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普及初等教育（1）
在英国教育发展历史上，中等教育要大大的早于初等教育的出现。初等教育主要由家庭实施或教会提供。贵族家庭的孩子通常在家里接受家庭教师的教育，而占绝大多数的贫民孩子则在教会接受简单的读写算教育。随着公民权利和公民身份概念的发展，普及教育的思想日渐发展起来。普及初等教育实质上是教育机会平等追求的先声。英国教育史学家奥尔德里奇说过：“普及教育的这一理想与按人的身份施教的这一现实已经并存很长时间了。”[1]这一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在19世纪演变为一股思潮，最终引发政府的行动——《1870年初等教育法》的诞生。此后，英国政府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努力，从教会手中夺取教育控制权，建立起免费的、强迫的、世俗的和公立的初等教育体系，让所有儿童都有接受初等教育的机会。
第一节 时代背景
19世纪在英国历史上是一个急剧变化的历史阶段，也是英国在世界崛起成为日不落帝国的时代。英国走向这个伟大时代的历史转折点始于18世纪下半叶的“工业革命”也称“产业革命”。英国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邦将英国的工业革命和稍后发生在法国的大革命并称为“双元革命”，[2]后者为世界带来了“民主、自由、博爱”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前者则为世界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物质进步，即经济上“起飞”，最先受益当然是英国本土。所以，研究这个特殊时代的社会状况及其教育发展，必须先研究“工业革命”。如果绕开“工业革命”，就无法理解这一历史时期的“历史人事巨变”，也无由理解“其节奏不平衡的复杂性”。[3]
一 工业革命带来的社会巨变
英国工业革命，大约开始于18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基本完成。其主要标志是机器生产取代了手工劳动、家庭工业和手工工场，工业逐步在国民经济中占据统治地位。更为重要的是，人类开始从农业社会进入了工业社会，这给英国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带来历史性巨变，也使儿童教育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
（一）经济面貌的变革
首先是农业革命。在工业革命之前，英国经济以农业为主，这与欧洲其他国家没什么不同。英国政府的收入主要是土地和地租。英国政府实际上掌握在土地所有者——“地主阶级”或“英国绅士”的手中。但是当时农业生产效率极低，为了增加现金收入，这些土地所有者开始试验改进耕作方法或牲畜饲养方法，出现了农业革命。
这场农业革命具有三个远超农业本身范围的后果：第一，增加了土地的产量，因而使英国能供给新城市庞大工业人口的食粮；第二，造成了一个雇工后备军，他们现在完全脱离了与土地的任何联系，成为没有乡土或财产牵挂的人；第三，工业品大大扩充的国内市场创立起来了。自给农业的农人从事家庭工业，与外界相隔绝，可以消费很多而买进的东西很少。这种农人现在已经演变为工人，通常被迫大减其消费，可是他所消费的每一物品都必须由购买而来。只有以可靠的国内市场为坚固基础，大规模的输出工业才能建立起来。[4]
其次是工业革命。毛纺工业是英国旧式工业的典型。但从18世纪下半叶开始，随着英国海外殖民贸易的扩张，印度棉纺织品的印花精美且价钱要比毛纺织品便宜，深受英国上层社会欢迎，英国本土的棉纺织业遂慢慢地发展起来。
18世纪60年代，由于“珍妮纺纱机”的发明和使用，大大提高了棉纺织业的生产效率，激发了企业主们改革创新的热情，此后，水力纺纱机、蒸汽纺纱机等大型机械设备相继问世，工厂出现了。棉纺织业在殖民贸易推动下继续繁荣。英国海外殖民地不仅为棉纺织业提供了大量的原棉，而且大量地购买英国生产的棉布。广阔的市场需求，为私人企业主展示了无比宏伟的前景，足以诱使他们大胆进行工业革命。至1830年或1840年，棉纺织业基本实现了机械化。[5]棉纺织业的发展又带动了能源和铁路的发展。
工业革命使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工业国。1850年，英国生产了全世界金属制品、棉织品和铁产量的一半，煤产量的三分之二，其他如造船业、铁路修筑都属世界首位；1860年，英国生产了世界工业品的40%—50%，欧洲工业品的55%—60%； 1850年对外贸易占世界贸易总额的20%，10年后增至40%；1851年英国国民生产总值达到5.23亿英镑，1870年增加到9.16亿英镑。[6]英国经济的空前繁荣为普及初等教育奠定了物质基础。
（二）社会面貌和阶级结构的变化
工业革命的发展，使英国的社会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在工业革命之前，英国还是农业社会。地方上的城镇实际上仍然从属于所在农村的经济和社会，周围的农民以自己的劳作维生，城市里的专业人士和中产阶级通常都是谷物和牲畜交易商、农产品加工者、律师和公证人（他们为拥有土地的贵族们处理其财产事物或无休止的诉讼）、商人—企业家（他们为农村中从事纺织的人提供原料和收购产品），以及颇受人尊敬的政府代理人、贵族及教会人士。城里的手工业者和店主为附近农民以及靠附近农民维生的城里人提供服务。当时，能够称得上大都市的欧洲城市只有两个：伦敦和巴黎，其人口分别约为100万和50万。[7]工业革命过程中，伦敦地区作为全国政治经济中心的地位进一步提高，但工业的重心越来越向北部地区转移，兰开夏成了棉织工业的主要中心，苏格兰也出现了以格拉斯哥为首的新工业区。曼彻斯特、利物浦、伯明翰、博尔顿、普雷斯顿等新兴工业城市蓬勃地成长起来。农村人口大量向城市迁移。1851年英国领世界之先，城市人口超过农村人口，1870年城市人口约占全国人口的70%。大伦敦人口占全国人口的五分之一。英国全国人口在1811年约为1000万人，到1881年猛增到2600万人，[8]英国开始迈向城市化时代。
在英国土地革命之前，英国阶级结构与欧洲其他国家没有区别，由农民或雇工、乡绅和贵族组成，土地革命把英国农业推向了朝着资本主义农业发展的阶段，于是出现了有别于欧洲其他国家的阶级分化，即一个由农业企业家和农场主人组成的阶级和庞大的农业无产阶级。[9]工业革命过程中，农业无产阶级大量地涌入城市，成为工人阶级，到19世纪20年代，英国工业和运输业中的工人已达200万人。由于妇女和儿童更加听话、工资更加廉价，早期实业家便大量使用妇女和童工。1834—1847年，英国棉纺织工厂的全部工人中，成年男子占四分之一，妇女和女孩占半数，其余的为18岁以下的男性童工。[10]这使得英国工人阶级的境况比起其他国家更悲惨。与此同时，工业资产阶级的经济势力不断增长，他们在国民经济中举足轻重，并通过1832年议会改革，在议会中也占据了大多数席位，在政治上影响力不断扩大。
（三）政党与意识形态的变化
工业革命对英国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影响是革命性的，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两大执政党的改革及其意识形态趋同
英国政治上的议会制始于1660年的王政复辟。1668年光荣革命中议会内部分成两大派，即托利党和辉格党。工业革命之前，托利党和辉格党轮流执政。托利党是地主、教会和国王的党，对教会和国王的地位特别关心。他们即害怕罗马天主教，又害怕英国新教，把他们看作是对英国国教的威胁，托利党还特别强调等级秩序；辉格党的阶级基础是乡绅和清教徒，他们执政期间关心工业革命产生的社会问题，发展自由贸易，提倡工厂立法，支持议会改革。辉格党的意识形态中坚持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但认为“等级制是正确的”。[11]
1832年的议会改革标志着贵族政治衰落。1834年大选期间，托利党和辉格党分别更名为保守党和自由党。19世纪50年代至19世纪末是两党竞相改革，争取民众支持的时代，1867年议会改革法在保守党领导人狄斯雷利（B.Disraeli）推动下，获得通过。这个改革法给城市工人阶级中的重要部分以选举权。1872年狄斯雷利发表了著名的“水晶宫演说”，提出保守主义的三个目标：维护国家制度，捍卫英帝国以及改善人民的生活状况。第一项目标是老托利主义关注自由、秩序、法律和宗教的延续，后两项则是狄斯雷利为保守主义新增的内容。[12]狄斯雷利的改革使贵族统治与民主政治的差距进一步缩小，使保守党成为一个全国性政党。
自由党在格拉斯顿（W.Gladstone）领导下，转变为中等有产阶级的党，奉行自由主义，把自由主义学说及政策基础运用于国家事务的各个方面。1868年自由党在大选中获胜，格拉斯顿组阁，他采取了系列社会改革政策：通过自由贸易的法案、更新改编军队、取消用金钱购买爵位、贸易协会给予合法的地位；大学对所有抱不同宗教信仰的人开放、帮助地方政府发展初等教育。[13]此时，自由党已从传统的自由放任主义转向“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开始承认国家建立在一个平等的社会中的积极作用，注意到社会立法对改善工人经济状况的重要性。[14]《1870年初等教育法》就是自由党政府为解决工业革命带来社会问题的一项重要的社会改革政策之一。
在整个18世纪和19世纪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保守主义者在政治和思想上的敌人是自由党人和自由主义，然而，从19世纪末开始，保守主义者开始将矛头对准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因为保守主义者已经明显地开始采纳和捍卫他们以往所反对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和政策。[15]1874年，保守党大选获胜，狄斯雷利组阁。他主张保守党打起社会改良大旗，在工人中培植保守党选民，这就是所谓的“新托利主义”。从1874年至1978年，保守党政府实施了一系列社会改革政策，如《公共卫生法》（1875年）、《工人住宅法》（1875年）、《工厂与工作场所法》（1878年）等一些与工人福利相关的社会立法，并对工人生活条件、劳动环境、工作时间等进行规范。[16]表明两党都接受了自由主义价值观，在意识形态上没有实质性区别。
2.工人阶级政治意识的觉醒
在英国，工会是工人阶级强有力的组织。最早的工会组织出现在17世纪末，而它成为“运动”则是工业革命发生以后的事。欧文于1830年前发起的“合作运动”影响下，工人阶级通过“工会”、互助会或合作社以及工人阶级学校、报刊或宣传鼓动，加强组织并进行活动。不论在政治上或意识形态上，一个独立的无产阶级已经出现。
1848年，英国出现了宪章运动。参与运动的不仅有劳动贫民，还有不能适应新情况的小商人、小资产阶级。头脑简单的工人认为，他们的悲惨遭遇都是机器造成的，所以，他们捣毁机器以反抗这个新制度。他们认为，合理的社会应当是合作的，而非竞争的；是集体主义的，而非个人主义的，应当是“社会主义的”。这一时期工人阶级意识和社会抱负已经形成了，但与他们雇主在相同时期所形成或表现出来的中产阶级意识比较起来，工人阶级的意识无疑微弱得多。英国劳动贫民一次又一次为之团结在一起的典型纲领，只是单纯的议会改革，具体表现在《人民宪章》的“六点要求”上：（1）成年男子的普选权；（2）无记名投票；（3）平等选区；（4）议员有给制；（5）每年召开议会；（6）取消候选人的资产资格。[17]
1867年的议会改革加速了工会的政治化。1868年，第一次工会代表大会在曼彻斯特举行，以后每年举行一次，并成立“议会委员会”。同年，工会卷入议会竞选，有两位工人候选人在自由党帮助下竞选成功，成为英国最早的工人议员。这以后，工人支持自由党的倾向成为工会政治运动的主要倾向，“自由—劳工同盟”也逐渐形成。[18]在1884年的第三次议会改革中，普选制确立，60%的成年男子获得普选权。普选权确立和扩张预示公民权中政治权利的确立，也“迫使议会通过一些直接促进选民社会福利的法律”。[19]教育政策成为一项重要的社会福利政策。
二 19世纪英国贫民子弟的教育及其被剥夺状况
中世纪后期，英国教育已分化为贵族教育和贫民教育，贵族教育属于中等教育，不与任何初等学校教育联系，而与家庭教育联系；贫民教育主要由教会执行，教授基本读写算“3R”的“基础教育”（elementary education）。工业革命，进一步加剧这一分化，贫民子弟教育被剥夺状况异常严重，日渐成为一大社会问题。
（一）19世纪英国贫民子弟的教育
中世纪以来，教育被认为是教会的主要职责，教区牧师承担大部分的初等教育，在传播基督教教义的同时，教给基本的读写算知识。而以文法学校为主的正规教育大多数为富有的特权阶级所垄断。因为“特权阶层和实业家一般都希望剥夺下层阶级受教育的所有机会，他们认为教育将使他们不满足自己的命运，从而对社会的稳定构成威胁”。[20]但富有的特权阶级又意识到基督精神应该帮助穷人；同时也应该让穷人了解基督精神，这就意味着要教穷人阅读。于是，慈善教育在17世纪末蓬勃发展起来。贫民子弟主要在宗教组织创办的慈善学校、主日学校和导生制学校接受教育。
1.慈善学校的衰落
1698年，基督教知识促进会在成立大会上决定了“追求并敦促在伦敦及附近地区每一教区建立教义问答学校”的慈善计划。这个计划很成功。该会通过敦促各教区开设自己的学校，很快就把活动范围扩展到伦敦以外并在25年之内在英国许多地区建立了学校。大约在1730年至1780年间，成千上万的儿童和成人在巡回教师的指导下学会了阅读。[21]它们的确有力地促进了贫穷儿童的初等教育。19世纪初的时候，慈善学校受到工厂制度的影响，逐渐衰落下去，代之而起的是主日学校。
2.主日学校的应运而生
18世纪后半叶，日校的创办逐渐冷落了。工业革命把成千上万的成人和儿童赶入矿井、工厂和车间，进行难以置信的长时间的劳动。日校使得儿童不能去做工，因而遭到实业家的坚决反对。慈善家于是转而筹办主日学校。主日学校始于传教士罗伯特·雷克斯（Robert Kailes）1780年为当地针厂童工所办学校，在星期日教授宗教条文，兼教一些简单的读写知识。由于这种学校适合当时工业革命的需要，发展迅速，这类学校被称为主日学校（Sunday school），又称星期日学校。1803年，英格兰正式建立了“主日学校联合会”，它要求每一个教区至少要设一所主日学校。在联合会的组织领导下，英国各地参加主日学校的学生快速增加，规模愈来愈大。“到1831年英格兰有100多万人入主日学校，而在1851年就超过了200万。这分别占总人口的8.4%和12.5%，分别占5岁至15岁的劳动阶级的孩子的49.6%和75.4%”。[22]
3.导生制学校的蓬勃发展
私立团体确立普及初等教育制度所面临的两大困难是：经费和师资。[23]1797年，英国国教派牧师安德鲁·贝尔（Andrew Bell）将印度古代个体教学制度加以改进，创立导生制并运用于印度的孤儿学校中。1798年，远在英国本土的公谊会信徒约瑟夫·兰喀斯特（Joseph Lancaster）在其创办的慈善学校中也推行了这种导生制教学，因此，这种教学组织形式也叫贝尔—兰喀斯特制。
导生制教学程序是：教师首先从学生中挑选出优秀的学生或年长的学生作为辅导教师，即导生；导生们每天较早地到学校，先接受教师的指导，然后将从教师那里学到的教学内容再传授给一般学生。一般每个导生可以管理10个学生的教学。[24]这样，每位教师要比常规教学教授多几倍的学生，大大扩大了教师教学的规模。
由于导生制解决了初等教育和扫盲运动中的师资和经费问题，在19世纪上半叶的英国广为推行，几乎所有的教区都建立了导生制学校。在导生制学校学习的学生从1812年的8620人上升至1830年的346000人。[25]
（二）贫民子弟受教育权利被剥夺状况
工业革命一方面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造成了社会的动乱和道德的沦丧，儿童成长环境恶化，受教育权利被剥夺。工业革命期间诞生的主日学校和导生制学校虽然对初等教育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但远不能满足儿童对教育的需求和社会发展的需求。具体表现为：
1.儿童成长环境恶化与受教育权利被剥夺
工业革命使大量农村人口涌进城市，使城市里的工厂对工人的需求常常处于供过于求的状况，这就造成了包括大量儿童在内的流浪人口的大量增加，不但对社会的稳定与经济发展造成了巨大的威胁，更为重要的是儿童的生存状况相当糟糕。学者程西筠指出，“英国工业革命兴起后，对劳动人手的需求骤增，在圈地运动中失去土地的农民大批流入新兴的工业城市，涌进工厂。人口大量流动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大批无养无教的儿童浪迹街头，再加上对法国拿破仑战争中造成的无家可归的孤儿，给社会安定造成巨大威胁”。[26]
资产阶级为了保证工人的劳动效率，对他们采取的措施几乎全是强制性的，缺乏道德教育和情感沟通；有的厂主还实行了夜班制，工人的正常睡眠休息时间被剥夺。结果是“整个神经系统受刺激，因而整个身体衰弱下去，……这种劳动的另一后果便是酗酒和纵欲”。[27]成年人的道德堕落不但直接对社会造成了危害，而且还使他们的子女受到了严重的精神伤害，染上了父母的许多恶习。
恩格斯在著名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调查报告中指出，工业革命也造成了大量未成年人进入工厂工作，童工在工厂里的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大，待遇低，这对他们的身体是一种巨大的伤害，但是伤害最大的还在于他们的幼小心灵。由于童工几乎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重复单调的机械工作，使儿童增长智慧的希望破灭。而童工道德又被他们的工作环境破坏了，很多童工都在道德上堕落了。从幼年起就听惯了各种下流话，在各种卑劣、猥亵、无耻的习惯中野蛮无知地长大，使他们从小就染上酗酒、赌钱等各种恶习，还导致了儿童犯罪的上升。[28]儿童受教育权被剥夺，道德水平下降。
2.教会学校不能满足儿童对教育的需求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首先，教会学校无法满足儿童对教育的需求。大批儿童整个星期都在工厂和家里工作，因而不能上学。而为工人举办的夜校，大都没人去，工人工作了12小时再去上课，即使去了也在课堂上睡着了。而主日学校，从一个星期日到下一个星期日相隔时间太长了，一个完全没有受过教育的孩子很难在下一次上课时不忘他上一次学到的东西。此外，“教派办学的目的是把本教教徒的孩子留在自己的怀抱，可能的话，还要把别的教派那里的某些不幸孩子的灵魂抢夺过来。结果是，宗教成了主要的课程。孩子们的脑子里塞满了不能理解的教条和各种神学上的奥妙东西，从童年时期就培养起对教派的憎恨和狂热的偏执，而一切智力的、精神的和道德的发展却被可耻地忽视了”。[29]
由于儿童受教育权利被剥夺，儿童的健康、智力和道德发展受到损害，导致英国当时社会风气每况愈下。恩格斯指出：随着无产阶级人数的增长，英国的犯罪数字也增加了，不列颠民族已成为世界上罪犯最多的民族。1805年4605起，到1842年就达到了31309起。从这些犯罪统计数字还可以明白地看出，绝大部分罪行都是无产阶级犯的，因为在1842年的罪犯中有32.35%完全不会读不会写，有58.32%不完全会读会写，有6.77%读写都不错，有0.22%受过较高的教育。[30]这里恩格斯用数据揭示了儿童教育权利被剥夺程度与社会风气恶化之间的关系。
其次，工业的发展对工人的文化和纪律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恩格斯在对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调查后，认为：“ 工业中的大多数工作中都需要一定的技能和常规性，而要达到这一点就要求工人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31]从当时工厂大量使用童工和妇女的情况来看，对大多数工人的文化水平要求并不高。但英国教育家安迪·格林（Andy Green）认为：“虽然工厂生产并没有要求工人掌握新技能，但却要求工人形成新的行为习惯，要求服从日常作息时间，单调的工作，严格的纪律，所有这些只有通过教育来实现。”[32]显然当时的教会学校不能满足工业化社会的需要。
三 普及国民教育的理想
在英国，从中世纪开始，基督教教义中便含有普及教育的意思了。因为所有的儿童与成人在上帝面前实际上都一样，他们的灵魂都需要拯救。因此，所有的人都应教之以基本的宗教信条。救世、美德与正直行为，是适用于社会各阶层的教育目标。自16世纪起，基督教新教更进一步强调了普及阅读圣经的能力。[33]这是英国教会将教育视为自身职责的思想源泉，也是教会办学的动因之一。但是国民教育却另有一番含义，通常指 National Education，这个词是18世纪法国的拉夏洛泰（La Chalotais）在《论国民教育》和德国的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在《告德意志民族的讲演》中所使用的词。在这两篇教育文献中，国民教育主要指民族国家中全体人民的教育，包含受教育权的政治意义，也包括国家控制和管理教育的意义。普及国民教育是指从少数人的特权教育走向面向所有民众的大众教育的国家化的过程。[34]
英国国民教育发展迟缓，儿童受教育权丧失，导致社会问题丛生，引起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他们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普及国民教育的必要性，其中影响深远的代表人物是亚当·斯密（Adam Smith）、詹姆士·穆勒（James Mill）和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他们对普及国民教育理想的描述为英国建立国民教育制度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