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报告
推进文化治理现代化 实现新常态下文化新发展
总报告课题组
一 2014年深圳文化发展回顾
2014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开局之年，也是深圳打造“文化发展升级版”重要的一年。全市深入推动文化强市建设，在城市特色文化发展、文化体制改革、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文化产品创作生产、文化产业发展等方面均取得了新的进展。
（一）城市特色文化的发展和影响
在城市文化运营规划与发展方面，深圳积极发挥国家立场对本地文化发展的指导和推动作用，把握城市文化发展的关键期，以特色文化引领城市创新发展。深圳一直在“设计之都”及“全球全民阅读典范城市”两个特色领域进行深耕细作，每年一度的读书月和“创意十二月”早已成为市民最喜爱的文化品牌活动，城市阅读风尚及创意氛围日趋浓厚。2014年，相关领域活动精彩纷呈，不仅让市民感受到了深圳文化的魅力，而且在国内、国际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2月，德国慕尼黑创意营商周“深圳设计日”系列主题活动，深圳作为唯一受邀参加的中国城市，首次在德国集中展现了深圳创意设计行业成果。
9月，蕴含中国元素又与世界流行趋势并轨的深圳时装军团，亮相2015纽约春夏时装周，开展FASHION SHENZHEN系列经贸活动及时装发布。同月，中国商务部和深圳市政府联合组团参加全球最受注目的商业型设计展之一“伦敦百分百设计展”，并首次设立中国馆推介“中国设计”形象。由深圳市平面设计协会组织承办的“GDC平面设计在中国2003—2013伦敦巡回展”也同期亮相，涵盖平面、广告、交互、产品、空间等内容，呈现了中国平面设计行业过去十年的发展，以及当下中国设计观念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同月，首届深港设计双年展，以“双城·创意Let’s Create”为主题，集结了深港两地40余个设计协会、设计机构及设计院校共同参与，跨界工业、平面、艺术、室内、服装、时尚、新媒体与科技等行业，以八大展览和八大公众活动的多元化形式进行展示和体验。
11月，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深圳读书月组委会、深圳公共艺术中心共同主办的2014全球图书会议，邀请来自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嘉宾与国内专家、业内人士等共同聚焦“数字图书和未来科技”。同月举办的2014中国（深圳）国际工业设计大展（SZIDF），以“开放创新：再设计·新市场”为主题，聚焦智能可穿戴技术及硬件、开源创客、移动互联网产品、智慧生活及创意家居等领域，集中展示了全球近25个国家和地区5000多件设计作品。
12月举办的深圳首届新媒体艺术节，邀请12位享誉全球的独立艺术家和4个国际知名的艺术团体，为市民带来31件新媒体艺术作品，包括屏幕影像、游戏设备、动力装置、设备艺术、互动装置及声音作品等类型。该艺术节是中国内地唯一一个以“新媒体艺术”为主题的城市节庆，以后每两年举办一次。
（二）文化体制改革的推进与成效
2014年年初，深圳市委宣传部出台《关于三大集团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意见》，就三大集团领导方式、管理方式、选人用人方式、员工交流机制、分配机制等提出指导意见。深圳建设效益集团的经验得到中宣部的充分肯定，5月9日，中央《文改简报》刊发《深圳市探索建立市属文化集团两个效益相统一的考核评价体系》，新华社、《光明日报》等中央媒体均做了专题报道。2014年6月5日，央视“新闻联播”在“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栏目中以《深圳：文化单位考核效益求双“好”》为题，介绍深圳加强国有文化资产监管和绩效考核，建立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以推进国有文化集团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的做法。报道指出，深圳将绩效考核作为国有文化资产监管的重要内容，市委宣传部与市国资委等部门每年都对国有文化集团实施考核，并实行考核结果与负责人薪酬直接挂钩。
在“社会效益最大化，经济效益最优化”运营理念的带动下，深圳三大国有文化集团2014年交出了亮丽的成绩单：深圳报业集团大力推动“七个融合”，入选“中国报业融合发展创新10强”；广电集团成立合资公司运营“无线深圳”项目，“直播港澳台”、“军情直播间”、“决胜制高点”等栏目领跑省级卫视；出版发行集团推进公司制和股份制改造，输出“深圳书城”品牌。此外，深圳文交所先行先试中央文化企业产权交易指定进场业务，已受理6宗，提高了交易公开透明度，促进了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三）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统筹与推进
2014年，全市稳步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协调机制建设，加大公共文化服务资源整合力度。全年新增自助图书馆20台，自2008年第一台自助图书馆投入试运行以来，深圳共有220个自助图书馆服务点遍布全市街道、社区以及大型工业区，它们和全市212家公共图书馆实现了通借通还，并在开展自助图书馆运营绩效考核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服务点布局，不断提升自助图书馆服务效能。公共图书馆系统推出监控与统计分析平台，进一步完善了全市“图书馆之城”统一服务合作机制。广播影视公共服务不断完善，探索运用GPS系统加强对公益放映情况的监管。推进在龙岗、大鹏、盐田等区建设固定放映点，试行由观众选择电影节目及放映时间，更好地满足群众需求。全年放映公益电影18469万场，观影人次达600余万人次。博物馆事业稳步发展，全年引进“洛杉矶郡艺术博物馆藏印度文物精品展”、“景德镇出土成化官窑瓷器展”等十多个国内外精品文物展览，全市文博系统共举办各类展览100余场，接待观众200多万人次。全年新增民办博物馆6家，全市民办博物馆增至27家。国内最大的版画专业博物馆——中国版画博物馆正式开馆并举办“2014首届中国版画大展”，弥补了国际上中国版画专业展馆缺失的不足，为中外版画交流提供了一个新的合作平台；同时，中国版画大展将以双年展的方式永久落户中国版画博物馆。深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不断完善，2014年重新认定全市26项省级非遗项目保护单位，评选出18位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举办欢乐闹元宵、文化遗产日、沙头角渔灯节和非遗进社区（校园）等展演展示活动近100场，促进了非遗产项目的保护与传承。
2014年，举办了文博会艺术节、第三届深圳合唱节、2014深圳戏剧节、深圳中外艺术精品演出季、第18届深圳大剧院艺术节、第三届“艺术大观”、第十届深圳（大梅沙）沙滩音乐节、首届“戏曲交响乐”、首届深圳文学季、2014中国（深圳）童话节、第三届深圳儿童戏剧节、第五届深圳粤剧周、第二届青少年粤剧粤曲大赛、第二届深圳钢琴音乐节、草莓音乐节、首届民俗文化节等丰富多彩的文艺活动。同时，举办周末剧场、美丽星期天、戏聚星期六、剧汇星期天、粤剧在周末等周末系列活动300场，丰富市民周末文化生活。实施外来工文化服务工程，成功地举办第十届外来青工文体节。组织京剧合唱系列专场音乐会、戏曲名剧名家展演、戏曲讲演汇活动，推动普及戏曲艺术。开展“南粤幸福周”系列活动71项，以多样化的文化活动满足市民多元化的文化生活需求。
创办于2000年的“深圳读书月”，至2014年已经成功地举办15届。本届读书月以“接力民族精神，创造文明生活”为主题，开展“书香深圳”、“阳光阅读”、“青春成长”等主题活动718项，辐射力和影响力进一步扩大。创办于2005年的“创意十二月”一直坚持高端专业创意和群众生活创意相结合，精心设置了许多市民参与项目。2014年“创意十二月”推出151项活动，大部分免费向市民开放。其中不乏影响广泛的大展，包括2014公共雕塑展、第五届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等。本年度还成功地举办了第三届国际钢琴协奏曲比赛、第十二届中国·深圳标准舞拉丁舞世界公开赛。
宝安文化春雨行动“文化钟点工”，作为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的新举措，开创了“购买式文化服务”的弹性模式。该行动作为深圳唯一的一个项目，获国家文化部颁发的全国文化志愿者先进示范项目证书。2014 年3月，福田区正式启动国家公共文化服务示范区创建工作，未来两年区财政预计投入8亿元用于继续完善公共文化设施和文化活动、文化服务、队伍建设等方面。福田区文体中心推行和建立公共文化场馆理事会制度，形成了全新的管理体系和运作机制。其中，区公共图书馆理事会偏向智库咨询型，先后被广东省文化厅、文化部确定为“公共文化机构法人治理结构”省级、国家级改革试点单位。
（四）文化精品力作的影响与获奖
深圳原创大型儒家主题交响乐《人文颂》，2014年成功赴国外和我国港台地区演出。享誉世界的费城交响乐团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大宴会厅演奏了儒家文化合唱交响曲《人文颂》，常驻联合国代表和联合国官员等400多位嘉宾一起聆听。2014年2月，《深圳学派建设丛书》、《深圳改革创新丛书》首批12部著作正式出版，在社会科学理论界引起很大反响。在2014年9月揭晓的第十三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中，深圳报送的电影《全民目击》、动画片《熊出没之夺宝熊兵》、电视剧《有你才幸福》、歌曲《放飞梦想》和广播剧《昼家小渔村》5部作品获奖。2014年，深圳市共有54件作品入选第十二届全国美展各美术分展区，数量位居全国第二。《关山月北京写生专题展》等4个展览项目入选2014全国美术馆馆藏精品展出季活动目录。《风起同仁堂》获第九届中国评剧艺术节“优秀剧目奖”和个人表演“优秀表演奖”。青年演员赵梓琳荣获中国曲艺最高奖——第八届中国曲艺牡丹奖新人奖，使深圳在该艺术奖项上实现了零的突破。《熊出没之丛林总动员》获少儿精品及国产动画发展专项资金项目一等奖。深圳作家邓一光的《你可以让百合生长》、南翔的《绿皮车》、盛可以的《捕鱼者说》入选第三届郁达夫小说奖。深圳福永杂技团创作演出的杂技快板情景剧《守卫平安》荣获第九届全国戏剧文华奖现实题材创新剧目大奖，同时还荣获了导演金奖、表演金奖等多个奖项。
2014年，iF设计奖评选中，深圳共有38件作品获奖，占中国总获奖件数的1 /3。2014年德国红点产品设计奖评选中，深圳设计获奖数量为17件，其中深圳锐唐电子有限公司作品获得红点至尊奖。深圳设计师杨邦胜带领的设计团队，凭借酒店设计作品“三亚海棠湾9号度假酒店”，获国际室内设计师协会主办的“全球卓越设计大奖”最佳酒店设计大奖，成为酒店类别全球获此殊荣的唯一中国设计公司。深圳华强科技文化集团创作的大型表演项目《猴王》摘得2014IAAPA （国际游乐园及游艺设施协会）颁发的“铜环奖·最佳现场演出奖”。该奖是全球主题公园游艺表演设备领域最具影响力及权威的奖项，华强集团成为本届大奖中唯一入围和唯一获奖的中国企业。由雅昌印制的《2010—2012中国最美的书》荣获“世界最美的书”称号，成为中国两本获奖书籍之一。该书收入了2010—2012年“中国最美的书”获奖图书60种。
（五）文化创意产业的扶持与发展
2014年，不断优化产业发展环境，全年修订完善《深圳文化创意产业振兴发展政策》和《关于促进对外文化贸易的若干意见》等政策措施，进一步强化扶持资金的带动促进作用。完成原创研发、房租补贴、百强奖励等资金资助工作，安排2.7亿元，资助409个项目（企业），带动超过100亿元社会资本投资文化创意产业。重点扶持印刷企业绿色、节能、3D等项目，扶持珠宝企业工艺、设计创新与文化融合，促进传统文化企业整合升级。推动企业创新发展模式，动漫游戏、新媒体及相关数字内容产业的龙头企业收入同比增长超过30％，迅雷网络和创梦天地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全国唯一的国家级新媒体试点广告产业园深圳新媒体广告产业园正式开园，凤凰古村落文化旅游集聚区、甘坑生态文化创意村等一批新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建成。华谊兄弟文化城、华强创意产业园、深圳书城宝安城项目、世模总部基地、深圳与爱丁堡互建创意产业孵化中心等一批重大项目进展顺利，20个项目被列为全市重点项目。2014年，深圳出品的《全民目击》创下了两亿元的票房，《熊出没之夺宝熊兵》更以创纪录的2.5亿元票房树起了国产动画新标杆，还有多部电视剧在央视播出。深圳影视工程自2009年启动以来，共生产电视剧约4000集，动画片约12万分钟。经过6年发展，“深圳制造”已在国内外产生较大影响。名导、名编、名角三路会聚，电影、电视剧、动漫、纪录片“四轮驱动”，为影视编年史留下了“深圳刻度”。
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正式揭牌，成为继文博会、深圳文交所、中国文化产业投资基金后的第四个国家级文化平台，也使深圳成为北京、上海之后，我国第三个获得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授牌的城市。5月举行的第十届文博会总成交额达2324.9亿元，同比增长39.6％。文化产品出口交易额达161.38亿元，同比增长30％。7月举行的第十四届中国（深圳）国际品牌服装服饰交易会，以跨界、共享与多元的全新姿态，实现由传统专业交易平台向创意设计型展会的转型。第六届深圳动漫节，来自本土以及日本、美国、俄罗斯及我国港澳台地区的著名动漫品牌参与了交易和展示活动。9月举办的深圳国际珠宝展览会、深圳珠宝节，作为中国珠宝界顶级盛会，吸引全球超过73个国家与地区、4万多名专业买家参观、洽谈和交易。10月举办的第七届中国国际室内设计文化节以“回到生活的设计”为主题，倡导“设计悦人”的价值导向、“回归自然”的技术导向，鼓励以设计的精神去关照日常的生活。
2014年，深圳文化产业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势头，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实现1560亿元，同比增长15％，占全市GDP的比重为9.8％，文化创意产业成为深圳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支柱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全市经济提质增效升级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 推进城市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一）推进城市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意义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根本目标。国家治理作为21世纪初在我国学术界广泛讨论的一个学术概念，不仅有着理论层面的丰富内涵，而且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国家治理”既是一个综合性概念，又是一个最高层次概念。所谓综合性概念，是指国家治理是一种系统性的行为，是一个国家多个方面治理的总和，其治理呈现出特有的层次性，最基本的层面是政治治理、经济治理、文化治理、社会治理和生态治理等几个子系统。所谓最高层次概念，是指国家治理虽然由上述众多子系统的治理所组成，但是，当我们在同一时间和空间讨论这些治理时，国家治理并不等于上述子系统治理的简单相加，而是超越各个子系统，与子系统的治理有很大的不同。国家治理是一个国家的总体治理，从治理的领域看，它不仅包括上述各个子系统的治理领域，而且还涉及整个国家的安全、稳定与发展，涉及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涉及国际社会的共同事务，涉及人类的命运与发展。因此，这就需要我们全面认识和深刻理解国家治理及其与子系统治理的关系。有了正确的认识和理解，我们才能正确认识和理解其子系统之一——文化治理的本质和意义。因此，文化治理不单是国家治理中与政治、经济、社会、生态并列的一个子系统，而是深刻地影响着其他领域的一个带有全局性的问题。
所谓推进文化治理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应该从体系和能力两个方面来着手。从“体系”角度看，应当建立和健全一整套民主的和科学的现代化治理制度和机制，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治理体系，这种体系包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传导体系、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文化产业体系、文化市场体系、对外文化传播体系等。我国虽然也在一定程度初步建立起了这些体系，但是这些体系不够完善和健全，有的甚至才初具雏形。另外，这些已经建立或正在建立的体系，是否符合治理的要求，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只有建立了这些主要的治理体系，才可能谈到治理能力的提高。从“能力”角度看，应当强调制度的执行效果也就是治理效果，要有一套衡量文化治理现代化的指标体系。这首先需要有高素质的治理队伍，这个队伍拥有高度的责任性、强烈的民主法治精神、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卓越的管理能力，如果治理者的素质不高，执行能力不强，也同样不会取得良好的治理效果，再好的体制和机制，再好的制度和法规，一切都没有意义。
城市文化治理，对于国家的文化治理而言，有着特殊的意义。首先，城市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文化中心。与农村相比，城市生产力水平相对发达、社会分工相对复杂和精细，同时城市的人口相对集聚、人们交流相对频繁。城市拥有更多的文化设施和科教机构，大学、图书馆、博物馆、展览馆、电影院、剧院等设施基本上都在城市。因此，一个城市特别是一个中心城市，它不仅是一个经济中心，更是一个文化中心，它对一个区域（就区域中心城市而言），甚至整个国家（就国家中心城市或某些区域中心城市而言）的文化发展（包括文化观念、文化风尚、文化事业发展、文化产业发展等）都起着引领和示范的作用。其次，城市型社会要求城市文化治理走在前列。我国已经进入城市型社会，2013年年底已超过54％，2014年年底达到57％。也就是说，在我国有一半以上的人口生活在城镇，这标志着中国已经结束以乡村型社会为主体的时代，开始进入到以城市型社会为主体的新城市时代。这种变化不是一个简单的城镇人口百分比的变化，它意味着中国社会的文明模式和文化特质即将或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也就是说，从整体而言，我国已从传统的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变，由乡村文化向城市文化转变。城市在我国不仅是文化中心，也是文化重心所在。所谓中心是指占有主导地位，所谓重心是指具有压倒性优势。因此，城市文化治理是国家文化治理的主要载体和平台，城市文化治理成为国家文化治理的基本对象和主要内容。城市的文化行为实际上是国家文化行为的体现，国家的文化综合实力、文化竞争力靠城市特别是其主要城市来实现。
另外，城市文化治理需要国家文化治理的支撑。城市文化发展虽然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和主动性甚至超前性，但是终究不可能脱离国家文化发展的大环境。无论是文化体制机制、文化方针政策以及文化价值观念，都在一定程度上有时甚至完全受制于国家文化的发展理念和发展状况。当然，在一定程度上，城市文化治理也可以推动整个国家文化治理，正如在经济体制改革领域，地方的改革举措可以转化成为整个国家改革的举措一样。特别是中心城市和主要城市，其文化发展对推动整个国家的文化会起到根本性的推进作用。文化治理，相较于过去的文化管理来说，是一种新的理念和机制，需要一些城市起到带头和探索作用，这样，才能有效地推进其他城市和整个国家文化治理的进程。
（二）推进文化治理现代化是加快深圳文化强市建设的必由之路
推进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于深圳而言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深圳既是我国综合实力最强的经济特区，综合实力位于全国大中城市前列，又是全国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地区。中央几代领导人对深圳的改革开放都寄予厚望，习近平总书记最近又对深圳工作做出专门批示，要求深圳牢记使命、勇于担当，进一步开动脑筋、解放思想，要大胆探索、勇于创新，在“四个全面”中创造新业绩。因此，深圳有责任在推进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为全国作出更多的探索，提供更多的经验。
经济特区成立30多年来，深圳在文化体制改革、文化发展方面作了很多探索。从文化管理体制看，深圳一直采用大部制的管理方式，这对有效推进整个城市的文化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从文化发展战略看，深圳率先确立“文化立市”战略，并大力推进“文化强市”建设；从文化发展理念看，深圳明确提出维护国家文化主权、实现市民文化权利、建设智慧型、创新型、包容型、力量型文化，这使文化发展有了明确的目标；在文化事业方面，深圳基本建成普惠型、多样化、全覆盖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在文化产业体系方面，深圳已经形成“文化+科技”、“文化+金融”、“文化+旅游”、“文化+创意”的发展模式，有效地推进了文化产业的发展。深圳已经连续多次被评为“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先进地区”，为全国的文化体制改革作出了有益的探索，也为深圳自身推进文化治理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但是，从推进国家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来看，深圳的文化改革和发展仍存在一些不足和问题。
第一，深圳在文化管理体制机制创新、服务方式创新方面仍需进一步完善和提高。
其一，单一主体转向多元共治发展较为缓慢，尚未形成完善的机制。尽管文化领域已出现公私合作伙伴关系，市场主体和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以及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的机制；但伴随新生事物发展的有效监管机制尚未健全，社会力量通过兴办实体、资助项目、赞助活动、提供设施等形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局面尚未广泛形成。
其二，现代化政府文化管理体制与模式构建，还需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向服务型政府转型；从依靠行政管理向依法管理转型；发展独立的第三方文化政策的绩效评估机制，建立公共领域文化决策问责和纠错制度。当前，相当部分政策是没有被评估的，有些政策的评估是政府内部自我评估，因此难以保证客观性。
第二，在覆盖城乡、便捷高效、保基本、促公平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方面，深圳仍存在诸多不足，需要进一步完善。原特区内外文化设施及文化活动品质仍存在一定差距；常住人口与包括外来建设者在内的流动人口，在享受文化福利上存在一定差距；市区级公共文化设施与基层公共文化设施，在管理与服务上也存在一定差距，需要全市统筹推进公共文化服务均衡发展，重点提升基层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管理和服务水平，促进市民文化参与，维护市民享受文化权利的公平性原则。
近年来，在吸引社会资本投入公共文化领域方面，深圳做了积极的尝试。
此外，在大力推动文化志愿服务的常态化发展方面也做了诸多努力，出台了相关政策措施。但是，在培育和规范文化类社会组织方面，仍需要更为具体的政策措施予以孵化与扶持发展，这样，才能进一步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并健全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的机制。
第三，在深圳市文化创意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仍存在体制机制等限制其发展的诸多“短板”因素。
其一，文化创意与科技创新相结合，以及近来产生的创新模式之一创客文化——鼓励个体将创意想法转变为现实并乐于分享——商业化及社会化孵化机制还不够完善，支持小微文创企业发展的政策措施也需进一步健全，包括小微文创企业赖以生存的融资渠道、创意空间、关键技术等公共服务平台等。
其二，与“升级版”文化创意产业相配合的中高文化创意技能人才总量偏小，创意研发人才还比较紧缺，高层次人才和储备人才尚显不足，人才集聚平台和交流载体还比较缺乏。
其三，尽管深圳文化创意产业近年整体态势均呈现出增长点丰富、增速稳定、投资强劲、产出和效益同步增长；文化创意产业在全国各项文化经济指标比较中也均表现不错；但整个行业的创新能力仍有待提高。从“加工制造”文化产业链下游低端位置向“研发创意”上游环节靠拢，仍需要一段逐步发展时间。依据2013年深圳统计局提供的专项统计，深圳规模以上文化产业十个大类，从吸纳就业人员数量来看，排前三位的分别为文化用品的生产、文化专用设备的生产和工艺美术品的生产。从法人单位资产来看，排前三位的分别为工艺美术品的生产、文化用品的生产和文化信息传输服务。从法人单位营业收入来看，排前三位的分别为工艺美术品的生产、文化用品的生产和文化专用设备的生产。
此外，由于深圳市长期缺乏详细的文化创意产业数据统计支撑，导致相关领域不能对文化创意产业数据进行科学监测分析及形势预判。
上述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从根本上说，是在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还存在差距。深圳目前正在加快建设文化强市，要实现建设文化强市的战略目标，必须着力解决上述深圳文化发展中的问题和不足。这就需要我们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推出符合深圳市情的城市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举措，在文化体制机制创新和文化法律制度建设上迈出新的步伐，以改革促发展，使深圳的文化发展再上一个新的台阶，为全国推进文化治理现代化作出新的贡献。
三 构建新常态下城市文化发展格局
2015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开局之年，是全面完成“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又是深圳经济特区建立35周年。在我国经济已进入新常态的形势下，积极适应新常态、在新常态下努力有所作为已成为地方政府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向和施政共识。目前，深圳已就适应新常态下的经济社会发展提出新的发展思路，核心是打造深圳标准，以质量引领、创新驱动推进深圳率先进入质量型增长新常态，在新常态下构建质量竞争新优势。围绕这一核心思路，深圳文化发展也要适应新常态的形势要求，继续坚持实施文化立市战略，加快构建新常态下的城市文化发展格局。这一格局的主要内涵就是以质量和效益为核心，以完善城市文化治理体系和推进文化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指向，以文化强市为目标，推动深圳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
（一）进一步完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以标准服务促进均等服务，形成公共文化服务优质服务的新常态
标准服务是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标志。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在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突出强调要促进公共文化服务的标准化、均等化，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要制定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来促进公共文化服务的均等化。为此，国家文化部自2014年下半年开始推动全国的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试点工作，并在2015年的重点工作中特别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和《国家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指导标准》，加快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建设。为此，深圳也应以国家的指导标准为基础，结合深圳的实际情况，尤其是作为特区和经济发达城市市民有更高需求的情况，制定地方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以更好地实现和保障市民的文化权利。《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打造深圳标准构建质量发展新优势的指导意见》提出形成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相适应的文化发展标准体系，公共文化服务和基础设施标准达到国内领先水平，要求健全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体系，“研究制定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保障、管理和评价标准，建立健全普惠型、多样化、高质量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体系。提高基层文化设施覆盖率和服务效能，推动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所以，下一步现代公共文化服务重点应放在标准体系的建设和实施上。
在标准服务的基础上推进实现均等服务。目前，深圳还存在着原特区内外公共文化服务不均等和外来建设者享受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不均等的情况。这既有历史遗留的原因，也有区域差别的原因。但是，加快推进区域性服务和群体服务的均等应是政府的责任，也是实现权利公平的重要因素。所以，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上，还需要加强对区域和群体服务均等的关注，通过制度设计安排来促进和实现区域和群体的均等服务。
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必须关注的一个内容就是要积极广泛利用现代网络技术、数字技术推进公共文化服务的更新和优质服务。据调查统计，目前深圳市市级文化场馆实现了数字化服务的只有深圳图书馆、深圳博物馆、深圳美术馆、关山月美术馆、深圳市群众艺术馆等都未启动和实现数字馆建设服务，全市也未建立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的服务平台。整体来说，在这方面深圳已落后于北京、上海、杭州等东部城市，甚至比内地的一些城市还落后，如马鞍山市文化馆的数字文化馆服务在国内领先，重庆已推出公共文化服务的物联网服务。因此，加强现代技术应用于公共文化服务应切实提上建设规划和实施日程。
（二）进一步完善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建设，以市场配置资源促进市场资源的充分流动，形成文化市场主体活力激发的新常态
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和要求。特区建立以来，对市场在资源配置作用的重视一直是深圳先行先试和改革开放的重点内容，这也是推动深圳文化市场持续活跃的重要前提。由于对市场作用的重视，深圳较早地形成了统一的文化市场，并探索了对文化市场统一管理的体制机制和法律制度。
进一步完善文化市场体系的重点，首先要进一步营造市场主体竞争的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要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的精神，通过完善市场准入法律制度，确保各类市场主体的公平竞争，使各类市场主体在竞争中实现权利公平、机会公平和规则公平。其次要进一步促进各类市场主体的发展。2013年深圳市推行商事登记制度改革后，商事主体进入爆发式增长。仅仅一年时间，各类文化类商事主体就增加了1万多家。各类商事主体从事文化经营服务，尤其是通过资本运作和创意服务，既促进了文化产业的效益提高，同时也实现和促进了个人作为商事主体的转变，进行了个人创意效益的市场转化。要及时研究前海和蛇口纳入自由贸易区后文化市场管理的制度，尤其是对文化服务业的开放政策要进一步明确，调整并逐步缩减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引进具有国际营销渠道、品牌影响力和产业竞争力的外资文化企业、商会协会和总部基地等，搭建国内外文化产业、企业、产品和服务交流平台。
要进一步优化文化市场监管制度。市场监管并不是为了监管而监管，其出发点在于规范市场秩序，调控市场失灵行为，亦即作为看得见的政府管制，基于市场失灵而进行的规范管理。所以，政府应从“法无规定不可为”的角度管理市场，制定相关的规范制度。目前，文化市场管理的制度有些还不能适应市场发展的需求，如网吧市场的管理。目前，网吧在面临手机和移动互联网严重冲击的情况下，整个市场呈现急剧衰退的状态。所以，要及时根据市场发展的情况进行相关规制的调整和改革。如深圳市文体旅游局调研商事制度改革后文化市场管理对策，建议改行政审批为告知性备案。告知性备案，就是文化市场主体，将需要提供相关的资料“告知”给文化管理部门，文化部门对备案材料只进行形式审查，而无须进行实质性审查。同时对文化市场监管权责进行梳理，并相应地进行调整，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的依据。
（三）进一步完善文化产业促进体系建设，以创意创新促进产业转型，形成文化产业提质增效发展的新常态
文化产业本质上属于经济形态。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认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的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的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节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从增长速度、发展方式、经济结构和发展动力四个方面概括了经济新常态。实际上这种新常态可以归结为两个基本方面：一个方面是经济的增长速度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另一个方面是经济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的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的集约增长。文化产业的集约性、质量性、增值性、创意性符合新常态的经济结构调整方向，又可以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和新动力。
进一步完善文化产业促进体系建设，需要加强文化创新标准建设。要落实《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打造深圳标准构建质量发展新优势的指导意见》的要求，加快推进创意设计、动漫游戏、数字视听、数字出版、新媒体、文化旅游等重点行业标准研制，推动文化与科技、文化与金融、文化与时尚创意深度融合，打造一批城市文化品牌和文艺精品，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文化企业。深圳获得的“设计之都”，既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深圳创意设计业的肯定，同时又是对深圳未来发展寄予厚望。深圳进一步完善“设计之都”品牌及形象建设，特别是在面临国内同类城市竞争的情况下，要优化吸引文化创意人才的政策，使“创客之城”的深圳对集聚文化创意人才有更强的吸引力。要加强对新业态的重点扶持。制定切实可行的有针对性的扶持政策，支持文化与科技、文化与旅游、文化与体育、文化与休闲、文化与电商等结合新业态企业的支持力度。
加强自由贸易区创意产业和对外文化贸易发展。前海和蛇口地区已纳入自由贸易区范围，这一重大利好政策将大大促进深圳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特别是为自由贸易区的文化创意企业发展提供重大机遇。在对外文化贸易方面，也为深圳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和文化保税区建设创造资源和机遇。深圳要抓住这个机遇，尽快促进对外文化贸易基地和文化保税区建设的落地实施工作，使基地尽快在对外文化贸易中发挥积极作用。
重视推进小微企业的发展。目前，国家已经出台鼓励和促进小微企业发展的政策，深圳也要在这方面积极地有所作为。深圳商事登记改革后商事主体呈现爆发式增长，增长的主要主体都是小微企业。深圳又是重要的创客之城，来自全国各地的移民来此创业，形成良好的、宽松的、包容的创业氛围，未来在政策导向上要形成鼓励促进小微企业发展和创客创意产业发展的系列制度。
（四）进一步推进文化治理体系建设，以治理体制机制创新促进治理能力现代化，形成文化治理效能优化的新常态
以“全面深化改革”为主线完善文化体制机制。未来深圳的文化管理体制改革重点不是在对原有体制的“破”上，而在于根据文化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要求的“立”上。这种“立”主要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社会和个人的关系，履行好作为现代政府的政府职能定位，激发市场主体、社会主体和个人主体的活力。目前，深圳已实现文化管理的大部制改革，建立文化、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物、体育、旅游等融合管理的政府管理体制，但这种融合效益仍需进一步发挥。
以“特区立法”优势构建文化法律体系。根据深圳文化立法的历史和国家的要求，结合政府、社会与市民的需求，建议下一步在推进文化法律制度的建设上要重点关注三个方面的立法：一是根据国家的文化立法规划，推进深圳经济特区基本公共文化保障法的制定实施工作。二是抓紧出台现有公共文化服务创新做法的相关法律，推进公共文化服务的法治化运作。比如2014年起草的《深圳经济特区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已提交市人大常委会审议，2015年审议通过实施。该条例的特点是将深圳长期以来坚持的推进全民阅读的经验进行法定化，同时借鉴结合国内外的先进做法，进一步推进全民阅读的法律保障。三是抓紧出台相关专门的法律，推动法人治理结构建设。可以借鉴我国香港特区的做法，将现有的公共文化机构确立为法定机构，以法律形式规定公共文化机构的职责。比如制定博物馆条例、图书馆条例、美术馆条例、文化馆条例等，通过法律的规范来明确和推进公共文化机构的履职。
以“社会参与”为重要方向促进共同治理。建议在落实中央要求的基础上，从文化治理的几个环节上完善社会参与的体制和制度。一是完善参与决策机制，重点是建立参与决策管理的平台和载体。福田区成立的文化议事会就是参与决策平台的创新尝试。建立可以成立市一级和区一级的文化决策咨询委员会，公共文化机构成立文化理事会。二是重大文化项目征求公众意见机制。除了常规的座谈会论证会外，现在可借助网络平台征求公众的意见建议。三是完善社会参与服务的机制。一方面通过政府的资源开放带动社会资源的参与进入，另一方面通过政策鼓励社会资源的参与进入。当前尤其要注意政府的公共文化服务项目和资源的向社会开放，要大力实施服务外包和服务转移。四是完善社会参与评估的机制。公共文化服务做得好不好要群众说了算，因此要建立经常性的评估反馈制度，建立群众文化需求与服务对接制度。
另外，还要进一步强化创新自觉。创新是特区发展的生命力，特区本身的使命就要不断创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高度重视特区的改革创新。因此，深圳需要继续在文化治理上强化创新的优势，以创新的资源推动文化治理体系的不断完善和能力的不断提升。
（课题组成员：彭立勋：深圳市社会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黄发玉：深圳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黄士芳：深圳市特区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博士；任
：深圳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