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主题阐释与内容架构

对照前人的研究，笔者在整理挖掘资料的基础上，逐渐感受到土改的具体运作过程中包含了丰富的历史面相，若把它们完整地呈现出来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而“经验、技术与权力”这样一个解释框架的粗浅勾勒更增添了自己坚持下去的勇气。

作为一项历史研究，把“经验、技术与权力”构建成一套可供演绎的理论框架，并非笔者的着意追求，它仅是一种研究视角或解释模式而已。因此，关于这一主题，笔者也就不作严格的理论概念界定，而只作一些与本研究意旨相关之一般意义之解释。

“经验、技术与权力”到底要表达一种什么意蕴呢？

《辞海》里“经验”的解释有三种，其一是“经历体验”，其二是“泛指由实践得来的知识和技能”，其三是“哲学上指感觉经验”^[119]。作为一项历史研究，笔者并不想和深奥的哲学发生更多的纠缠，当然其背后所隐含的哲学意义亦并非笔者之自觉。笔者在文中的“经验”更多的是指由过去历史经历中所积淀的“知识、技能”，或为了得到这样的“知识、技能”而进行的一种自觉的“经验”构建过程。

“技术”一词究其本义而言和自然科学密切相关。《现代汉语词典》里的解释是，“技术是人类在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积累起来并在生产活动中体现出来的经验和知识，也泛指其他操作方面的技巧”^[120]。可见，技术是基于经验基础上的，或者说是经验的一种直接表现形式。孙立平从实践社会学的理论出发，认为技术是“在实践的过程中，实践活动的参与者在使用怎样的一些技术和策略，以及他们是如何使用这些技术和策略的”^[121]。这不失为笔者文中所涉之“技术”的最好注脚。

“权力”在《现代汉语词典》里的解释有两种。其一是政治上的强制力量；其二是职责范围内的支配力量^[122]。按照杜赞奇的解释，权力一词是个中性词，它是指个人、群体和组织通过各种手段，以获取他人服从的能力，这些手段包括暴力、强制、说服以及继承原有的权威和法统。这一定义似乎过于笼统，但事实上权力是各种无形的社会关系的合成，难以明确分割。权力的各种因素（也可称之为关系）存在于宗教、政治、经济、宗族甚至亲朋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关系之中^[123]。笔者也认同这样的观点，或者说权力也并非一种单向的强制的力量。或者借鉴福柯关于权力的定义来作进一步的阐释的话，那就是“权力不是获得的、取得的或分享的某个东西，也不是我们保护或回避的某个东西，它从数不清的角度出发在不平等的和变动的关系相互作用中运作着。”^[124]杜赞奇从福柯有关权力的观点进行了归纳，认为“某一时期的体制（特别是制度化的知识）有着自己的独特的体现权力的方式。”并认为“这一观点也适用于历史文化。”“在福柯看来，权力并不经常或者必须是压迫性的，它还具有创造性和启发性。”^[125]正如李里峰所言，“这就将权力从实体（机构或个人）中解放出来，而赋予权力运作以重要地位，对权力的考察从而有可能由静态转向动态，由宏观转向微观，由权力占有的制度格局转向权力运作的技术策略”^[126]。本书的“权力”之意蕴即在此。

基于上述概念的简单描述，笔者认定，在土改乃至整个中国革命历程中，“经验、技术与权力”这样一个构架中事实上包含三个维度的问题。其一是作为国家层面（中共）的经验、技术与权力；其二是作为社会层面（民众）的经验、技术与权力；其三则是连接国家与社会二者之间的中介（政策执行者即工作干部）的经验、技术及权力。三者几乎同时在土改乃至整个中国革命历程中发挥着左右历史进程的作用，并型塑了土改乃至整个革命进程之丰富的立体画面，而“经验、技术与权力”三者之间亦存在着一种不可分隔的逻辑力量。

从国家层面而言，中华民族向来有探索历史经验的传统。可以说中国共产党革命实践的成功亦得益于继承并实践着这一传统。因而，“经验”一词在中共的历史文献、档案资料及官方报道中出现的频率极高，“经验”对中共而言可以说是一种“革命遗产”。应该说中共就是在不断构建经验、实践经验、反思经验、重塑经验、再实践经验这样一个发展流程中不断汲取成长壮大的勇气与力量的。当然，在这一经历“经验”的过程中，亦充分发挥了其在不同历史阶段经验累积基础上所娴熟运用的各项运作和治理技术的优势，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了国家权力的层层建构与展示。晋中新区的土改就是循着这样的路径逐步展开和推进的。

从社会层面而言，底层农民基于自己所处的生存环境、社会生态而不断生成了生存经验的积淀。历史以来国家的竭泽而渔之榨取索要经常超出了民众的最低生存标准，而使其面临生活的种种折难。故在农民的经验意识里国家从来就是索要者、榨取者或“吸血鬼”。因而，当面对任何国家层面的制度性安排时均本能地持以一种抵制和对抗，当然，这是他们基于生存的一种选择权力。“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在底层默默地抵制与对抗中所累积的各种生存技术或称为“弱者的武器”^[127]在其间得到了发挥，从而又导致了国家权力运行的阻滞或消解，并迫使其作出各种基于经验基础上的技术性调整。在晋中新区土改初期，底层民众“怕变天”、“怕贴了命”、怕“斗争”、怕负担等基于经验的一种“防止最坏”的判断导致了他们拿起了“弱者的武器”，如沉默、瞒骗、假装服从、暗中破坏等予以抵制。而当土改干部用各种技术循循善诱后他们又在一种“期待较好”的选择中表示了接纳与服从。

任弼时在《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中曾指出，“贯彻土地改革，是需要很细致的很艺术的领导”。从国家与民众二者之间的中介土改工作干部而言，作为权力的“形象代言人”和实践者，从土改的政策宣传、民众动员、基层重组、划分阶级、财富再分配等，每一项都是技术活，有哪一项被忽视或弱化或做不好都可能导致工作出现“偏差”。因而工作干部的经验、技术对于其施行的权力所能达到的效力起着至关重要的催化作用。此外，处于国家与民众两者之间，经常要在权力实践中作出各种基于现实的理性调整，为此又常常陷于政策执行的两难之中。

综上所述，笔者就是以“经验、技术与权力”这样一个视角或解释框架来考察晋中新区土改运作的各个层面是如何使国家与社会关系由隔膜而渐次达到融合的，其间又经历了怎样的曲折和繁难，从而更立体地展现这一时段丰富的社会图像。

围绕研究主题，整篇论著除绪论与结语外共分七章。

第一章主要分析中共土改前的晋中新区之社会生态。通过对晋中区域的传统的土地占有情形、租佃关系及雇佣关系、阎锡山时期实行“兵农合一”、“三自传训”制度及典型村落剖析来揭示土地改革前晋中新区因各种政治力量在该区域的角逐而呈现出的异常复杂的社会生态面相。

第二章主要梳理了晋中新区土改政策是如何在综合参照中共过去老区及其他新区土改政策的经验基础上，根据晋中新区社会生态的实际而生成并逐步完善的。

第三章主要阐述各社会阶层在土改展开之初基于生存经验而呈现的各种思想状态及其对土改形成的阻碍，以及中共是如何运用在长期革命探索基础上所积累的动员组织民众方面之经验与技术而达到自己的动员目标的。

第四章主要分析乡村土改的权力机构——实验村阶段的贫农团与土改展开阶段的农民协会——是如何在动员民众基础上汲取历史经验组织形成的，以及它们的权力结构与特征是如何在国家与社会发生关系时得到彰显的。

第五章主要就土改的核心工作之一阶级划分展开论述，主要从中共划分阶级的标准、晋中新区实践中的划分尺度、划分阶级的技术运作及在此基础上通过斗争会进行的权力和权威的展示等来描述阶级划分中“经验、技术与权力”三位一体的运作画面。

第六章主要就土改的核心工作之一乡村财富的再分配展开论述，主要围绕中共土地分配的政策和策略考量、土地分配的运作过程、土地之外其他财产的分配进行描述，从而展示出乡村财富再分配的复杂性，以及其间中共、干部与乡民之间基于“经验—技术”之上的权力与利益的博弈。

第七章主要考察土改运作中经验制造的主导——土改干部，主要从土改干部的思想动员、力量配备、技术训练、理论学习及其执行政策之两难困境作出描述，从而展示其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中发挥作用的诸多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