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他树立了一个标准”

1986年1月23日，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的成员在白宫西厢的罗斯福厅集会。这次集会颇为神秘：为了规避那些令人厌烦的、要求会议阳光透明的法律制度，组织者邀请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以他的出席为借口，可以将会议设为保密级别。沃尔特·瑞斯顿（Walter Wriston）将花旗银行打造成了全美最顶尖的商业银行，这个高个子驼背男人坐在了会议桌旁。出席该会议的还有米尔顿·弗里德曼，这位身材矮小的经济自由主义的捍卫者来自芝加哥大学。除此之外，还有10多位来自华尔街和学术界的名流。会议进行两个小时后，房间的门被推开了，当时的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缓步而入。

此时，里根的心里只想着一件事：通货膨胀。尽管每年4%的通货膨胀率已经比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15%好多了，但仍然不够低，至少对里根来说还不够低。通货膨胀率必须被控制在“0”的位置，“否则我们将会倒退回到原来的水平”。

一位顾问认为，公众对通货膨胀水平的容忍度也许已经提高了。然而，总统先生却不能容忍这种姑息让步。

“我们究竟应该如何降低通货膨胀水平？”他问道。

“您是百分之百正确的，”弗里德曼回答道，“只有一个目标是正确的，那就是零通货膨胀率。”弗里德曼认为，如果人们对现状过于自满，那么通货膨胀率在年末时可能将重回7%或8%的水平。

“弗雷德里克·巴斯夏（Frederic Bastiat）没说过么，‘没有任何一个文明能比法定货币存在得更久’。”里根说道。

里根对这位19世纪的法国经济学家的狂热推崇，让在场的大部分幕僚都哑然失色。里根认为，如果货币的坚实地位只是基于对政府的充分信任，那么这终将会导致货币最基础的职能消失殆尽，即储藏价值。对于与会者而言挑战里根的信仰看起来并不明智。在就任美国总统初期，里根已经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研究回归金本位的可能性。里根认为，要解决20世纪70年代的通货膨胀问题，就必须回归到货币还是有形商品的单纯年代。

弗里德曼开始据理力争起来。他觉察到了里根的打算，想要去纠正这位总统的想法。

“现在的法定货币被视为一种标准。”弗里德曼坚持道。里根总统对通货膨胀感到担忧是对的。然而，与回归金本位的梦想相比，通过限制政府印钞票的本能冲动来避免过度的通货膨胀，才是更好的决断。央行的相机决策应该让位于单一货币规则：应该以法律的形式把每年的货币供给增长率设定为一个固定值，比如4%。

“我们应该通过法规来控制法定货币的增长速度，现在已经回不到过去的商品货币时代了。”弗里德曼说道。

弗里德曼一直被公认为对这类问题拥有决定性的权威。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弗里德曼逐渐成为货币问题方面最耀眼的学术评论员，并且拥有令人生畏的辩论技巧。“每个人都喜欢和弗里德曼争论，尤其是当他不在场的时候。”时任美国国务卿的乔治·舒尔茨（George Shultz）对此嘲讽道。只要这个令人讨厌的家伙冒出几句略带讥讽意味的话，显贵们就顿时哑口无言。然而，坐在桌边的某个人，显然已经做好了反驳弗里德曼的准备。

“为什么不能重回商品本位呢？”一个平静的声音问道。

这个平静的声音出自格林斯潘。从很多方面来说，他都不能算是重要人物。既不是赫赫有名的大学教授，也不是私营企业的大亨，他只不过是一家低调的纽约咨询公司的经营者。格林斯潘20多岁就结婚了，而此时他已60岁了。不过，他仍然拥有强壮的体格、宽大的嘴唇和光滑的黑头发，还扮演着令人好奇的双重角色：一位内向的数据分析师和一个抢手的民间学者。他知道联邦预算的奥秘，能够预测出下一年的钢产量，深谙神秘的金融脆弱性理论。

从尼克松开始，每一位美国总统都会仔细斟酌他的建议。他还认识选美皇后、新闻主播和参议员，并向其中的许多人献过殷勤。他是一个多才多艺的舞者，经常在开着自己的一系列豪华轿车时，把莫扎特或勃拉姆斯的音乐调到最大音量。前段日子，格林斯潘身着一件宽肩西装，在电视节目上推销最新的苹果电脑，这将他书呆子式的性感与苹果的叛逆形象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在向观众演示了如何使用该设备来跟踪他们的财务状况、查询银行账户，并以电子方式支付账单后，格林斯潘愉悦地结束了展示。“如果你的账户上还有剩余的钱，那么恭喜你，”他的眉毛俏皮地拱起，“你比我们的政府做得更好。”

里根似乎很喜欢格林斯潘关于金本位制的发言。“我曾经为一套西装付了50美元，但现在50美元甚至不够干洗费。”里根很快就从抱怨世俗小事转入了存在主义，他问道：“人类真的可以自己决定生产多少货币吗？”

“美国联邦政府的问题在于它可以印钞票。”格林斯潘用极富个人特色的、温柔而毋庸置疑的声音友好地评论道。重回金本位制相当于对政治精英施加了一种纪律。只要有一个能创造出不可兑现纸币的央行，政客们总是会使支出超过收入，因为他们确信债务将被印钞机消灭掉。正是这个原因，在20~30岁这段时间里，格林斯潘一直致力于反对当时的货币制度：从根本上来说，美联储印钞有十足的欺骗性，在美国人意识到这一点之前，在他们将货币钉住黄金之前，通货膨胀仍将是一个持续存在的威胁，经济基础也不会稳固。

事实上，尽管很少有人能记住这一点，格林斯潘却从逻辑上将这一观点推演到了极致。他将美联储的设立描述为“美国历史性的灾难之一”，可以算作20世纪最大的讽刺之一。

1987年8月11日，在与里根总统交换意见的一年半后，格林斯潘宣誓就任美联储主席。不过，在接下来的18年多的日子里，他实践的却是自己以前经常抨击的想法：有印钞权的央行通过相机抉择能够稳定经济。显然，格林斯潘做成了自己认为不可能的事情，他摇身一变为全球超级明星，受经济学者崇拜，受投资者仰慕，从东京到法兰克福的领导人都向他请教。当他出席在巴塞尔举办的央行行长定期聚会时，会场里安静到可以听到针落地的声音。这些餐桌上的杰出人物，都是各自领域的巨人，他们像饥渴的大学生一样做着笔记。凭借理智、安静的力量，格林斯潘就像首席指挥一样控制着美国经济这个庞大的交响乐团。如同一位随性的传记作者所言：“他是一位艺术大师。”纽约的约翰·卡西迪（John Cassidy）写道，格林斯潘就职美联储主席时发表的庄严的宣言，对普通美国人来说，就像抗抑郁药物百忧解（Prozac）和《辛普森一家》（The Simpsons）一样熟悉、舒心。

格林斯潘的显赫名望显然不仅仅来自他曾经对纸币制度的猛烈批评，他还用实际行动颠覆了人们的固有观念。在他上任之前，没人会在美联储主席与大师之间画上等号，然而，实践证明他们错了。

美联储自1914年正式履行其职能后，对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通货膨胀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直接导致，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衰退转变为大萧条。20世纪70年代，在面对美国历史上和平时期最严重的通货膨胀时，它几乎束手无策。通过深入分析这一灾难的每个环节，货币经济学家们认为，央行总是对通货膨胀采取较温和的处理手段：它们受到不可抗拒的政治压力，从而必须保证经济活跃。亚瑟·伯恩斯自1970—1978年担任美联储主席一职。在他的任内，尼克松的追随者一直没有停止过威逼。他的继任者威廉·米勒（G. William Miller）因为政治上的忠诚被吉米·卡特选中，而在上台仅18个月后就匆匆辞职了。1979年，弗里德曼甚至写信给米勒的继任者沃尔克，满怀信心地预言沃尔克必败无疑。“我对你的晋升表示哀悼，”弗里德曼嘲讽道，并强调美联储现在正面临着两位数的通货膨胀率，“如你所知，我认为，在操作方法不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美联储无法应对这种挑战。”

在接下来的8年中，沃尔克的表现比弗里德曼预测的要好很多。美联储如英雄般地将通货膨胀率从15%降到4%以下。不过，美联储对抗通货膨胀的能力仍然受到了政治方面的钳制。两位数的通货膨胀率已经造成了国家危机，这使得沃尔克敢于采取更强硬的措施。然而，一旦通货膨胀的局面缓和，要维持紧缩的货币政策就会变得困难起来。实际上，在其任期快要结束时，听命于里根的其他美联储官员就开始背叛沃尔克的货币紧缩政策。自此以后，沃尔克手中的权力再也没有恢复到最高时的水平。这一教训似乎是，一位像格林斯潘这样的美联储主席，如果在通货膨胀不再是头号敌人的时候上任，几乎注定要失败。除非回到金本位制，否则只有弗里德曼的单一货币规则才能确保美国民众钱包里的现金在未来不贬值。

对于格林斯潘的上任，人们并没有太多的期待。观察家普遍预测，他将“无法像沃尔克一样控制美联储……并且也无法对政治家们形成震慑力”。果然，在其上任的第一年里，他曾多次在办公室遭到布什总统的行政官员的抨击。当民主党赢得1992年大选时，人们普遍认为格林斯潘的任期时日不多了。

然而，当他最终离开美联储主席的宝座时，格林斯潘达到了弗里德曼根本想象不到的崇高地位。他获得了总统自由勋章、英国爵士爵位和法国荣誉军团勋章。他的任职时间是沃尔克和伯恩斯的2倍多，是命途多舛的米勒的12倍多。只有在1951—1970年领导美联储的威廉·麦克切斯尼·马丁（William McChesney Martin）的任期稍久于格林斯潘。不过，在马丁的时代，银行和信贷还不像现在这样重要，美联储的形态也和当今的情况有很大差异。

在弗里德曼给沃尔克写了那封略带挖苦意味的信的27年后，他终于在格林斯潘任期接近尾声时承认了这场变革。格林斯潘不仅延续了沃尔克对抗通货膨胀的胜利，并且扩大了战果。在沃尔克时代，物价以年均5.2%的幅度上升。其中，在他的第二个四年任期里，物价涨幅更是维持在了3%的低位。在格林斯潘任职的18年半中，物价的涨幅降至了年均2.4%的水平。

“格林斯潘向人们证明，维持物价稳定是可能的。这绝对是一项非常巨大的成就，”弗里德曼评价道，“他树立了一个标准。”

2006年11月，也就是在他向格林斯潘表达敬意的10个月后，弗里德曼逝世了。他没能活着见证随后爆发的金融危机，也没能看到人们对格林斯潘的评价发生了戏剧性大转折。在华尔街崩盘后，格林斯潘这位原本令人安心的大师成了人尽皆知的罪人。很多人认为，正是他的纵容与放任的思想催生了畸形的大泡沫。在后危机时代，以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来看，格林斯潘在抑制消费者物价指数这一点上似乎有些出格了。这场危机摧毁了数百万个工作岗位，造成居民储蓄的价值蒸发了数万亿美元，并导致了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衰退。

这场金融危机确实是评判格林斯潘“遗产”的关键。他不可能完全没有责任；这次金融内爆的成本是如此之大，显然应该采取更多措施来避免或者减轻这种成本。尽管批评是必要的，但我们仍然要在开始前澄清一些事实：在大危机后的诸多评论中，格林斯潘的形象已经被严重扭曲了。许多人指控他盲目相信模型，其中包括许多经济学家。然而，他其实是经济模型最主要的怀疑者之一。他被指责低估了金融系统走向失控的可能性，可是他已经花了50年的时间警告信贷周期的不可信。他被描绘为安·兰德式的经济自由主义的拥护者。不过，这只是他极为复杂的人生悖论中的之一，他的思想其实是毫不妥协的兰德主义和易变的实用主义相结合的产物。身为犹太人，他却为具有浓厚反犹意识的尼克松提供咨询服务。他是一个主张提高税收的保守主义者，一个一再支持金融救助的自由主义者，一位经常表现得像华盛顿谋士的经济学家。起初宣扬金本位，接着开始主导金融印钞机运行，对于这样的人来说，他当然不可能是一位空想理论家。

格林斯潘主张金本位制，这一点使得2008年的危机更让人感到费解。他认为黄金能构成一种约束手段：如果政府不能印钞票的话，就不会援助华尔街。然而，作为美联储主席，他曾经采取了多种救援措施，大幅削减利率以缓冲1987年华尔街的崩溃、1998年俄罗斯债务违约以及2000年网络股泡沫的破裂所带来的冲击。“老年”格林斯潘采取的政策的结果，正是“青年”格林斯潘所担心的：金融家被鼓励承担更大的风险，因为他们相信美联储会保护他们。

为什么格林斯潘愿意不断降低利率并眼睁睁地看着风险一点点地积累起来？如果他不断增加借贷的成本，又会发生什么呢？这些都是评判格林斯潘“遗产”的关键问题。假如这位金本位的倡导者选择放松监管的强度，另一位美联储主席会有完全不同的做法吗？鉴于他所面临的政治和体制压力，他是被迫运用货币政策去挽救金融系统的吗？抑或，这反映了其性格上的缺陷，使他必须要用权力和声望来缓解自身对冲突的恐惧感和潜在的不安全感？

格林斯潘并不简单地是一个有效市场假说的信徒，他经常会提到金融创新的风险问题。虽然他对于大量的期权、互换以及各种新奇债券表示欢迎，那也很大程度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别无选择。如果说，格林斯潘在利率问题上的立场是让人迷惑的，那么基于其经济自由主义的理念，他在监管问题上的立场就没那么让人奇怪了。格林斯潘拒绝强化监管，只是因为他天真地相信，市场是有效率的。他对于金融家太信任了，从而不愿去设想，金融家眼花缭乱的创新会威胁到市场的稳定性。这些是大多数评论家的看法，然而，答案比更多评论家所能想象的更为微妙和有趣。20世纪60年代的通货膨胀摧毁了固定汇率制度和银行利率的调节机制；同时，技术变革和全球化使得衍生品交易成为不可抗拒的选项。仅举一个例子说明，1970—1990年，用来给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定价的电脑硬件成本暴跌了99%以上：无怪乎这一时期资产证券化有了长足发展。因此，当格林斯潘和他的盟友们认为某些规定已经过时，他们并非受到了经济自由主义狂热的蛊惑。相反，他们致力于解决，如何用最好的方式处理旧系统的必然消亡所产生的问题。政策制定者无法保留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受控制的金融体系，即便他们很想这样做。

此外，很明显，金融现代化绝不应该被抵制，即使有无数个理由去抵制。它的风险应该与真实收益平衡。举例来说，当汇率开始出现波动，出口商担心美元升值将使他们的产品没有竞争力，进口商担心美元贬值将使他们的成本增加。货币衍生品为出口商和进口商提供了一种在期货市场上进行交易的方式，并对冲了每个人的风险。金融工程使得世界更安全而非更不稳定。以类似的方式，抵押贷款证券化使成千上万的投资者分散风险；互换和期权同样能够分散风险，只不过如果被滥用将会很危险。当谈到随之而来的风险管理时，银行与投资银行的风险管理能力比仅仅有过一两次实际操作的监管者要强很多。格林斯潘和他的盟友对私人参与者能够避免疯狂和崩溃并不抱期望，但他们也怀疑监管者是否能够做得更好。他们并非单纯的有效市场假说的信徒，而是“政府不能做得更好”的现实主义者。

格林斯潘在1967年夏天尼克松竞选时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那时，现代金融还没有出现。在接下来的40年里，他参与了每一个重要的金融议题的辩论：作为福特总统的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主席，作为里根政府的“红颜知己”，作为美联储主席，以及作为资本主义的代言人。他的盟友们来自政治分歧的双方。民主党总统卡特抹除了银行利率管制的最后痕迹。另一位民主党总统克林顿签署了1999年的银行改革法案，正式废止大萧条时代确立的银行业、保险业和证券业相隔离的制度。一个由专家组成的全球俱乐部，在20世纪90年代按照银行自身的风险模型，针对银行资本设计出了第二版《巴塞尔协议》（Basel rules Ⅱ），从而有效地将梅赛德斯的钥匙交给了下一代青少年。将金融自由化看作一些右翼的阴谋，这是非常可笑的。聪明人都在努力推动金融发展，并作出最好的判断。他们的真诚使他们犯下的错误更具启发性。

传记的一个优点是，它使读者得以了解真实的决策：真实的决策往往是不完美的、偶发性的、建立在不完全信息和人性缺陷之上的。格林斯潘和其同时代的人也曾马失前蹄：对于大型金融机构内部扭曲的激励措施，他们的态度不够审慎，他们对待泡沫和杠杆太过自满。不过，历史学家的任务之一是评判过去几代人，任务之二则是告诉后人，他们出色的前辈如何以及为何失足。毕竟，以后的金融政治家也会面临格林斯潘遇到过的同样的问题。他们希望能预测危机，但又缺乏相应的工具，他们将会被号召起来消除人类不可回避的金融风险。他们幻想能够抑制公民的自满情绪与领导人的自恃倾向，创造奇迹，成为合格的“大师”。那么，在这些方面，格林斯潘的故事也许可以给后人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