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王国维先生在《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现之学问》一文中曾指出：“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有孔子壁中书出，而后有汉以来古文家之学；有赵宋古器出，而后有宋以来古器物、古文字之学。（略）然则中国纸上之学问赖于地下之学问者，固不自今日始矣。”其所举新发现之材料及研究，则有殷墟甲骨文字、敦煌及西域各地简牍、敦煌千佛洞卷轴、清内阁大库档案和中国境内古代外族遗文5项。陈寅恪先生也指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陈垣敦煌劫余录序》）王国维先生所举五个方面的新发现和新学问，即陈寅恪先生所谓新材料与新问题，早已成为20世纪以来学术发展的5个重要领域，而以两位先生的观点来衡量近几十年来中国学术的发展，可称为新发现和新学问的，则至少应有战国与秦汉简帛、北朝与唐代碑志以及域外汉籍等诸多方面的新发现和研究。立军博士的这部《北朝墓志文体与北朝文化》，正是一部取用新材料而研究新问题的学术预流之作。

对北朝墓志的搜集与著录，可以追溯得很远。在宋人赵明诚的《金石录》中，就记载了《北魏瀛州刺史孙惠蔚墓志》、《东魏张早墓志》、《西魏岐州刺史王毅墓志》、《北周太学生拓拔府君墓志》、《北周同州刺史普六如忠墓志》等数方墓志。南宋郑樵撰《通志》，专设《金石略》一编，对北朝墓志有著录。南宋末陈思的《宝刻丛编》，对北朝墓志亦有著录。然数量皆甚少。元、明偶有涉及北朝墓志之书。至清则有王昶《金石萃编》、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等，著录、考校渐多，对后人影响很大。地不藏宝。自晚清以至现代，随着北朝墓志的大量出土，学者于此亦渐多关注，像罗振玉、顾燮光等，在辑考著录、校订文字、史志互证等方面，都取得了突出成绩。然而，对北朝墓志的全面的文学研究，则一向少有学者注意，有之，或自立军此书始。

立军之书，在对已发现的北朝墓志进行全面考察的基础上，从形制和文体两方面梳理了其与碑文的分流、其自身的演进和形成的过程，并对造成这一过程演变的历史文化背景和原因，作了深入的分析，进而更对北朝墓志骈散兼行、丽而能遒的文学面貌和特色，作出了切实和完整的把握。凡所论述，皆有见地。比如他认为，北朝墓志在永嘉之乱后的发展，与朝廷宗室的导向有密切关系，是北朝文化背景下士人选择与实践的结果，浴火重生，最终完成了其自身的蜕变；北朝墓志的创作，从观念到实际创作，都表现着北朝士人基于现实的理想诉求；北朝墓志是碑志文从汉魏之际的蔡邕，经由庾信到韩愈的重要发展中介和环节，等等，就都是他深入思考的心得。

立军对北朝墓志研究的价值和意义又不止于此。

在中国文学史上，对南北朝时期的文学，向有定评，那就是《隋书·文学传序》中说的，“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然相对于南朝文学来说，对北朝文学的研究，一向薄弱。究其原因，固然与现存的北朝文学作品较少有关（据《隋书·经籍志》集部的著录，虽然别集类有北魏《孝文帝集》、《高允集》等19种，总集类也有《文林馆诗府》、颜之推《七悟》、宗幹《诏集区分》及《后魏诏集》、《后周杂诏》等，然现存的北朝士人的著述不过寥寥数种别集而已，加上人们耳熟能详的郦道元的《水经注》、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和颜之推的《颜氏家训》这所谓“北朝三书”，数量仍很有限），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我们研究的视野尚不够开阔、观念上多受约束的缘故，至少我们对北朝“便于时用”的碑志之文就没有给予应有的注意（仅曹道衡、沈玉成编纂的《南北朝文学史》对温子昇的碑文有所论述），甚至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它的存在。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史并非纯文学的发展史，其内涵极为丰富。如果我们能从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某种观念出发，也许中国文学史的面貌要比现在的一般描述丰满充实得多。从这个意义上说，立军对北朝墓志研究的启发性，是显而易见的。

立军是北人，“重乎气质”，然他负笈江左数载，为文亦能“宫商发越”，兼有“清绮”之风。文质彬彬，臻于至善。在对北朝墓志作了进一步的文史综合研究后，他现在已由北朝扩展到对唐代碑志的探讨。我们期待着他的新发现和新成果。

是为序。

巩本栋

癸巳冬于钟山东麓槐荫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