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选题背景和选题意义
一 选题背景
（一）区域发展战略的转变是本研究展开的宏观背景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中，区域发展战略经历了由均衡发展向非均衡发展的转变、由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向统筹区域发展的战略转变，呈现了由点到面，由试点（或示范）到大经济区、大都市群、泛经济区的区域发展格局转变，凸显了由经济主导到“五个统筹”[3]的发展主题转变。
从时间维度上讲，新中国成立以来，区域发展战略大致划分为三个时期，作者将对这三个时期的战略目标、实施方式和实施效果作一阐述：
第一个时期为1949—1977年，是注重区域均衡发展的历史阶段。从战略目标上来看，这一阶段的区域发展战略从属于国防安全，是受国家地缘政治关系影响的，形成了努力平衡沿海与内地关系、缩小与内地差距的发展格局。
从战略实施方式看，计划手段是这一阶段资源配置的基本方式。总体特征是：资源配置由大一统的行政性配置方式决定，呈现出了一种带有目的性的组织秩序属性[4]。主要特征是：投资主体单一（以中央政府为主），统收统支，统购统销，由国家规划资源开发和国民经济的发展，各地区的国民经济计划为中央计划的延伸。
从区域战略实施的效果看，这一阶段，国家给内地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内地经济实力显著提高，与沿海地区的差距明显缩小。但是，由于这一阶段实施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地方区域经济战略部署多是中央计划的延伸，地方政府不能统筹安排部署本区域资源开发、产业布局等经济活动，区域自身的独立利益特性被抑制，区域缺乏自我发展能力，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低，经济实力弱。
第二个时期为1978—1992年，是推行效率优先非均衡区域发展战略的阶段。从战略目标来看，这一阶段，国家基于增强国家综合国力、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的考虑，追求经济效率的迅速提高，对沿海一些地区采取了“开放”战略。[5]
从区域战略实施方式看，这一阶段，我国曾经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开始有所转变，实现了计划经济体制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阶段的转变，这一阶段可称为市场化取向下的经济体制改革。从区域层面来看，1979年国家试办出口特区，[6]20世纪80年代初，国家总结了“三线”[7]建设时期生产力布局不当的教训，并进一步扩大了对外开放的区域和领域，开始对一些地区实行特殊的经济政策，在建设上以吸收利用外资为主，对外商投资予以优惠和方便，拥有着较大的经济管理权限。后来这一模式扩大到沿海开放城市及沿海开放区。1992年扩大到沿边、内陆开放城市，同时配套制定了相应的地区倾斜政策。
从区域战略实施效果看，这一时期，在经济体制市场化取向的作用下，商品市场开始逐步形成，逐步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沿江经济区—内地中心城市—铁路公路交通沿线和沿边地带”这样一个多层次、有重点的、全方位的区域开发格局，东部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得到了快速的提升，也有效地提升了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但是，“依靠自然资源和传统产业的中西部地区，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及东部地区较快的发展步伐，必然面临比较优势逐步弱化的问题”[8]。资金、人才、技术、资源在东部的快速聚集，使得中西部地区付出了巨大代价，也使得中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明显受到抑制。
第三个时期为1992年至今，是推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阶段。具体来讲，又可分为两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92—1999年，是倡导效率为主、兼顾公平的区域协调发展阶段；第二个阶段是2000年以来，是推行区域统筹发展的阶段。从战略目标上看，这两个阶段区域战略目标都包含了缩小区域发展差距这一目标。但有所区别的是，前者所指的区域协调是以缩小区域经济差距为目标的一元目标；而后者则包含着缩小区域经济差距、构建人与自然和谐、构建社会发展和谐的多元目标。
从战略实施的方式上看，这两个阶段在经济体制的运行上是相同的，都是通过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来完成区域战略目标的，资源配置主要通过市场机制来完成，呈现出了一种“自发性”的秩序特征。[9]
从战略实施的效果来看，前一个阶段，战略的实施偏向于政策导向，强调要缩短区域之间的经济差距，但是在实践方面，由于缺乏与西部多元区域特征相对应的、具体的区域发展规划、产业政策、财税政策，所以区域发展并未取得明显的成绩。后一个阶段，将区域发展的目标具体定位于“统筹区域发展”，目前已取得阶段性的成果，比如，有代表性的有成渝综合配套试验区、关中—天水经济区、北部湾经济区、甘肃循环经济试点、青海柴达木循环经济试点，以及新疆和西藏的区域规划的出台。
总之，区域发展战略的变化，以及“十二五”时期，西部大开发的优先地位的确立和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实施，将日益凸显西部空间价值、区域主体功能和西部区域自我发展能力，在这样的宏观背景和区域特征下，厘清西部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培育路径，首先，不能脱离国家对当地区域价值的认识和区域功能的定位，不能就能力而能力，否则就混淆成了“区域经济增长”的研究；其次，不能脱离区域实际，否则会导致区域与发展能力的脱节，一定程度上须通过典型地区细化相关内容；再次，要将国家战略意志与区域实践相结合，以解决区域发展空间上的针对性和时间上的持久性。
（二）区域差距认识的提升：分析角度的转变
地区发展不平衡，是中国的一个基本国情。审视中国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东、中、西部发展差距仍然过大，欠发达地区发展仍面临诸多困难，城市化、工业化、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和卫生事业等方面的差距也很明显。区域协调发展不仅是局部问题，而且是全局问题。东西部区域差距的问题是“十一五”初期区域经济学研究较为集中的问题。总体而言，这些研究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关于区域差距表征的研究。改革开放之后，非均衡发展战略的推行，一方面促进了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但另一方面，由于东部占有了较多的发展优势，致使中西部地区发展相对落后了，使中国区域发展差距产生了新的变化。以2012年统计数据而言（如表1-1所示），从经济总量上来看，东部地区以全国9.5%的面积，38.2%的人口，生产了全国GDP总量的51.3%；而西部地区以全国27%的人口，仅生产了全国GDP总量的19.8%。从人均上来看，东部地区人均GDP最高，2012年，东部人均GDP是西部人均GDP的1.84倍，东部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是西部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1.43倍，东部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是西部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1.79倍，东部每万人占有学校数是西部的1.60倍，东部每万人占有卫生技术人员数是西部的1.59倍。
表1-1 2012年全国各区域国内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标对比
续表
对此区域差距问题，许多学者运用了不同的研究方法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如陈秀山、徐瑛（2004）通过计算基尼系数、变异系数、塞尔指标描述了1970—2002年中国区域差距变动状况，认为中国地区之间呈现了一种金字塔式的地区差距模式，具体来讲，落后地区构成了金字塔庞大的塔基，而最发达地区则集中于由三个直辖市构成的塔尖[10]。余军华、金荣学（2006）对通过对各省1978—2004年经济数据的分析，认为20世纪90年代之后，我国区域之间的差距扩大了；但进入21世纪之后，区域差距扩大的趋势开始渐弱[11]。许召元、李善同（2006）通过对2000年之后与20世纪90年代的对比分析，得出了我国区域差距扩大的速度有所减缓的结论[12]。王春超、余静文、胡继亮（2009）通过变异系数的测算，得出了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区域差异处于大体增加的结论[13]。赵祥（2012）在对中国经济的区域差距进行考察之后，通过理论阐述，认为区域差距的阶段性变化特征体现了产业集聚、扩散与区域经济差距变动之间的内在联系，为区域经济发展“先趋异、后趋同”的倒U形假说提供了新的解释视角。[14]王亭喜、苏旦（2012）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从整体上说，我国各省区居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都得到了很大提高，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地区间经济发展的差距不仅存在而且有不断扩大的趋势[15]。周密、盛玉雪、刘秉镰（2012）运用变异系数变形及考虑空间横向和纵向联系的Dendrinos-sonis模型相结合的方法，对我国八大区域差距与空间互动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我国八大经济区域中的经济差距包括良性、中性与恶性三种基本类型；在非均质空间特征下，我国仍以计划空间为主导，根据纵向联系作用于横向联系带来的互动方式不同，多层次空间互动模式存在差异；恶性区域差距向良性区域差距的协调发展需要形成互补与竞争的适配性[16]。
二是关于区域差距产生原因的研究。关于区域差距因素的认识目前主要集中在国家发展战略、生产要素的不均衡投入、区位差异、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如沈坤荣、耿强（2001）研究得出，不同区域外商直接投资的不均衡，加剧了区域间的不平衡[17]。杨晓光、樊杰、赵燕霞（2002）通过丹尼森要素分析法研究得出，20世纪90年代的区域差异主要由全要素生产率的不同而造成[18]。林毅夫、刘培林（2003）研究得出，在中国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下，生产要素配置结构与比较优势的不匹配是导致各省发展水平差异的主要原因[19]。陈秀山、徐瑛（2004）根据区域差距测量的结果，划分了三个阶段（1970—1978年、1978—1992年、1992—2002年）年区域差距形成的原因，研究结果显示：投入要素的质和量、要素配置效率、要素使用效率、空间格局变动是影响区域差距的主导因素。王小鲁、樊纲（2004）研究了资本、劳动力和人力资本等生产要素对区域差距的影响[20]。许召元、李善同（2006）研究得出，地理位置、经济环境差别、受教育水平、基础设施水平以及城市化水平等原因是导致区域差异的主要原因[21]。管卫华、林振山、顾朝林（2006）研究得出，区域差异的形成受从业人员和投资水平的影响较大[22]。余军华、金荣学（2006）研究得出，要素投入、地理区位和历史因素、政府政策、不平衡发展战略，以及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是导致区域差异的重要原因[23]。徐康宁、韩剑（2005）以及邵帅、齐中英（2008）则从资源禀赋的角度论述了中国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主要影响因素是“资源诅咒”[24][25]。王春超、余静文、胡继亮（2009）研究发现，政府理念及相应的政策差异是导致经济增长速度形成差距的原因[26]。郭将（2009）从比较优势的视角，提出过分依赖区域比较优势是造成区域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27]。这些研究暗含了一个基本的倾向，即研究者越来越多地开始关注导致区域差异的一些柔性因素，而不是一些不能改变的硬件条件。卢洪友、郑法川、贾莎（2012）采用1998—2009年中国30个省市的人均GDP与当年全国人均GDP的差值作为区域经济差距指标，运用核密度估计方法观察了我国区域经济差距的变动状况。研究结果表明，前沿技术进步能够显著的缩小区域经济差距，其中对于东部地区的效果较为显著，技术效率则能够扩大东部地区的经济差距，对于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影响不显著[28]。张天舒、黄俊（2013）研究表明，在寻租越严重的地区，经济的集中度越高，表现为少数企业占据了地方经济的大部分比重；而基于资源禀赋的分析显示，当地区资源越丰富时，随着企业寻租动机的增强，区域经济集中的程度进一步提高。尽管集中的区域经济有助于降低市场交易成本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但由于我国区域经济的集中更多是寻租的结果，因此阻碍了地区经济发展。最后，高度集中的区域经济仅使少数人获益而减少了大多数人的竞争福利，从而扩大了地区收入差距[29]。
三是关于区域差距“价值范畴”的研究。对此的研究，可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主流思想，他们认为，应基于公平的角度，逐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这一思想与国家领导人的战略思想紧密相关的，总体贯穿了邓小平“两个大局”的指导思想，即“一个大局，东部沿海地区要加快改革开放，使之较快地发展起来，中西部地区要顾全这个大局；另一个大局，当发展到一定的时期，比如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时，就要拿出更多的力量帮助中西部地区加快发展，东部沿海地区也要服从这个大局”[30]。另一方面，也有学者（刘伟、蔡志洲，2009）提出，区域差异也是一国经济能够保持持续增长的重要资源，他们认为正是这种地区间发展的非均衡性，才使得国民经济的不同阶段可以获得不同地区进入快速增长时期的先后推动，使增长的可持续性增强[31]。当前，我们提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也是对基本国情的清醒认识，更是对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准确把握。世纪之交，贯彻“两个大局”的战略思想，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需要我们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没有“第一个大局”，就没有中国经济今日的辉煌，没有可以在世界先进生产力舞台一展雄姿的中国。没有“第二个大局”，西部不开发，东北不振兴，中部不崛起，就没有经济持续发展、民族团结和谐的中国。现在，我们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条件具备，正逢其时。
现实的反思已促使我们的研究要基于上述观点，同时还要进一步认识到：缩小区域差距是解决东西部问题的重点，但并不是核心问题，东西部差距的形成，是由国家发展战略、生产要素的不均衡投入、区位差异等多重因素造成的，其中，区位、资源因素是不随外界条件而改变的，因而也就不可能存在绝对的“区域平等”。因而，作者在研究中认为，要正视区域差异，倡导“区域公平”，尤其是要强调机会公平，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才是一条康庄大道。进尔言之，要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就需要达到如下几个标准：一是各地区优势能够得到充分有效的发挥，并形成合理分工、各具特色的产业结构；二是各地区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局面；三是各地区人均居民收入差距逐步缩小，并保持在合理的范围内；四是各地区居民能够享受到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和等值的生活质量；五是保持地区间人口、经济、资源的协调发展，以及地区人口分布与经济布局相协调；六是保持国民经济的适度空间均衡，即从大区域的角度看，要防止经济过密与过疏问题，避免某些地区出现衰退和边缘化。在这些诸多标准中，地区间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和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是最为关键的（魏后凯、邬晓霞，2010）[32]。
（三）国际经验与本国经验的比对：西部大开发以来国家关注西部重点的转变
纵观国际上关于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的实践，比较典型的是加拿大。加拿大既是世界上最早实施均等化的国家之一，也是世界公认的典型事实均等化政策国家之一。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促进了加拿大联邦政府均等化政策措施日趋正规化和制度化，并最终于1982年宪法正式确定下来。在加拿大宪法中，均等化包括了三层含义，即居民福祉机会平等、通过经济发展减少机会差别、所有加拿大居民享有质量适度的基本公共服务。[33]在此内容的落实上，对于居民福祉平等、机会均等和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这三项均等化目标，无疑要求了“机会公平”和“结果公平”这两项，前者强调了法律制度的健全和有效落实，后者则强调了：无论你居住何处，都可以享受联邦政府的公共服务均等化项目。在具体的操作中，公共服务均等化并不是直接把个人放在更为平等的财政地位上，而是将省级政府的财政放在平等的地位上。通过联邦政府的收税和转移支付以确保省级政府有均等的财政能力提供具体的基本公共服务。
就我国而言，回顾西部大开发以来的变化，如，加大对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和生态环保建设的投入，青藏铁路、“西气东输”、“西电东送”等事关西部大开发全局的重大工程，不难看到，西部的发展有着自身的独特性，西部地区自我能力的发展绝不是靠简单的“大面积开发”、“大范围开采”所能解决。相反这种“大面积开发”、“大范围开采”虽然短期内使西部的经济增长有所改善；但从长远来看，这种增长方式严重地损害了西部的“价值”和西部人民的“利益”。如，关于西部“资源诅咒”、“自然资源禀赋陷阱”的认识，西部虽然地域资源、水能资源、矿产资源、能源资源、旅游资源和生物资源丰富，且土地广阔、人口稀少，但是人均资源的高占有率并没有给西部带来高人均收入。对此一些学者（邵帅等，2008[34]；张红芳，2000[35]；刘颖琦等，2003[36]）展开了研究，其基本观念是依据资源禀赋提供能源、矿产等初级产品，利润远低于工业发达地区，长期维持这种分工就必然导致传统优势的逐步丧失和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致使经济社会长期贫穷和落后。
“十一五”以来，通过国家支持、西部自身努力和区域合作，西部区域自我发展能力得到了一定的改善。同时，国家对西部的认识也发生了如下变化：
一是对西部价值的认识，已逐步开始摆脱经济增长这一单一的一元评价，开始从西部生态高地、资源基地和稳定基石三大主导功能方面认识西部。这意味着继续推进西部大开发将不能从开发引致的经济收益这一单一视角来认识西部大开发，而是从合成的角度、多维度地考察西部，把西部大开发视为“几种状况的集合”。
二是从开发路径看，西部大开发的实践是在我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进行的，对市场配置的范围和政府调控的范围尚未真正界定清楚，故在西部大开发过程中，走了一条以效率为先导，“先开发、后补偿”的路径；但这条路径是否可以在改革开放30年之后，在国家综合实力得到显著提高之后，是否可以进一步优化，尚未对此进行全面的拓展。
三是从制度创新角度看，帕累托改进无疑是理想的方法，即在资源的配置过程中，如果制度创新能使一部分人处境更好，而没有使其他人的处境变坏，都可以视为制度创新达到了一种“改善”，但是这一改进标准只适合于“无矛盾冲突”的实例，无法应用于西部大开发过程中绝大多数的政策提案。为此，一种替代性的标准（补偿原则）显得尤为必要，即在一类资源配置之后，获益者能够在补偿受损者之后处境依然变好。这一标准称之为卡多尔—希克斯改进。但是将产生一个新的问题，可称为“价值判断无关论”，即卡多尔—希克斯改进在受益者补偿受损者时，暗含了一个能够被广泛接受的标准，这一标准忽视了个体价值判断的差异，可能会引起可能性与现实性之间的矛盾。对此，在基本生活水平较低时，往往可以通过“金钱”的补偿来实现，但当基本需求满足之后，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将会引起多元的需求结构。为此，在西部大开发继续推进时，构建一个合适的社会福利函数为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将显得尤为必要。
可见，建立一种以“起点公平”和“规则公平”为思路的制度创新将是继续推进西部大开发的一种有益探索。此处的“起点公平”是针对西部的“能力缺口”[37]而言，即倡导“先补偿”；“规则公平”突出了我国经济体制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竞争机制”的运行是提高社会福利的最优方法的认识。这是区域协调发展追求的目标。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不是单纯要求缩小区域之间、各层次行政区之间经济总量的差距，而是要着力完善公共财政制度，使所有人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享有大体相当的生活水平。当然，公平不是简单地“拉平”，不是“经济发展无差距”，不是忽视自身发展条件“齐步走”，更不能助长“等”、“靠”、“要”思想。经济社会的发展，不能单纯理解为追求GDP速度的“率先”增长。那种把地方和小团体利益置于首位，违规上项目，暗中铺摊子，必将有损于区域的协调发展。
二 选题意义
（一）学术意义
面临西部地区空间价值的“二重特性”（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在主体功能区战略推进中，需要基于中国区域发展实践，构建一套融“区域要素—区域功能—区域自我发展能力—区域利益”为一体的分析框架。这一理论创新将为区域发展的研究提供了另一种研究范式，是区域经济学区域发展理论研究的重要补充。
（二）实践意义
西部地域广阔，区域间经济社会发展差异巨大，地理环境、资源基础、历史文化和经济实力水平悬殊。在这样一个差异很大的区域内，论文通过阐释西部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内生路径和外生路径，提出区域空间价值的认识是区域政策制定的基石，区域发展的能力导向是地方政府工作的核心，并细化出六条相关的具体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