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打开引进性技术创新新渠道

严格地说，中国的工业化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才真正启动的。自19世纪60年代洋务派开始创办近代工业，70年代出现被称为民族资本的商办近代工业，中国开启了自己的近代化过程。但历届政府少有建树;一些爱国实业家尽管有志于此，困难重重，也难有作为。将近一个世纪，到新中国建立，一般估计现代工业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仅占10％左右，而且主要是轻工业;少量的重工业多是为外国企业提供原料或进行原料加工，机器修理及装配，基本没有独立的制造能力。占90％的农业经济，耕作技术落后，同中古时期没有多大区别。全国农村绝大部分地区，依然是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大多数贫苦农户维持简单再生产都很困难，更难以扩大再生产。

1949年11月至1950年2月，有关部门曾进行一次国情调查，所得资料引述于下:

中国号称农业大国，粮食却不够吃，棉花不够用。总产和单产都很低。主要原因是:首先，土地荒芜，弃耕地一项就达9.33亿亩。其次，抵御自然能力差。旱地占耕地面积的73％，风调雨顺可望丰收，一遇大旱赤地千里。江岸河堤年久失修，水害频仍。年产农药(DDT)仅有704吨，农民还缺钱购买不起，病虫灾害严重，危害收成。再次，缺少肥料，地力枯竭。1949年化肥(硫酸铵)产量8929吨，平均每亩0.12斤。猪、羊和牲畜锐减，农家肥也不多。种子退化，农具不足。更为重要的是，在封建土地制度下，农民缺乏生产积极性，多种因素叠加，农业经济效益极低，粮食单产仅140斤左右，每亩产皮棉只21斤。

关于工业，大部分是帝国主义或仰赖帝国主义资本创立起来，既落后又呈畸形发展。1949年全国公营及公私合营企业3326家，其中50.1％从事消费资料生产、49.9％从事生产资料生产。机械行业主要是修配性质。新增生产能力薄弱，生产力积累缓慢。在3326家企业中:大型企业2947家，占88.6％;小型企业379家，占11.4％。大、小企业划分的标准是，有动力设备，职工人数不少于16人;无动力设备，职工人数不少于31人;发电能力在15千瓦以上的电厂、独立变电所及输配电网，符合这些条件的都是大型企业;上述条件以下的，都属于小型企业。所谓“大”，不过如此。从设备状况看，主要有:锅炉4567座，加热面61.38万平方米;原动机6538座，总能力1794千瓦;发电机2393台，总能力1572千瓦;电动机127293部;高炉、平炉、电炉，分别为69座、28座和42座;压延机84部;造纸机105部;各种机床4.15万部;纺织机4.83万台。这些设备大都陈旧，事故不断发生。如东北地区的煤矿，原煤产量占全国产量的57.7％，但煤井大部分是斜坑，没有竖井，笨重劳动全用人力，平均出两万吨煤就有一名工人死于事故。再从产品品种和数量看，主要工业产品品种包括砖、瓦、铁钉、面粉等在内，不到150种。产量更是少得可怜:原煤2187.8万吨，发电量27.43亿千瓦时，铁22.6万吨，钢14.07万吨，钢材11.92万吨，原油12.18万吨，铝0.5万吨，锡0.38万吨，硫酸0.89万吨，硝酸0.23万吨，盐酸0.31万吨，水泥48.82万吨，棉纱89.79万件，棉布16064匹。作为工业心脏的机械制造业，年生产蒸汽机19部、柴油机77部(0.22千瓦)、瓦斯内燃机7部(314瓦)、各种切削机床0.11万台、造纸机械6部。基础工业大都集中在东北，轻纺工业主要分布在华东和沿海，西北、中南腹地寥寥无几。企业内部结构互不配套:铁只有1/3能炼成钢，轧钢能力仅为铁产量的1/2。全国产业工人大约300万人，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约30万人。

上述调查资料，足以说明中国经济的严重落后状况。经济落后，同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的落后分不开。新中国建立时，文盲占全国人口的大多数，城市学龄儿童的入学率也只有20％。知识分子数量很少，科学技术人员奇缺。据统计，全国科技、文教和卫生界的知识分子总共200万人左右，仅占总人口的0.37％。科技人员不超过5万人，其中，自然科学研究人员不超过500人，专门研究机构30多个，有的还名存实亡。[2]

这就是中国工业化起步时的基础。在世界上，中国的工业发展历史和工业基础，比欧美国家和日本落后一二百年。即使到1952年，经济得到恢复并有所发展，仍然不具有设计和制造大型的复杂的现代化工业设备的能力。1954年6月14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30次会议上讲话时，还曾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3]

这当然不是说依靠自己的努力，就不能克服这个困难。但这无疑需要时间。通过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从国外引进自己暂时还不能掌握的先进技术和不能制造的先进技术设备，有助于加快工业化进程。早期工业化国家中，继英国以后的几个国家，都是利用英国工业革命的成果，发展得更快，美国甚至后来居上，超过英国。20世纪30年代，苏联也曾利用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从西方引进一批先进技术和设备，加快了自己的发展。

抗日战争胜利的第二年，1946年，美国派它的五星将军马歇尔使华，调停国共两党内战。据胡乔木回忆，毛泽东曾要周恩来带话给他说:“我要出国首先去美国。”尽管有策略的考虑，摆出一个姿态;当时，确实想争取美国的援助。[4]

新中国成立时，情况不同了。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的反华政策，堵死了这扇大门。毛泽东把眼光主要转向了苏联。他提出的“一边倒”的对外战略，包含了双重考虑。一是为国家建设缔造和平环境，二是开拓引进现代工业技术的新渠道。这是他洞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基于中华民族最大利益的考量作出的富有远见的抉择。

最初，在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中间，曾有人建言，主张在苏美之间不偏不倚，走中间路线，两不开罪，从两面捞取实惠。毛泽东认为，这是一厢情愿的天真想法，被他否定。他说:“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蒋介石反动派，我们也反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5]此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接受这一主张，写进《共同纲领》。

就新中国而言，在两大阵营严重对立，美国继续支持盘踞台湾的蒋介石集团，与中国人民为敌的情况下，中苏站在一起，无疑是最有利的选项。而对于苏联的好处，并不逊于中国。它东西战线很长，在亚洲长期处于孤立状态，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一直是它的后顾之忧。在战后，考虑到两大阵营对立的基本态势和相互争夺的重点又是在西欧的情况，更加重了东部的分量。斯大林在雅尔塔会议上同美国做交易，此后在国共双方之间纵横捭阖，都着眼于此。中国革命的胜利，一个向着社会主义目标前进并同它并肩屹立的新中国，将不仅结束它在亚洲的孤立存在，而且将极大地改变两大阵营对立的战略态势，使力量对比向着有利于苏联的方向发展。在两极对立格局中，苏联20世纪90年代最终败北，撇开其他因素，赫鲁晓夫及其后继者走上反华道路，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如果这一分析成立，就从反面证明了中国在苏联外交天平上具有怎样的位置。一如20世纪40年代以后的长时期里，美国从支持蒋介石打内战，到敌视新中国，以致在美苏力量对比上一度处于相对不利地位一样。在当今世界，谁同站起来的中国人民为敌，其结果都不会美妙。这可能是规律性现象。

1949年12月16日，新中国甫一成立，毛泽东采取的第一个重大外交行动，就是他的苏联之行。这是一次极不寻常的外交行动，被视为正式启动了他的“一边倒”对外战略格局的缔造。

在此之前，新中国建立前夕，刘少奇曾先期于1949年6月秘密前往莫斯科。访苏期间，斯大林曾就中国革命问题委婉地承认了他的错误;还表示将承认未来的新中国，向其提供经济技术援助，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斯大林的表态尽管显示出积极的信号，毛泽东访苏的过程仍一波三折。最后，接受中方方案，废除它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旧约，重新缔结《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放弃在中国东北的权益，构筑起平等互利基础上的新型国家关系。双方商定:一俟对日和约缔结或不迟于1952年，将中苏共管的中长铁路和共同使用的旅顺军港以及大连港的有关事宜处理完毕，并撤退在旅顺的苏联驻军。对于中国来说，它为自己的工业化营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打开了利用世界技术经济资源的新渠道。如同毛泽东所说:“条约定下来比不定好。定下来，就有了靠，可以放手做别的事。不然人家干我们，给我们增加困难。现在把两国的友谊在条约上固定下来，我们可以放手搞经济建设。外交上也有利。为建设，也为外交，而外交也是为建设。我们是新起的国家，困难多，万一有事，有个帮手，这样可以减少战争的可能性。”[6]

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在中国除了倾销商品，还输出资本，兴办新式工业，但从来没有也不可能帮助中国建立自己的机器制造工业。新中国更不可能指靠从它们那里获得工业化需要的成套的先进技术。相反，它们还进行军事和经济封锁。毛泽东确立“一边倒”，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它的历史必要性和重要性，经历了实践的检验。当年的南斯拉夫，最后仍然不能幸免被美国肢解的命运。20世纪50年代，一个早于中国获得独立的前殖民地大国印度，拥有比旧中国较好的现代工业基础和交通运输条件，美国声称要帮助它建成亚洲的“橱窗”，以抵消新中国的影响。到头来，不过是空洞的许诺。中国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结果，反而把它抛在了后面。

构成“一五”计划工业化建设主体的，苏方帮助中国建设156个大型工业骨干工程项目，其中的第一批50个项目，就是在毛泽东访苏的当年确定下来的。斯大林答应给予中国3亿美元优惠贷款，用来支付设备价款。鉴于在中国革命的问题上，毛泽东曾经对于斯大林的某些意见有所抵制，尽管他事实上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仍担心毛泽东会不会成为走另一条道路的又一个铁托。他还要看一看。所以，在援助的问题上，有所保留。只是在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才得以解决。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最初，斯大林并不支持金日成采取战争行动去实现国家统一，深恐引起美国干涉，祸及自身。据一位美国人研究，一系列外部事件的发展，推动他改变了态度。其中，包括1949年初，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华盛顿发表的一篇演说，似乎在暗示朝鲜已经不在美国的亚洲防御范围之内。他据此判断，金日成如果采取行动，美国可能不会轻易介入。1950年初，《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的签订，很可能加强了他对于金日成的支持。他想以朝鲜的优良海港来代替即将失去的在中国东北的出海口。

毛泽东对朝鲜问题的看法不同。他的感觉，金日成显然高估了自己的力量。在莫斯科时，他曾对斯大林说，打起来不是一个南朝鲜能不能得到的问题，有一个北朝鲜能不能保住的问题。[7]毛泽东有此表示，说明斯大林谈到了这件事。1950年4月金日成造访中国，毛泽东也当面提醒他，要严重地注意外国反动派侵略朝鲜的可能性。这显然与斯大林和金日成的乐观估计，美国不会插手朝鲜的判断迥异。在毛泽东看来，金日成统一国家的愿望尽管可以理解，但条件并不成熟，轻率行动未必有利。鉴于人家国家的内部事务，毛泽东自然不便深说，更不可能出面阻止。他所能做的，除了同志式的建议，就是密切注视事态发展，预谋中国的必要防范准备。毛泽东得到消息时，战争已经打起来。朝鲜战局的发展，验证了毛泽东的判断。美国在仁川港的登陆，置朝鲜首尾不能相顾，元气大伤。美国侵略军迅速越过三八线，占领朝鲜首都平壤，继续向鸭绿江方向推进，叫嚣圣诞节结束战争。

老谋深算的斯大林这一次失了手，处于两难的尴尬:眼睁睁看着朝鲜统一于南部，出海口得不到，东部战线又将直接暴露在美国威胁之下。这对于美苏都视为战略重点的西线的争夺分外不利，将重现希特勒侵苏战争前夜东西两面受敌的不利形势;出兵援朝，无异于同美国对决，又断不可行。后来中国出兵，斯大林出枪炮子弹都可以，唯独不肯出一兵一卒，甚至在不得已同意派遣空军帮助维护志愿军的运输线时，也有严格限制。足见斯大林是一种怎样的心态。无独有偶的是，美国人似乎也有这种心理。它明知有苏联飞行员参战，佯装不知;吃了亏，也不说，力避美苏交手的印象。危急时刻，斯大林和金日成都想到了毛泽东，请求中国施以援手。斯大林深知，坐视美国得手，对中国同样危害很大，这也是他把希望寄托在毛泽东身上的重要原因。

中国是在一无空军、二武器装备和后勤补给根本不能与美国相比的难以想象的困难条件下，毅然决定独立承担起抗美援朝的历史重任的。按毛泽东的说法，采取积极政策，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而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总之，“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8]

志愿军入朝几天后，他在回答他的故友周世钊的疑问时，又说:“不错，我们急切需要和平建设，如果要我写出和平建设的理由，可以写有百条千条，但这百条千条的理由不能敌住六个大字，就是‘不能置之不理’。现在美帝的侵略矛头直指我国的东北，假如它真的把朝鲜搞垮了，纵不过鸭绿江，我们的东北也时常在它的威胁下过日子，要进行和平建设也会有困难。所以，我们对朝鲜问题，如果置之不理，美帝必然得寸进尺，走日本侵略中国的老路，甚至比日本搞得更凶，它要把三把尖刀插在中国的身上，从朝鲜一把刀插在我国的头上，以台湾一把刀插在我国的腰上，把越南一把刀插在我们的脚上。天下有变，它就从三方面向我进攻，那我们就被动了。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不许它的如意算盘得逞。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国。”[9]

这并不意味着毛泽东不顾及敌我力量对比。但他的看法，与众不同。他从本质上分析敌我双方的长短优劣，建立自己的战略战术思想。他说:美国军队有“一长三短”。它的钢铁多、飞机大炮多，是它唯一的优势。但它在世界上的军事基地多，到处树敌，到处布防，兵源不足，是第一短;远隔重洋，是它的第二短;为侵略而战，师出无名，士气十分低落是它的致命伤。虽有一长，不能敌这三短。我们则为抗美援朝而战，为保家卫国而战，士气高，兵员又足。我们并不希望速战速决，我们要进行持久战，一步一步消灭它的有生力量，使它每天都有伤亡，它一天不撤退，我们就打它一天，一年不撤退，就打它一年，十年不撤退，就打它十年。这样一来，它就伤亡多，受不了，到那时，它就只好心甘情愿进行和平解决。只要它愿意和平解决，我们就可结束战争，我们原来是要和平的。

当时，有人担心，美国会不会把战争扩大到中国，甚至不在朝鲜打，移师直接在中国海岸登陆。周世钊就提出了这个问题。毛泽东回答:“那它不敢。这样做，我们也不怕它。并且我们有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它如果向我国进攻，就会引起苏联的参与。苏联参与，不一定派兵东来，它可以在几天之间用兵西向，席卷欧洲，欧洲是美国必争之地，它要照顾欧洲，自然也就无力入侵我国了。”[10]

所以，毛泽东估计，朝鲜战争有可能限制在一定范围，打一场有限战争，把对国内的负面影响减少到较低程度。

不出毛泽东所料，中国人民志愿军自1950年10月25日入朝到1951年6月，经过五次战役，就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美国在付出8.8万余人伤亡(相当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军伤亡人数的近1/3)的代价后，不得不中途易帅，撤换了它的“二战”英雄、五星上将麦克阿瑟的联合国军总司令职务。

十个月的战斗，积累了同这个新敌人作战的直接经验。实战进一步证明，必须着眼于长期消耗敌人的持久作战，才能最终解决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调整战略部署，采取了“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既有利于支撑这场战争，又能保障国内社会政治的稳定和经济建设的进行。

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的坚定决心，志愿军指战员在前方的英勇作战，迫使美国不得不坐下来谈判，罢战言和。美国方面在侵朝战争中，动用了陆军总兵力的1/3，空军总兵力的1/5，海军总兵力的1/2，仍感兵力不足。美国的战略预备队只剩下国内的六个半师和在日本的两个师，已无兵可调。它在战场上的物资消耗平均每月高达85万吨，相当于当时美国援助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一年半物资的总和。下这样大的赌注，却得不到想要得到的东西。旷日持久，不仅损害在欧洲的战略利益，而且将影响它与同盟国的关系。权衡利害，终于在1953年7月27日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

美国人说，这是它历史上不曾有过的接受一次没有胜利的战争结局。[11]这是近代以来，傲慢的西方人在东方人面前难以接受失败惯用的一种遁词，十足表现出“绅士风度”的虚伪。抗美援朝这场国际性的局部战争，以中国人民的伟大胜利和美帝国主义的惨痛失败而告终，已是不争的铁案。

这场战争具有多方面的意义，对中、美、苏三方和全世界都产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

首先，它最直接的结果，是教训了美国，使它真正认识到“中国人民不是好惹的”。1950年，美国钢产量8772万吨，工农业总产值2800亿美元。而当年中国的钢产量只有60万吨，工农业总产值100亿美元。美国还拥有原子弹和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装备。中国的武器装备明显处于劣势。在战争中双方的总兵力最高时达到300多万人，中国人民志愿军投入的兵力为130余万人。美国使用了除原子武器以外的各种最新式武器，包括细菌战武器，仅美军消耗的各种作战物资就高达7300多万吨，支出战费830亿美元，包括美军在内共付出了1474269人伤亡，[12]仍然不能改变它最终失败的命运。直到20世纪60年代美国发动侵略越南的战争，它所以不敢轻易深入越南北方越南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也缘于侵朝战争的教训。足见朝鲜战争失败的阴影，对于美国白宫和五角大楼的持久影响。

其次，是释去了斯大林对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尤其是对毛泽东的疑虑，从而增进了中苏两党、两国的友谊和团结。此后维系了多年的中苏之间的亲密关系，苏联慷慨帮助中国建设156个大型工业项目，多半要归功于这次战争。

1953年4月，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主要负责人之一的米高扬，正式向李富春通报苏共中央、苏联国家计委和经济专家对中国“一五”计划轮廓草案的意见。李富春是1952年10月随周恩来和陈云一道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到莫斯科，就中方初步编制的“一五”计划轮廓草案征询苏方意见，并同苏联政府进一步商谈有关援助的问题。在同斯大林的会见中，斯大林感到“轮廓草案”拟定工业平均每年20％的增长速度偏高。他认为，随着基数一年比一年大，增长速度也会慢一些。他建议降至15％或14％。他倾向于中长期计划指标宽松些，年度指标不妨积极些，宁可在执行中去超过，影响比较好。后周、陈先期回国，李富春留下来，继续同有关部门接触，征求意见，洽谈苏联援助的具体问题。

米高扬对中国“一五”计划轮廓草案通报的意见，主要有以下内容:

(1)从中国的利益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考虑，“一五”计划基础是工业化，首先建设重工业，这个方针任务是正确的。

(2)从政治上、舆论上、人民情绪上考虑，五年计划不仅要保证完成，而且一定要超额完成。因此，建设规模不能太大，项目不能太多，排列的进度不能太紧，要有重点，有轻重缓急，不能什么都要;工业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不能过高，以调低到14％—15％为宜。

(3)要注意培养自己的专家。

(4)加强地质勘探等发展经济的基础工作。

(5)大力发展手工业和小工业，以补充大工业的不足。

(6)要十分注意农业的发展，不仅要大量生产质量好、价格低的农具和肥料，还要保证工业品对农村的供应，发展城乡物资交流。

(7)巩固人民币，扩大购买力，发展商品流通。

(8)工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要大于职工人数的增长速度，以保证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要大于工资的增长速度，以保证国家的积累。技术人员的增长速度要大于工人的增长速度，以保证技术水平的提高。

(9)充分利用原有工业基础。调整、改建旧厂，为新建企业配套，投资少，见效快，容易掌握。[13]

可以看出，这些意见渗透着包括斯大林在内的苏联领导人和专家们，对他们走过的道路的反思。包含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部分经验。李富春如实地向国内作了汇报，并结合中国情况谈了自己的体会。此后，中国修改了原来的一些设想。所以，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苏联经验的“修正版”。

1953年5月，苏方最后敲定156个工业骨干单位中的主要部分——第二批91个项目。第一个五年计划从1951年开始编制，到1954年7月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历时愈三年，这也是其中原因之一。

总之，156项工程总体上是斯大林时期做出的决定。它的全部建成投产，中国一系列过去没有的工业部门建立了起来，重要工业部门的技术水平一下提高到20世纪40年代的水平，向前跃进了几十年。通过156项工程的建设，锻炼和培养了自己的技术力量。由引进、消化、吸收到独立设计和制造，再到创新，又是几大步。“一五”时期，中国工程技术人员一般还不能设计大型的复杂的工业工程项目;“二五”时期，他们就独立承担起这项工作。1956年开始兴建的浙江新安江大型水力发电工程，就是中国自行设计，自己制造设备建设起来的。这证明毛泽东当年“一边倒”和出兵抗美援朝的决策，对于“一五”时期取得令世人称道的成就所发挥的作用是巨大的。毛泽东办经济，不完全是就经济论经济。应当说，这不是一般经济专家都能做到的。

156个项目的引进，是按照商业原则进行的。从援助的意义上，也不是单方面的行为。姑不论中国供应了苏联当时亟需而又缺乏的若干种战略物资和美元现汇。就苏联的整体战略态势而言，中国因素，中国承担的抗美援朝战争的巨大作用，是很难估量的。前面说到，斯大林最初支持金日成谋求国家统一的战争，谋划以朝鲜的优良港口代替到期将要放弃的中国旅顺和大连港湾，不仅未能如愿以偿，反而面临美国独霸朝鲜的局面，进而使苏联东部防线直接暴露在美国威胁之下。东部战线增大的压力势必影响在欧洲战略方向上与西方的力量对比。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把美国从鸭绿江边重新压回到三八线附近，不仅保卫了朝鲜，维护了中国的安全，也拱卫了苏联的安全。苏联自十月革命以来，在亚洲长期面临孤立的态势，现在它确信亚洲的格局和世界的力量对比根本改观，这是斯大林求之不得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他晚年拍板援助中国建设百余项目，未尝不带补偿的性质。没有理由认为他是单方面的恩赐。中国人民以流血牺牲援助了苏联人民。友谊和援助总是相互的。

再次，这场不对称的严峻战争，对于新中国领导人不啻是又一次地尖锐刺激，加重了必须尽快建立自己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防工业体系，并力争掌握国防尖端武器的紧迫感。这里不仅有美国的因素，也许还有苏联的因素。从此前为准备解放台湾，争取苏联提供海军装备，到中国出兵交涉空军支援等等问题，无不说明依靠别人终归不如靠自己。它也促使毛泽东不能不考虑抓紧争得的时间，尽快完成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到那时，再打起仗来，依靠巩固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强大的国防力量，就会更有本钱。

原来预计，开始有计划经济建设可能需要三到五年的准备时间，现在缩短了。毛泽东提出“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1951年即着手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1952年酝酿制定过渡时期总路线，把社会变革的问题同工业化的问题一并提上日程。从这种“只争朝夕”的部署里，不难窥视出他的迫切心情。五年计划选择重工业高强度发展战略，很难说同这一系列考虑没有关系。抗美援朝战争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深刻影响这一点，在当代史和当代经济史的研究中，不可忽视或轻视。

抗美援朝战争也深深教育了中国人民，特别是它的知识界和广大青年学子。一扫崇美、媚美、恐美心理，极大地提高了爱国主义觉悟，增强了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增进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这不仅直接推动了当时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也成为推进工业化的强大力量。

抗美援朝战争是美国强加给中国的一场它并不希望发生的战争。对于这个初生的婴儿，战争给它带来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中国在战争中付出了包括伤亡、非战斗减员、失踪等在内将近40万人的宝贵生命。他们都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国家的精英;消耗各种物资560多万吨，这对于亟待医治日本帝国主义侵华以来造成的战争创伤的国家，该是多么地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