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总论
第一章 质量：经济新常态下的新动力
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后，传统的经济增长要素动力在不断消减，劳动力的低成本优势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而逐渐丧失，资本的边际产出不断下降，而科技创新的成本不断上升，且由于其周期性和不确定性，难以面对我国已经到来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如何在新常态下找到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是我国经济面临的一个重大而紧迫的问题。《2013年中国质量发展观测报告》已经作出了“微观产品质量将决定我国宏观经济增长质量”的总体判断，通过对2014年的数据尤其是连续三年的质量观测数据的分析，我们可以从数据上更加明确地验证这一理论假设。未来我国经济增长的主攻方向是从“速度时代”转向“质量时代”，更加注重提升经济的增长质量，质量能够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就是表现在其提升宏观经济增长质量上的关键性作用。宏观经济增长质量主要是指，经济总量即GDP的稳定可持续性增长、经济结构的不断优化、资源要素的投入产出效率不断提升以及社会福利水平的不断改善等方面，微观的产品（含服务）质量对经济增长质量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其对经济增长质量四个方面的促进作用。
一 高质量消费成为我国消费需求增长的主体
我国整体需求环境的变化决定了质量提升将成为未来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之一。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指出，我国经济增长呈现出新的阶段性特征：从消费需求来看，过去我国消费具有明显的模仿型、排浪式特征，原有的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原有的填补空白式的消费热点需求已难以再出现，以最近一波的消费热点需求住房和汽车为例，其市场需求已经整体趋于下降。从住房市场来看，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的5年间，由于居民的居住需求的释放，我国的房地产市场呈现出一个爆发式增长的过程，增长幅度达到50%以上，其拉动了投资需求以及其上下游产业的发展，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但从2010年以来，我国的商品房市场需求开始下降，销售面积与销售额均增长低迷，到2014年甚至出现了负增长（图1-1），这表明住房的市场需求热点已经成为过去时。从汽车市场需求来看，也同样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下降趋势。从2010年开始，汽车的销售量增长主要是在10%以内，2013年为6.9%，而数年前这一增长率为30%—40%，居民对于汽车的需求也从填补空白式的数量型满足需求开始转变为更高质量和功能的质量型需求。
另外，我国的质量型需求迅速增长，在成熟的产业领域里更高的品质、更多的产品性能不断地激发出新的市场需求。2014年我国居民境外消费超过了1万亿美元[1]，约占当年国内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23.7%。2014年，我国消费品进口9362.7亿元，增长14.9%，明显快于同期我国进口的总体增速，占同期我国进口总额的7.8%。[2]国内消费者越来越多地选择境外产品或到境外消费，有价差的原因，但更为主要的是商品的品质原因，大部分产品类型并不是国内不能生产而是其质量与国外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即使是价格的差异从根本上说也是消费者从性价比的角度衡量产品的质量水平不高的具体体现。
图1-1 我国商品房销售面积与销售额增长率[3]
图1-2 2003—2014年我国汽车产量与销量增长状况[4]
因而，一方面，我国市场需求中的“排浪式、模仿型”以及填补空白型的消费需求热点已难以再出现；另一方面，居民对于高质量的需求正在不断释放，未来驱动我国整个市场消费需求增长的动力将主要转移到产品和服务质量的提升上来。
二 质量安全性的波动阻碍了我国的需求释放
2014年的质量观测数据显示，消费者对我国质量安全的评分为62.75分，与2013年的质量安全得分65.89分相比，下降了3.14分，其中，产品质量安全的得分连续两年排名最后，并且由2013年的62.83分下降到2014年的59.17分，已经低于及格线。安全性是消费者对产品质量的底线要求，其波动性会对人们的购买倾向造成较大的影响，并且已成为影响我国未来经济进一步增长的重要因素。
在互联网时代，随着信息传播的范围和速度的加快，质量安全所带来的影响往往会更加深远，甚至已经远远超过对人们生理所带来的伤害。当消费者对某一产品或某一行业产生不信任感时，消费者的需求就会受到极大的遏制，而随着跨境电子商务的发展，消费者将更多的消费需求转向海外。根据艾瑞咨询的调查，驱动消费者进行跨境网购的最主要因素就是品质保证，消费者认为境外产品质量高于国内产品质量是驱使他们进行跨境网购的最主要原因，正是由于对国内产品质量的不信任，越来越多的国内消费者通过购买境外产品来满足自身的消费需求。2014年质量观测数据显示，食品、化妆用品和儿童用品是质量安全得分最低的三类产品，其中食品质量安全和化妆用品得分分别为57.97分和59.66分，均在及格线以下，而儿童用品的得分仅为60.88分，刚刚超过及格线。据海关总署的统计，护肤美妆、婴幼儿食品、服饰、保健品、电子产品五类消费品是海淘族最热衷购买的商品，而奶粉、辅食等婴幼儿食品类的交易占总体交易的近25%，成为海淘市场中最火爆的消费品。由此可见，消费者购买境外产品，并不是由于国内市场缺少相应的产品类型，而是消费者对国内产品质量失去了信心。质量安全事件一旦出现，受到影响的不仅是涉事企业，而且极有可能波及相关的行业或产业。以乳制品为例，从2009—2013年，我国乳制品进口一直保持20%以上的增幅，2013年更是高达37%。2014年，在我国全年货物进口总额下降0.6%的情况下，我国进口乳制品同比再次增长了17.9%。然而，就在2014年我国国内出现了鲜奶价格急剧下降，收购量大跌，从而大量奶农倒奶的现象，商务部的分析认为，倒奶现象的产生可能主要跟我国国内乳制品产业整体水平较低及消费者对国产乳制品信心不足有很大关系。
定量分析表明，产品质量安全性与GDP产出的弹性为0.13，因而据此估算，由于我国产品质量安全性下降而带来的消费需求下降进而导致的GDP下降约为0.48%，即3052亿元的GDP损失。
三 质量信号传递渠道不畅抑制了我国市场需求的增长
信息不对称是质量的根本特征，买卖双方质量信息的不对称会导致市场的消失，进而影响宏观经济增长。导致信息不对称的原因有产品质量本身的属性原因，但更为重要的是产品质量信息的传递渠道不通畅。我国具有质量需求的巨大潜力，但没有转变为促进经济增长的现实动力，主要原因就在于没有建立起符合消费者需求的质量信息传递机制和载体。在我国，面向消费者的质量信息主要是来自于政府机构的发布，来自于民间的社会第三方的质量信息提供机构还非常微弱，而政府提供的质量信息既无法在量上满足巨大的社会需求，也无法在质上得到消费者的信任（表1-1）。
表1-1 消费者对于政府质量信息提供的评价
在2014年的质量观测调查中，主要有两个方面体现消费者对政府质量信息提供的评价，一是质量安全事件的预警与防范，即政府部门对于重要的质量安全事件的提前预警以降低质量安全事件的损失；二是质量信息的提供，如对假冒产品的通报、召回等方面，从而使得消费者的消费决策更加合理。数据表明我国的质量安全事件预警以及质量信息提供两项指标的评价均在下降，分别从2013年的57.95分、59.20分下降至2014年的57.74分、57.28分，而这一下降已是在及格线之下发生的，这说明消费者对于政府提供质量信息的有效性评价确实在不断地恶化，政府单一的质量信息提供渠道与消费者不断增长的质量信息需求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差距，使得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受到影响。具体而言，消费者对于政府质量信息的公开性与及时性尤其不满，真实的质量信号传递不到位，最终导致了消费者对于国内产品质量的不信任度增强。
使得质量信号传递不畅的制度原因又在于我国的标准管理体制落后于市场经济发展的需求。标准作为最重要的质量信号工具是市场交易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前提，但标准要能够发挥这一作用就必须被消费者识别并运用于消费决策，目前我国的标准主要是以政府制定的标准为主，这一类标准仅能代表行业大多数企业都能达到的一般质量水平，企业仅能在其产品上标注政府制定的标准，能够按更高标准所生产的产品并不能在其产品上标注，这使得企业没有内在激励去生产更高质量的产品，消费者也无法识别某一类产品是否真正采用了更高的标准。我国的消费者越来越不信任国内产品，转而通过境外购买的方式来实现更高的质量需求，其本质原因就是对我国产品的标准的不信任。尽快改变我国的标准管理体制，让市场中出现大量反映产品更高质量水平的“团体标准”，将能有效地改善我国质量信息传递不畅的局面，进而让我国已经不断释放的质量需求得到更大的满足，在其他要素投入不变的情况下能极大地促进我国消费需求的增长。
四 提升质量水平是提升我国货币流动性的重要路径
货币流动性是影响宏观经济健康稳定增长的重要前提，过高的流动性会导致通货膨胀，而流动性不足则会导致通货紧缩风险。目前我国一方面出现了货币流动性过剩，而另一方面又同时存在着流动性不足的问题，具体表现为：从货币供应量来看，我国的广义货币的总规模超过了120万亿人民币，约为美国的1.5倍，M2与GDP之比不断增长，到2014年已经超过了200%，远超过美国的100%和日本的70%。[5]而实体经济却不断地出现资金流动性吃紧，甚至屡次出现“钱荒”，企业融资成本不断攀升。导致这一货币流动性“悖论”的原因有货币市场本身的原因，主要包括信贷占融资比重过高、企业直接融资渠道不畅、金融与实体经济的背离等。[6]但就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现实来看，导致货币流动性悖论更为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实体经济本身的产品服务质量水平不高。货币的流动性取决于实体经济中的商品的流动性，商品积压会导致大量的无效占款，流动性退出市场，最终使得货币的流动性下降。
以我国的汽车、家用电器、食品三个行业为例，其2012—2014年的质量满意评价总体呈下降趋势，尤其是2014年出现较大幅度下降（见图1-3）。
图1-3 2012—2014年汽车、家用电器、食品质量满意度评价
质量的下降，尤其是消费者质量满意性评价的整体下滑，在市场上的结果就是销售下降，进而使商品流通时间变长，货币的流动性也就不断地下降，这一推论可以进一步地得到数据的验证。以下为三个行业的存货变动情况。
表1-2 2013—2014年汽车库存系数
表1-2的数据表明，2014年我国汽车行业有8个月库存系数高于2013年，同比增长率高于10%，有8个月库存系数超过警戒水平（1.5%），这与我国汽车的总体质量满意性评价下降的变动趋势一致。
图1-4 2013—2014年耐用消费品库存指数环比变动率
在耐用消费品领域（主要包括空调、洗衣机、电视机、冰箱等产品），用库存指数来近似替代商品的流动性，从2013年与2014年的比较来看，产品质量的评价从70.04分下降到67.55分，下降了3.5个百分点，而产品的库存指数，2014年大多数月份高于2013年。
表1-3 2013—2014年食品工业存货周转次数标准值
续表
表1-3是食品行业领域的存货周转次数，这一数据表明了2012—2014年间我国食品行业的平均周转次数也是趋于下降，从2012年的7.7次下降为2013年的6.7次，2014年进一步下降为5.7次。
因而，我国的产品质量不高导致了商品的流动性下降，大量的低质产品占用了金融资源，使得我国的货币流动性在货币供应不断增加的情况下仍然出现了流动性不足的问题。
五 质量提升是降低通货紧缩风险的根本出路
近年来我国的总体物价水平趋于下降（图1-5），2014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为102，较上一年下降了0.6个百分点；2014年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为101.1，较上一年下降了0.2个百分点；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则从2012年开始连续三年下跌，2014年为98.1。市场总体的物价水平主要取决于市场的供求关系，当前市场的总体状况是买方市场，因而决定价格的主体主要是需求方。进一步地，当前我国进入到一个数量型需求向质量型需求转变的时期，影响市场需求的主要因素就是质量，消费价格指数的不断下降很大程度上受到我国近年来产品服务质量水平下降的影响（图1-6）。产品质量总体满意度从2012年的64.72下降到2014年的60.38，服务质量满意评价也从2013年的64.66下降到2014年的62.58。
图1-5 我国各类物价指数的变动情况
图1-6 产品服务质量满意度的年度变动（2012—2014年）
近年来通货紧缩风险较高，对于我国未来经济稳定增长造成了极大的不确定性，虽然我国不断地采取降息、降准等货币政策调控措施，[7]但仍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我国货币流动性不足的问题，使得通货紧缩风险较高，其根本原因还在于实体经济中由于产品质量不高而导致的产品积压、流动性下降。粗略估计，在其他条件不变时，产品质量满意度提升1分，将使得社会消费总额增长0.13个百分点，也就是可以使得产品周转率提高0.13%，进而使得总体物价水平增长0.13%；若产品质量满意度提升5分，则可使得物价总水平提高0.65%，而产品和服务的质量效应可以叠加，将进一步提高货币的流动性。
六 质量能够提升劳动者报酬并促进分配的公平性
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性是我国当前消费需求不足的另一重要原因，我国当前整体基尼系数为0.47，家庭净财产的基尼系数则超过了0.7。[8]导致我国收入分配不公平性问题的原因有收入分配政策的方面，但决定收入分配公平性最为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市场的初次分配情况，而初次分配不公平的内在原因就是我国经济增长的模式是“低质低价”的发展方式，进而导致对低素质劳动力的依赖性增强，由于产品本身获取利益的能力不高，工人对收入分配的分享性也就不可能高。美国、德国、瑞士、日本等国家的高收入水平以及较为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主要的原因也在于重视实体经济的质量水平，进而能够拉动对高素质劳动力的需求，使得劳动者报酬能够在国民收入分配体系中稳定地保持较高的比重。据《经济学人》杂志的数据，美国的基尼系数为0.42；德国为0.36；日本为0.33；瑞士为0.33；均远低于我国官方公布的基尼系数。较高的产品质量是这些国家实现较高收入分配状况的重要前提，因为质量的提升不仅需要科技创新，其更重要的投入要素就是熟练的技能型工人。一个注重质量的经济，将会对技能型劳动力产生巨大的需求，更多的技能型劳动力参与生产制造的过程，就能分享质量带来的产品溢价。
表1-4 主要发达国家劳动者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
世界主要发达国家较低的基尼系数背后是较高的劳动者报酬，尤其是像瑞士这样以产品品质著称的经济体，其劳动者报酬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更是接近了60%的水平，且保持稳定性增长。据相关学者估算，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从改革开放至今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当前约为40%左右，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在10个百分点以上。[9]改变我国当前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的治本之策，是要使劳动者的报酬能够不断提升，引导企业不断注重改进其产品的质量，拉动社会对于技能型劳动力的需求，建立起与高质量发展相匹配的劳动力结构。
七 消费者质量满意的提升对于GDP增长的作用显著
GDP是衡量经济增长不可或缺的重要指标，因而经济增长最终还是要体现在GDP的稳定可持续增长基础之上。要得出质量是新常态下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就必须从实证数据上得到质量的提升对以GDP为主的经济增长指标的贡献率。质量能够不断地创新出消费热点，进而促进整个社会需求能力的提升。这不仅是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内外环境变化所得出的理论逻辑推断，同时也是基于实证调查数据得到的一个重要成果。
以2014年消费者产品质量评价作为被解释变量，区域GDP总量以及增长率作为被解释变量，同时控制投资、劳动等要素，可以构建出回归分析模型，得到产品质量对于GDP增长的定量影响（详见本书第14章）。据定量回归分析，产品质量满意度每提高1分，对于区域GDP增长率的弹性为0.21；产品质量安全评价每提高1分，对于区域GDP增长率的弹性为0.13。若能将我国总体产品质量满意度从目前的60.38分提高至65.38分，则可拉动我国的GDP增长1.05个百分点，即6678亿元。产品质量安全性评价从当前的59.17分提升5分即达到64.17分，则可拉动GDP增长0.65个百分点，即4134亿元。[10]
2014年质量观测调查数据最为重要的发现，就是证明了微观的产品服务质量提升将是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下最为重要的新动力之一。质量是相对于传统的劳动力、资本以及技术创新等要素而言，更为普遍也更具有时效性的一类新动力。质量提升可以创造新的消费需求热点，进而促进经济总量的稳定可持续性增长，同时可加速产品流动，解决货币流动性不足的问题，并进而降低通货紧缩性风险，还能提升劳动者报酬进而实现更公平的发展，为消费增长创造更大的空间。寻找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就是要从根本上解决限制我国质量安全与质量满意提升的制度要素，通过标准体制的创新、质量技术服务机构的改革以及政府更为有效的面向消费者的质量公共服务供给，来降低质量信息的不对称性，引导质量信息的有效传递，使得微观产品服务质量真正成为能够促进我国宏观经济增长质量进步的根本动力。
[1] 资料来源：商务部部长高虎城2015年“两会”答记者问。
[2] 资料来源：国务院官方网站（http：//www.gov.cn/content_2803601.htm）。
[3]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4）》。
[4] 资料来源：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信息网。
[5] 资料来源：证券时报网（http：//epaper.stcn.com/paper/zqsb/html/2013-11/29/content_523109.htm）。
[6] 张茉楠：《中国货币流动性的“悖论”》，证券时报网，2013年11月29日。
[7] 从2011年6月开始，我国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经历了连续4次下调，从21.5%降至19.5%。
[8] 资料来源：《基尼系数的警示》，《光明日报》2014年7月31日。
[9] 资料来源：中华改革论坛网（http：//www.chinareform.org.cn/society/obtain/Report/201103/t20110301_61580_1.htm）。
[10] 本结果的系数估计值来源于计量经济学的回归分析，具体建模与数据参见本书第14章，效应估计的基数为2014年公布的GDP总量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