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一　国内外对新兴宗教研究的现状、趋势及其意义

所谓新兴宗教一般是指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产生的各种宗教组织及相关宗教思潮。在新兴宗教盛行的美国、欧洲以及亚洲的日本、韩国等，对新兴宗教的研究起步早，成果颇丰。如小田晋的《现代宗教热之谜》、彼得·贝格尔的《神圣的帷幕：宗教社会学理论之要素》、阿贝尔·库武瓦玛的《撒哈拉南部非洲的若干新兴宗教运动》等。随着宗教社会学和比较宗教研究的深入以及国际化的进程，国际宗教学界对新宗教给予了更多的关注。1978年国际宗教社会学会在东京召开了相关研讨会，该研讨会的四个主题之一就是“新宗教运动”。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援助下，詹姆斯·贝克福特于1980年编集了《新宗教运动与急剧变化的社会》，该书中收集了大量世界各国学者研究世界各地的最新宗教运动的研究成果。研究者主要来自社会学界，社会学方法就成为研究此类问题的主要方法。

而中国大陆学术界对新兴宗教的研究则起步较晚，直到1978年以后才得到充分重视。在1990年以后，与当代中国社会出现的各种神秘膜拜团体、假借“气功”或“练功”之名而形成的教主崇拜团体相关联，新兴宗教的研究视域扩大到了所谓“邪教”问题的探讨。近30年来关于新兴宗教的论著不是很多，最早是戴康生的《当代新兴宗教》，然后是高师宁的《新兴宗教初探》，他们给新兴宗教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源。此外，主要涉及巴哈伊教、创价学会、摩门教、立正佼成会、耶和华见证人、灵仙真佛宗、人民圣殿教、上帝的儿女、奥姆真理教以及东南亚华人社会的德教等新兴宗教，并且介绍性的成果居多。近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以及北京大学、山东大学等的一些学者相继开始新兴宗教的研究，并举办了“当代世界新兴宗教学术研讨会”“新兴宗教发展趋势研讨会”等学术会议，积极开展在这一研究领域的交流与探讨，形成了一批有价值的学术成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对新兴宗教的界定。何谓新兴宗教，这是研究新兴宗教需要回答的问题。对此，戴康生、高师宁、卓新平、金泽、业露华、黄夏年、罗伟虹、晏可佳、金勋等学者都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观点，尽管有分歧，但都认为新兴宗教主要是指与传统宗教常规相背离的宗教运动或宗教团体，它们是随着现代化进程而出现的，对其分类和特征的概括不适用于所有的新兴宗教，在研究某一新兴宗教时，需要做出具体分析。

二是对一些国内外新兴宗教的介绍和分析。主要涉及巴哈伊教、创价学会、摩门教、基督教科学派、阿含宗、超觉静坐会、科学学派等。特别是对一些影响较大的新兴宗教，学者们关注、着力颇多，研究成果丰厚。例如，近年来学者们对巴哈伊教的研究产生了浓厚兴趣，根据《宗教蓝皮书·中国宗教报告（2011）》介绍，中国对巴哈伊教的研究在世界上是首屈一指的。从中国人对巴哈伊教的研究状况来看，包括研究中心的数量、研究人员的数量及研究成果，都体现了“未来的国家”（巴哈伊教领袖阿博都·巴哈对中国的称呼）对“未来的宗教”（中国学者对巴哈伊教的称呼）的研究热情。[1]

三是对新兴宗教的极端——“邪教”问题的探讨。所谓邪教，是当代新兴宗教发展中少数极端的特例，并不具备普遍意义。但学术界近些年来因出于分析现实突发事件的需要，加强了对邪教的观察、研究，出现了一些介绍世界邪教以及反邪教的著作及论文。特别是1999年的“法轮功”事件引起了学者们极大的研究兴趣，相关研究成果不断攀升，所以一些人对新兴宗教的研究倾向于对邪教的批评，也体现了一段时期内人们对新兴宗教消极方面的关注。

四是对新兴宗教产生及其演变和发展趋势的研讨。有学者认为，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由于社会的迅速变化，传统宗教已不能满足人们的信仰需求，新兴宗教就有它的发展市场。从其发展而言，它还存在一个持续的呈上升发展的趋势。

从中国大陆学术界新兴宗教研究现状看，目前新兴宗教的研究还是一个边缘的新兴学科，在我国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研究力量也显得有些薄弱。可以说，我国对新兴宗教特别是邪教问题的研究，是在20世纪末期仓促展开的。“在一段时期内，新兴宗教研究主要是配合反邪教斗争的需要，偏重于对新兴宗教中的极端教派邪教的研究，更多强调其消极方面。由于被赋予某些政治因素，使一些学者把新兴宗教研究作为一定时期的政治任务，在运动高潮时一哄而上，过后便不再关注。没有建立起新兴宗教研究的专门队伍，没有学术规划，只是个别学者根据自身的兴趣和掌握的材料进行研究。国内新兴宗教的研究成果少，影响小，其中大多数又基本是介绍海外的研究成果，还没有出现结合中国社会新兴宗教特点的理论研究成果，也没有比较客观研究国内新兴宗教的个案的成果。”[2]

综合国内外研究情况，应该说，学术界对新兴宗教越来越重视，同时也取得了不少成果和共识。但面对当代世界普遍关注宗教的最新发展、中国出现宗教“复兴”及多元走向的形势，特别是从我国国家安全的视角来看，许多方面仍有进一步深化研究的必要。一方面，虽然人们对新兴宗教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理论探讨，但仅限于文本、历史、哲学、政治等人文学科进路的研究，还未真正进入社会科学的宗教研究进路。各地在处理一些相关宗教事务特别是反“邪教”中取得的一些实践经验有待认真总结。另一方面，对有关当前我国新兴宗教的许多问题的研究有待进一步加强与深化。其一，对新兴宗教产生和快速传播的深层原因及其发展变化的趋势还缺乏深入把握；其二，对当前新兴宗教传播的特点和方式还缺乏系统的实证；其三，对新兴宗教对我国国家安全的影响还缺少科学的分析；其四，对新兴宗教的治理还缺乏具体的对策；等等。

新兴宗教是宗教学的重要研究内容，对新兴宗教进行研究不仅让学者增长知识，也可促进宗教学的发展。新兴宗教正如“宗教实验室”，有关改教、组织结构、交流渠道、权威架构等，均有很高的研究价值。通过新兴宗教研究可以增加对宗教发展潜力（经济潜力）的认识。[3]新兴宗教研究有着比较明显的现实性和敏感性，但其学术空间也是很大的。本书的研究可以为当前我国新兴宗教特别是“邪教”治理、国家安全的维护提供学理上的支撑和对策性的思路，对于拓展中国新兴宗教的研究领域，完善中国特色的宗教学理论体系具有一定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