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宋、元、明——研究体例与方法之确立

金石之学盛于宋，但并非始于宋。在宋以前，晋代陈勰已撰《杂碑》，而梁元帝也曾编纂《碑集》百卷。即便以北朝墓志而言，《文苑英华》也曾收录庾信所撰墓志近20篇。因此，李遇孙叙述金石学史时便将宋以前列为一卷，“以知吉金贞石之取重于世，非一日矣”。^[1]但若论金石学的创立，则仍当以宋代为发端。其原因即在于，宋人在金石古物的收藏与集录前代遗文等方面皆称得上是开风气之先^[2]。而其间居引领地位的，则又当首推欧阳修、欧阳棐父子二人所撰《集古录》。

《集古录》一书的撰写，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由欧阳修将周穆王以至唐五代所见古物随其所得而录之，“撮其大要，各为之说”^[3]。后一阶段则为其子欧阳棐秉承父命，复摭其略别为目录。因此，《集古录》一书由跋和目录两部分构成。其跋旨在“序所谓可与史传正其阙谬者”^[4]，而其目录则“各取其书撰之人、事迹之始终、所立之时世而著之为一十卷，以附于跋尾之后”^[5]。此书在金石学为开山之作，在体例和方法上更具有示范意义。赵明诚撰《金石录》，取三代以下至于五代金石集为2000卷，即仿欧阳修《集古录》例编排成帙。但赵氏去除了欧阳修“无岁月先后之次” ^[6]的弊病，而改以时代先后为序著其目录，每题下注年月、撰书人名，并将所题502篇碑跋列在目录之后。

以方法而言，《集古录》与《金石录》前后相承，史志互证；以体例而言，按时代为次，目录与考辨相辅。然而《集古录》中并未收录北朝墓志，《金石录》所收北朝墓志则有8方，其中予以考证者又有孙惠蔚、拓拔府君、普六茹忠、乌丸僧修等4方。因此，若论北朝墓志研究之始，自当以《金石录》为肇端。此其一。其二，《金石录》所考论北朝墓志虽然仍以墓主身份、姓氏和职官为主，但与《集古录》有所不同。欧阳修的目的乃在“序可与史传正其阙谬者以传后学，庶益于多闻”，而赵明诚则认为：“盖窃尝以谓，《诗》、《书》以后君臣行事之迹悉载于史。虽是非褒贬出于秉笔者，私意或失其实。然至其善恶大节有不可诬而又传诸既久，理当依据。若夫岁月、地理、官爵、世次，以金石刻考之，其抵牾十常三四。盖史牒出于后人之手不能无失，而刻词当时所立可信不疑。”^[7]一为正其阙谬以益于多闻，一则取定范围可信不疑。不难看出，赵明诚较之于欧阳修，对于墓志材料的价值似乎有更加明确的认识和定位。

《金石录》之后，载录北朝墓志的还有郑樵《通志·金石略》和陈思《宝刻丛编》。郑樵认为，“金石之功寒暑不变，以兹稽古庶不失真。今艺文有志而金石无纪，臣于是采三皇五帝之泉币、三王之鼎彛、秦人石鼓、汉魏丰碑，上自苍颉石室之文下逮唐人之书，各列其人而名其地，故作‘金石略’”^[8]，以著碑目并列其时间、出土地点、书撰人名。只是书中所载八方北朝墓志则既不详其出土地点，又未作考论，难免失于简率。但其意义则如后人所言：“撰金石遗文为一书者始于六朝。《金楼子》载《碑集》十帙百卷，隋《经籍志》载《杂碑》二十二卷、《碑文》十五卷，今俱不传。至宋欧阳修、赵明诚、薛尚功、洪适、黄长睿、董逌诸人递有撰述，或载释文，或存题跋，或系以地，或系以人，先后详略互有得失，要各自为一书。郑氏取诸家著录以入通志，故条列其目、省其原文不加论断，粗具撰书人姓氏、存其地望、按代递编而名之曰‘略’，亦通史之例宜然尔。”^[9]自《通志》有“金石略”，后代史家乃于“艺文志”中专辟“金石志”，前此以“艺文志”涵括金石的情形遂为之一变。这对于金石著录体例有创建之功，对北朝墓志的著录和研究也提供了更多机会与广阔空间。

陈思《宝刻丛编》“搜录古碑，以《元丰九域志》京府州县为纲，其石刻地里之可考者按各路编纂，未详所在者附于卷末，兼采诸家辨证审定之语，具著于下”^[10]。此书与《金史略》相似，所录诸刻系从各家著作中转引而得，并非亲据拓本或石刻录其题额，所以难免有讹异之弊。仅以北朝墓志而言，即将《王毅墓志》误作《王毅碑》，《张早墓志》误作《张卑墓志》。此书载北朝墓志10方，为现存宋人著作中收录最多的一种。但其真正意义，一在将碑刻系以地里别以时代，一在采诸家之说附录于碑刻之后。就前者而言，王象之《舆地碑目记》已有此例，但现存残本未见北朝墓志；就后者而言，则堪称创例。

宋人著作中载录北朝墓志的，以上述三种为主。除此之外未收北朝墓志而必须提及的，当是洪适《隶释》（含《隶续》）。此书作者于每碑名目之下照录其文，在文后对碑刻所在地，墓主姓氏、生平及相关史实加以考证，并对释文过程中所见碑刻疑难文字进行辨析。洪氏所释文字确如四库馆臣所说，“是书为考隶而作，故每篇皆依其文字写之”^[11]，但其于金石学的意义也因此而生：“古人著作托金石以垂于后，然金石有时而销泐。其幸而存者，不贵存目，贵录其文而后可传于无穷。故洪适《隶释》、《隶续》，较《金石》、《集古》诸录更为有资于考证。”^[12]而观洪氏研究，走的仍然是史、志互证的路子。不过在勾勒墓主生平大致行迹的同时，又对其中与史实相关切者加以考索，这就使他在考证的广度与细致方面较欧、赵等人有所进步。此外，洪氏于《隶续》中开设“碑图”、“碑式”二卷。这虽然是东汉旧法^[13]，《隶续》之前也已有《皇祐三馆古器图》、《考古图》等宋人著作，与洪适同时期的王俅在撰《啸堂集古录》时也曾摹刻古器款识而释以今文。但王俅等人所图画释读者都是金，而洪氏以之来画石刻，则对其后石刻碑图之兴有直接影响。至于其“碑式”一卷，以记载碑刻行款形制为主，而列举汉魏诸刻；叙樊安等碑作文特点时，又言其额不题之故和诏文下空二字之意等^[14]；《隶释》中有论汉人题名之习等事^[15]。凡此种种皆可见出，洪氏所著《隶释》非仅有录文之功，小学、括例、碑制等皆所关心^[16]，其对金石学的发展有推波助澜之力。

宋代为金石学真正建立时期，著作很多，至今流传者仍多达30余种。以上所论5种，皆与北朝墓志著录体例与研究方法有较大关系。其他如无名氏《宝刻类编》等，或以体例特殊而无人为继，或不载北朝墓志，故此处不作涉及。

关于金石学在宋代兴盛的原因，赵超先生曾总结为四点：（1）统治者大力提倡儒教，金石研究作为证经补史的重要工具相应得到重视。（2）汉唐时期礼制和古文字等学术研究的自然发展。（3）古器物的神秘外装被除去，社会上好古收藏之风盛行。（4）城市商业经济的发达及印刷、墨拓技术的进步。^[17]然而，欧阳修在言及金石之用时以为“庶益于多闻”；赵明诚在叙其治金石缘由时也说：“余自少小，喜从当世学士大夫访问前代金石刻词，以广异闻。”^[18]据此而言，则在赵超先生所论四点之外，还需要注意宋代社会风气与文人好尚对金石学兴盛的影响。关于这点，王国维先生曾有论及：“由是观之，金石之学创自宋代，不及百年已达完成之域。原其进步所以如是速者，缘宋自仁宗以后，海内无事，士大夫政事之暇，得以肆力学问。其时哲学、科学、史学、美术，各有相当之进步；士大夫亦各有相当之修养，赏鉴之趣味与研究之趣味，思古之情与求新之念，互相错综。此种精神于当时之代表人物苏轼、沈括、黄庭坚、黄伯思诸人著述中，在在可以遇之。其对古金石之兴味，亦如其对书画之兴味，一面赏鉴的，一面研究的也。”^[19]

宋人之后，元、明两代学者在北朝墓志著录和研究方面并无特别表现，唯有赵均《寒山金石林部目》中收录北齐乾明元年（560）《高墓志》之目。但在方法、体例方面，却也不乏建树。首先应该提及的是元代潘昂霄所著《金石例》。前文提到，宋人已在著作中涉及金石义例之学，但片言只语不成气候。至元代，遂有金石括例之类的著作产生。据潘氏所言，在其《金石例》产生之前已有无名氏《金石例》、徐秋山《韩文公铭志括例》及郝经《编类金石》等著作，但皆久佚，至今所见金石括例方面的专著，仍以潘氏《金石例》为最早。此书“一至五卷述铭志之始，凡品级、茔墓、羊虎、德政、神道、家庙、赐碑之制一一详考；六卷至八卷述唐韩愈所撰碑志以为括例，于家世、宗族、职名、妻子、卒葬日月之类咸条列其文，标为程式；九卷则杂论文体；十卷则史院凡例也”^[20]。关于潘氏之作，黄宗羲认为：“元潘苍崖有《金石例》，大段以昌黎为例，顾未尝著为例之义与坏例之始，亦有不必例而例之者，如上代兄弟宗族姻党有书有不书，不过以著名不著名，初无定例，乃一一以例言之。”^[21]叶国良先生在论及潘氏括例之时也如黄氏之论，以为其过于细琐。^[22]但以笔者之见，碑、志书先世中著名者，其本身即是一种标准，是不定例中有定“义”，正是研究者需予以关注处，故黄、叶二人先后都以此为由提出批评显然失于偏颇。况且《金石例》自有其特殊之价值：“潘书虽为辞章而作，类似碑志写作示例一类书籍，然后人本之而逐渐发展，遂令括例之学内容趋于丰富，而为石学重要一支，开创之功不可没也。”^[23]

继潘氏而作者，是明代王行《墓铭举例》。此书以墓志铭书法所涉字、姓氏、乡里等十三事为常例，以有所增省为变例。相比较《金石例》而言，王行能就例论义；且论及对象从韩愈一人而扩及柳宗元、欧阳修、苏轼等十五家。这对于括例之学的发展，颇有参赞之功。关于此书的特点及括例的方法，《四库全书总目·墓铭举例提要》以及叶国良先生已论述颇详，可参看。^[24]

以上二书之外尚需提及的，是元人纳新所著《河朔访古记》。此书全本已佚，而考其书残本2卷体例，则是以地域来划分，叙其途中所见古迹。其中叙及古碑刻较多，兼有北朝、隋碑。此书性质类于地理游记，但所记则以金石为主，这种特殊的写法，似乎是同时借鉴了《水经注》和《洛阳伽蓝记》而成，堪称别致。明人赵崡《石墨镌华》卷7载“访古游记”3篇，应该是仿照了纳氏的方法。

综上所述，北朝墓志研究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即著作体例和研究方法为一类，考证成果为一类。宋、元、明三代金石著作收录石刻多达数千种，其中所载北朝墓志则仅有永平（509—512）二年《孙氏妻赵光铭砖刻》、永平四年《司马绍墓志铭》、延昌（512—515）元年《张夫人墓志》、神龟（518—520）元年《孙惠蔚墓志》、兴和（539—542）二年《张早墓志》、天保（550—559）九年《都达禅师塔铭》、大统（535—551）元年《王毅墓志》、保定（561—565）元年《拓拔府君墓志》、保定五年《陈毅志》、天和（566—572）三年《普六茹忠墓志》、天和七年《乌丸僧修墓志》、乾明元年《高墓志》以及未知年月的《北绛公夫人萧氏墓志》等13方。数量不仅少，志文也多久佚。从研究成果来看，其范围虽如叶国良先生所说，“凡经学、小学、文学、艺术、传记、政事、职官、舆地、姓氏谱牒、风俗掌故，皆所关心，成就斐然”^[25]，但涉及北朝墓志者，除著录存在讹误的《金石略》、《宝刻丛编》外，便仅有赵明诚《金石录》对孙惠蔚等4方墓志曾作简略考述而已。因此，一方面受北朝墓志出土材料过少的时代因素影响，这一阶段学者的研究很少涉及北朝墓志；另一方面，则因金石研究兴起不久，在考证方法的具体运用上还需有一个渐进的过程。所以，宋、元、明三代金石研究于北朝墓志的最大贡献，在于体例的开创和研究方法的确立。其中方法一途，欧阳修首创史、志互证之法，至洪适而立足于墓志文本、史传文献两相举证，考论墓志所载人物、事件；括例之学也自欧、洪而来，至潘昂霄《金石例》乃形成，王行《墓铭举例》又加补充完善，于是得以确立。在体例方面，《集古录》、《金石录》确立目录和考辨相辅的体例；《通志》以史著而作“金石略”，形成目录类和史著之金石志两种体例；《宝刻丛编》以地里分别碑刻并载前人相关考论，遂形成如明于奕正《天下金石志》之总录类，明陈暐《吴中金石新编》之地方金石志类，以及清李光暎《金石文考略》之汇集各家评语类等体例；《隶释》则创建录文、画图与考论结合之体例，以及陶宗仪《古刻丛钞》仅录碑文之例；《河朔访古记》则开以地理著作体例而记墓志之例。此处需说明的是，笔者虽将这九种体例分别而言，其实又多有交叉处，但要之不过文字、图形、考论与记载四类。至于如何变化，则因时代与个人著作的需要而定，不能强以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