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现代哲学趋向，艺术哲学研究的新视域

现当代哲学有一个革命性的转向，即由纵向探索事物的抽象本原，转向横向沟通事物之间的错纵联系。由此，艺术哲学在研究方向上也起了变化：它的触觉已不再是通过艺术现象探索其背后纵深根底的“理念”、“绝对实在”、“道”、“太一”，等等，而是把它放在大视域中，横向地为它的出现寻找各种未出场的、隐蔽的联系。

哲学领域的上述转向同20世纪初的哲学思想和科学思想上的变化遥相呼应。尼采的“上帝死了”，在人文领域把人们的眼光从纵深的根源那里引开来，胡塞尔的现象学开始从思辨角度宣告了旧形而上学追求绝对实在的终结。此后，海德格尔更鲜明地树起了丢弃追求纵深抽象本源的旗帜。海德格尔从“存在本自的视域问题”上绕开来，专注于对人的存在的分析。人的意识构成，不仅表现在思想、感知这些认知活动中，而且首先表现在人的劳动、人对工具的使用、人对世界的效果关系以及与他人的共在关系中。因此，他认为人的最基本活动并不是对象性的认识活动，而是解释性的理解活动，说到底，乃是对存在自身的理解问题。他以为，人的本质乃是对诸在者之在的理解，而这个存在问题在以往的哲学史中被埋没和遗忘了。[1]数千年来，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黑格尔，把哲学本体论引向最后总要设置一个抽象的概念化的本源的传统，被无可挽回地动摇了。这种思想领域里的大潮流在科学领域也掀起了波澜。爱因斯坦与玻尔誓不两立的争论就是一例。爱因斯坦感叹宇宙的和谐，相信“上帝不是在掷骰子”，相信宇宙的最深处有一个“上帝”（非人格化的力量）——一个被他称作“宇宙理性”的东西，正是这个“理性”左右着宇宙，把宇宙安排得如此和谐与完美。为此，爱因斯坦在发明（发现）狭义相对论、广义相对论之后，为发明（发现）宇宙的“统一场论”几乎耗尽40余年的心血，最后无果而终。与爱因斯坦同时代的玻尔，是量子论哥本哈根学派的代表人物。玻尔不认同什么宇宙理性，不认同“上帝不是在掷骰子”的信条。他（们）认为宇宙背后没有一个深刻的操纵力量，宇宙就是宇宙。宇宙的现象、规则是不可重复的，事物运动的轨迹严格说是测不准的。宇宙的运动由几率波决定，而几率波是无法重复的。这样的理论，从根本上否定了事物的纵深背后的超然本质，事物是事物相互联系和作用的结果，他（们）的所谓“规律”也不是预设的，既定的，而是现定的。这种思想也从一个很重要的侧面加深了哲学从“横的”方面探索根源的趋势。哲学不再注重为最终的一个概念化的终极实在作艰难的论证；哲学回到具体的事物本身，回到由人引起或关注的事物运动本身，回到人本身，回到对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沟通、对话作探讨，语言哲学也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产生的。

把哲学的这种变化说得非常通俗、非常深刻的是张世英的《哲学的新方向》。他认为，哲学的最高任务不应仅停留于达到同一性或相同，而是要达到天地万物（包括在场的与不在场的，显现的与隐蔽的）之相通相融；要达到这样的目的，不能单靠思维，而要靠想象，即要靠把未出场的东西与出场的东西综合为一个整体的能力。把人生限制在主体对客体的认识，限制在思维领域，限制在满足于对抽象概念的追求，只能使生活枯燥乏味，使哲学苍白无力。“因为单纯依靠思维进行抽象再抽象，最终只不过是撇开差异性、多样性而得到永恒在场的同一性，而不能越出在场的东西，达到不在场的东西，不能越出同一性以达到不同一性，黑格尔的‘具体抽象’，归根结底，亦复如此。”[2]

张世英从上述哲学新方向体认出发，对艺术观的演变也作了相应的反思。传统的艺术观是以模仿论为基础的，而这个模仿论的哲学根源正是旧形而上学的以在场物为前提的，是旧形而上学的“主体—客体”公式在艺术创作上的反映，这一形而上学的哲学在艺术上此后曾演化出典型论。典型论固然主张想象，对艺术作品影像式地反映自然物有所发展，但它也只是把反映在场自然物推演到想象个别自然物的“类”，而推演不到冲破“类”的樊篱，去想象到不同类的事物。他举例，莫里哀的《伪君子》固然写出了典型人物，但也只写出了同类人物带有普遍性的特点。但中国元稹的诗“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一个“在”字，不仅点出了宫女的白头的“在”场，而且点化出宫女们在想象中显现出，也诱使阅读者在想象中显现出昔日宫女青丝如波的“不在”场，显现出昔日宫廷繁华景象的“不在”场……因此，哲学的横向转向，在艺术观上要推崇想象，通过想象，不仅要把对个别事物的描摹推及同类的其他事物，而且要冲破同类事物的界限，及于不同类的事物，使艺术创作、艺术批评的空间无限地扩展，使它的根底成为“无底”，体味艺术品中的词外之情、言外之意，使人的想象在横向的、隐蔽的、未出场的事物之间，在古与今、今与来之间自由地驰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