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西部大开发近十五年来，人们这样评价西部“西部富则中国富，西部绿则中国绿，西部强则中国强”。盘点历史，追忆往昔，秦汉时期，“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到唐朝西部依然是“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然而，到唐中叶，战乱频繁，路上丝路受限被海上丝路取而代之，西部发展被阻。而发轫于十五年前的西部大开发，及至今天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区位、资源禀赋、人力资本、基础设施和科学技术都为此作了精彩的注解。

仰望苍穹，西部还是一处生态家园，青藏高原、三江源头、黄土高原都让我们扪心自问——“西部价值几何”？苍凉的雪域、草原、戈壁，多彩的宗教、文化、文明，丰富的能源、资源、矿产都给我们留下无尽的思考，西部究竟是什么？西部的繁荣与萧条，历来都超越了西部本身，具有全局意义和国家视角。

区域发展是一个过程而不是目的，GDP是留给外人看的，体味发展的幸福则是来自无数当地百姓。作为一个后发转型大国，中国区域经济的发展是迅速的，而西部以全国56%的国土、27%的人口，仅生产了全国GDP总量的19.8%（根据2013年国家统计年鉴核算）。

“爱之深，责之切。”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我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即“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随后，十六届六中全会把“落实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推动各地区共同发展”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举措。在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中则专辟一篇对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作出了全面规划。在“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提出要充分发挥不同地区比较优势，促进生产要素合理流动，深化区域合作，推进区域良性互动发展，逐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

十八届三中全会重塑发展方式转变这一主题，意欲使中国经济的发展摆脱过度依赖资源消耗和污染环境，走到一条节约资源能耗、保护生态环境的正确道路上来，真正使中国经济的发展能最终惠及百姓的民生。然而，面对广袤无垠的西部，考虑到自然、历史、经济、社会等各种复杂的经济环境和自然条件，很难用一种大而化之的方式来处理西部发展的核心问题。这一核心问题作者认为就是西部的贫困问题，西部是我国贫困面最广、贫困人口最多、贫困程度最深的区域，城乡居民收入只有东部地区的70%和55%左右，全国11个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和已明确实施特殊扶持政策的3片中，有10片分布在西部地区。

“西岳峥嵘何壮哉，黄河如丝天际来。”2013年12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分析研究2014年经济工作时强调，要落实和完善区域发展规划和政策，增强欠发达地区发展能力。然而，在解决这一核心问题时，西部还同时面临着“三道门槛”。第一道门槛是“资源基地”的纵深发展问题。虽然西部矿产资源、能源资源、旅游资源和生物资源丰富，但是人均资源的高占有率并没有给西部带来较高的人均收入。对此一些学者（邵帅等，2008；张红芳，2000；刘颖琦等，2003）提出了“资源诅咒”观点，即西部依据资源禀赋提供能源、矿产等初级产品，利润远低于工业发达地区，长期维持这种分工就必然导致传统优势的逐步丧失和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致使经济社会长期贫穷和落后。第二道门槛是“生态高地”的横向保护问题。西部地区是我国长江、黄河、珠江等大江大河的主要发源地和主要集水区，是森林、草原、湿地和湖泊等集中分布区，自然保护区面积占西部地区国土面积的18%，是国家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举措。第三道门槛是担当“稳定基石”的民族认同和民族融合问题。西部是我国少数民族集中分布的地区，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国的70.5%，5个民族自治区全部在西部地区，30个民族自治州全部享受西部开发政策，是全国老少边穷的集中地区。

回顾以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进程，不难看到，西部的发展有着自身的独特性，西部自我能力的提升绝不是靠简单的“大面积开发”、“大范围开采”所能解决。“十一五”以来，随着西部开发实践的进一步深入，国家对西部的政策已经有了一定的转向，主要体现在：一是在西部的空间价值认识上，已逐步开始超脱经济增长这一单一的一元评价认识，开始从资源基地生态高地和稳定基石三大主导功能来认识西部空间价值；二是在开发的路径上，开始重视空间结构的优化问题，把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纳入政策变量，提出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三是在制度创新方面，开始探索基于空间利益协调的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及区域生态补偿问题。这为我们梳理出这样一个主题，即以空间价值的深化来彰显区域主体功能，以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生成来看待发展。

当前，国家在未来制度顶层设计上提出：“出台的每一项政策，既要对解决当前问题有针对性，更要为长远发展‘垫底子’，努力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西部发展要进入提质增效的“第二季”，就需要在区域功能分区思想的主导下，解决西部自我发展能力的生成路径问题。本研究以“一方水土、一方人口与一方经济”的空间结构优化为核心，以国家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实施为前提，通过对四大能力理论和区域要素理论的回溯，揭示了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研究的主题应该是发展，而不是单纯的能力，构建了“空间价值—区域功能分工—区域自我发展能力—区域利益”的分析框架，阐述了西部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内生路径和外生路径，即构造一个内源式的“墙外开花墙内香”的市场方向，以及外源式的“酒好不怕巷子深”的政府治理模式。据此提出区域空间价值的认识是区域政策制定的基石，区域发展的能力导向是地方政府工作的核心，并细化出六条相关具体政策建议。

本研究的主要工作是：第一，根据生产要素的不完全流动性、区域价值的二重性和“区域主体”异质假定，构建了以“区域要素—区域功能—区域自我发展能力—区域利益”为研究路线的分析框架。第二，根据上述分析框架，结合西部自身特点，阐述了增强西部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内生路径和外生路径。内生路径是由区域主体受产业分工的利益激励产生的“自生”资源联结能力，可通过西部发展特色优势产业、提升企业技术能力、倡导企业家创新精神来实现；外生路径是着眼于国家对空间结构的优化，是由国家转移支付间接激励的“外生”资源联结能力，可通过区域合作、完善赋税结构、优化生态补偿机制来实现。第三，根据国家主体功能区战略的总体思路，探讨了四类主体功能区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评价指标、评价目的和评价方式，并以张掖市为例，进行了简要说明。第四，根据理论分析框架从实践探索的层面，从产业和区域两个方面，对西部发展作一探析。第五，根据理论分析和实践探索，提出区域空间价值的认识是区域政策制定的基石，区域发展的能力导向是地方政府工作的核心；并着眼于公共服务均等化，提出了加快制定与区域协调相关的法律法规；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推进资源税收改革；明晰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职能；建立与区域差异相适应的财政体制；加强西部基础保障工作等六条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