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中国的“世界史”与“全球史”

在中国开展全球史研究的起点与欧美国家不一样。欧美学者是在没有“世界史”学科的背景下“白手起家”，而中国学者却要在已有一个数十年自身传统的“世界史”学科体系下进行探索。这意味着中国学者必须走自己的全球史研究之路。20世纪50年代以来雷海宗、周谷城、吴于廑等老一辈世界史学者对宏观世界史的探索和理论思考，以及近年来得到充分阐释的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史学科奠定了坚实的学理基础。2004年，首都师范大学成立了国内第一个全球史研究中心，并于2007年自主设立了全球史专业培养研究生，这在某种意义上标志着全球史这个新兴分支学科在中国的诞生。

上文从概念和内涵上分析了中国的世界史、全球史与美国的世界史、全球史之间的关系，那么在中国国内，“世界史”与“全球史”应该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如何在已有的“世界史”框架下发展“全球史”？

近20多年来，中国的全球史研究已取得了初步的成绩，但主要还停留在西学译介和理论探讨阶段，实证研究成果屈指可数。国内大多数学者认为全球史反映了全球化背景下的史学新趋势，肯定其学术创新意义和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并认为全球史提供的研究视角和方法极大地丰富了已有的“世界史”研究。但是，在中国学者刚刚接触全球史的最初阶段，也有少数学者持质疑态度，担心“全球史观”充当全球化时代西方新殖民主义的工具，同时认为中国已有“世界史”学科，因此没有必要把“全球史”作为一个学科来建设。现在看来，随着全球史各种探索实践的深入和多元化发展，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认为，有必要在批评性借鉴西方“世界史”学科的基础上，把“全球史”当作中国“世界史”学科之下的一个分支学科来补充和完善我们已有的“世界史”体系。

笔者认为，近年来“全球史”这个概念的内涵随着历史研究的深入而发生了变化，人们对“全球史”的理解和建构正在从“先验的全球史”向“经验的全球史”转变。在20世纪70—80年代的欧美，全球史的开创者们面对一个陌生的教学和研究领域，提出了一些“新世界史”或“全球史”的设想，即先验的“全球史”概念。当时他们大多从编纂全球通史和反对欧洲中心论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全球史”应该是什么。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斯塔夫里阿诺斯在1970年出版的《全球通史： 1500年以前的世界》中提出的观点：“本书的观点，就如一位栖身月球的观察者从整体上对我们所在的球体进行考察时形成的观点，因而，与居住伦敦或巴黎、北京或德里的观察者的观点判然不同。……对历史进行全球性探索的方法（global approach）是现代历史编纂学的崭新起点。……人类历史自始便有一种不容忽视、必须承认的基本的统一性。要确切认识西方的历史或非西方的历史，没有一个包含这两者的全球性观点（global overview）是不行的；只有运用全球性观点，才能了解各民族在各个时代中相互影响（interaction）的程度，以及这种相互影响对决定人类历史进程所起的重大作用。”[1]以斯塔夫里阿诺斯为代表的这种运用于世界通史编纂的“全球性观点”，英国学者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在其1978年出版的《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中作了评述，提出“认识到需要建立全球的历史观（a universal view of history）——超越民族和地区的界限，理解整个世界的历史观——是当前的主要特征之一”[2]。毫无疑问，巴勒克拉夫是一个具有敏锐眼光的史学理论家，他在20世纪70年代就预见了具有全球视野的“世界史”在史学中的趋势，由此在著作中专门撰写了“世界史的前景”一节，并提出“用全球范围和视角（on a global scale and in a global perspective）重新进行世界史写作的尝试中”，斯塔夫里阿诺斯和威廉·麦克尼尔的著作“最为著名”[3]。从斯塔夫里阿诺斯和巴勒克拉夫对“全球性观点”这一核心点的表述来看，原文中并没有一个类似于中文里的“全球史观”这样具有高度概括性的词汇，而是用了不同的表述形式，其中，“global perspective”最为常用。也就是说，他们所说的“global perspective”主要指一种历史研究的整体视野，而这种整体视野是从世界通史编纂的视角来说的。他们的著作都出版于20世纪70年代，因此他们提出的“全球史”概念，在还没有大量中观层面和微观层面的实证研究的情况下，明显带有先验的色彩，至多是对20世纪60—70年代欧美一些世界通史或宏观世界史著作进行综述的基础上提出的。进入21世纪，随着全球史研究实践的深入发展，全球史研究的微观化和多元化越来越明显，流派纷呈与相互争鸣在某种意义上解构了早先那种基于宏观世界史编纂的、具有统一性的、先验的“全球史”。许多西方学者发现，用早先想象的那种“全球史”或“历史全球观”来概括当今世界各地的全球史研究实践，似乎越来越困难了。这种情况，正如夏德明（Dominic Sachsenmaier）所说：“通常归入‘全球史’名下的研究存在如此大的差异，以至于它不可能通过确切的定义和精确的分类而得到界定。把‘全球史’与‘世界史’或‘跨国史’等其他几个术语选项中恰当地区别开来，也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将主要把‘全球史’这种术语当作超越某些空间观念（这些空间观念长期支配着描述历史的许多方式，包括学术的和其他的方式）的各种研究的速写。”[4]因此，今日的全球史研究已经迈入了一个多元化的发展阶段，即以各地学者的实证研究为基础的经验全球史阶段。其实，这种情况在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中也有所反映。在该书的第7版中，关于“站在月球上看世界”的论述被删除了。笔者没有考证这一论述是从第几版开始被删除的，但它也许表明了该书作者观点的变化：发现早先那种先验的和具有想象色彩的“全球史”很难做到，同时也发现当今的各种全球史实践并没有按照他基于通史编纂所说的那种“全球性观点”的路径发展，因而修正了对“全球史”的认识。

然而，有必要指出的是，斯塔夫里阿诺斯在第1版《全球通史》中所表达的观点对中国部分学者产生了很大影响。《全球通史》（第1版）和《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的中文版分别于1988年和1987年在国内出版，成为西方史学界有关“全球史”或“全球历史观”的诸多早期著作中首先被译成中文的著作，因此它们成了国内学者了解西方全球史的一个重要窗口，并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国内一些人对“全球史”的认知。此后，杰里·本特利和赫伯特·齐格勒的《新全球史》[5]中文版于2007年出版，它是继上述两本书之后又一本在国内销量较大的全球通史教材，这种具有宏大叙事性质的教材有可能强化人们对早前那种先验的“全球史”的认知，并对中国式“全球史观”的讨论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在该教材的中译本中，译者将“前言”中的子标题“A Global Perspective on the Past”赫然醒目地译为“以全球史观透视历史”，将原文“Our purpose inTraditions＆Encountersis to offer a global perspective on the past-a vision of history that is meaningful and appropriate for the interdependent world of contemporary times”译为“《新全球史——文明的传承与交流》一书以全球史观来透视历史——这是一种切合当今世界的实际情况并且具有深远意义的历史观点”[6]。在此，本特利的“考察历史的全球视角”（a global perspective on the past）变成了“以全球史观来透视历史”，“历史视野”（a vision of history）也转换成了一种“历史观点”。就笔者所接触的西方著述来看，西方全球史学者倡导一种考察历史的“全球视野”（global perspective）或“全球观”（global view），很难说提出了一种“历史观”（historical view）。在西方学者的各种表述中，作为一个定语来修饰“观”的是“全球”而不是“历史”，“历史全球观”和“全球历史观”的含义是不同的，前者明确表明一种考察历史的视野，后者则包含了一种对待历史的态度，尤其在中国，“历史观”是一个能够赋予丰富内涵的概念。然而，笔者在教学和交流中便经常遇到国内有人持这种看法：存在一种统一的“全球史观”和“全球史”，并且往往以《全球通史》和《新全球史》为例来加以说明。由此可见，在有关译著的影响下，国内一些历史学者有可能形成并接受“全球史观”这个“中国式”的概念，甚至把“全球史”等同于“全球通史”来理解，把本来具有多样性的全球史研究，简单地理解为在一种统一的“全球史观”“指导”下进行的宏观世界史编纂。有个别学者甚至撰文讨论中国是否需要“全球史观”。

欧美全球史的各种实践表明，全球史与我们已有的世界史是存在区别的。首先，它关注的是历史上跨国家、跨地区、跨民族、跨文化的互动现象，并把中国史纳入其中，这显然不同于以国别史和地区史为主的世界史，它是对世界史的补充与完善。其次，它包括大量专题和个案研究而不仅仅意味着编纂世界通史。最后，全球史也以其研究视角和方法而区别于其他相关研究：它以广域性视角、重影响而轻过程来探讨跨文化互动，由此不同于以往的经济文化交流史；它涉及国际关系时强调整体观、主体间互动、多维关系视角和多国史料，由此不同于以往的国际关系史；它以交互比较而区别于传统的历史比较；它也以丰富多样的研究主题而不同于其他专门史。由此可见，全球史可以弥补我国现有世界史中存在的不足，应该发展成为世界史一级学科下的分支学科。

全球史理论和方法是在试图克服民族国家史学局限的探索中形成的一些治史理念和方法，它应来自史学实践而并非某种先入之见，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因此，中国学者应在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基础上，积极从事全球史研究并发出自己的声音，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史，这是全球化时代赋予中国世界史学者的使命。

［本章原文为《全球史：新兴的历史学分支学科》，刊于《人民日报》（理论版） 2012年3月1日，在此作了修改补充，增加了“中国的‘世界史’与‘全球史’”部分。］

[1]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1500年以前的世界》，吴象婴、梁赤民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54—55页。括号内原文为笔者根据英文原著所加，以便对照中文译文的关键概念。

[2]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杨豫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42页。该句原文为： Awareness of the need for a universal view of history-for a history which transcends national and regional boundaries and comprehends the entire globe-is one of the marks of the present。笔者认为，如果将其直译为：“认识到需要建立一种历史的全球观——即超越民族和地区的界限、理解整个世界的历史——是当前的主要特征之一。”这样就不会使国内读者误以为他提出了一种“历史观”。

[3]同上书，第245—246页。括号内原文为笔者根据英文原著所加。

[4]Dominic Sachsenmaier，Global Perspectives on Global History： Theories and Approaches in a Connected World，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p.2.

[5]本特利本人并没有提出“新全球史”的概念，该书英文名称为Traditions and Encounters： A Global Perspective on the Past。

[6]杰里·本特利、赫伯特·齐格勒：《新全球史》（上），魏凤莲、张颖、白玉广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前言”第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