当期的经济发展具有明显正面效果的政策和制度设计，也同时在经济和社会层面产生了许多负面影响，为经济的持续发展制造了障碍。相对于国家的初衷而言，这些政策和制度设计很难说是成功的。与此前的种种观点相反，本文的核心论点是，中国经济的成功不在于成功的政策和制度设计，而在于国家权力的自主性，以及社会对这一自主性的大力约束。自主性使国家在面对改革所产生的问题时有能力进行政策调整和新的制度设计；而来自社会的巨大压力使国家不再能够运用手中的自主性，像在改革开放前一样带着人民在错误的道路上“奋勇向前”。中国历史的特征和改革开放前的若干遗产是国家自主性的来源，而对国家的强大压力则是因为它当前的主要合法性来源是绩效而非其他。我们把中国国家所拥有的这种特殊的自主性称为受约束自主性（ bounded autonomy），并认为国家的自主性与绩效合法性的结合才是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
社会科学的核心是解释社会现象，而理论的生命力就在于其解释社会现象的能力。与其他解释中国经济发展的理论相比，本文不但揭示了经济快速发展背后的规律，而且还在统一的理论框架下回答了以下其他理论所没有触及的问题：为什么改革首先发生在城市和沿海地区？为什么改革首先在农村取得成功？为什么改革的重大突破发生在 90年代？为什么“左倾”思潮近年来有明显回升？为什么社会政策成了近年来改革的主轴？近30多年来国家政策走向的逻辑是什么？为什么经济和百姓生活水平的快速提高没有能够缓解国家的执政压力？
以下我们对现有的理论以及本文的论点和分析框架作出讨论。随后将分析中国国家权力自主性的历史来源。本文的大量篇幅将用来分析国家在改革开放各阶段所面临的主要压力，以及面对这些压力所采取的对策。其中某些成功的对策既为经济带来了活力，又带来新的问题和压力。在这些新的问题和压力下，国家不断出台新的改革政策和制度设计，把经济带入了一个个新的台阶，同时又给自己不断套上新的压力 ，如此递进推动了经济的发展。正如渠敬东等人所言：“30年的改革，总是在解决老问题而又形成新问题、转变旧机制而又构成新矛盾的曲折运动中展开的，而恰是在这样的曲折运动中，我们看到了中国社会转型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4]换句话说，中国经济成功的背后有经验可循，但没模式可言。
文献回顾
解释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理论大致可归为自由主义经济学和国家中心论两个不同视角。这两个视角都强调强大的国家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但是它们对国家作用的看法却截然不同：自由主义经济学者认为，中国经济的成功在于国家一方面能够放弃计划经济模式，让市场来主导资源分配，另一方面能够通过产权改革、法治建设和自由订约权等制度创新，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必需的法律和制度环境。国家中心论者则更强调政府通过制定经济发展政策，有意识地扭曲市场价格来培育幼稚工业 ， 使之能在世界市场取得竞争性。[5]在中国经验的语境下，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被认为是经济成功的关键。[6]
审视持自由主义经济学立场的中国学者，我们发现他们的思想主要来源于哈耶克、科尔内以及科斯和诺斯。哈耶克虽然反对新古典经济学中关于纯粹理性人和完全信息的假说，但他认为并非纯粹理性和不掌握完全信息的个人所作的决策仍然远远优于计划经济。[7]科尔内认为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与企业之间类似于“父子”的关系造成了企业的“软预算约束”，从而必然导致出现资源限制型的“短缺经济 ”。[8]哈耶克和科尔内对自由主义学派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对计划经济的批判和启动市场机制尤其是价格改革上。他们的理论在很长时间内主导着吴敬琏等主流经济学家的思想。[9]
科斯认为不同的权利界定会导致不同的资源配置。当资源配置脱离价格规律原则时，它就会给商品交换带来交易成本，而实现经济效益的关键在于通过产权制度的设置来优化资源配置、降低交易成本。[10]随科斯之后，诺斯将制度引入了经济学研究。他强调清晰的产权不仅会增加资源配置的效率，而且对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起到激励作用。[11]科斯和诺斯对自由主义派学者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产权改革和企业改制上。他们对茅于轼、张曙光、盛洪、张维迎和周其仁等主流经济学家有很大的影响。[12]
值得注意的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虽然强调政府不得干预市场，但是他们的理论本身就蕴含着一个强国家假设。因为市场机制的确立和产权制度的改革必须有一个强国家去推行，并且只有自主性较强的国家才有能力确立损伤某些集团利益的产权界定。[13]与此类似，奥尔森强调了泛利性组织（ encompassing organizations）对国家兴衰的重要性。[14]受此启发，姚洋提出了能平等对待不同社会集团的中性政府是经济发展的关键，并以此来解释中国的成功。[15]可见，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与国家中心论者之间的区别并不在于肯定或是否定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他们只是在什么样的干预才能带来经济发展这一点上有着分歧。
持发展型国家理论的学者认为，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成功的关键不在于国家是否能迅速建立和促进市场发育的制度，而在于这个国家是否能采取种种非市场甚至是反市场性的措施以保护该国的幼稚工业，并且能采取种种措施不让其保护措施转化成利益集团永久的租金，使得该国的幼稚工业能迅速在国际市场中取得竞争力。[16]基于中国的经验，国家中心论者特别强调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比如，Oi和 Walder提出了 “地方法团主义 ”和“政府即厂商”的观点，[17]认为地方政府对地方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在政策、资本、土地、物资、经营管理和市场开拓等方面的支持是经济快速发展的关键；从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入手，世界银行[18]、Susan Shirk[19]、钱颖一等[20]则认为“财政包干制 ”下的财政和行政分权激发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保证了经济的成功[21]；“政治晋升锦标赛”论者则认为各地政府以 GDP为核心的考核指标体系促使了地方官员为了晋升而努力发展地方经济，经济成功的关键在于政治激励而不是经济激励。[22]
上述各种理论都有可取之处。毫无疑问，中国经济的成功得益于市场经济的确立和保证市场运转的各项制度的建立和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是有道理的。但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却很难面对如下事实，即中国的各级政府始终对经济实施多重干涉，而这些干涉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都大大增加了市场的交易成本，但是中国的经济却在高交易成本下持续高速增长。国家中心论者对经济快速发展的解释也不是没有道理。谁又能否认政府的一些关键性决策（比如改革开放、引进外资、确立市场经济）和推行这些政策的能力对经济发展有过显著的促进作用？谁又能否认政府的一些非经济性制度建设（比如地方财政包干制和干部考核制）也对经济发展有着或曾经有着重要贡献？问题是，国家中心论者没有看到，中国政府的许多改革举措往往都是以失败而告终，那些比较成功的政策也都伴有决策者原来没有想到的负面影响，在改革开放的不同阶段维持经济成功发展的关键性政策是不同的。[23]
本文强调，中国经济成功的关键不在于任何一个具体的改革措施，而在于有些改革举措产生了对经济发展来说是正面的意外后果，并且国家能够在一个国家主义式或自由主义式的政策的负面因素凸显时突破利益集团和意识形态的捆绑，出台新的对策。为什么国家能保持较强的自主性？为什么国家在改革开放中能运用手中的自主性不断出台 “摸石头过河 ”式的改革举措，一左一右地把经济推向前进，而没有像“文革”时代那样把中国带进灾难？对于这些问题，国家中心论者不能回答，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也不能回答。
本文认为，以前的理论在解释中国经济的成功时都有一个共同的盲点，那就是忽略了 “历史红利”，以及社会的压力在经济发展中起到的关键性作用。这里，历史红利指的是中国历史的特点以及改革前的极左路线对改革后经济发展的意外的正面作用。具体来说，古代的历史进程为我们留下了一个注重绩效的强国家传统和相对统一的认同感，[24]相比于东亚国家以外的非西方国家，中国经济发展面对的障碍要小得多。改革开放前的极左路线，使国家的主要合法性基础在短短20多年里就从意识形态转变为绩效。因此，改革开放期间国家在自主性和对社会的渗透力上仍然保持着一些强力的革命政权的特色，但是绩效压力却不断迫使国家以讲究实际的态度来推行改革开放，提高百姓的生活水平，增进其执政的合法性。
但是，绩效合法性的特性就是能把百姓对国家的期望马上就转换成对政府的执政压力。绩效越好，百姓就越会产生更多、更高和更新的要求，而一旦绩效下降，国家合法性马上就会受到冲击。具体来说，不成功的改革会引来社会的反弹，成功的改革会伴有意想不到的负面效应。改革在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的同时也开阔了人们的眼界和提升了人们的欲望。因此，虽然中国经济多年来在快速发展，百姓的生活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国家的执政压力却是持续不减。正是在不断寻求执政绩效以减低执政压力的背景下，国家运用手中的自主性出台了各种改革政策，这些改革在总体上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但却给国家自己套上了新的绩效性执政压力。绩效合法性和受约束自主就这样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
自主性和绩效合法性
国家自主性和绩效合法性是本文的两个关键性概念。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工具，自由主义者认为国家是社会各方利益的仲裁者。国家的确有着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倾向，国家也可以是各方利益的仲裁者，但是国家集团同时也有着自主性。国家的自主性首先来自其一些独特的、其他组织无法担当的功能。同时，国家也从构成国家组织的诸多要素中（包括官僚集团、巨大的财力、对军队与警察的控制、对许多信息和知识的垄断）获取自主性。国家自主性的强弱是一个国家能否采取超越集团利益政策的根本。
但是，具有很强自主性的国家也可能会运用手中的权力来推行对人民有害的政策。国家的自主性必须受到约束才能发挥对于社会来说是正面的功能。赵鼎新和豪在 1994年就指出， “受约束自主性 ”才是一个国家成功发展的关键。[25]对于国家自主性的约束可以来自许多方面，除了民主选举、精英制衡、程序决策和新闻监督外，国家的合法性基础也可以是一个很重要的力量。中国经济之所以如此成功，就在于国家的自主性受到了国家的绩效合法性的强大制约。
国家虽然掌握着军队与警察等强制性组织，但是其统治的有效性却依赖着国家政权在大众心目中的合法性。韦伯认为习惯、情感和理性计算是人类服从的三个基础。相应的，他提出了权威关系的三个合法性基础：传统型、克里斯玛型和法理型。[26]韦伯的合法性分类很富有启发性，但是他的分类方法割裂了人类感受的情感和理性。在现实情境中，人们对国家合法性的感受总是情感和理性的混合。比如，在中国皇帝被赋予 “天子”的权威。然而，如果天子无法为社会提供诸如防洪、抗灾、地方治安等基本公共物，王朝就会遭到挑战甚至被颠覆。同样的情况也会发生在克里斯玛领袖身上。人们服从克里斯玛领袖，既是出于崇拜，也是出于得到报偿的希望。由于韦伯割裂了权威关系的情感和理性基础，他的理想类型很难作为实证分析的基础。
在本文中，国家合法性的来源不是根据人类服从的理想类型，而是根据国家权力合理化的可能方式来加以分类。这些合理化方式包括：普遍被接受的国家领导选拔程序、国家提供的服务以及国家对未来所做的承诺。相应的，我们界定了三种理想状态的合法性类型：法律—选举型、绩效型和意识形态型。[27]
我们说一个国家立基于法律—选举型合法性，意思是说，这个国家将法律作为对包括国家精英在内的所有社会集团的约束性原则，并且，国家领导人是经由广为被接受的选举渠道而产生的。当某个国家的统治正当性是基于一个被广为相信的宏大构想，并且这个国家正在为实现该理想而努力时，我们就可以说这个国家的统治是基于意识形态合法性。[28]当某个国家的统治正当性来源于国家对社会提供公共物的能力时，这个国家的统治则可谓是基于绩效合法性。对于现代民族国家来说，在没有重大外来军事威胁时，经济发展和道德表率通常会在其绩效合法性中占主导地位。最后，当人们把自己的希望同领导人的个人魅力联系在一起时，这个国家便享有克里斯玛合法性。克里斯玛合法性是意识形态合法性的一种特殊形式。
韦伯的合法性分类中不包括绩效合法性。在西方学者中， Lipset 特别强调绩效对于一个国家政治稳定的重要性，但是他同时又认为绩效不应当归入合法性范畴，因为 “绩效是工具性的，而合法性则是评价性的 ”。[29]事实上，任何形式的合法性都离不开人们的评价，只不过不同的合法性基础将会导致不同的评价方式。简而言之，法律—选举型合法性会把人们的评价方式引向程序正义，并促进理论化的工具理性（即在形式和理论理性支持下的工具理性）思维方式在社会中的扩张。意识形态合法性会把人们的评价方式引向价值正义，并促进价值理性在社会中的增长。最后，绩效合法性会把人们的评价方式引向实质正义，并促进实用理性思维方式的发展。即使是从思维的可能性方式来看，绩效合法性也应该是国家合法性的一个不可简约的组成部分。本文分析的正是一个注重实质正义社会的起源、活力与困境。
必须强调的是，以上所定义的是国家合法性来源的三个理想类型。一个具体国家的合法性来源都是这三个理想类型的混合体。但是，在特定时间内，某一理想类型合法性会成为一个国家统治最为重要的基础，并在很大程度上定义了这个国家的性质。本文认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国家合法性一直倚重于经济绩效，这一合法性基础不但是经济成功的关键，而且塑造了社会的其他方方面面。[30]
历史红利
西方的现代化是在民族国家建构和资本主义发展这两个历史进程下发生的。[31]民族国家建构成功的关键在于建立地域国家，在该地域内树立一个能被广为接受的民族认同感，并对该地域的百姓运用有效的科层体制和现代的交通、通讯工具进行直接管理。民族国家的建构和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两个历史进程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依相存的。试想，如果一个国家中百姓的主要认同感是地方性而不是民族国家性的，或者他们的主要认同感相互冲突，那么这一国家就或者缺乏凝聚力，或者会在兵荒马乱中分裂。同样，如果没有有效的科层体制的话，那么国家的行事方式就没有什么可预测性，政令就会在寡头的控制下多变且不能畅通，并且官员容易走向腐败。对于这样的一个国家来说，它还有什么经济发展可言？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多数国家经济发展不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们没有能力建设一个有效的民族国家。
但是中国不同。天命观使得绩效始终是国家的一个重要合法性基础，[32]长期的大一统局面造就了一个 92%以上认同于汉族的群体和一个强国家传统（相比于在苏联，俄罗斯人仅仅占 44%左右），长期的科层体制传统为建立现代科层制提供了便利。与东亚地区以外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相比，在现代化道路上中国所需要完成的仅仅是市场主导的经济发展。当然，在儒家文化的阻力下，在帝国主义的压力下，中国的经济发展道路走得非常艰辛。先是民族工业在“二战”以前的国际国内的环境下不能健全发育，后是极左路线把经济引入到崩溃的边缘。直到改革开放后，中国才真正有机会向以市场为主导的经济发展道路迈进。
改革开放前，中国走了不少弯路。“大跃进”、“人民公社”和“五小工业”等经济实践不但没有起到超英赶美的效果，反而带来了大饥荒，而“反右”运动和“文革”等政治实践又给社会和文化带来了浩劫。70年代末，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区区数百美元，排在世界上经济最不发达国家之列。正如胡锦涛主席所言， “我党在历史上是犯过错误的”。尽管如此，改革开放前的不少经济和政治实践还是为以后的发展铺下了道路。比如，自力更生的道路为中国建立了一个虽然经济效益十分低下，但却是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教育的普及为经济发展准备了一个素质较高的群体；五小工业的发展使得农民接触到了工业技术；知青上山下乡为农村带去了新的思想和生活方式。即使是“文革”，它在给人民带来了灾难的同时也加速了极左思想的式微，促进了国家合法性的基础从意识形态到绩效的转变，并且促使了中国在“文革”后、在大量的老一辈革命家还健在的情况下，迅速走向了改革开放的道路。
国内的左派有所谓的“三十年与六十年 ”的提法。他们指出不能把改革开放前30年的历史看成是漆黑一片，并且提出中国前30年成功的发展为改革开放后30年来的发展铺下了关键的道路。[33]我们不能说这种观点毫无道理。的确，任何国家的以30年为量度的历史都不可能是漆黑一片。如上文所指出，改革开放前的不少经济和政治实践给今天的经济发展打下了基础。但是，改革开放前中国的经济模式是一个死胡同，政治实践给人民带来了重大灾难。虽然这些实践在许多方面为改革开放后经济的成功准备了条件，但是这些条件都是当时错误的经济和政治实践的意外后果。我们不能以这些实践后期意外的正面效应来为它们的当期错误进行辩护。
改革初始：1978—1984
改革开放前，大锅饭式经济无法调动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大跃进”运动以及“文革”，更是让本就脆弱的经济百孔千疮。“文革”结束后，国家马上就受到来自城市民众的压力。农村地区的贫困当然远远甚于城市，但当时农民居住分散，视野有限，尚没有能力将个体的不满转换成对国家的政治压力。相比较，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民众，由于他们居住集中，信息灵通，教育水平较高，再加上离政府部门近，因此更有能力把不满转化为具体的诉求。“文革”结束时，工薪阶层已经有20来年没有加薪，近两千万的知识青年在农村感到毫无出路，社会的普遍不满在 1976年的“四五”运动后已公开化。同时，老干部和历次运动中挨过整的知识分子要求平反，等等。这些都给国家带来巨大的压力。
在压力下，国家开始解放老干部、为“右派”平反、进行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实行对外开放。这些改革政策在当时都是非常受欢迎的，但是它们同时也改变了人们对问题的看法和欲望，为进一步的政治和经济诉求的提出提供了机会，从而把国家执政压力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真理标准的讨论开阔了言论空间，加强了人们对“文革”的反思和对现实的不满。对外开放迎来了新的思想和生活方式。在境外人士的身上，人们看到了内地与境外巨大的贫富差距， “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生活在资本主义的水深火热之中，等待着我们去解救 ”这样的宣传再也不起作用了。于是，国家的意识形态合法性渐渐走向式微，并逐步让位于以经济发展为核心的绩效合法性。总之，虽然“文革”后国家的政策大都深得人心，但随之而来的却不是赞歌一片，而是新的，甚至是更大的执政压力。在此背景下， 1978年底发生了知青封堵铁路、进京请愿要求回城的运动，[34]1979年发生了“西单民主墙 ”事件和一些主要大学里自由竞选人大代表的风潮，[35]70年代末 80年代初出现了鞭挞极左时代的伤痕文学。此外，靠近港澳的地区还出现了如电视连续剧《命运》中所展现的用脚投票的现象 ——看到港澳地区的居民拿着几十甚至上百倍的工资收入，不少民众不顾生命危险而越境偷渡。
面对来自各方的压力，当时的国家一方面压制对其执政形成威胁的极端势力（如“西单民主墙”运动），另一方面通过落实政策对老干部和知识分子进行安抚。但是，其应对之道的根本则是通过改革开放来发展经济以摆脱困境。这一阶段的改革措施主要包括：在工业领域，国家提高了国有企业的自主权，包括从 1980年开始的以国有企业合并整合为主的产业结构调整改革、 1981年开始的在一定范围内试点的国有企业承包责任制改革，以及同年实行的以沙市为代表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综合试点”的改革。 [36]在财政税收领域，国家沿着 “放权让利”调动地方积极性的思路在 1978年进行了财政体制改革，在 1980年实行了 “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大包干改革。在综合开放领域， 1984年国家在沿海地区设立了四个经济特区。在私有制的发展方面， 1981年国家赋予了城市的个体经济合法性。[37]最后，在农村方面， 1980年国家在农村地区推进联产承包责任制，鼓励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
必须强调的是，在整个改革开放中，经济发展并不是国家所面临的唯一压力，经济改革仅仅是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是全部，国家的大量与经济没有直接关系的改革措施也对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我们切切不要进入经济学家为我们设定的化约主义误区，以为只有好的经济政策才是经济成功的关键。
目前有着公认的关于“改革是从农村地区开始 ”的说法，这其实是不准确的。承包制改革固然是由农民自发进行后经政府认定并在全国推广，但改革却是从城市起步的，只不过20世纪80年代初的城市改革基本上以失败而告终，政府文宣因此很少被提及，大家于是 “约定俗成 ”地把比较见成效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改革的起点。[38]改革在城市和沿海地区开始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改革之初来自城市和沿海地区的对国家的执政压力远比来自农村和内地的大。
还需说明的是，改革初始，大多数政府高层官员一方面认为改革开放势在必行，另一方面仍然把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看作是国家合法性来源，对国家的绩效合法性身份还很不适应。这就是为什么在改革初期，中国在开放的同时总是夹杂着反对的声音，并且当国家领导判断他们的权力受到威胁时，他们就会开展诸如反精神污染（1983—1984）、严打（ 1983）和反自由化运动（1986）等政治运动，进行反击。
城市改革：1984—1989
第一阶段改革中相对成功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激发了农民的积极性，部分解决了农村地区的温饱问题。但是，当农民提高了劳动积极性后，农村马上就出现了剩余劳动力问题，于是就有了中国的第一波农民进城打工潮。但是，当时的中国，外资、合资和私人企业尚没有发展起来，国有企业的铁饭碗尚没有打破，城市的服务业也十分薄弱。同时期，国家在“文革”后所面临的执政压力持续不减。政治方面，对“文革”灾难的反思推进了在中国语境下的人道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潮的兴起。就业方面，回城知青和城市青年的就业问题迫在眉睫。不仅如此，初期的城市经济改革还造成了政府财政收入减少和物价上涨，给城市居民带来了很大的心理负担。虽然沿海的经济特区给地方经济带来了活力，但这不仅没有缓解中央的压力，反而使得更多的地区要求中央给予“开放”的优惠政策。
面对上述局面，国家抓住了 “发展是硬道理 ”这一绩效合法性的根本点，开启了更为全面的城市改革。调整国有企业内部治理结构来提高国企的效率便是此阶段的重要目标之一。为进一步扩大国企自主权，国家将 1981年试点的承包合同制在全国推广，使得经理承包成为当时国有企业改革的主导方式。同时，合同工的出现也打破了国企职工的铁饭碗，加强了对职工的管理和激励。 1984年底，价格双轨制改革开始实施，企业可在计划限额外按市场价来购买原材料和销售产品，提高了企业的生产自主权。在财政税收领域，在 1980年“划分收支、分级包干 ”基础上，又进行了 1985年“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 ”和 1988年“改进包干办法”两次调整，巩固和加强了财政包干制。在开放政策上， 1984年政府在原来的四个经济特区的基础上又开放 14个沿海城市促进外商直接投资； 1988年又进一步开放海南岛、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地区，改革开放向内地扩展。
在今天看来，这些改革松动了僵化的计划体制，为经济注入了一定的市场因素，并为今后更为全面的改革建立了一定制度和积累了经验，它们很难讲是失败的。但是，在当时，这些改革方针不但未达到预期的效果，反而带来了新一轮的社会问题。简要说，国企自主权和价格双轨制的实施带来了贪污腐败和百姓普遍的不满。这为80年代末的社会波动埋下了伏笔，并迫使国家在90年代后把反贪和德治纳入其绩效合法性的基础。沿海特区和个体经济的发展给中国带来了“倒爷”、贫富差距加大和脑体倒挂。一时间，诸如“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之类的怨言不绝于耳。改革开放后知识分子刚享受了几年高涨的政治地位和比较自由的学术环境后，马上就觉得他们在经济上被边缘化了。这为当时的社会波动埋下了另一个伏笔。更重要的是，一旦价格放开，在计划经济下稀缺的商品就会涨价。在1988年，不少副食品价格上涨超过了50%。这一数字与苏联诸国在施行休克疗法后的通货膨胀速度相比算不上什么，但却给百姓带来很大的恐慌。面对社会的不满，国家不得不在 1988年采取了紧缩政策。
这一阶段的经济亮点是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但这却不是当时的改革目标，而是价格双轨制改革和财政包干制改革所带来的一个意外后果。价格双轨制改革的初衷是为了扩大国有企业的经营自主权，但它同时也为非国有的乡镇企业提供了获取生产要素和进入市场的机会，[39]加上财政包干制下地方的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成为地方政府转移预算外资金的载体，因而获得地方政府大力的支持，使得它们得以迅猛地发展。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以及它在八九十年代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使得很多人把它看作是经济成功的关键。
但是从全中国的范围看，各种不满的声音和力量正在逐渐汇流。由反思“文革”灾难而兴起的“自由主义”思潮在一部分知识分子中扎了根，他们中许多人认为中国如果不实现西方式民主就不可能实现经济现代化，认为中国的以经济发展为核心、以 “摸着石头过河 ”为准则的改革相比较苏联戈尔巴乔夫式的改革是走了误区。他们因此致力于推动政治改革，并在社会上和学生中搞“启蒙运动”，而受他们影响的学生则搞起街头政治。同时，大多数的城市市民却在利益趋向上对改革产生了反感。大多数知识分子和学生对改革不满是因为涨价和脑体倒挂大大损伤了他们的精英意识和损害了他们在改革初期获得的利益。[40]城市百姓对改革反感则是因为他们对涨价、官倒、腐败的不满。这些力量的汇集就导致了 1989年的政治风波。
“八九风波”期间中央高层和一部分学生都想取得妥协，[41]但是双方的路却越走越窄，运动最终被镇压。该运动如此结局，其背后有许多原因，但是与本文叙事最为相关的就是国家的性质。当时，国家高层掌握实权的都是在“文革”后重新上台的老干部。他们均是极左思潮的受害者，因而坚信改革才是中国的出路。同时，他们都曾经为革命出生入死，对党有着深厚的感情。从本文理论的角度来看，这些老革命家有着一种内在的紧张：他们一方面认为国家政权仍然具有意识形态合法性，另一方面却知道只有通过改革来增加绩效，中国才有出路。因此，当社会反对力量的压力不至于使他们感到政权受到严重威胁时，他们一般都支持改革，但是当他们认为政权受到重大威胁时，他们就会举起 “四项基本原则”的大旗，对反对力量进行弹压。可以说，学运之所以被镇压，中国之所以没有在80年代末走上 “苏东风波”之路，其根本原因就是“文革”的灾难使得中国能在毛泽东去世后迅速走上改革之路，因而在学运中，反体制力量所面对的是有着丰富政治经验和对中共非常忠诚的老人。
彷徨与清醒：1989—1992
“八九风波”后中国在国际国内都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在国际，中国受到了西方国家的制裁，在世界上的形象跌落谷底。在国内，虽然对学运的镇压暂时压制了抗议的声音，但是行为的本身却使得国家的执政合法性受到广泛的质疑。特别是，随“八九风波”接踵而来的是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不少人于是就认为东欧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来自国际国内的压力使国家领导人进退维谷：一方面极左时代的错误使他们意识到旧的体制和做法必须摒弃，另一方面“八九风波”与苏东垮台又让他们有了对改革失控的焦虑。因此，这一段时间是国家高层的困惑与反思期。
为了摆脱执政合法性的困境，国家尝试了爱国主义教育。例如，北大和复旦的新生连续四年（1989—1992）被要求进行为期一年的军政训练，而军政训练的实质就是 “政训”；1991年 3月 9日，江泽民致信国家教委，强调要对小、中、大学生进行近现代史和国情教育等。但是，这些政策的成效甚微。事实上，当时大多数的城市居民担心改革开放会停止，中国会回到前改革时代。当时的许多年轻人急于出国，全国托福考点人满为患。 1990年，北京托福中心不得不借用京西宾馆的大会堂以做临时考试点之用。社会的情绪，国家高层应该是知道的。
但是，“八九风波”毫不意味着改革开放的停止。早在 1989年 5月 31日，邓小平就同李鹏、姚依林谈话，要求他们团结在即将上任的江泽民的周围，并说， “新的中央领导机构要使人民感到面貌一新，感到是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班子 ”，这样中国才有希望。邓小平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始终认为改革开放、发展经济才是关键所在。因此，虽然当时的国家高层一方面受到国内保守人士对改革的批评，另一方面受到了反共大潮压力，他们在改革开放这一点上却是坚持不渝的。虽然中国的宣传机器在这段时间内在往“左”转，引人注目的改革措施却继续在出台。1990年 4月，上海成立了浦东开发新区；1990年 11月和 1991年 4月，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相继成立； 1991年中国加入了亚太经合组织（ APEC）。这些仅仅是最为重要的例子。
中国在经受“八九风波”的冲击后仍未停止改革的根本原因在于，当时的国家高层都知道改革开放前的极左政策决然行不通，即使有人不喜欢改革所带来的局面，想要回到过去也是没有可能了。在这段时间里，虽然宣传机器掌握在一些左派理论家的手中，这些理论家对国家重大政策走向却没有什么影响。在这段时间内，国家高层更多考虑的是中国如何能从“八九风波”的阴影中走出，如何能在继续改革开放的同时确保政权的延续甚至加强，如何能使中国在国际上不被孤立，以确保一个有利于改革开放的国际环境。
国强民弱的发展：1992—2003
中国的幸运是，在面对国际舆论和 “苏东风波”的压力，面对国内百姓的不满，邓小平以 88岁的高龄作出了他人生的最后一次辉煌举动——1992年春的南方谈话。邓小平的南方谈话现在已成了经典，我们无须复述。就本文来说，在南方谈话后，高层领导纷纷表态对邓表示支持，“左倾”宣传在媒体上销声匿迹，而国家高层则在 “发展才是硬道理 ”这一点上达成了共识。自此之后，中国政府不再把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作为国家合法性的主要来源，也不再进行诸如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等意识形态宣传，完全踏上了市场经济改革的道路。“左倾”的声音和力量在中国销声息鼓达整整十年之久。
在整个80年代，百姓对“文革”心有余悸，怕国家走回头路。因此，党内稍微有一点不同声音就会在社会上被认为是保守派和改革派的斗争，而国家在1988年采取的经济紧缩政策自然就在社会上被解读为是改革开放停止的信号。邓小平南方谈话带来了如下的意外后果：南方谈话以及此后国家的政策使人们看到了国家在“八九风波”后仍然选择了改革开放，感到了坚持改革开放、提高经济绩效是国家的唯一可行选择。从此以后，百姓对国家改革开放政策的信心有了很大的提高。这些发展提高了政府决策的自主性。
南方谈话后经济改革加速。1992年 3月 20日，国务院终止了实行了三年多的紧缩政策，释放出了要加速发展经济的信号。同年 9月，国家除了保留 89种战略物资的物价管理权外，将 571种生产资料和产品的定价权交给企业，同时将 22种产品价格的定价权下放给省级物价部门，基本实现了在80年代 “价格双轨制 ”改革基础上的价格管制的全面放开。[42]在同年 10月举行的十四大上，建立市场经济第一次被确认为经济改革的目标。随后几年，受邓小平南方谈话的鼓舞，加上政府政策转向市场经济愈加明确，高达 2000万的在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和大学工作的人员下海经商，形成了一股声势浩大的下海潮。[43]
在财税领域，1994年起实施的 “分税制”改革打破了乡镇企业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龙头地位，开启了各地在 “土地财政 ”基础上竞相“招商引资 ”为主的新发展道路，并将中国经济发展带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80年代推行的 “财政包干”激发了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一个直接的体现就是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但此举的一个负面后果是中央财政收入增长缓慢，入不敷出，到了必须靠向地方政府借债运营的地步。 1994年开始实施的分税制改革于是应运而生。此后，国家的财政收入猛增，地方政府的预算外资金（小金库）则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然而，分税制改革也迫使地方政府产生了新的应对之策：各地方政府为了广开财源、扩大地方税基而采取了大举招商引资并靠出售商业及商品住宅用地来敛财的办法。当今对中国经济影响最大的“土地财政 ”政策就是作为分税制改革的一个意外后果而产生的。“土地财政 ”促进了地方经济和住房私有化的发展，但是同时它也导致了农民和城市居民土地抗争运动的兴起。
需要指出的是，“财政包干制 ”曾被一些学者认为是中国经济成功的关键，但是中国经济的飞跃性发展却是在 1994年“财政包干制”被取消、“分税制改革 ”开始后发生的。其实，财政包干制有它的历史意义和意外后果，后来的分税制改革也有其优点和意外后果。中国改革的成功从来就不在任何一个层面的具体政策上，而在于国家在见到一个政策的负面因素成长起来后，能突破围绕着旧有政策的利益集团的阻挠而确立新的政策的能力。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国家政策的自主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其历史红利，中国的长期大一统局面使得地方政府没有任何法理依托来公开抵制中央的重大决策。
这一阶段另一个影响深远的变革是企业改制。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广东顺德和山东诸城开始了国有企业的改制。[44]1995年，国家决定保留 500到 1000家大型国有企业，允许较小的企业租赁或转让。此项改革减轻了国家对国有企业长期亏损的负担，推进了 “私有化”的进程。它的负面后果则是大量的国有财产被私人侵吞和职工下岗。工人闹事和复员军人闹事成了国家多年所需面对的两件头痛的事情。
乡镇企业对改革开放后的经济有过重要贡献，但却在 1997年前后骤然谢幕。乡镇企业时代过去了，但是经济却仍然在飞速发展。这使得一些认为中国经济的成功在于乡镇企业成功的学者跌破眼镜，但是它又一次证实了本文的关于 “改革的成功从来就不在任何一个层面的具体政策上 ”这一观点。潘维在他的著作中断言乡镇企业突然消亡的原因在于政府的行政干预，而行政干预背后的动因是乡镇企业的集体所有制为那些在改革决策中起主导作用的提倡市场经济和私有化的人士所不容。乡镇企业因此就成了意识形态的牺牲品。[45]我们认为，乡镇企业突然消失的背后肯定有意识形态因素，但这不是主要原因。曾几何时，乡镇企业因其与效率低下的国企相比更具活力而饱获赞誉。问题是在90年代中期后，随着外资、合资和私人企业的兴起，乡镇企业由于其有限的规模、低下的技术、粗放的管理和巨额的能耗，往往不能与前者进行竞争，因此其优势不在。其实，当时的国家高层并没有一个反乡镇企业阴谋——他们的政策和观念没有这么大的一致性，因此也绝没有像潘维所想象的那么 “高明”。除了国内的经济竞争趋向激烈外，乡镇企业的垮台还在于以下的一个意外后果：在 1993年国有银行商业化改革后，乡镇企业不再能在地方政府的庇护下轻易获取银行贷款，它们因为资金链中断而陷入困境。
中国政府至今尚未公开提倡过私有化，但公有制下的集体企业和（中小型）国有企业的改制/私有化浪潮却在迅速发展。因改制而引发的最大规模的裁员发生在 1998年，这一年国有企业中有两千万员工下岗或失业，80%以上的国有和集体企业经历了改制，[46]非公有制部门成为最大的就业部门。到 2004年，国有部门的职工人数仅相当于 1995年的 60%，集体企业的就业数量仅相当于 1990年代最高就业年份 ——1991年的1/4。与之相应，高达 71%的城镇劳动力在非公有制部门就业。[47]
以上的改革带来了外资企业、合资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兴起，这些都是中国经济新的亮点。这些发展同时也带来了多方面的意外后果：“土地财政 ”导致了农民和城市居民土地抗争运动的兴起；国有企业改制引来了工人和复员军人闹事；高污染的外资和民营企业带来了环境抗争；贫富差距和官员腐败给社会增加了不满。但是，在邓小平南方谈话后的中国主流情况是：异见人士在 1989年后的沉默减轻了来自体制外的对国家的压力；“左倾”思想和势力 1992年后在党内和社会上的消亡使社会中弱势群体的声音失去了意识形态依托；市场经济的深入带来了经济利益的地方化并进而导致了社会矛盾的地方化和非政治化；大多数百姓还满足于迈入 “小康”生活的喜悦，他们的维权和环保意识薄弱。这些发展都给了国家很大的政策自主性，同时又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国家在经济发展中所需面对的、因为利益集团政治和社会抗争而产生的集体行动问题，使得邓小平南方谈话后的十年成了经济发展的黄金期。如果仅仅从经济发展来看，分析似乎可以到此为止，但是我们的故事并没有结束。
发展与稳定：2003年至今
进入21世纪后，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中国的社会矛盾也在加大。按照经济学常识，由社会矛盾引发的集体行动问题会加大商品的生产和交换成本，从而为持续的经济发展带来困难。但是，中国的经济却在世界经济走向衰弱的同时继续保持高速发展。我们认为，经济在这一阶段仍然能够保持高速发展的根本原因不在于经济政策，而在于社会政策。 2002年新一届领导上台以来，面对各种社会矛盾和压力，他们在保持原有的、在经济层面上的改革开放的同时把注意力转向旨在减少各阶层和区域间经济差距的社会政策层面，这就是通常所说的“胡温新政 ”。胡温新政的施行减少了各阶层和区域之间的经济差距并在短期内缓解了社会矛盾，为经济发展提供了较为稳定的社会环境，是经济得以保持高速发展的关键。同时，新的政策也有其意外后果，为今后的发展提供了紧张和动力。
90年代经济改革的成功大大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并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但是，90年代以来的改革也带来了许多新的社会问题，主要包括社会不平等加剧、官员腐败、社会保障和公共卫生体制的衰败、国企工人下岗、农民税收过重、城市周边农民丧失土地以及环境污染等问题。与这些社会问题相应的是集体抗争事件的频繁发生。据统计，我国的群体性事件在1994年首次达到 10000起，而到2005年则达到了87000起。[48]近年来，网络、手机和社会媒体等新兴通信工具不断涌现，由这些新兴媒体组织或诱发的骚乱或社会运动也越来越普遍。
上述压力表明单靠经济发展已经不足以缓解执政压力，改革的重心因此转向社会政策层面。除加强维稳外，国家采取了一系列的亲民政策。在税收方面， 2004年开始减免农业税，这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面结束了对农民征税。不仅如此，农民种地每年还能得到一定的金钱补贴；在教育方面，九年义务教育学杂费全免，真正实现了义务教育的承诺；在医疗保险方面，从2003年起一个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逐步在全国建立； 2005年，国家又发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号召，包括 “村村通（公路） ”等基础设施建设也颇具成效；2007年，国家出台了《劳动合同法》，这被认为是保护工人权益的一项重大举措。与此同时，国家也在试图转变过去只重视 GDP增长、以牺牲能耗和环境为代价的粗放式发展模式。 2003年，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联手建立绿色国内生产总值考核指标，而有些地方政府则在 2004年就把 “绿色 GDP”纳入了官员政绩考核指标体系。[49]凡此种种，都表明社会政策是近十年来改革的核心。
近年来中国经济继续保持着高速发展。但是，国家的经济政策并没有超越此前的以价格和产权改革为核心的市场化改革以及加入 WTO这样的大的制度框架。近年来的国家政策对经济持续发展的贡献主要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国家的社会政策维持了一个飞速变化社会的政治稳定，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安定的环境。第二，国家的巨额支出引发了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这段时期内基础设施建设，包括机场、铁路、高速公路及高铁等几乎是日新月异，而这些项目大多是靠国家财政支出来推动的。这些项目的建成大大减低了不同区域间人员流动和商品交换的成本，并带动了钢铁、采矿、煤炭、水泥和建筑等相关行业的发展。同时，政府的家电下乡等惠民政策也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背景下保证了相关产业的发展。此外，有央企背景的资本进入房地产市场也推动了房地产业的膨胀式发展。
但是，新的政策也带来了新的意外后果。首先，在生活质量大大提高的同时，百姓的欲望、维权意识和对国家的依赖也在不断增进。因此，近年来群体性抗争事件有增无减。而目前国家处理群体性事件基本方法，即加强上访和采取“人民内部矛盾用人民币解决 ”的方针，虽然能避免大规模抗争活动的发生，却不能有效地把群体性事件纳入制度的框架加以解决。[50]因为用金钱来解决社会矛盾的做法不能给闹事的当事者和旁观者提供一个清晰的信息，让他们知道什么是合理，什么是不合理的；什么是可能，什么是不可能的；什么该国家管，什么该自己管；什么是合法，什么是不合法的。“刁民”政治一旦抬头，地方就变得难以治理；而如果中央不断出台政策把许多社会事务重新管起来，原本属于地方性的矛盾就得由国家来承担，使得社会矛盾走向政治化。所以，加强上访加金钱的处理方法，其结果可能是既培养了民粹主义又削弱了地方政府的领导。目前经济发展势头还在，但是维稳费已经使得各级政府不堪重负，一旦经济发展势头减缓，国家财政收紧时，解决群体性事件的回旋余地就会大大减小。
民粹的发展还为“左倾”思想的回潮提供了土壤。比较典型的案例就是 2011年“左派”阵营的代表之一“乌有之乡 ”欲起诉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茅于轼事件。“左派”势力的抬头也为一些官员提供了“挟民意以令天下 ”的可能。这必然会给国家决策带来压力，影响到国家的自主性，并给中国政治发展带来新的不确定因素。
其次，靠国家支出拉动的经济增长也有它的问题。目前，国家的经济行为大大提高了大型国有企业在经济中的地位，削弱了民营经济和市场的力量，引发了社会各界对于国家力量不断增强的担忧和批判，以及对特权阶层的日益不满。目前，基础设施建设已经接近甚至超出饱和状态，它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正在减弱。目前，人口 /劳动力红利即将消逝，经济是否能继续发展将越来越取决于中国是否能从目前的粗放式发展模式转向依赖技术创新、知识和人力资本积累的发展模式。但是，在行政权力下，中国高等教育行政化，知识分子领袖官气十足，学风腐败，学术粗糙，大学基本不具备领导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的能力。
中国目前正处于史无前例也难以为继的税收增长黄金期。[51]一旦税收增长能力下降，依靠财政支出来维持政治稳定和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就难以为继。这里，我们决不是想预测中国的政治和经济正在走向崩溃。几十年来这种预测不在少数，但是中国却在不断发展。中国的发展之所以能打破种种唱衰的预测，其原因就在于国家的特性：国家的绩效合法性基础促使政府在促进经济发展上做了大量的努力，在面对社会矛盾时则表现出如履薄冰式的小心翼翼；而国家的自主性则给了政府在面对前期政策所产生的负面后果时能够做出进一步改革的能力。我们相信，面对新的社会压力和经济矛盾，新的一代领导人肯定会出台不同的社会和经济政策。
但是，只要绩效合法性还是国家的主要合法性基础，国家就必须为增进执政绩效作出极大努力，其政策如果成功就会提高百姓对国家的要求，如果产生负面影响则该影响马上就会转化为针对国家而产生的不满。同时，知识分子则会担心国家在追求绩效的同时不断走向强势，并批判随着国家强势而产生的种种寻租（腐败）行为。不管国家的实际表现如何，它的执政难度都会居高不下。而这执政难度却正是中国经济成功的秘密所在。
结语
费纳把欧洲现代化的到来归因于前现代欧洲社会内部的张力。他指出，欧洲从西罗马帝国以来似乎始终感到躁动不安。到了18世纪，欧洲社会的躁动不安从国家到经济到思想界更是达到了全面的、无以复加的程度。而现代国家和工业资本主义正是在这样一种躁动状态下跌跌撞撞地到来的。[52]笔者认为，前现代欧洲社会内部紧张的根源就是在整个中世纪处于冲突和竞争状态的权力阶层之间（或者说国家、教会、贵族和后起的城市中产阶级之间）始终没能达成一种类似于其他文明的权力阶层之间有着的那种平衡状态，而今天中国经济成功的关键则在于由绩效合法性内禀的不稳定性给整个国家和社会都带来的巨大躁动。这种紧张给予了国人十分浮躁和机会主义的特性，让身处其间的人们觉得中国社会近几十年来始终是礼崩乐坏、矛盾四起，但是同时也赋予了中国社会一种历史上少有的 “生机勃勃 ”，推动了经济在跌跌撞撞中飞速发展。其实，任何国家或地区经济持续飞速发展背后的根本性动力都是该国家或地区中内在的某种张力。当然，这种张力既可以推动一个社会的经济飞速发展（如近代英国），也可以撕裂一个社会（如大革命前的法国）。
[1] 作者单位：杨宏星，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赵鼎新，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人民大学吴玉章讲座教授和上海大学 e-研究院教授。渠敬东、冯仕政、张扬对本文的写作提供了宝贵意见，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2] 国家统计局：《统计公报》，2010年。
[3] Joshua Cooper Ramo， “The Beijing Consensus”， London： The Foreign Policy Centre， 2004；郑永年：《中国模式——经验与困局》，浙江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丁学良：《辩论“中国模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黄亚生：《“中国模式”到底有多独特？》，中信出版社2011年版。
[4] 渠敬东、周飞舟、应星：《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基于中国 30年改革经验的社会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第127页。
[5] Alice H. Amsden， Asia’s Next Giant South Korea and Late Industrialization， Oxford，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同时参见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
[6] World Bank， The East Asian Miracle ， Washington，D. C.： The World Bank and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Press， 1993。
[7] Friedrich A. Hayek， Individualism and Economic Order，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8]1980.
[8] János Kornai， The Socialist System：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sm， 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9] Jinglian Wu， Understanding and Interpreting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Mason， Ohio： Thomson/South-Western， 2005.
[10] Ronald Coase， “The Nature of the Firm”， Economica ， Vol. 4， No.16， 1937， pp.386—405.
[11] Douglass North， 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 Norton， 1981； Douglass North，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ambridge，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12] 茅于轼：《技术、市场、交易费用》，《科技导报》1993年 5月 1日； 张曙光：《国家能力与制度变革和社会转型——兼评“中国国家能力报告 ”》，《中国书评》1995年 1月号；盛洪：《关于中国市场化改革的过渡过程的研究》，《经济研究》1996年第1期；张维迎：《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上海三联书店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周其仁：《市场里的企业——一个人力资本和非人力资本的特别合约》，《经济研究》1996年第6期。
[13] Douglass North， 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 Norton， 1981.
[14] Mancur Olson，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 Economic Growth， Stagflation， and Social Rigidities，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2.
[15] 姚洋：《中性政府：对转型期中国经济成功的一个解释》，《经济评论》2009年第3期。
[16] Alice H. Amsden， Asia’s Next Giant South Korea and Late Industrialization ， Oxford，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eter Evans， Embeded Autonomy： States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Atul Kohli， State-Directed Development： Political Power and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Global Periphery， Cambridge， M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17] Jean C. Oi， Rural China Takes Off：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Economic Reform， Berkeley & Los Angeles，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Andew Walder， “Local Governments as Industrial Firms： An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of China’s Transitional Econom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101， No.2， 1995， pp. 263—301.
[18] World Bank， The East Asian Miracle， Washington，D. C.： The World Bank and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Press， 1993.
[19] Susan L. Shirk， The Political Logic of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20] Yingyi Qian， Gabriella Montinola & Barry Weingast， “Federalism， Chinese Style： The Political Basis for Economic Success in China”， World Politics， Vol.48， 1995， pp. 50—81.
[21] Yingyi Qian & Chenggang Xu， “The M-form Hierarchy and China’s Economic Reform”，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Vol.37， 1993， pp.541—548.
[22] 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经济研究》2007年第7期； 周黎安：《转型中的地方政府：官员激励与治理》，格致出版社2008年版， 《经济学报》 2005年第1期； 王汉生、王一鸽：《目标管理责任制：农村基层政权的实践逻辑》，《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2期。
[23] 比如，广东和福建等地从国外引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曾经对就业和经济发展起过重要作用，但是它今天却成了污染、失业、汇率压力和群体性事件产生的源泉。还比如， 1998年国家推行房改是为了改进城市居住条件。短短几年内，城市住房的确得到了大大改善，但是百姓买不起房却又成了一个问题。
[24] 实用主义天命观以及“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的国家社会关系思想使得绩效始终是中国国家的一个重要合法性基础。参见 Dingxin Zhao， “The Mandate of Heaven and Performance Legitimation in 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y China”，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Vol.53， No.3， 2009， pp.416—433。
[25] Dingxin Zhao and John A. Hall， “State Power and Patterns of Late Development： Resolving the Crisis of the Sociology of Development”，Sociology， Vol.28， No.1， 1994， pp. 211—230.“受约束自主”与 Evans（1995）提出的“嵌入性自主”有根本区别。嵌入性自主指的是国家的自主性以及对社会的渗透能力，但没有说明一个有能力的国家为什么一定会推行有利于经济持续发展的政策。而我们的受约束自主讲的正是国家在什么条件下一定会，并且有能力不断进行旨在促进经济发展和百姓生活水平提高的改革。参见 Peter Evans， Embedded Autonomy： States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26] Max Weber， “The Nature of Social Action”， in W.G. Runciman and E. Mathews， eds.， Max Weber： Selections in Transl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p.28。
[27] 更详细的讨论可参见 Dingxin Zhao， The Power of Tiananmen： State-Society Relations and the 1989 Beijing Student Movement，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
[28] 法律—选举型合法性和意识形态合法性有类似之处。法律—选举型合法性通常以民主作为其意识形态基础。但是，它们有两个方面的不同。首先，民主只承诺一个选举领导人的程序，它并不承诺一个乌托邦式的未来。最重要的是，法律—选举型合法性的根本不是国家所遵循的价值体系，而是人们所共同接受的领导人选举程序。
[29] Seymour Martin Lipset， Political Man： The Social Bases of Politic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1，pp.64—69。
[30] 近年来，一些学者利用“世界价值观调查 ”或“亚洲指标/民主动态调查”等调查数据对各国的合法性做出了研究，并且从中国百姓对政府支持度很高这一调查结果得出中国国家具有很高的合法性这一结论。我们认为，百姓对当前政府的支持度和国家的合法性基础是两码事。国家的合法性基础是制度的特性，与百姓对一个具体政府的态度相比来说具有更大的稳定性。比如说，在某些西方国家，百姓对政府的支持度经常会低达百分之十几，但是这些国家的合法性却没有因为百姓的失望而受到根本性的影响。经验研究发现，中国百姓对政府的支持度很高，这显然与当前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有关，但是这些研究结果并没有消除我国政治家对于国家的意识形态型和法律—选举型合法性来源不足所可能导致的政治不稳定的忧虑。
[31] Charles Tilly， ed.，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5.
[32] Dingxin Zhao， “The Mandate of Heaven and Performance Legitimation in 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y China”，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Vol.53， 2009， pp.416—433.
[33] 甘阳：《中国道路：三十年与六十年》，《读书》2007年第6期。
[34] 邓贤：《中国知青梦》，《当代》1992年第5期。
[35] 查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
[36] 宗寒：《国企改革三十年亲历记》，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37] 马立诚：《大突破：新中国私营经济风云录》，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6年版。
[38] Ronald Coase & Wang Ning， How China Became Capitalist， Forthcoming，Palgrave Macmillan，2012.
[39] 姚洋：《中性政府：对转型期中国经济成功的一个解释》，《经济评论》2009年第3期。
[40] Dingxin Zhao， The Power of Tiananmen： State-Society Relations and the 1989 Beijing Student Movement，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
[41] Ibid..
[42] 渠敬东、周飞舟、应星：《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基于中国 30年改革经验的社会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第113页。
[43] Ronald Coase & Wang Ning， How China Became Capitalist， Forthcoming，Palgrave Machillan.
[44] 黄少安、魏建：《诸城中小国有企业调查报告》，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工作论文， 2001年；Yang Yao， “Privatizing the Small SOEs”， chapter 7， in Ross Garnaut and Ligang Song， eds.， China’s Thir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the Rise of the Private Econom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Curzon， 2004.
[45] 潘维：《农民与市场——中国基层政权与乡镇企业》，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46] 赵晓：《竞争、公共选择与制度变迁》，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讨论稿， No. C1999025，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47] 姚洋：《中性政府：对转型期中国经济成功的一个解释》，《经济评论》2009年第3期。
[48] Andrew C.Mertha， “Society in the State： China’s Nondemocratic Political Pluralization”， in Stanley Rosen and Peter Hays Gries， eds.， State and Society in 21st Century China， 2nd edition， London： Routledge， 2009， pp.2—3。
[49] 参见http：//blzx.bl.gov.cn/shownews.asp?id=1508。
[50] 赵鼎新：《民粹政治—中国冲突政治的走向》，《领导者》2008年 2月号，总第 20期。
[51] 胡怡健：《税收收入可持续增长研究》，《上海财经大学学报》 2006年第2期。
[52] Samuel E. Finer， The History of Government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Vol. 1—3，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pp.1473—16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