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研讨：比较政治学的研究范式——传承与创新
复兴比较政治学的根本之道：比较历史分析
杨光斌[1]
摘要 衡量社会科学成就的最高标准是其对我们身处其中的社会结构的认识有着实质性启示。西方比较政治研究的主题从现代化转移到今天的民主化，以历史分析为主的现代化研究让我们认识到现代共同体的来源和差别，而基于更为“发达”、更为精致的各种形式主义方法论的民主化研究则并没有给予我们如现代化研究那样的“实质性启示”，因此西方比较政治学事实上呈现出丰裕中的贫困。我们呼吁回归比较历史分析，作为一种复兴比较政治研究的基本方法论和认识论，而这也正是中国人所擅长的。历史制度主义的基本变量如路径依赖、历史进程、时间顺序、关键点的引入，使得历史分析不但是一种分析方法，还是一种理论体系，是一种探讨因果关系机制的理论和方法。寻求事物的因果关系的介入机制而大而化之的、因而显得模糊的粗糙的因果关系，已经是社会科学的新方向和新进展。
关键词 比较政治学 现代化 民主化 比较历史分析 历史制度主义
中国的社会科学远远落后于中国实践，既不能有效地解释并理论化中国社会的现实发展，也不能提供有效的理论来引领实践。作为社会科学最重要组成部分的政治学同样如此，而刚刚起步的作为政治学最重要组成部分的比较政治研究相对于中国目前的国际地位、国内政治发展和理论渴望，更是任重道远。就国际政治而言，中国已经是一个崛起的世界性大国，我国的比较政治研究与中国的国际地位严重不对称。我们的国别研究很发达，但基于国别经验和比较国家经验而形成的理论化能力严重滞后。一个国家的国际影响力不仅来自其“硬权力”，也离不开“软权力”，而“软权力”的一个重要来源是学者根据本国历史经验、比较政治发展经验而抽象出来的理论和话语权。就国内政治发展而言，中国依然处于政治发展和国家建设之中，向何处去和如何建设是中国面临的最重大的问题，但是中国思想界充斥着所谓的各种“好制度”和“好政策”，那么，今天被称为“好制度”和“好政策”的东西在西方国家的国家建构和政治发展中处于什么地位？东西方比较政治学界都不关心，而这是关乎国家成长的根本问题。就政治学各学科关系而言，如果把政治学的分支学科划分为政治学理论与方法、本国政治研究、比较政治研究和国际政治研究，比较政治研究最能代表政治学发展的方向。这是因为，在政治科学意义上，政治学理论与方法来自于比较政治发展的观察，而比较政治发展的经验研究又能丰富和发展政治学理论；本国政治是比较政治研究的一部分，中国人研究中国政治是本国政治，而美国人研究中国政治则是比较政治；至于比较政治与国际政治的关系，甚至可以说国际政治秩序的本源性关系都在比较政治之中，比如大国的兴衰其实根源于其国内治理模式的竞争，再如冷战的结束是因为苏联、东欧国内政治的剧变，而今日世界格局的形成则因为中国因自身发展而使得自己权重增加，当然国际秩序无时不在影响国内政治。可以说，比较政治研究是政治学各分支科学的交集点，比较政治研究的强弱直接反映了一个国家政治学学科的状况。就理论需求而言，比较政治研究的落后直接反映了政治学理论甚至整个社会科学理论的问题。中国的政治学甚至整个社会科学中充满着涂尔干所说的“虚假的知识与错误的真理”，原因在于偷懒的中国政治学甚至整个社会科学只接受界定的概念和话语体系，而不追问概念和话语是怎么来的。笔者认为，一个国家面临的一个最大的危险莫过于事实上“做”（实践上）的还不错，但精英阶层普遍“相信”（观念上）自己错了。在中国流行的社会科学理论中，从最常见的一般性概念到理论体系都可以在比较研究中得到反思和重新确认。
凡此种种，都在呼唤中国比较政治研究的成长和壮大。但是，怎么进行比较研究？怎么发展中国的比较政治学？人的固有的惰性决定了要“学习”甚至“拿来”。从哪儿“学”又从哪儿“拿”，无疑是从看上去比较政治研究最为繁荣的，也最能代表西方国家学科状况的美国的比较政治研究。但是，在笔者看来，美国比较政治研究已经衰落了，而其根源就在于让人偷懒的、讲究“同步性因果关系”的方法论的流行。我们绝不能拿“败相”当作我们的起点甚至“圣经”，以至于成了“歪嘴和尚念经”，从而有可能导致学科繁荣但思想瘫痪的悲剧，我们只能把一些“科学”的政治社会理论和方法论当作辅助性工具加以借鉴而不能停留于此。台湾政治学的教训就在眼前，曾长达半个世纪（1950s—1990s）奉美国政治学为圭臬的台湾政治学，到头来给台湾政治学留下什么像样的遗产？台湾很多同行都在思考这个问题。
本文呼唤最为传统的方法即曾经让比较政治学如日中天的历史社会学脉络下的比较历史分析，以作为“中兴”比较政治研究的根本之道。我们应该知道，我们的说话方式乃至思维方式基本上都是比较历史分析的产物，“在概念发明的意义上，比较历史研究者贡献出了社会科学重要概念中的很多指导性定义，包括但不限于威权主义、资本主义、统合主义、民主、发展、封建主义、意识形态、非正式经济、自由主义、民族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和福利国家。在概念的类型学意义上，比较历史研究也形成了很多重要的概念性辨别，诸如政体的类型（如民主的、威权的、极权的），革命类型（如政治的、社会的、反殖民主义的），国家类型（如强国家、弱国家、掠夺型国家、发展型国家）以及福利国家制度（基督教式的、自由主义的、社会民主的）。上述列举只不过是管中窥豹”[2]。
本文不是为了方法论而方法论，论证这个方法论必然有中国学者自身的现实关怀，有自己的“身份意识”和主体行动的意向性与价值取向，比较历史分析大有用武之地即中国语境下的比较政治学的研究议程。同样，“虚假知识和错误的真理”的流行意味着，需要用比较历史分析检验那些看起来最为“正确”的观念，比如“公民社会有利于民主”。在此基础上，提出比较政治学的批判与重建问题。
限于篇幅，中国比较政治学的研究议程和用比较历史分析检验政治社会理论两个重大问题将有另文专论，[3]本文只处理衰落中的西方比较政治学、建构比较历史分析方法论以及在此基础上提出比较政治学的重构问题。
一 问题的提出：衰落中的西方比较政治学
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比较政治学处于一种“丰裕中的贫困”。虽然因第三波民主化而使得美国几家比较政治研究的学术杂志（Journal of Democracy ， World Politics ，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loitics ，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一时间红火起来，但这并不意味着繁荣景象下的美国比较政治研究取得了比前人更大的智力成就。
我说其“贫困”或“衰落”，并不是简单地因为第一代比较政治学代表人物维巴（Sidney Verba）所抱怨的1950—1960年代研究资金充裕的“黄金时代”的不再、1980年代以后比较政治学“各自为政、四分五裂，缺乏明确的目标、学科带头人和理论共识”，[4]而是因为1980年代以来的研究成果的智识水平远远低于“黄金时代”。 为什么这样说？前美国社会学会主席Lewis Coser 在1975年就职演说中讲道：科学主义至上的方法论必然导致“对重大的和根本性问题的忽视。然而，判断我们学科的最高标准将是对于我们生活于其中并很大程度上影响我们的生活进程的社会结构的理解提供实质性启示。如果我们忽视了这个重大任务，如果我们拒绝对这些问题的挑战，将会丧失我们的生存权，我们将会降低到一堆相互倾轧的学术派系之中，成为对越来越无聊的知识知道得越来越多的专门领域的研究者”[5]。从1950年代到今天，比较政治学研究的主题不外乎从1950—1970年代的“现代化”转移到1980年代以来的“民主化”，而“现代化”研究探究的是“历史根源”，“民主化”研究侧重于“即时性结果”。这就是差距的根本原因，而其背后又是两个时代的方法论差异。
曾几何时，比较政治研究是出思想家的领域。让我们回到比较政治学如日中天的年代（1960s—1970s），那些极富思想性的成果包括摩尔的《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1966）、亨廷顿的《变迁社会中的政治秩序》（1968）、蒂利的《欧洲民族国家的诞生》（1975）、斯考切波的《国家与社会革命》（1979），等等。时过境迁，这些书籍依然是我们认识和理解我们身处其中的当代社会的重要依据。对于这些著作的思想性贡献，美国比较政治学的奠基人Harry Eckstein也给予充分肯定，并感叹1980年代以来没有产生出与之媲美的成果。[6]
“现代化”研究的思想性成果所以依然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就在于它们的“实质性启示”价值。“实质性”成就来自方法论，现代化研究者不约而同地使用共同的方法论即比较历史分析。比如，在经典的《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中，一个主要的“序列”是一系列事件导致的商业化农业的发展，另一个主要事件序列是政治危机的发展对农业—官僚国家的挑战。在摩尔的框架中，两组序列交叉的时间性对不同国家的现代化路线有着重大影响。本文将指出，“序列”和“时间性”都是比较历史分析的重要概念。再比如，斯考切波运用“过程分析”去评估传统的关于革命的理论即意识形态动员下的先锋队运动史。在她看来，如果说这些运动是社会革命的必要条件，对于其所研究的案例又有什么确凿的证据呢？意识形态化的先锋队运动有助于推动或巩固革命，但是它们都是在斗争过程中产生的，而不是没有“情势”背景的凭空制造。因此，“为了理解社会革命，必须要找到问题点，首先要弄清楚旧制度下革命形势出现（而非‘制造’） 的原因。然后，必须要能够确定受制于客观条件，以一种复杂的关系相互纠缠在一起的，而且处于各种情势下的种种集体行动——正是这些行动的相互纠缠塑造着革命进程并产生出新制度。要理解这种复杂性，只有通过同时集中关注下列要素才能如愿：制度性的决定情势、群体之间在社会中的相互关系以及在世界历史上形成的国际结构中的各个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这就需要一种在一般意义上被称作是关于社会历史现实的结构性视角出发来进行研究。”[7]斯考切波所说的“社会历史现实的结构性视角”就是她专门介绍的“比较历史分析”。[8]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比较历史分析带有“结构”分析的性质，但是比较历史分析的“结构”因素是历时性的，而流行的结构主义的“结构”则是共时性或同步性的。
相比之下，1980年代以后的比较政治学方法论更加系统化也更加旗帜化或标签化了，形成了方法论至上主义了，无论是本科生的比较政治学教材还是研究生的比较政治学教材，讲到方法论，无怪乎“三大主义”：理性选择主义、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9]这种现象不是没有历史背景的。由于冷战的两极对立，西方的政治社会研究偏重当代、偏重政治、偏重实用，方法论上偏重微观，因此整个社会科学甚至包括政治思想史研究都偏重于政治思想而少社会文化的宏观视角。在冷战时期受高等教育成长起来的学者必然具有鲜明的时代性，结果就是社会科学甚至是整个人文学科的危机。美国全国人文基金会前主席林恩·V. 切尼在1988年给国会的报告中认为，美国人文学科陷于危机之中，由于学术“政治化”（politicalization），使学者感到被“孤立”和“精神错乱”。[10]
在比较政治研究中，“三大主义”取得了什么样的让人难以绕开的研究成果呢？如前，比较政治学研究的焦点就是“现代化”和“民主化”，在现代化研究的重大贡献中，看不到“三大主义”，尤其是在美国已经最为流行的理性选择主义的贡献。我们可以简单检视一下“三大主义”之下的民主化研究。[11]应该说结构主义还在关注民主的政治社会条件和经济条件，尽管是一种“同步的因果关系”的解释，对于我们理解民主化依然有些帮助。但是，西方学者中民主化研究的一个重要转向是，从强调民主的社会条件和经济条件转向精英决策、志愿精神、制度类型以及相关的政治结构，并越来越多地强调政治行为和政治选择的重要性。比如，影响重大的利普哈特的《民主的模式》将社会因素边缘化；[12]林茨（J. Linz）更是单纯地强调政治结构之于民主化转型的作用，并进而提出议会制——民主制与民主巩固的关系；[13]曾经以研究南美威权主义转型和统合主义而闻名的施密特（P. Shimtter）现在也转而认为实现民主没有那么难了，精英的理性选择很重要；[14]与此相联系，Di Palma干脆把民主化的实现看作是一种政治艺术的制造，[15]而著名的比较政治学家普沃斯基（Przeworkski）则简单地将民主化视为精英之间的政治沟通和理性选择，其影响巨大的《民主与发展》的贡献也只不过是民主在经济水平高的国家比经济水平低的国家更容易得到巩固。[16]
应该说，近几十年的民主化研究成果汗牛充栋，也有些成绩，比如让我们明白了“民主为何发生”和“民主如何巩固”这样的重大政治问题。但是，在斯考切波看来，流行的理性选择主义对于民主化研究没有实质性贡献；[17]在笔者看来，结构主义的民主化研究，如普沃斯基等人的经济与民主的关系、英格尔哈特的价值观表达与民主的关系，都只不过在论证“现代化”研究时期罗伯特·达尔的民主的社会经济条件决定论和李普塞的“发展带来民主”等命题，而这个命题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就有了。[18]因此，就智识的高标准即对人类社会结构有着实质性的启示而言，“民主化”研究并没有超越“现代化”研究的成就。
究其原因，笔者认为，目前的民主化研究属于典型的“即时性结果”即“同步的因果分析”。在卡尔看来，“比较政治学者希望能够解释发展中国家的民主问题，以往的重点是民主发生的前提条件（这里指过去的‘现代化’研究——笔者注），现在更多地让位于以过程为导向的偶发性选择，研究态度发生了明显变化”[19]。这样，从现代化研究中追问“什么状况使得政治如此这般”，转变为目前民主化研究中“政治使得状况如此这般”，即从“历史根源”的探究转向速成式的“即时性结果”研究。
政治学的最高目标追求是如何实现人类的善业，而不仅仅是实现人类目的的政治形式。因此，笔者认为，判断社会科学的终极标准不但如Lewis Coser所说的有助于我们理解自己身处其中的社会结构，更重要的是它能否有助于实现人类的善业。对社会结构的理解有“实质性启示”还是形式上的贡献，而对人类的善业有实质性帮助则是本质上的贡献。
这样，民主化研究不能停止在民主如何巩固这样的形式性的问题上，而应该追问民主与治理之间的本质性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即就人类善业标准即生活质量而言，巩固了的民主必然有利于治理吗？不要说“第三波民主浪潮”中那些民主衰退的国家，就是一些早已巩固的民主，其治理状况怎么样呢？看看印度的民主就明白了。不了解印度的中国人和不了解中国的外国人（如印裔英国著名经济学家森）居然说民主是相对于中国的最大的福利。鉴于民主衰败和已经巩固了民主国家的治理状况，应该说，民主本身不是最高目标，也不是最高价值，最高价值应该是由自由、高质量生活、公正社会等所构成的幸福。
或许因为看到衰败的民主国家的现状，一些学者也开始探求民主质量问题，从关注民主转型转移到新政权状况，即如何提升民主的质量。致力于推广民主、设计民主的Larry Diamond大概实在对转型国家的治理状况看不过去，就设计出8个相互联系和协同推进的要素作为高质量民主的标准：自由、法治、纵向制衡、回应性、平等、参与、竞争和横向制衡。[20]这是一种模式化的终端性的设计，问题是它们如何能够得到实现呢？比如在印度，如何能做到平等、政府的有效回应呢？为此，有学者在综览了几乎所有的民主化研究以后提出这样的令人深思的问题：民主的质量和民主的持续性是否必然为并行不悖的两个方面？[21]这实际上就是笔者前面提出的命题：巩固的民主又没有治理又能怎么样呢？人类追求某种政体，不是因为其形式好看，不是为了政体而政体，而是为了幸福生活。这就是本文的终极关怀所在。
“三大主义”很好地解释了民主如何发生、民主如何巩固这样的大问题，但不能回答巩固的民主为什么无效治理这样最根本的问题。在笔者看来，民主如何发生和民主如何巩固都是比较容易实现的事，最大的难题是如何实现有效的民主治理。而要回答这一问题，就必须借助于比较历史分析，用比较历史研究法去研究国家建设中各大要素之间的关系以及其先后次序。比如，在没有建立起官僚制的条件下，1907年美国主导下的菲律宾选举民主事实上把封建制的诸侯政治制度化合理化了，即使借助所谓的“人民的力量”在1986年推翻了马科斯的独裁统治，菲律宾并没有改变封建制政治的性质，结果就是今天的有民主而无效的治理。[22]印度的情况也类似，在国家建设的基础设施面没有完成的条件下，如依然存在不平等的种姓制度、宗教冲突、分裂型的地方主义、没有有效的中央到地方的官僚体制，实行选举民主怎么可能实现有效治理？在对东南亚的选举深入的经验型研究以后，安德森得出这样的结论：“选举将会产生让很大部分选民满意的货真价实的政策成果。这意味着必须得有一个连贯协调的文官行政机构，它能够施行因选举而致的各项政策：即是说，要建立一个强大的政府。有充分的历史根据认为，在普及大众选举制度之后，建立这样的政府难乎其难”；而选举制度先于一个真正强大的全国性文官行政机器的创建，任何民意都不会真正被代表，也不会真正付诸实施。[23]对东南亚的看法同样适用于印度。
看来，民主不但是一个普适性的价值观问题，最根本的它还是“国家建设”问题。而要理解民主与国家建设的关系，“三大主义”爱莫能助，只能回到比较历史分析。不得不说，当代的很多学者越来越想走捷径，弄一堆数据、建几个模型，人类的重大问题似乎都得到回答了。此路不通！只有回到历史本身，在纵横交错的大历史中梳理线条，找出“规律”，才能回答真正的“重大问题”。[24]
二 呼唤“比较历史分析”的回归：案例研究与比较方法
比较历史分析是什么？这是一个常见的分析路径但在中国学术界却没有得到系统阐述或没有更新性研究的话题，人们似乎知道它，但又不知道到底为何物，似是而非，难以系统地加以运用。在斯考切波看来，至少有三种形式的比较历史分析，一是最一般意义上的用比较方法观察不同国家的背景；二是运用比较的方法在一个综合的整体之中对国家和文明进行比较；三是建立、检验和提炼有关民族国家一类的事件或结构整体的宏观单位的因果解释假设。斯考切波是在第三种意义上使用比较历史分析的：“比较历史可以一般地用来泛指任何或所有与此有关的问题的研究：即其中有两个或更多的民族国家、制度综合体或文明的历史轨迹并行发展。”但是她认为比较历史尤其适合用来建立对本身有多变量但少量案例的宏观历史现象的解释，数量多或者数量庞大的案例适合运用实验调查方法或统计方法。[25]看来，在斯考切波那里，比较历史分析还主要强调的是“比较方法”，没有超越Peter Mair的求同—求异方法。
在笔者看来，比较历史分析首先是“比较方法”问题。在著名的比较政治学家利普哈特看来，比较方法只是一种分析方法，不要说不是理论，甚至还称不上一种科学方法。[26]但是，这个被方法论学者认为既不是理论又不是科学方法的分析方法，却是政治学理论的源泉。一个共识是，比较出理论，没有比较就没有理论。更有趣的是，“比较政治学”就是以方法论而命名的分支学科，而不是以具体的研究对象为学科支撑，不像政治学的其他分支学科如国家关系、政治学理论那样有明确的研究对象，因此比较政治学本身就是方法论学科。正如Durkheim在《社会学方法的准则》中指出的那样：比较社会学不是社会学的一个特殊的分支，它本身就是社会学，因为它不是对一系列事实的简单呈现和纯粹性描述。同样，比较政治学其实也是政治学，离开了比较分析，政治学什么都不是。[27]“比较政治学”的方法论特征很明显，那么其研究的内容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一个又一个的案例，案例研究不仅是现实中的，更多的是历史上的案例。
所以，比较历史分析的第二个构成要素就是历史，而历史研究基本上等同于案例研究，案例研究或者用个案研究法，或者用比较方法。然而，历史制度主义的产生使得比较历史分析不再等同于“回到历史”或过去的“过程回溯”式的历史分析，甚至也不能再说比较方法不是理论了，因为历史制度主义中的路径依赖范式下的自我强化机制、反应序列、时间性（即事件发生的先后次序）等关键词，都不再等同于传统史学的历史研究，从而使得比较分析更具世界观价值和科学方法意义。
通过上面的简单讨论，我们应该明白，比较历史分析的核心要素就是案例的个案研究和比较方法以及时间意义上的路径依赖，前者是研究对象以及称不上理论的研究方法，后者不仅是研究方法而且使历史方法具有了理论性（下一个部分将专门讨论作为理论的“路径依赖”范式）。
几乎所有的比较政治学教科书都有案例分析的介绍，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此作进一步的研究，因为流行中的案例研究的说法并不令人满意，比如斯考切波所说的比较历史分析只适合案例不充分的历史研究。这里并不讨论案例研究的深度问题，比如案例的类型、如何选择案例等，而是提出案例研究的可供讨论的问题。
第一，案例的重要性。对于那些所谓科学方法论至上主义者来说，还是有必要简单谈一下案例研究的重要性。在笔者看来，人类几乎所有重要观念都来自人类经验。政治哲学家奥克肖特说“先验”是政治活动的经验化产物。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所有政治理论都是经验化的产物，是人们对经验的不同认识而形成形形色色的主义与思想脉络。因此，没有案例（经验）研究就不会有理论。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案例必然受到大多比较政治学者的重视，因为深度的案例研究其实是一项艰巨的工程，远比运用科学方法搞统计分析、建构模型困难，因此科学方法才更加流行。鉴于以理性选择主义代表的所谓的科学方法的咄咄逼人之势，美国著名的比较政治学家Peter Evans这样说，理性选择主义和博弈论的非历史性和非社会性研究，不会对人类社会认识有实质性帮助，因此，那些老练的从业者会运用这些技巧从事更加复杂的制度的和历史的调查，即转向案例研究。而我们一般人之所以对有助于提升理论的案例有兴趣，一则是对于我们生活其中的社会情势的自然关怀，比如如果自己或亲朋好友处于通货膨胀高达30%的国家，生活被严重撕裂，自然会关心这样的案例，问个究竟。二则，大多数社会科学家怀有一套甚至更原始和普遍的动机。我们想要预言一些好的或者不好的事情是否会发生在我们身上，或者更进一步，如何让世界变得更美好。因此，我们总是在试图概念化一个特殊的序列，以之作为一套更大的相似的序列的例证。预言的意图是社会科学的一部分，即试图知道什么可能发生在他们身上以及如何提高期望的结果。[28]
社会科学家无论是关注当下的情势，还是怀揣未来，都被迫研究历史，从历史中发现具体的事情的进展以及理解未来所需要的知识。
第二，案例数量。西方研究者一般都认为，可供比较研究的案例的数量有限。无论喜爱定性分析的学者如斯考切波，其因研究法国、俄国、中国的三国大革命案例而闻名，[29]还是偏好定量分析的学者如利普哈特，都认为可供比较的案例研究有限。在其著名的方法论论文中，利普哈特指出：比较分析方法所面临的最基本的问题可以这样简洁地表述：较多的变量，较少的研究案例。[30]这两位学者代表了比较政治学者对所谓可供比较的案例数量的认识水平。
笔者认为，这种命题的出现或者是因为对案例的单元和性质的认识问题，尤其，或许是因为数学在政治学研究中的流行，如果案例数量多了就用数学方法，比如统计方法；既然数学方法用不上，那就不去碰“有限的案例”。 如前，案例研究的基本方法是比较，可供比较的案例真的少吗？笔者实在不明白从事比较政治研究的西方学者在什么意义上说可供比较的案例有限，这只能说明他们的视域太狭隘，问题意识太有限。跳开比较政治而放眼比较经济史研究，我们就会发现可供比较的案例实在太多而不是有限。例如，格申克龙关于欧洲经济史的比较研究对象是一连串的国家成长的故事，从欧洲最西端的英国到最东端的苏联，发现越是往东的“后发”国家如法国、德国、俄罗斯（以及后来的苏联），其中组织、制度和国家的作用就越大。[31]格申克龙对一连串案例的研究发现，根本性地改变了马克思以及当时西方思想界习以为常的观念和理论，即英国式经济道路是其他国家的未来选择。同样，当苏联解体后而新自由主义大行其道时，即贸易自由化、产权私有化、保护知识产权等所谓的“好制度”、“好政策”也必须为其他非西方国家的选项时，韩裔英国学者张夏淮基于一连串发达国家经济史的研究有力地证伪了“好制度”的普适性，指出发达国家所推广的“好制度”其实就是著名的政治经济学家李斯特当年所说的英国鼓吹世界主义的贸易政策其实就是“踢掉梯子”的行为，即自己爬梯上去以后踢掉梯子而防止后来者跟上去。[32]同样是经济史的研究，兰德斯从文化视角对几乎所有的重要国家进行检视，寻求国富国穷的根本原因。[33]
经济史的比较案例研究取得了改变观念的卓越成就，这对我们比较政治研究就没有启示吗？比如，实行“选举式民主”的国家已经从当初的二十几个而拓展到几乎所有国家，那么，“选举式民主”在最初的二十几个国家的国家建设中是何时到来的？它与自由、法治是什么样的先后次序？这种比较研究可以回答为什么西方国家的选举式民主能够实现较好的治理而在后来实行选举式民主的国家出现治理失效甚至国家失败。这种可供比较的案例自然不会少，而且即使很多，相对于比较方法的统计方法也派不上用场，需要格申克龙、张夏淮和兰德斯这样的比较政治学者去进行比较政治史的研究。
更重要的是，什么是“比较”？从字面上看，既然是“比较”，至少有两个可比的对象。比较政治方法论大家利普哈特指出，比较分析最少应该拥有两个案例作为研究对象。[34]
应该认识到，研究他国政治的目的不是为了研究而研究，而是对本国政治的关怀，即前面所说的研究者关怀人类社会未来尤其是自己国家未来的原始的和普遍化的动机。在这个意义上，研究他国政治本身就具有了比较意义：它们怎么那么好，我们应该怎么学习；它们怎么那么差，我们应该如何避免。这就是比较。事实上，西方学者的比较研究大多也都是国别研究。一项关于比较政治学研究的调查显示，很多经验分析都建立在案例研究的基础之上。1983年，Sigelman和Gadbois对100多期的《比较政治学》与《比较政治研究》进行统计分析，他们发现，在444篇已发表的、关于国家研究的文章中，有超过60%的文章只涉及了一个国家。[35]不用统计分析也可以知道，在另一家代表性的比较政治学杂志《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 ）上，直到今天，基本上都是国别的个案研究。个案研究的优势是找出事情的复杂性和非线性的解释，以便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一个国家，而这不是具有线性特征的量化的方法所能做到的。
总之，西方学者关于两个以上的案例才具有可比性的认识基本上是学科方法论意义上的，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技术性知识”。在笔者看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道理告诉我们国别的个案研究同样是一种比较，而且是一种“实践性智慧”的国际关系和国家治理的比较，是认识论意义上的比较。
第三，求同求异的研究方法问题。如前，案例研究的一个主要方法是比较方法，而比较方法不被认为是科学方法，更谈不上是什么理论。但是，自历史制度主义产生以来，这种观念必须得到更新，历史制度主义使得案例研究的比较方法具有深刻的理论性。本文将有专门部分检讨历史制度主义对于案例研究的运用问题，这里先看看比较方法的问题。
比较方法不外乎密尔建构的求同—求异方法，而且求异法最为学者青睐。密尔早在十多年前就将比较政治学的目标设定为国家之间的系统比较，“对于要研究的具体现象，必须要辨识出国家之间的不同和相同之处，并对此进行解释”。[36]在同一本书中，David Apter论证道：“描述各种政治系统在权力运用和分配上的显著区别，是比较政治学的各种理论途径所承担的共同任务。”[37]Laitin在为美国政治学会撰写的学科状况中指出，就实质而言，“比较政治研究旨在对政治单元中已形成政治理论的重要问题在结果上的差异性做出解释”。[38]对于这种“求异”的学科共识，Kersbergen不满地指出，作为一个专业化的学科，比较政治学愈发专注于分析为什么单位之间的政治现象各不相同的问题。大约在过去十年中，这一倾向变得愈发显著，从而遮蔽了对很多有意义的相同或相似问题的认识。[39]
为什么学者们总是在发现差异而非共同之处？一方面，发现不同、差异、特殊性似乎是学者的天然追求，具有原创性；另一方面，求异法比求同法在研究上更容易操作，差异性问题在因变量和自变量的话语中更容易被设置，并随时可以进行由技术支持的定性或定量分析。而相似性的问题研究则容易受到质疑，因为它有造成偏见的危险。另外，自行为主义革命以后，西方学者越来越远离一般性的宏大理论，转而寻求中层理论甚至个人行为的微观机制解释，中观和微观的理论解释对象比较特殊因而容易获得，而一般性理论面临更多特殊案例的挑战，因而其可信性总是受到质疑。
在中国读者比较熟悉的摩尔的《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中，差异性发现是作者致力追求的，考察为什么主要国家分别走上自由民主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求异对于我们理解人类社会的结构有着重大启示。
但是，对于现代国家而言，无论早发国家之间，还是后发国家之间，甚或早发国家与后发国家之间，其成长历程就没有共同点或共同特征吗？国家作为一个组织，和其他类型的组织甚至个体存在一样，常识告诉我们应该存在共同的成长逻辑。比如，作为一个现代政治共同体，国家之所以成为一个国家，前提都是中央权力的形成以及由此而提供的政治秩序；当政治秩序得到保障以后，国家的义务就是实现其疆域内居民的权利，即T.马歇尔所说的公民的以财产权和个人自由为基础的基础性权利、以选举为主要形式的政治权利和以社会保障为主要形式的社会权利。[40]那么，权力与权利是什么样的关系、权利之间又是什么样的秩序和关系？事实上在比较政治发展中都有共同的或相似的发展历程。
除了硬性的社会结构研究以外，政治过程，主要是决策过程的研究同样重要。决策过程研究发现，在那些看上去差异很大的政体之间，其实其政治过程具有高度的相似性，以致议会制政体的意大利更像总统制的美国，和同属议会制的英国相距十万八千里。[41]在笔者看来，不仅议会制和总统制之间的政治过程具有相似性，所谓的民主政体与“非民主政体”的政治过程也具有相似性，比如利益集团对于行业政策或决策的相似性影响。
事实上，在政治生活中还有更多的相似性现象，比如所有早发达的西方民主国家都面临公民政治参与热情下降的难题，都存在市场操纵民主的难题，因此都面临一个再民主化难题。[42]同样是民主化的问题，为什么很多第三波民主化国家甚至已经巩固了的民主国家都出现了治理危机、无效治理甚至国家失败？这也是重大的相似性问题。
因此，如果说求异有助于理解我们的社会是怎么来的，而求同法不仅有助于理解社会结构（过去），更有助于我们正在面临的国家建设（现实与未来），并可能帮助我们破除思想上的迷信，实现认识论上的思想解放，为社会科学的基础概念甚至理论体系正本清源。如果对差异性研究的兴趣仅仅因为研究上的便捷性或者对共同的政治现象的刻意回避，这无疑是政治学的悲哀。直面一些共同的政治现象就会颠覆流行的意识形态化的理论，并有可能质疑西方政治制度的合法性。[43]
三 比较历史分析：案例研究中的“路径依赖”范式[44]
传统的案例研究中的比较方法就是一种相对简单的方法论，而历史制度主义之核心要素“路径依赖”的引入使得如何比较具有了认识论性质，从而使案例的比较方法具有了更强的理论性。在詹姆斯·马赫里（James Mahoney）看来，比较历史分析就是运用系统比较和事件的时间过程分析去解释大规模事件的结果，如大革命、政体、福利国家、公民社会、国家建设等，寻找事件的必要和充分条件以及其内在的因果关系的机制，因此比较历史研究在某种意义上又被定义为重大案例内部的事件序列分析（sequences of events）即过程分析（process analysis）。过程分析在一定意义上使得研究者能够通过检验自变量作用于因变量的结果而发现具体的因果关系机制，从而能证明、证伪或修正既有的结论或假设。[45]应该说，摩尔、斯考切波等历史社会学家那里也有“序列”和“时间过程”因素，但是没有方法论上的理论自觉，即认为比较方法是工具而非理论。结果，在历史社会学那里，“即使一些最好的研究成果也没有展现出高水平的方法论自觉（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ｅｌｆ-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如果有了更大的方法论上的明确性，几乎所有作品的水平都可以更高”。[46]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说历史制度主义之后的比较历史分析有了更多的理论性。如前，虽然重新发现制度并使几乎所有的学者都成为新制度主义者，但是甚至历史制度主义者那里也是“制度”重于“历史”，新制度主义者最关心的还是现行制度之间的约束性关系。密尔总结道：比较政治学似乎愈发远离政治现象的根源研究，转而对“政治过程和政治制度输出的重视，或者直接说对政治结果（outcome）的重视，因此，更注重将政治作为一个自变量，而非一个因变量。换句话说，最显著之处在于注重政治施加影响的程度，而不是注重影响政治的决定因素”。[47]在Katznelson和Milner为新千年美国政治科学协会撰写的“学科状态”卷（the APSA millennium state-of-the-discipline volume）的导论中指出，政治科学抛离政治社会学已经成了一个长期趋势。政治科学已将自己独特的身份定义为一个将特定的范围推至边缘的学科。政治科学将自己与历史划清界限，而对时事显示出更大的关注。为了使自己区别于社会学，它对政治行动和不平等的社会基础变得相对不感兴趣。在对学科历史和当前事态的评价中，他们承认对国家及其制度的明确关注，同时推动着这些关注的持续性。政治学导论性质的教科书常规性地尊奉制度研究路径。[48]
这样，对“政治的社会基础”[49]的研究让位于制度和制度的输出与结果研究。比如，什么样的制度有利于民主化，是总统制还是议会制有利于民主巩固？不问历史根源而忙于这样的统计分析到底有多少意义？虽然研究者大多是如雷贯耳的学者，如林茨和普沃斯基。看来，新制度主义的帝国主义化已经让那些曾经怀有历史情结的学者忽略了历史。
引入“路径依赖”并不是简单地回到过去或进行“过程回溯”，因为路径依赖以及由此而衍生出的一些观念（概念）是认识政治的世界观和认识论。
路径依赖和报酬递增概念是诺思提出来的。他认为，我们今天的制度有其历史根源并制约未来的选择，制度的好与坏、有效与无效的差异，都有其不同的来源。不仅如此，制度具有自我强化的功能，不管这种制度是否有效。原因是：第一，对个人而言，适应先有的规则远比去改变规则更容易。不仅如此，这些规则会诱使那些因规则无效而得益的组织和团体的兴起。第二，一旦发展被置入一个特定的轨道，组织化的学习、文化习俗和社会世界精神模式就会强化它的轨迹。如此一来，合作或逃避就变得根深蒂固了。[50]
根据詹姆斯·马赫里的总结，越来越多的历史社会学家认识到“路径依赖”对于历史社会学的重要性，[51]但是把它上升为研究的范式的，笔者认为应该主要归功于保罗·皮尔森（Paul Pierson）和詹姆斯·马赫里。
路径依赖就是选择的自我强化机制或政治系统的正反馈过程，这等于经济学上的报酬递增。根据皮尔森的总结，路径依赖可以表述为：事件的特定的时间顺序是重要的；起点条件相同，但结果却各不相同；重要的结果可能来自“微不足道”或偶然的事件；特定的过程一旦被引入，几乎不可能被扭转过来；关键时刻或关节点可能塑造社会生活的基本轮廓。[52]
在皮尔森看来，政治生活比经济生活存在更多的路径依赖或报酬递增，因为这是政治制度的本质所决定的。第一，政治生活的集体性意味着创新的概率很小，因为一旦选择错误的方案，成本很高昂，一般都根据他人的行为来调整自己的行为，因此政治生活具有高度的稳定性。这就能解释为什么政治创新远比经济创新更难也更少见。第二，政治制度的密集性和相互关联性意味着，大多数政治生活是建立在强制性权威而非自由的交换的基础上，这就塑造了并约束了行动者的动机，导致制度演进的路径依赖。第三，政治权力具有天然的非对称性，当一些行动者处于规则制定者的地位时，权力的行使就会自我强化其地位。第四，政治生活的复杂性和不透明性意味着，很难精确测量导致不良政治的原因到底在什么地方，而且即使知道政治出了错，也很难通过试错机制来自动地改进它；尽管组织和个人都有学习能力，但对政治的基本看法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对意识形态的认知、对政府活动的理解、对政党和团体的倾向等，都具有持久性。这些都是路径依赖。[53]
笔者认为，政治生活之所以比经济生活中的路径依赖更加普遍，有以下三种原因。第一，政治生活的强制性。最初的政治制度都是由斗争中胜利者为保护自己的根本利益而设计的，而这种根本利益必须通过法律保护起来，使自己的利益看上去变成了普遍的利益，更重要的还有法律的强制性。无处不在的强制性政治生活使行为者的服从变成习惯，习惯性服从具有了所谓政治合法性色彩。所以，政治合法性并不简单地意味着行为者自愿服从，而是不得不服从，长久以往就成为习惯。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政治存在合法性但人们并不去谈论的根本原因。第二，以法律和制度为基础的法制是一整套复杂的制度矩阵，制度彼此之间具有连带性，从而使制度具有惰性或稳定性，生活在矩阵之中的行为者很难走出制度矩阵而另起炉灶或搞制度创新。第三，传统政治是以“法祖宗之法”为普遍现象，“变法”为例外，所以一种制度能运转几千年。现代政治的任期制决定着行为者的短期利益考虑，所谓“一代人只做一代人的事”，意味着真正的改革型政治家的出现是一种偶然，可遇不可求。政治生活中普遍的强制性、制度的复杂性、行为的短期性，都决定了政治生活中的路径依赖比经济生活更加普遍。
那么到底如何理解并运用路径依赖范式？值得一提的是何俊志博士的研究成果，他比较系统地介绍了路径依赖中的一些要素，比如历史进程、时间顺序、关键点。何俊志的研究对于国内了解历史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发展至关重要，但是因为论文的目的是方法论脉络上政治学学科的延展，主要侧重于学界如何把这些概念运用于案例研究，诸如时间框架如何放大了政治研究的历史视野并有助于理解社会进程、在方法论上历史进程如何有助于理解因果关系、事件的先后顺序对于历史解释历史进程的重要性。[54]应该说，对于路径依赖的关键性概念之间的关系的理论化工作有待进一步展开。在诺斯、皮尔森和马赫里等人研究的基础上，根据自己对比较历史的理解，笔者试图提炼出可供学者操作的研究路径：时间过程—关键点（历史节点）—时间顺序—自我强化与反应序列。
时间过程。历史制度主义研究的对象是人类历史上的重大问题，而重大问题的出现都是长时间演化的结果，因为社会研究中的很多事情都发展缓慢，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缓慢过程，存在所谓的“阈值效应”（threshold effect），即只有到一个质变的程度或跨过这道“门槛”才会发生突然的重大变化。对于这一点，过去的历史分析也有所认识，但是主要关注的是具体事件的结构性前提条件，而不去考察长程历史中事情先后顺序的作用。而对于历史制度主义者而言，“时间过程”关怀并不是简单地寻求事件的历史背景，从过去的历史中寻求答案，而是说从过去某个时间点上发生的事件一直在持续性地发挥作用，以及诸多事件如何不同地发挥作用。这是不同于传统历史分析的“历时性回答”，将制度变迁视为一个连续性过程，而且是因果关系的机制。比如，理解今天美国的市场主导或金融主宰的自由民主制度，就必须回到美国的“立宪时刻”——民主是财产权自由的产物，或者直接可以说民主政治是资本主义自由经济活动的产物。这对于我们理解民主政治至关重要。在美国，“立宪”的主旨之一是为了保护少数人的财产权，《联邦党人文集》说得明白，美国人要设计的就是一个防止多数人直接管理和参与的政府。这样，无论是理解过去的经济危机还是今天正在发生的金融危机，都必须在一个连续性的长程历史意义上看问题，否则就是隔靴搔痒。
“时间过程”意味着，路径依赖范式具有宏观历史和宏观结构的特征。事实上，很多重大问题都离不开长时段的宏观历史，尤其是在政治发展道路、国家建设（national building）甚或社会革命这样的重大研究议程上。在社会革命的研究上，最著名的莫过于斯考切波基于摩尔的《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之上而形成的《国家与社会革命》，它们都是宏观结构的历史分析，但都不能回答为什么面临相同的国际环境、对立的阶级结构，印度没有像中国或俄国那样发生革命？还不能回答为什么作为制度创新形式的革命都仿效西方即为什么西方的革命具有原创性从而带来社会—政治结构的大转型?将“时间性”（timing）引入大革命研究的艾森斯塔德，将大革命的制度创新的起源追溯至东西方的轴心文明时代[55]形成的文明结构：作为一神论的基督教文明的“救赎”情结，改变世界成为一直的追求；同样是一神论的印度文明，其宗教和俗世政治彼此分离，结果信奉来世的印度文明的人总是在等待中；而作为哲学或生活方式的儒家思想内化在“天下观”的秩序之中，历次“变法”都不具有革命性，王朝更迭只不过是改朝换代，而没有制度创新，“救赎”文明的介入才引发真正意义上的革命。[56]笔者认为，“时间进程”的引入使得对于改变世界的大革命的历史更加丰富了。不仅如此，“时间进程”的引入更能帮助我们理解一些国家为什么拥有发达的选举民主而治理无效。Shefter认为，当民主先行于官僚系统的专业化，庇护制随之而来；庇护制民主一旦建立，对其的改良将无比困难。Shefter关于美国政党政治的研究同样有助于理解印度政治。[57]国大党建立于对英国殖民者的抗争，在独立后的前几十年里该党取得几乎所有阶层的支持，在民主制度成立之初，该党内即存在相当专业化的精英团体掌舵。然而，国大党在获得政权后，依然疯狂致力于庇护网络的建立。今天印度的基于族群之上的庇护型政党政治起源于国大党。
关键点或历史节点。“时间过程”并不是研究长程历史上的所有事件或历史进程中的点点滴滴，而是关注历史关键时期的关键点或节点。那么什么是关键点？对于已经发生的历史很易达成共识，但是对于我们正在身处其中的“历史”则似乎很模糊，很难精确地知道哪一个时刻或哪一个事件属于关键点，学究气的定义是Aminzade、Orren等人的说法：“具有特定顺序的因果变量间的相互影响在某一具体时刻的这一点上结合在一起。”[58]对于这样的概念，大概定义者自己都很难界定历史上或现实中真正的关键点到底指何时。
笔者认为詹姆斯·马赫里的“关键时刻”讨论更有理论意义：从两种或更多的选项中选择某一特定制度安排。这些时刻之所以被冠之以“关键”是因为一旦某一特定选项被选取出来，想要回到最初的有许多选项可供选取的状态将变得越来越困难。关键时刻通常是通过反事实分析来界定的，在这种反事实分析中，研究者设想选取了一个替代性的方案，并试图依此重演历史。这种反事实分析可以通过展现替代性的方案可能会导致完全不同的结果来解释关键时刻的重要性。这种反事实分析在研究者根据理论预测应该做出某种选择而事实上并没有如此选择时尤其具有说服力。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通过考虑在关键时刻确实可行的且根据理论应该采纳的反事实选项，避免了毫无意义的反事实的假设分析。[59]
在詹姆斯·马赫里和Celso Villegas 的合作文章这样界定“关键点”（critical juncture）， 此时过程中的早期事件即使在那些关键性的原因消失后依然持续发挥作用。通过运用决定性时刻的概念，学者强调这些事件是如何具有偶然性的——这些事件是无法通过理论或者真正的随机原则预测的——并且关注这些事件在当时如何难以被看作后续路径的先兆。[60]关键点与本文后面要讨论的偶然性密切相关。
笔者认为关键点的判断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还是一种实践智慧。比如，列宁说统治阶级不能统治下去了，被统治阶级不能生存下去了，就是典型的关键点或历史节点。历史节点包括但不限于以下3种情势：（1）革命后的制度设计或制度选择的“立宪时刻”，对于革命后的关键时刻很容易判断，不会存疑。有的国家在革命后是一个新制度设计的时刻，如美国、法国和俄国，因为以前不存在革命者想要的制度；有的是制度选择的时刻，比如中国革命后选择的苏联模式；有的则是制度继承，比如英国革命后确定的“议会主权”而真正实现的“王在法下”。（2）社会总体危机或国家危机所推动的改革时刻，改革涉及国家的宪政制度，比如日本“明治维新”、晚清“百日维新”以及戈尔巴乔夫改革。这里的关键是判断社会是否存在危机。社会矛盾加剧而导致的人心思变之时就是危机时刻。这一时刻也可以称为“立宪时刻”——改革所塑造的制度规定着国家的基本方向和制度轮廓。（3）政治或经济的危机所形成的变革时刻，这是在不动摇国本即宪政制度的前提下进行的某领域的结构性变革，如美国的经济大危机而导致的“罗斯福新政”和美国民权运动而形成的民权法案，前者把国家引入经济市场，后者把权利给予黑人，这些都是结构性变革。
如果说“历史进程”研究是典型的宏观结构的，关键点研究则是典型的微观上的，因为关键点时刻的关键行动者总是政治家个人或由少数人组成的政治家集团，他们的观念、他们的利益以及由此而导致的他们的策略行动都是可见的（理性选择），当然也存在面对危机而手足无措进而破罐子破摔的不可预知的行动（非理性行动）。在改革时刻的理性选择中，有的就选择新制度达成一致如明治维新时刻的日本政治家集团，有的就维持旧制度而达成一致如“洋务运动”时期的晚清政府。而危机时刻的非理性行动也不鲜见，如戈尔巴乔夫的无规划的改革。对于破罐子破摔的非理性行动，微观的认知心理学给出答案。从认知心理学上看，人的观念和利益是很难预期的，特定的行为者在关键时刻有着什么样的观念，是理性的观念还是非理性的观念，难以预期，因此才会出现非预期的结果和非连续性的制度变迁或制度突变。[61]在制度变迁理论那里，历史很重要，而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可能导致连续性的制度变迁，而非预期观念的出现又有可能导致非联系性的制度突变。
历史和理论都告诉我们，关键时刻的行动者的观念、偏好以及行为的非预期性，都可能使历史出现分岔，向好转或向更坏方向都是不确定的，非预期结果总是难免。人和组织是有学习能力的，但绝不能高估这种能力在关键选择时刻的作用，否则人类就不会重复地犯一些相同或类似的错误了。
时间顺序。“时间顺序”是历史制度主义不同于其他理论的亮点，是寻求因果关系的机制的关键。给出事件的宏观的或模糊的因果关系回答很容易，难的是寻找从因到果的机制。历史经验和科学实验表明，事件的发生具有很强的随机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规律可循。历史制度主义的发现，在宏观历史进程中，诸多事件看上去纠缠在一起，互为因果，但内在的规律是：在时间顺序上，事件发生越早，其影响力越持久，事件出现的越晚越没有影响力；早发事件塑造着后来的制度和行为方式。[62]这就需要回到历史，寻找重要的早发事件甚至是偶然事件。
理解时间序列的关键是反应序列和偶然事件。反应序列是时间顺序中的以因果关系相连的事件的链条，是指序列中的每个事件都是对先行事件的部分反应。因此，链条中的每一步都是依赖于先行发生的事件。根据反应序列，序列中的最后事件通常是结果，整个事件链条可被视为一条通向结果的道路。对于遵循某一特别的路径依赖轨道的反应序列，它反对简单的因果关系论证，链条运转起来的历史事件必然具有偶然特性。[63]
时间序列中的反应序列链条中的偶然事件很重要，关键时刻的偶然事件启动了具有决定性的制度模式或者事件链条，这就意味着历史分析不能将最近的结果简单地归咎于之前的历史状况。根据Jack Goldstone的解释：“路径依赖是一种系统属性，该系统在一段时间内的结果并非由任何特定的最初状态所决定。相反，一个显示路径依赖的系统是这样一个系统：结果可能是随机地与最初状态相关。”[64]因此，案例研究中的案例有时是“异常的结果”或者“例外”的案例，当早期偶然事件使得历史轨道脱离理论预期时，异常案例研究（即在这些案例中理论预期的结果并没有发生）需要遵循路径依赖逻辑。
近来的研究成果显示，英国的工业革命、美国直到20世纪初期还存在的具有欧洲封建制特征的劳工制度甚至是欧洲的兴起，都是偶发事件的反应序列的产物。[65]
偶然性假设对于制度变迁理论的发展很重要。路径依赖理论的重大突破完全得益于最初的选择具有偶然性假设，这一假设与新古典主义理论框架相关。没有最初选择的偶然性假设，路径依赖不可能与“不可预测”和“无效率”联结起来，而以它们为核心所构成的路径依赖概念已经成为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重要范式。
需要注意的是，强调偶然性并不意味着制度变迁完全是概率性的，说一件事情是偶然的不同于说一件事情是完全随机的和没有先发原因的。强调偶然性只是为了说明制度变迁和世界政治中充满着复杂的、非线性的非预期性，而不单是简单的、线性的必然结果。
在案例研究上，笔者认为“时间顺序”尤其适用于解释比较制度变迁或比较国家建设。大多数晚发展国家都具备了早发达国家的制度要素，比如市场经济制度、公民权利制度、宪政体系，等等，但结局为什么依然如此的不同？我们在后面将指出，国家建设和个人成长一样，具有时间上的阶段性和要素的先后性，不顾这些而一夜拥有了早发达国家的制度要素，如选举民主，并不能根本性地改变固有的社会结构，因而不能实现和发达国家一样的有效治理。前述关于菲律宾、印度的选举民主在国家建设中的顺序，直接影响了国家治理状况，使得看上去西方化的国家似乎永远难得西方国家的治理效果。
“时间顺序”是一种典型的中观理论概念，研究的是具体事件的持续性影响，这个事件可能很大比如立宪，也可能很小比如华盛顿所确立的总统任期制传统。
自我强化。时间顺序所以重要，是因为制度变迁中普遍存在的“自我强化”规律，即经济学家们常说的“报酬递增”。根据报酬递增，一种制度模式一旦被采纳，随着其持续被采纳，将会产生不断增长的益处，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将越来越难以改变这一制度模式和选择之前可能的选项，即使这些选项可能更有“效率”或者无效率但都得以长期存在。也就是说，在某一特定方向上的最初步骤将引导后来的变化朝向同样的方向，以至于一段时间后要改变方向变得尤为困难甚至不可能。最有趣的故事是大家都知道的关于无效率的“QWERTY”打字键盘为什么能够存在下去，因为改变或采用新技术的成本太大。
虽然存在普遍的自我强化机制，并不否认制度变迁中的历史分岔，因为自我强化的惯性将随着时间顺序中反应序列的类型的变化而变化。根据自我强化序列，惯性涉及一段时间内再生产某一特定制度模式的机制；根据反应序列，惯性涉及正反应和逆反应机制，这种机制给予时间链条一种内在的逻辑，在这一逻辑中一个事件自然而然地导致了另一个事件的发生。[66]就这样，政治在锁定的路径上出现所谓的“规律”，而又在分岔的路径上出现“例外”或“偶然”。这一历史观回答了我们经常看到的历史和现实中很多令人困惑的现象：一个问题的解决方案诱发下一次危机。比如，欧洲在整个17—19世纪的长程历史中就是在“方案”与危机之间的张力中度过的。
反应序列与自我强化的关系。反应序列与自我强化机制的逻辑不同。自我强化机制是以强化早发事件的再生产过程为特征的，偶然性时期是与一开始选取某种特定的制度安排相一致的，而决定性的模式是与该制度在一定时间内稳定地自我再生产相一致的。而反应序列是以后来的制度改变早发事件（程序或制度）的过程为特征的，偶然性时期是与历史上某一关键突破点相一致的，而决定性的模式是与一系列对突破点逻辑的遵循的反应相一致。[67]在一个反应序列中，早发事件并非通过再生产某种模式引起了后来的发展，而是通过启动紧密相连的反应和逆反应链条来引起后续发展的。皮尔森这样解释反应序列：最开始的变动很重要，并不是因为它们产生了积极的反馈，而是因为它们引发了强有力的反应……作用与反应推动政治系统朝向新的方向发展，而不是强化第一个动作。[68]就这样，路径依赖发生于一个偶然性的历史事件引发了遵循着相对不变的模式的后来序列。
四 比较历史分析的方法论特征及其意义
方法论特征。作为比较历史分析最新演进成果的历史制度主义本身就是折中的产物。皮尔森说，历史制度主义这个词非常好，“它是历史的，因为它认识到政治发展必须理解成是沿着时间展开的过程；它是制度主义的，因为它强调这些时间在当下的主要政治含义嵌入在制度中——不管它是在正式规则、政策结构还是规范中”[69]。这就意味着，时间进程中的文化、制度、利益纠缠在一起，是典型的混合性的折中主义方法。
当代比较政治学大家都反对狭隘的方法论。Peter J. Katzenstein这样说，“政治学的特定子领域和特别的分析视角都不值得鼓励。我欢迎模糊区别，尤其是在比较国际政治学中。同时，对于在这些子领域的不同的路径，比如理性选择、文化研究或者制度主义之间的区别，也是一样。这些专业‘旗帜’在我看来没有一个是有用的”。“对于折中主义，这里有一个很好的理由。许多解释研究依赖于以下方法：趋向于历史重建或家谱的发掘，而不是提出假设和测试。在理性主义和文化的路径的虚假极端之间，比较分析继续探索着一个力量和制度的世界，在那里，文化规范与身份和利益互动。”和Katzenstein一样，Peter Evans 认为方法论上只有“混合的折中主义”才是值得提倡的，他尤其不屑理性选择主义的比较政治研究路径。[70]
笔者认为，混合的折中主义特征还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宏观视野—中观理论—微观机制的混合。首先，在研究对象上，比较政治研究的案例基本上都是重大主题如国家兴衰，至少是中层问题如社会运动。其次，在研究方法上，“时间进程”研究必然涉及宏观结构性问题和宏大历史；“关键点”研究关注的是行动者的价值—利益偏好以及制度安排对于行动者的约束，是典型的微观机制研究；事件—程序的自我强化和反应序列具有中观特征。
第二，连接政治学各分支学科的桥梁。斯考切波和皮尔森指出，因为历史制度主义关注的都是社会运动、现代国家的发展、政治经济体制的起源与动力、政体转型、公共政策模式等宏大或重大问题，“历史制度主义者们的研究也是架通政治科学各分支领域的桥梁。历史制度主义者们经常会处理那些与规范理论密切相关的问题，而它们要加以研究的对象则又至少会引起形式主义理论家和行为主义者的关注”[71]。
第三，沟通社会科学各学科的桥梁。比较历史分析不仅对于政治学科一体化有极大助益，对于社会科学一体化也有卓越贡献，因为社会科学不过是政治、经济和文化几大因素而构成的学科体系，而“时间进程”中的历史不外乎政治、经济和文化因素。因此，理解宏大历史如国家兴衰、重大制度变迁如改革或革命甚至传统政治学上的政体，任何单一学科都无能为力，研究者需要政治、经济、文化的社会科学一体化脉络，否则其研究成果就不可能对于我们理解这些重大问题有“实质性启示”，也流传不下来。在这个意义上，诺斯和林德布诺姆的研究特别值得一提。我们应该知道，诺斯的新古典经济理论的三大理论要素是国家理论、产权理论和意识形态，而这些不过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具体化或具体领域。[72]比较政治经济学代表学者林德布诺姆的《政治与市场》，政治生活的三大要素分别是权威、交换和训导，[73]在笔者看来也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具象化，权威对应的是政治权力，交换对应的是市场，训导对应的是文化和意识形态。可见，在这些分水岭性质的研究中，不但历史重大问题研究中的比较历史分析是社会科学一体化的，比较政治制度研究也是社会科学一体化的。
比较历史分析的方法论意义。作为比较历史分析的一个重要分析范式，对它的大而无当的常见指责就是因其建立在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因而结论或理论并不具备普适性或一般性。殊不知，这正是它的优势所在。通过采取这一路径，历史社会学研究者不同于跨国统计分析者，后者关注总结出适用于大多数的一般因果关系，而不去解释特定案例中的特定后果。比如，一个跨国统计分析者或许会询问大多数情况下民主发展的一般因果关系，而一个历史研究者则会询问一个或更多的特定案例中那些使民主成为可能或者联合起来催生民主的因素。深度的路径依赖分析得出的结论显然更接近历史真相。除了这种常见的争论、指责以及由这种争论中所显示出的路径依赖分析的优势外，在社会科学脉络上的优势在于：
第一，以因果关系的“机制”为取向的研究是社会科学方法论上的一大进步，因果分析不仅涉及在解释变量和结果变量间建立联系，还需要确定联系解释变量与结果变量的介入机制（因果关系的路径或机制）。介入机制是解释变量产生结果的过程。这一通过确定介入机制推断因果性的努力可以被称作“过程追溯”（process tracing），而由此产生的看法被称为“因果过程观察”（causal-process observations）。过程追溯常常被用于帮助研究少量案例的分析者避免错误地将虚假的相关性当作因果相关性。具体而言，联系假设解释变量与结果变量的清晰机制，可以增加研究者对其研究假设的信心。[74]因此，不能把路径依赖等同于所有的历史解释，路径依赖分析十分强调过去因果序列的重要性或者说因果关系到底是如何勾连起来的，解释的是变量与后果之间的介入机制。对因果关系的机制的追问显然更能接近故事的真相，从而对于认识我们身处其中的社会结构更具“实质性启示”。
第二，路径依赖分析改变了我们的“提问方式”和“回答问题的方式”。在皮尔森看来，最重要的“问题”是关键时刻或历史节点以及在这些节点上的自我强化机制，从而使我们不得不回到历史的合理性。在当下社会科学中，人们因为害怕掉进历史的无底洞而常常把历史搁置起来，研究当下的社会条件所影响的眼前的结果，即前面所说的“同步的因果性”。[75]
“提问方式”变了，提供的答案也就不一样了。路径依赖分析对于政治学中一直主导而没有受到挑战的功能主义解释是一个有力的批判。功能主义假设，结果X（一个制度、政策或组织）的存在是因为它承担了Y的功能。这是典型的目的论解释，事实上却是存在这样线性的因果律，因而很多分析者将现存制度的功能解释为因为它为特定行动者带来了利益。在特定的短时间内，这样的解释或许有一定的道理。然而如前所述，任何一项重大的政治变迁都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行动者的行动、既定的机构与这些行动和结构的结果之间存在一个相当大的时间缺口。首先，既定或特定结构下的行动者面对眼前的压力而采取行动时，很少考虑到行动的长远影响，因而特定时刻所形成的制度所具有的长远影响是政治过程的副产品，而不是行动者的具体目标。其次，即使行动者关怀未来，但在特定复杂的情境下，其制度设计却不一定有预期的制度功能。也就是说，制度变迁中往往存在非预期结果，即制度变迁可能是非线性的；不但存在共时性的因果性，还有更多的“历时的因果性”，[76]比如前述的艾森斯塔德的《大革命与现代文明》。
第三，路径依赖分析不但具有方法论意义，还为我们认识政治稳定或制度变迁提供了新的视角，从而能够提出新的假说，比如艾森斯塔特将“时间性”（timing）引入大革命研究而得出的新启示。因为“主要政治结果的根源，就其最根本的意义而言，常常在于发现于过去的偶然过程。不仅如此，他们认为要阐释这些偶然过程，就必须对长时间范围内的事件展开进行细致的审视”[77]。简单地说，功能主义解释把制度变迁简单化，也就是对历史的简单化处理，而只有寻求事件、制度变迁的历时性的因果律，才能对社会结构有一个“实质性启示”的理解。
路径依赖分析的意义意味着，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主义一直以来寻求的对政治的科学化解释，找错了方向，走错了轨道，因为政治世界本身的特点使企图追求普适性、可预测性的政治科学难以实现其宏大意图。难怪斯考切波和皮尔森不无骄傲地说，只有历史制度主义面向的智识成果是我们绕不开的，言外之意，虽然他们也承认其他方法论下的贡献，但是与历史面向的研究成果相比就相形见绌了。[78]不是吗，政治社会理论中的基本概念基本上都来自比较历史分析。
五 比较历史分析与比较政治研究的议程
呼唤比较历史分析的回归不仅仅是为了检讨西方的比较政治研究现状，也不仅仅是为了将比较历史分析进一步理论化，还在于为我所用，即比较历史分析适用于什么样的研究议程从而更好地发展中国的比较政治研究；不仅如此，一个国家比较政治的研究议程总是与一个国家所处的历史进程有关，这就是“语境”问题。
几年前，笔者曾提出中国政治学研究的“语境—议程—方法”，为的是反对方法论至上主义的无用劳动。[79]也就是说，一个国家所处的历史进程（语境）决定了其所面临的真问题（议程），而不同的研究议程有不同的方法，即普沃斯基所谓的“方法论机会主义”，而且在重大问题的研究上，任何单一的研究方法都无能为力，必须借助综合性的方法，而比较历史分析正是这样的方法。
那么，中国目前的语境是什么？中国正处于国家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宏观的、中观的、微观的制度安排都在建设或转型之中。这就是说，转型社会的国家建设就是中国比较政治学的语境，这个语境决定着一系列的研究议程。中国的语境和议程与美国同行所面临的语境和议程完全不同：美国人不认为自己的制度需要结构性转型即国家建设已经完成，因而其比较政治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向其他国家推广美国式的政治制度。
这样，中国比较政治研究和美国比较政治学的根本性差异在于两国学者不同的“身份意识”，即社会批判理论所说的主体行动的意向性和价值取向：中国学者的研究他国政治是为了建设自己，因而应该富有更强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而美国学者的任务是为了改变别人，可能有使命感但不一定有责任感。这是中国学者必须清楚的前提性问题，认识不到“身份意识”这个层次就可能盲目地跟着美国政治学走，成为别人的无聊的诠释者。
语境不一样，“身份意识”不一样，“问题意识”也就应该不一样。这样，“语境—研究议程—研究方法”应该发展为“语境—身份意识—研究议程—研究方法”。“身份意识”所带来的“问题意识”的差异尤其表现在国内政治研究上。当然，强调这种差异性并不排除各国学者面临的共同性问题。我们知道，比较政治研究不但局限于比较政治发展和比较政治制度，比较研究与国际问题密切相关。因此，我们的“问题意识”不会局限于中国的制度建设，还有中国的大战略，因为中国已经是一个崛起的大国，而一个大国没有发达的比较政治研究是难以想象的，而中国又面临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政治？
Peter J. Katzenstein这样说：“当下世界的事件刺激了我们的想象力，把我们送回到过去，让我们以非常不同的方式看问题。由当下反思过去，并由过去反思当下，是寻找重要的和有启发性问题的有效方法。过去十年的政治巨变已经推动了我们对于比较研究和国际研究的历史的新的兴趣点。这两个领域学者们转向过去，获得见解和分析的范畴，这些将有助于我们把握流动着的当下……另外，随着两极崩溃，当前的事件正驱使我们走向区域性的世界和一个新型的地区研究，这种研究将会把比较研究与国际研究联结起来。自从1960年代后期以来，传统的地区研究已经被无情地批判，因为它既没有关注到清晰的可比较性和可验证的假设，也因为强调分析对象的独特性以及不充分地强调所研究国家的文化的独特性。我敢说，新型的区域研究将融语言、文化、历史为一体，以验证不同假说的可行性、一组经验事实的可分析前景或者用不同的方法来阐释一个事实。这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就在于国家失去其传统的主权领域，国家不由自主地融入区域化和全球化中，国家正在与过去完全不同的方式而与世界联系起来。这样新型的区域性问题迫使比较研究和国际问题研究一体化。”[80]
这样，中国的比较政治研究事实上有两类问题，一是国家建设中涉及的宏大的历史问题和中观的制度安排问题，二是比较政治与国际问题的一体化研究所面对的问题。这里主要关注第一类问题。要列举所有重大研究议程是不可能的，就国家建设而言，至少需要研究以下几个或长程历史、或中程历史、或历史节点上的问题：
比较政治发展道路。这是一个典型1950—1970年代的现代化研究的议程，绝大多数西方学者已经不再热衷于此了，而是热衷民主化以便使别人更像自己。但是，这却是中国学者不能回避的重大现实课题。中国官方也提出了“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这样的命题，要求加强研究。历史和常识都告诉我们，告诉学者和政治家甚至普通老百姓，中国现代化道路是不同的，或者说国家建设的道路是不一样的。但是，由于比较政治研究的落后，不一样的政治发展道路的历史事实尚未得到系统性的比较研究，更有待上升为理论体系。我们知道，社会科学的基本概念或观念基本上来自相关国家的政治发展经验，是经验的理论化产物，比如以英国和美国经验为基础而产生的社会中心主义，以法国、德国和日本经验为基础的国家中心主义，而中国和众多后发国家经验的理论体系何在？已经有中国学者根据俄国和中国的经验提出“政党中心主义”，但是相对于社会中心主义和国家中心主义的宰执地位，政党中心主义概念还是一个襁褓中的婴儿。[81]
比较政治发展研究既可以用个案研究，也可以运用比较方法。比较方法自不待说，对于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道路的深度案例研究，对于中国的国家建设而言无疑就具有了比较意义。
国家建设的次序问题。这同样是一个现代化研究的课题，过去西方的现代化研究对此没有关注过，今天的民主化研究对此更不在意了，因为民主化研究已经是使很多学者有了传教士一样使命感而只顾推广民主而不问其他。
如果说比较政治发展研究是一种典型的求异，那么国家建设的次序研究则属于求同。尽管道路各不相同，但是作为一个存在或组织的国家，成长过程必然有共同性，比如重大制度的先后顺序的实现。这种研究对于后发国家尤其中国这样的巨型国家至关重要，因为已经有巨型国家的教训告诉我们，一旦搭错车而混乱了国家建设的先后次序，这样的国家似乎只能有“好制度”而无真发展，如大至印度这样的国家、中至菲律宾这样的国家、小到海地这样的国家。
国家建设中两个最基本的要素是权力与权利，前者是国家的，后者是社会、个人的，因此国家建设其实就是如何理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这当然只是最抽象层面的，其中不但有权力与权利之间的关系，更有权力内部之间的关系以及权利内部之间的关系。就权力与权利的关系而言，任何国家的国家建设都是先保证国家权力，哪怕是美国这样的自上而上建国路径的国家，《联邦党人文集》呼唤的就是被后来的托克维尔称为的“政府集权”（其实就是司法权力的国家性）。现代英国的形成得益于两大要素：战争和贸易，战争形成了中世纪后期的中央集权，而贸易政策则为国家主义的重商主义，因此国家权力在历史上的作用不容忽视。只有在统一的国家权力的保护下，美国政治中的地方自治才能乱而有序，作为实现个人权利的工具即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才能有用。早发国家的“国家”经验被掩蔽了，休谟、斯密到后来的哈耶克鼓吹的只是社会的和个人的权利。早发达国家是如此，后发国家更是如此，这就是为什么亨廷顿为发展中国家所开的药方“权威—秩序—发展”依然有效。
在权力关系之间，后发国家面临着更多的早发达国家所没有经历过的挑战。比如，谁来组织国家问题，后发国家的国家组织者基本上是政党，尤其是俄国、中国、印度、墨西哥、印度尼西亚这样的大国，这样在国家权力关系中不但是三权关系问题，更重要的则是党政关系；又如，早发达国家基本都是建立在单一民族基础上，形成了所谓的“民族—国家”概念，而后发的巨型国家则是多民族问题，这样中央—地方关系又面临挑战，中国、印度、俄国（前苏联）莫不如此。无论是党政关系还是民族关系，理顺不好都会搞垮一个国家，苏联的解体既因为民族关系，也因为党政关系。
在权利问题上，如前所述，不但有以选举为标志的政治权利，还有以自由、人身权、财产权为核心的基础性权利，以及20世纪后半叶开始流行的以社会保障为基础的社会权利。尽管人们信奉的是“天赋人权”，但个人的权利的实现在西方国家绝对不是一步到位的，都是经历过漫长的历史阶段。以英国为例，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性质的“光荣革命”以后的长达一个半世纪里，资产阶级（中产阶级）都没有选举权，而从“光荣革命”到1823年，英国建设的基础性权利，1832年第一次选举改革以后才使得资产阶级有了政治权利，而工人阶级由1867年的宪政改革有了选举权，妇女的政治权利直到1918年才得以实现。有了政治权利并不意味有了政治稳定，“二战”后社会权利的普及才换来了政治稳定，政权才有了后来人所谓的“合法性”。美国的公民权利建设基本上和英国一样，具有漫长的阶段性，即几乎在建国200年后所有族群才拥有平等的选举权。
在公民权利的建设中，“次序”（即前述的“时间顺序”）很重要。英国—美国的次序方式保证了其国家建设的相对平稳，而首先以大革命（1789年）方式实现所谓政治权利的法国则长期陷于政治动荡之中，其间更换了10个“王朝”，可谓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反复，直到1958年戴高乐以强行政权框定泛滥的自由和恶性的党争（民主）。
但是，早发达国家的人们似乎很健忘，有意或无意地抹去了自己国家建设的“时间顺序”，而强行甚至以战争的方式在发展中国家推行其经历几个世纪而形成的所谓的“模式”，企图一刀切地让选举民主一步到位，结果就出现了大量国家的“无效的民主”。
概言之，国家建设的次序是一个兼具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重大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不但可以比较发达国家之间的次序，比较发展中国家之间，还可以比较早发国家与后发国家之间的建设次序，从而得出对国家建设有“实质性启示”的理论成果。对于后发国家而言，这样一个课题尤为具有现实意义，一旦搞错了“时间顺序”，“好制度”提前入位，再想纠正过来就很难了，国家发展就成了乌托邦。并不武断地说，很多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根源就在于“搭错车”，颠倒了国家建设本身固有的规律性的次序。但是，对于推广“好制度”的国家及其学者而言，他国的乱象已经不再是他们的责任所在，甚至他国的乱象正是其所期待的，尤其期待作为战略对手的大国的乱象。
在这个问题的研究方法上，路径依赖下的几个关键词都大有用武之地：时间进程、时间顺序、自我强化、反应序列。这些关键词简直就是为国家建设研究而量身定做的分析性概念。
治理危机研究。政治发展道路和国家建设次序都是宏大历史的结构性问题，而在这两大脉络下有很多中观性重大问题，比如治理危机、社会革命根源、民主化、社会运动、福利国家类型、政体类型、民族—国家，等等。而在所有这些中观性问题中，治理危机问题直接或间接地联系着所有其他问题，比如，治理危机中社会运动就活跃，活跃的社会运动既可能导致民主化也可能招致革命并改变政体类型，而福利国家和政体（这里是广义的政体即制度安排）的完善则可能使国家克服治理危机。因此，这里特别需要提出“治理危机”这个重大的研究议程。
研究治理危机不仅是前述的理论上或规范意义上的中枢性地位，更重要的是这个问题起源于现实关怀与历史启示。在现实关照上，很多人认为目前中国正处于危机之中，因为左—中—右似乎都很不满，社会舆论呈暴戾之气，为此有人甚至开始谈论“革命”，而作为青年舆论标志的韩寒也“论革命”。对于这样的危机气象，孙立平则以“转型危机”和“转型陷阱”来论述。从专业人士到社会舆论，对于目前的“危机”一片人心惶惶。
笔者在这里并不想区分“转型危机”与“治理危机”，因为改革开放就是社会转型，社会转型其实就是如何治理国家的问题。但是，“治理”更具有建设意味，而且这个问题是政治发展和国家建设命题的延伸，因此笔者更愿意把“转型危机”称为“治理危机”。
“治理危机”是一个官方都承认的事实，比如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的决议指出：社会结构已经发生根本变革，人们的观念发生深刻变化，执政面临空前挑战。至于具体表现，诸如行政体制严重滞后现实需要、行政垄断而导致空前的国家资源垄断，由此导致的社会不公正严重、腐败蔓延、群体性事件普遍、环境污染加剧以及由此刺激而来的公民权利意识增强，等等，所有这些最终都汇集成“官民矛盾”，而一些政治势力则刻意恶化官民关系，制造“我爸是李刚”、“让领导先走”、“邓玉娇案”等，营造人们的危机感。
无论如何，治理危机确实存在。但是，不理解他国政治发展和国家建设的人会对中国的问题感到惶然、不满、失望甚至绝望。岂不知，几乎所有大国在成长过程中都发生过转型危机或治理危机，危机的出现既可能因为没有经验，也可能因为没有适时适地的观念，最后还是危机本身推动国家建设并改变国家治理的观念。英国的治理危机出现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间，从1830年代到1880年代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由于古典自由主义鼓吹不受约束的“看不见的手”和功利主义思想，在经济得以高速增长的同时导致空前的社会不公正，工人运动风起云涌，暴力事件急剧增加，社会底层的命运前所未有的悲惨，恩格斯和狄更斯所描述的工人阶级的悲惨处境不用质疑。危机源于国家缺位，最后是“国家”进场，以霍布豪森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根本性地改变了方向，国家通过干预市场、劳动立法、扩大选举权而保护弱势群体，最终使英国渡过了这场空前的治理危机。
美国的进步主义时期其实就是治理危机时刻，国家通过制度建设比如药品与食品监管制度、反垄断、阳光法案，使得美国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国家。
更不可思议的是，作为一个统一国家的德国一开始就出现治理危机，首先是1861年的宪政危机，接着是1870年代以政党竞争和社会运动为标准的政治危机，俾斯麦应对危机的办法分别是权威和秩序，并伴随选举权和世界上第一个“福利国家”，即所谓的“胡萝卜加大棒”。
无论是前述的政治危机、经济危机还是社会危机，都是因为缺少必要的秩序，即因为没有经验或错误的观念而导致的国家缺位，应对之道就是国家进场并伴随公民权利的有序实现。比较而言，中国的很多问题则是因为国家管得太多所致，比如国家行政垄断必然是资源垄断，结果是社会分配制度出问题；政绩和市场经济下利益驱动的很多地方政府，必然置民众利益于不顾，招致一个又一个的群体性事件。因此，中国应对治理危机的关键不是被动的等待，而是主动的改革和制度建设，其中首先必须推动的是大部门制度和分权，分权本身就是一种民主形式。[82]
通过简单的勾勒可以看出，治理危机比较研究更多的属于求同，国家作为一个组织在成长过程中都会出现人的成长中一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
治理质量（政府质量）。这个问题是国家存在的根本目的，也关乎政治的最高的善，前述的一系列宏观或中观的重大问题研究的落脚点就是这个问题。如前，所以提出这个问题，就在于很多巩固的民主国家也很难实施有效治理，而那些被指责为“非民主”的国家却能有效治理。这就迫使我们去比较。不但需要在民主国家之间进行政府质量或治理质量的比较，更需要在“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之间比较，寻找人类幸福的密码所在。如果说西方比较政治研究中的民主化、民主巩固是形式意义的，那么治理研究则富有实质意义。但是，联合国和西方学者往往把政治形式本身当作衡量治理质量的指标，世界银行1997年出版的《世界发展报告》将国家的治理职能进行了具体罗列和类型划分，具有典型的西方中心主义特征。在中国学者的研究中，俞可平教授视“善治”为国家的权力向社会的回归，善治意味着国家与社会或政府与公民之间的良好合作，为此而达到的衡量善治6个基本指标是：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法治、回应、有效。[83]徐湘林教授根据比较历史，尤其是中国自己的现状而建构了逻辑上彼此攸关的国家治理能力的六个维度：
在核心价值体系方面，创建和维系大众支持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体系；在决策权威方面，提升和维护制定公共政策的政治能力；在行政执行方面，保障政府依法行使行政职责的行政能力；在国家社会互动方面，构建民主责任制，提升处理国家与社会关系冲突的政治协商能力；在经济发展方面，提高经济政策的绩效和推动可持续经济发展的政策效能；在社会保障体系方面，制定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政策并保障体系的绩效，实施满足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社会政策及其效果的政策能力。[84]
看来，如何实现好的治理或“善治”，国内学者的看法大不一样，有的强调“社会”的重要性，而有的强调“国家”的重要性。
上述四个在历史逻辑上相互关联的重大议程研究是中国国家建设的现实需要，目标是连续性的、建设性的，而不是为了实现所谓什么“好制度”这样非连续性的甚至断裂性的需要。我们常说研究者要有“问题意识”，笔者认为“问题意识”尤其指什么样的问题是真问题、国家需要解决什么样的“重大问题”（big agenda）。因此，“问题意识”的背后或者前提是“身份意识”，不同“身份意识”的学者具有非常不同的“问题意识”，这就决定了中国比较政治研究的重大议程与美国同行很不同。比如，对于美国学者而言民主化议程最重要，而对于我们而言治理危机和政府质量最重要，国家建设问题最重要。
中国学者的“身份意识”基础上的“问题意识”的“重大问题”研究不但有助于解决自己国家所面临的现实问题，还可以检验并反思统治性的作为经验结晶的社会科学理论。
六 作为“引论”的结语：比较政治学的反思与批判
呼唤比较历史分析的回归不仅仅是为了检讨西方的比较政治研究现状，也不仅仅是为了将比较历史分析进一步理论化，还在于为我所用，即在比较历史取向中判断中国比较政治学应该研究的“真问题” （“研究议程”）从而更好地发展中国的比较政治学。不仅如此，流行的宏观的世界观性质的理论体系到中观的社会政治理论都需要检讨、反思和重建，比如宏观的社会中心主义就是一套与历史经验不符的观念建构，[85]中观的流行命题如“公民社会有利于民主”显然有违很多国家的历史与现实但却被奉为金科玉律。只有在比较历史的视野下，我们才能知道这些所谓的“金科玉律”是多么经不起检验。
检讨比较政治研究不仅可以促进政治科学的发展，同样能带动政治哲学和整个经验理论即社会科学的发展。著名的比较政治学家Divad Apter这样说：“从一开始，比较政治学就是一种联系政治哲学思想与经验理论的特定途径。”“政治哲学与比较政治学一直是相辅相成的。在对权力进行分析与对正义观念的日臻完善上，二者可以相互补充。比较政治学的经典课题所讨论的是理想国这一理性、智慧、合理的化身，讨论如何培养公民的美德。”[86]
正是因为比较政治学与政治哲学和经验理论的这种密切关系，政治哲学家对现代西方政治学和社会科学的批判也最猛烈。我们知道，现代社会科学尤其是美国的社会科学，行为主义—理性选择主义套路所追求的社会科学的自然科学化即科学化，不过是以“科学化”、各种“范式”所包装的或接受的“无须证明的”意识形态，是对既定价值体系的数据化、结构化证成。为此，自然科学化的社会科学才遭遇到来自四面八方的狙击：以维特根斯坦后期语言哲学[87]、强调“回到事情本身”的胡塞尔现象学[88]为代表的分析哲学则致力于解构西方社会科学；政治哲学中的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则因批判闻名而形成了社会批判理论，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和保守主义政治哲学也前后夹击。
伯林的《政治理论还存在吗？》和施特劳斯的《什么是政治哲学？》都是批判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的力作，虽然一个来自自由主义，一个来自保守主义，但关切点都是一样的：自然科学化的社会科学怎么能够忘记人和人的价值？而价值之争是难以科学化解决的，只不过伯林接受历史相对主义的价值多元，而施特劳斯则主张绝对价值。一个悖论是，鼓吹绝对主义价值的施特劳斯在其宏文中宣称并不反对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89]而被伯林视为“侮辱现代哲人智慧”的施特劳斯肯定知道：所谓的自由民主制度正是历史相对主义的价值多元化的产物。
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和保守主义政治哲学都担忧西方社会科学忘记了政治价值和意识形态，其实大可不必，因为行为主义—理性选择主义下的各种“范式”、“结构”（如结构—功能主义）所确认的就是自由民主制度，以科学范式和科学结构的名称将自由民主制度普世化。但是，一个概念性的批评还是有意义的。比如，在战后社会科学中的行为主义政治学那里，宏观的阶级问题被中观的利益集团所取代，中观的利益集团进而又被理性选择主义脉络下的微观个体选择所取代，“政治”从此变成个体的“科学化”游戏，“政治”的根本性质因此被消解于数学化的政治学。对此，施特劳斯批判道：首先，团体理论事实上是把政治事务还原为政治上中立的事务，还原为社会学团体，进而把这些团体还原为个人理论，把政治问题降低为社会问题，结果对于政治科学或者学者而言“重要的东西不是政治上重要的东西”。在施特劳斯那里，政治社团的性质就是阶级关系，政治社团是由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构成的社团。他这样说：
把政治问题降低为社会问题据说能使我们对政治的理解更加“现实”，而实际上这是过去所有经院哲学都只能望其项背的形式主义。如果使用模糊的一般性语言（适用于任何可以想象得到的群体），那么政治社会的所有特征，尤其是我们作为公民所关心的政治社会，都已经变得无法辨认。在这个沉闷无聊的过程中，我们领悟到，对于我们感兴趣的东西，我们现在并不比我们刚开始了解的多。政治语言称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更不用说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在这个过程中只是成为社会系统或机制的不同组成部分，每一个部分作用于其他部分，并受其他部分的影响，或许有更强大的部分，但不存在统治的部分。不同部分之间的关系取代了政治关系。[90]
尽管笔者非常不喜欢当代假贵族施特劳斯的带有浓厚的精英主义并种族主义色彩的政治哲学，但其关于团体与阶级的关系、政治的形式与政治的本质的判断，笔者认为触及了真正的问题——虽然行为主义政治学并非像施特劳斯想象得那样愚蠢而要去价值化，行为主义政治学只不过在用一些科学化或形式化的概念掩饰意识形态，而这样做比施特劳斯的赤裸裸的话语更容易被接受因而也更迷惑人。
在笔者看来，对社会科学的批判特别适用于比较政治学。如前，比较政治与政治哲学密切相关，比较政治也是整个社会科学的交集点。如果说社会科学的整个理论体系都是可供批判的，那么作为社会科学分支的政治学和比较政治学又有什么不能批判的？正是在这样的批判下，一度唯科学主义向度的美国社会科学才不得不停下脚步，到1980年代终于形成了以“历史”命名的主流方法论学派即“历史制度主义”。如前，到目前为止，“历史制度主义”还是“制度”重于“历史”，但毕竟回归了正确轨道。在笔者看来，历史制度主义其实就是历史社会学的一种，而正是因为历史社会学的路径，才有了摩尔、蒂利、斯考切波等人的贡献。
无独有偶，在我们试图学习西方的比较政治学而发展中国的比较政治学时，中国的比较政治学其实早已经有了，那就是与历史社会学相似的比较历史研究。罗荣渠先生的比较现代化研究水准并不低于市面上流行的一些西方作品，钱乘旦教授的英国制度变迁史同样是我们认识英国现代化的重要基础。
在上述各家各派对现代社会科学的批判中，“历史方法”是他们的最大公约数，即使是鼓吹“回到事情本身”的现象学其实也就是回到历史本身的原点，语言哲学解构的是不同历史语境下的语言符号所建构的权力关系。这样，“问题”就变得很有意思了，社会科学不再是我们常说的处理同步性的“理论与实践”关系——以理论来检验实践或以实践来丰富理论，历史分析的引入使得比较政治学甚至整个社会科学演变为兼具历时性和同步性的复杂关系即“历史—实践—理论”。
其实，如果认为“实践”与“理论”的关系主要是指同步性的、现实中的一对范畴，就大错特错了。我们应该知道，流行的理论大多是先前经验的思想化的产物——尽管现实也催生着理论，因而理论具有“历史性”；而“实践”也不是没有家谱的横空出世，现实性的实践与过去有割不断的联系，因而也具有“历史性”。这应该是“常识”，但“常识”最容易被忽视。只有引入“历史”，实践与理论的逻辑才能衔接起来，只有在“历史”的基础上思考实践与理论的关系，由二元要素变为三元要素，无论是用实践来发展理论，还是用理论来解释实践，才是符合认识论的历史逻辑基础。
奥克肖特这样形容理论与经验的关系：“政治意识形态根本不是政治活动半神圣的父亲，而是它尘世的继子。它不是独立地预先策划的有待追求的目的的规划，而是从人们惯常从事参加他们社会的安排的样式中抽象出来的观念体系。一切政治意识形态的谱系都表明，它不是由政治活动之前的预先策划所创造，而是由对政治样式的思考所创造。简言之，先有政治活动，政治意识形态随之而来；我们正在研究的对政治的理解在严格意义上有本末倒置的毛病。”“大多数政治意识形态，当然它们中最有用的（因为它们肯定有其用处），是某个社会政治传统的抽象物。”[91]奥克肖特道出了理论与经验的一般性关系，即二者都离不开历史，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不仅是同步性的，还是历时性的。
哈贝马斯也是在“历史取向”意义上解释“理论与实践”关系的。哈贝马斯认为，如果说亚里士多德代表的古典政治观强调的是实践的情境性即历史性，霍布斯则是现代政治观的代表，而现代政治观的第一原则就是非历史性，霍布斯“以科学为依据的社会哲学的要求，其目的是一劳永逸地指明正确的国家秩序和社会秩序的条件。它的论断将不依赖于地点、时间和情况而发挥效力，并且可以不考虑历史状况建立永久性的共同体”[92]。而事实上，起源于历史的社会哲学却忘却了历史，“因为社会科学起源于古典政治学以及它明显地偏离了古典政治学的远离在这里都是事实，因此社会科学更适宜于历史地解释这个问题，而这个问题似乎很难从现代社会科学的认识批判的自我理解的二律背反系统地得到解释：怎么可能从政治行动去考虑和认识社会生活的联系？实践上必然的、客观上可能的东西，怎样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能在政治学的领域内科学地加以解释？反过来，我们可以从历史的联系上提出问题：如何实现古典政治学的承诺，即如何从实践上肯定人们在既定的情况下用正确的和合法的手段所从事的事情，而另一方面又不放弃与古典的实践哲学相对立的现代社会哲学所要求的认识的科学可靠性？反过来说，如何实现社会哲学的承诺，即如何实现社会生活联系的理论分析，而另一方面又不放弃古典政治学的实践观？”[93]如果实践具有历史性，那么理论更是历史的产物，理论即“自我反思的实践上的后果是态度的变化，这些变化产生于，并且理所当然地产生于对以往的因果关系的认识”[94]。显然，哈贝马斯在努力地把理论、实践与历史统一起来，将现代社会科学中的“同步的因果关系”趋势转变为“历时性的因果关系”取向。
最后，让我们总结一下比较政治学重建路径。批判是为了重建。比较历史脉络上的批判对于比较政治学甚至整个政治社会理论的重建都具有路径上的意义：
第一，比较政治学的“历史—理论—实践”维度。前述的思维方式的转变，比较历史分析将能把过去流行、目前依然大有市场的“共时性因果律”转变为“历时性因果律”。这样，三大方法论至上的比较政治学应该从简单的理论与实践的共时性关系中跳出来，建构历时性的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变量；社会科学不再只是处理共时性的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社会科学必须具有历时性。只不过这样一来，流行的“三大主义”就受到致命的威胁，其运用空间将会被大大压缩。
第二，研究议程的改变。思维方式的改变带来了“身份意识”和“问题意识”的变化，决定了比较政治研究议程的变化。每个国家都有或同或异的历史阶段性，这就意味着虽然不同国家的学者都在从事比较政治研究，但其所处的环境决定了学者应该有自己的国家关怀，而不能被“问题殖民化”，把别人的问题当成自己的问题，以别人的方法解决自己的难题。[95]如果说中国的政治哲学被殖民化有其特定的原因，即中国没有自己的现代政治哲学而只好研究别人的，学究气的研究者很容易把别人的问题当成自己的问题。不可原谅的是经验科学研究的殖民化现象，根源就在于不了解自己国家的历史与语境，自己国家需要解决什么“真问题”。比如，身份意识决定了中国的比较政治研究是“为了自己”的国家建设，研究别国政治具有内倾性关怀；美国的比较政治研究从过去的“现代化”到今天的“民主化”都是“为了别人”，即将自己的政治制度推广到别国，因而具有外倾性。
第三，理论批判与重建。研究议程的不同所导致的经验差异将有助于审视并重建政治社会理论。“问题殖民化”不仅因为缺少对比较历史的理解，而且因为缺少历史比较的视角进而成为“理论的囚徒”。笔者多次强调，社会科学是特定国家的特定历史阶段的经验化的产物，甚至是刻意建构的有违历史经验的语言权力关系，如果不能从比较历史分析出发坐而论道，中国学者只能沦为“理论的囚徒”，一则因为我们的社会科学来得很晚，更因为西方人从古希腊开始就能做到一个人一个思想体系。但是，如果说我们没有理论体系的建构能力，我们至少应该有辨别理论、选择理论、批判理论的能力，而比较历史分析则是对中国人最有用的路径，因为从司马迁到司马光再到近代的冯友兰（们）（这里特指靠史而闻名的非历史学者如冯友兰等大师们），中国人最擅长的就是书写历史，善于以史为鉴，从而做到鉴别理论的真假、理论的优劣。
历时性的社会科学即“历史—理论—实践”维度给予人们的智识启示是：基于“历史”的理论学习才能让人面对“实践”时变得灵活、包容且慎思，富有“理论”的创造力；而无“历史”地专注于“文本解读”（即“理论”）会把人在“现实”中变得教条、排他又自大，结果可能是“实践”中的“博学的无知”。[96]
[1]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2] James Mahoney， “Comparative Historical Methodology”，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 Vol.30，2004，p.93.
[3] 杨光斌：《中国比较政治学的研究议程及其理论意义》（未刊论文）；《公民社会与民主—治理的逆向关系》（未刊论文）。
[4] Peter Mair：《比较政治学：综述》，载[美]古丁和克林格曼主编《政治科学新手册》（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448—449页。
[5] Lewis A. Coser， “Two Methods in search of Subtance”， Amercian Sociology Review ， Vol.40， No.6， 1975，pp.691—700.
[6] Harry Eckstein， “Unfinished Business： Reflection on the scope of Comparative Politic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31， 1998，pp.505—534.
[7] [美]斯考切波：《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何俊志、王学东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２００７年版，第１９页。
[8] [美]斯考切波：《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何俊志、王学东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２００７年版，第３４—４１页。
[9] 比如，Timothy C. Lim， Doing comparative Politics： An Introduction to Approached and Issues （2ndedition），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2010； Patrick H. O’Neil and Ronald Rogowski （ed.）， Essentiao Readings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3rdedition）， W. W. Norton & company， 2010；中译本《理性、结构与文化》等。
[10] Lynn V. Cheney，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the Congress， and the American People on the Humanities in America”， 载美国《高等教育记事》杂志，1988年9月21日， 第A17—A23页。转引自“中译本前言”，参见[奥]希尔《欧洲思想史》，赵复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页。
[11] 关于各个研究路径下的民主化研究梳理，参见Valerie Bunce， “Comparative Democratization：Big and Bounded Generalizations”， Comparative Poliyical Studies， 33 （6/7）2000，pp.703—734；关于与研究路径相关的民主化发生的原因的研究的梳理，参见Baraara Geddes， “What causes democratization?”， in Carles Boix and Susan C. Stokes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Politics ， pp.317—339，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12] [美]利普哈特：《民主的模式：36个国家的政府形式和政府绩效》，陈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13] [英]林茨和斯泰潘：《民主转型与民主巩固：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洲》，孙龙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14] [美]奥康奈、[意]施密特： 《威权统治的转型》，景威、柴绍锦译，新星出版社2012年版。
[15] Giuseppe Di Palma， To craft democracy： an essay on democractic transition . Berkely： Univ. of California， 1990.
[16] [美]普沃斯基：《民主与市场：东欧与拉丁美洲国家的政治经济改革》，包雅钧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Adam Przeworkski，M.Alvarez， J. Cheibub and F. Limongi， 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17] “The Role of Theory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A Symposium”， Author（s）： Atul Kohli， Peter Evans， Peter J. Katzenstein， Adam Przeworski， Susanne HoeberRudolph， James C. Scott， Theda Skocpol， World Politics ， Vol. 48， No. 1，Oct.， 1995， pp.1—49.
[18] 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中庸的政体思想，“最好的生活方式就在于行中庸，行以每个人都能达到的中庸”，即以中间境界为最佳。而中庸的阶级基础就是中产阶级，他们既无少数富人的逞强放肆，也没有多数穷人的懒散无赖。因此，“据我们看来，就一个城邦各种成分的自然配合说，唯有中产阶级为基础才能组成最好的政体。中产阶级（小康之家）比任何其他阶级都较为稳定。他们既不像穷人那样希图他人的财物，他们的资产也不像富人那么多得足以引起穷人的觊觎。既不对别人抱有任何阴谋，也不会自相残害，他们过着无所忧惧的平安生活”。依财产关系和人性而言，最好的政体就是介于富人和穷人之间的中间政体，尽管亚里士多德悲观地认为由于种种原因“中间性质的混合形式政体就永远不能成立，或至多只能在少数城邦中偶尔成立”。参见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208、209、212页。
[19] 转引自Peter Mair《比较政治学：综述》，载[美]古丁和克林格曼主编《政治科学新手册》（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458页。
[20] L.Diamond and L. Morlino，“The Quality of Democracy”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15，No.4，2004，pp.20—31.
[21] Valerie Bunce， “Comparative Democratization：Big and Bounded Generalization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 33 （6/7），2000，pp.703—734.
[22]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比较的幽灵：民族主义、东南亚与世界》，甘会斌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247—292页。
[23]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比较的幽灵：民族主义、东南亚与世界》，甘会斌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365页。
[24] 不得不说，不同的人的心目中的“重大问题”是不一样的，对于意识形态化了的西方比较政治学者而言，推广民主就是“重大问题”，至于实现民主后当地国人民的处境如何，他们就懒得问了（因为非我族类），更无力去管。
[25] [美]斯考切波：《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何俊志、王学东译，上海世纪出版社集团2007年版，第３６—３７页。
[26] Arend Lijphart， “Comparative Politics and the Comparative Method”，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 Vol.65，No.3，1971，pp.682—693.
[27] Sylke Nissen， “The Case of Case Studies： on the Methodological Discussion in Comparative Political Science”， Quality & Quantity ， 1998， Vol.32， pp.399—418.
[28] “The Role of Theory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A Symposium”， Author（s）： Atul Kohli， Peter Evans， Peter J. Katzenstein， Adam Przeworski， Susanne HoeberRudolph， James C. Scott， Theda Skocpol， World Politics ， Vol. 48， No. 1，Oct.， 1995， pp.1—49.
[29] [美]斯考切波：《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何俊志、王学东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版。
[30] Arend Lijphart， “Comparative Politics and the Comparative Method”，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 Vol.65，No.3，1971，pp.682—693.
[31] [美]格申克龙：《经济落后的历史透视》，张凤林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
[32] 张夏淮：《富国陷阱：发达国家是如何踢掉梯子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
[33] [美]兰德斯：《国富国穷》，门洪华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
[34] Arend Lijphart， “Comparative Politics and the Comparative Method”，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 Vol.65，No.3，1971， pp.682—693.
[35] Sylke Nissen， “The case of case studies： on the methodological discussion in comparative political science”， Quality & Quantity ， 1998， Vol.32， pp.399—418.
[36] Peter Mair：《比较政治学：综述》，载[美]古丁和克林格曼主编《政治科学新手册》（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444页。
[37] Divid.E. Apter：《比较政治学：旧与新》，载[美]古丁和克林格曼主编《政治科学新手册》（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526页。
[38] D.D. Laitin， “Comparative Politics： The State of the Subdiscipline”， in I. Katznelson and H.V. Milner （eds.），Political Science： The State of the Discipline ， New York/London： W.W.Norton & Company， 2002，pp.630—659.
[39] Kees Van Kersbergen， “Comparative Politics： Some Points for Discussion”， European Political Science， No.9， 2010， pp.49—61.
[40] T.H. Marshall， “Citizenship and Socail Class”， in Cershon Shafir （ed.）， The Citizenship Debates ， pp.96—112， London： Universityof Minnesota Press， 1998.
[41] 参见George Tsebelis，Veto Players： How Political Institutions Work，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2；朱利亚诺·博里：《政治制度、否决点和福利制度的适应过程》，载[英]保罗·皮尔逊编《福利制度的新政治学》，汪淳波、苗正民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42] [英]吉登斯：《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李惠斌、杨雪冬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87页。
[43] 在加州历史学派代表人物王国斌看来，人们总是在大谈特谈转型国家的政治合法性问题，而西方国家政治本身也存在合法性问题，西方学者只不过由于种种原因避而不谈（笔者与王国斌的交谈，2012年4月12日，北京，中国人民大学）。
[44] 这里的“范式”显然是宽泛意义上的即人们共同接受并广为使用的一套分析性概念，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库恩的科学范式。事实上，社会科学在使用“范式”一词时，基本上都是广泛意义上的。
[45] James Mahoney， “Comparative Historical Methodology”，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 Vol.30，2004，pp.81—101.
[46] Ibid.，p.9７.
[47] Peter Mair：《比较政治学：综述》，载[美]古丁和克林格曼主编《政治科学新手册》（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456页。
[48] 参见Kees Van Kersbergen， “Comparative Politics： Some Points for Discussion”，European Political Science ，No.9， 2010， pp.49—61。
[49] “政治的社会基础”是李普塞著名的《政治人》的副标题。
[50] 参见[美]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刘守英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51] 比如Ronald Aminzade， “Historical Sociology and Time”，Sociological Methods and Research，Vol.20，1992，pp.462—467； LarryJ . Griffin， “Temporality，Events，and Explanation in Historical Sociology： An Introduction”，Sociological Methods and Research ，Vol.20，1992，pp.413—414； Larry J.，Griffin，“ Narrative， Event-Structure，and Causal Interpre-tation in Historical Sociology”，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98，1993，p.1099； Larry W. Isaac， “Transforming Localities： Reflections on Time， Causality，and Narrative in Contemporary Historical Sociology”， Historical Methods ，Vol.30，1997，p.7 ； William H. Sewell， Jr.， “Three Temporalities： Toward an Eventful Sociology”，in Terrence J. McDonald， editor， The Historic Turn in the Human Science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6，pp.262—264； Margaret R. Somers， “We’re no Angels：Realism，Rational Choice，and Relationalityin Social Science”，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104，1998，pp.768—769；Charles Tilly，“ Future History”，Theory and Society17/6，1988，pp.710； Charles Tilly， “The Time of States”，Social Research ，Vol.61，1994，pp.270。
[52] [美]皮尔森：《回报递增、路径依赖和政治学研究》，载何俊志等编译《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译文精选》，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91页。
[53] [美]皮尔森：《回报递增、路径依赖和政治学研究》，载何俊志等编译《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译文精选》，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91页。
[54] 参见何俊志《结构、历史与行为：历史制度主义对政治科学的重构》，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55] 作者所指的轴心文明是指公元前500年到基督教时代第一个100年之间的1000年而成型的文明。
[56] [以]S.N. 艾森斯塔德：《大革命与现代文明》，刘圣中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2年版。
[57] Martin Shefter， Political Parties and the State：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Experien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58] [美]皮尔森：《回报递增、路径依赖和政治学研究》，载何俊志等编译《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译文精选》，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86页。
[59] James Mahoney， “Path Dependence in Historical Sociology”， Theory and Society ， Vol.29，No.4，2000，pp.507—548.
[60] James Mahoney， Celso Villegas ， “Historical Enquiry and Comparative Politics”， See Carles Box and Susan C. Stokes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Politics ， Chapter 3， pp.72—89，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61] Kurt Weyland，“Toward A New Theory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World Politics ， Vol.60， January， 2008， pp. 281—314.
[62] [美]皮尔森：《回报递增、路径依赖和政治学研究》，载何俊志等编译《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译文精选》，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63] James Mahoney， “Path Dependence in Historical Sociology”， theory and society， Vol.29，No.4，2000，pp.507—548.
[64] Jack A. Goldstone， “Initial Conditions， General Laws， Path Dependence， and Explanationi n Historical Sociology”，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104，1998，pp.843.
[65] 以英国工业革命为例，Goldstone主张英国工业革命是路径依赖过程的结果。他认为，英国在现代工业上的突破“并非必然或不可避免之事”。相反，这一结果是诸多小事碰巧在18世纪英国同时发生的产物。或许最为重要的是，工业革命依赖纽科门（Thomas Newcomen）于1712年发明了第一台蒸汽机——这使得后来发明高效蒸汽机、大幅改善煤矿开采成为可能。高效的采煤降低了煤矿的成本。相应地：“廉价的煤炭使得廉价的钢铁成为可能。廉价的煤炭与廉价的钢铁使得由钢铁修筑、由煤矿供给、由蒸汽机驱动的铁路建设成为可能。铁路与轮船使得金属工具、纺织品以及其他可以由蒸汽驱动和金属强化的制造业廉价制成的产品在国际和国内得到广泛分配。”（p.275）因此，这一系列导致工业革命的时间最终依赖于第一台蒸汽机的发明。然而，纽科门并不是为了激发一场工业革命而致力于其发明。相反，他试图发明一种工具来从煤矿的深井中抽水：蒸汽机通过将水变为蒸汽而实现抽水。从煤矿的深井中抽水是必要的，因为煤矿表层的煤已经被开采殆尽，矿工向更深处挖掘，这就导致矿层被水所填满。当然，煤矿表层已在最初被采尽，因为英国尤其依赖煤炭来采暖供热。如果像Goldstone那样将历史追溯到更远，可以发现英国仍然更依赖于煤而非木材，而这源于其有限的森林地区、寒冷的气候、以沿海的深厚煤层为特征的地形结构（参见J.A.Goldstone， “The Problem of the ‘early morden’ world”， Journal of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 Vol.41，1998，pp.249—284）。
[66] Andrew Abbott， “From Causes to Events： Notes on Narrative Positivism”，Sociological Methods and Research，Vol.20，1992，pp.428—455.
[67] James Mahoney， “Path Dependence in Historical Sociology”， Theory and Society，Vol.29，No.4，2000，pp.507—548.
[68] Paul Pierson， “Not Just What， but When： Timing and Sequence in Political Processes”，Studies in American Political Development ，Vol.14，2000，pp.73—93.
[69] [美]皮尔森：《回报递增、路径依赖和政治学研究》，载何俊志等编译《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译文精选》，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17页。
[70] “The Role of Theory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A Symposium”， Author（s）： Atul Kohli， Peter Evans， Peter J. Katzenstein， Adam Przeworski， Susanne HoeberRudolph， James C. Scott， Theda Skocpol， World Politics ， Vol. 48， No. 1，Oct.， 1995， pp.1—49.
[71] [美]保罗·皮尔森和斯考切波：《当代政治科学中的历史制度主义》，载何俊志等编译《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译文精选》，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76—177页。
[72] 参见[美]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73] 参见[美]查尔斯·林德布洛姆《政治与市场》，王逸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74] James Mahoney， Celso Villegas ， “Historical Enquiry and Comparative Politics”， See Carles Box and Susan C. Stokes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Politics ， Chapter 3， pp.72—89，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75] [美]皮尔森：《回报递增、路径依赖和政治学研究》， 见何俊志等编译《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译文精选》，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14页。
[76] 参见[美]保罗·皮尔森和斯考切波《当代政治科学中的历史制度主义》和皮尔森《汇报递增、路径依赖和政治学研究》，见何俊志等编译《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译文精选》，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77] James Mahoney， Celso Villegas ， “Historical Enquiry and Comparative Politics”， See Carles Box and Susan C. Stokes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Politics ， Chapter 3， pp.72—89，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78] 参见[美]保罗·皮尔森和斯考切波《当代政治科学中的历史制度主义》，见何俊志等编译《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译文精选》，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79] 杨光斌：《中国政治学的研究议程与研究方法》，《教学与研究》2008年第７期。
[80] “The Role of Theory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A Symposium”， Author（s）： Atul Kohli， Peter Evans， Peter J. Katzenstein， Adam Przeworski， Susanne HoeberRudolph， James C. Scott， Theda Skocpol， World Politics ， Vol. 48， No. 1，Oct.， 1995， pp.1—49.
[81] 参见杨光斌《政治变革中的国家与制度》，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
[82] 具体的分权方式参见杨光斌《民主与中国的未来》，《战略与管理》2012年第3—4期。
[83] 俞可平：《引论：治理与善治》，载俞可平主编《治理与善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84] 徐湘林：《转型中国的结构性稳定与体制变革：以国家治理能力为视角》（中国人民大学“比较视野下的国家建设与民主”学术会议论文，2012年4月）。
[85] 杨光斌：《被掩蔽的经验，待建构的理论：社会中心主义的经验基础问题》，《社会科学研究》2011年第1期。
[86] Divad Apter：《比较政治学：旧与新》，载[美]古丁和克林格曼主编《政治科学新手册》（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526、530页。
[87] 指将语言从传统的“指称”功能或者说交流功能发展为“意指”功能和建构功能；在此基础上，1950年代兴起的法国文化批判理论发展出的“符号学”用来解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再生产之外的另一种同等重要的再生产体系和活动即文化再生产。
[88] 胡塞尔对方法意义上的现象学的两个最基本的理解： 其一， 现象学排斥中介因素（意识的构造，语言，符号，新解）， 把直接的把握或这个意义上的直观看作是一切知识的来源和检验一切知识的最终标准；其二， 现象学在经验的事实的基础上要求通过直观来获取本质洞察， 即获得对本质因素以及在它们之间的本质关系的把握。
[89] [美]施特劳斯、克罗波西主编：《政治哲学史》（下），李天然等译，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044、1072页。
[90] [美]施特劳斯：《古今自由主义》，马志娟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51页。
[91] [英]迈克尔·奥克肖特：《政治中的理性主义》，张汝伦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43、46页。
[92] [英]哈贝马斯：《理论与实践》，郭官义、李黎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33页。
[93] [英]哈贝马斯：《理论与实践》，郭官义、李黎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33—34页。
[94] [英]哈贝马斯：《理论与实践》，郭官义、李黎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30页。
[95] “问题殖民化”并非鲜见的学术现象，当听众纷纷向施特劳斯的弟子提问施特劳斯问题时，其弟子并不客气地回答“施特劳斯与中国有关系吗”？
[96] 流行的看法将“博学的无知”（ knowledgeable ignorance）命题归功于法国思想家、作家蒙田（1533—1592），他认为，“世界上有两种不同类型的无知：一种是粗浅的无知出现在知识之前，另一种是博学的无知跟随在知识之后”。其实，早于蒙田100年时，宗教改革家尼古拉就著有On Learned Ignorance ， 后来被伽利略重新提出来（参见[奥]希尔《欧洲思想史》，赵复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05、326页）。“博学的无知”解释为：相对的、复杂的、有限的理性知识无法把握简单而无限的真理。在一个知识体系日益分化的现代社会，人们掌握的专门知识常常都是窄而深的，那些沿着这一路径竭力向前掘进的人们，虽然常常自我感觉掌握了越来越多的知识，但实际上这种意义上的博学常常反倒妨害了人们去认识常识或真理。单纯的知识积累未必会带来积极的后果；相反，有时它更加深了人们的偏执，并强化了一种有害的自信，即认为自己已经掌握了唯一正确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