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本书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陕甘宁边区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唯一保存下来的红色区域。1937年9月6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驻西北办事处更名为陕甘宁边区政府。陕甘宁边区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战略总后方。

陕甘宁边区成立初期总面积126908平方公里，人口200万人，设26个县。1941年11月，为了适应新的形势，边区所辖地重新划分为29个县（市），266个区，1549个乡。边区下辖延属分区、三边分区、关中分区、绥德分区、陇东分区，包括陕西、宁夏和甘肃的地域。

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的总后方与指挥枢纽，中共中央首脑机关的所在地，中共中央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政策往往首先在陕甘宁边区实施，继而推广到其他根据地，因而陕甘宁边区的实践活动对其他根据地起了试验与示范作用，陕甘宁边区也因此成为模范边区，不仅对当时根据地的建设和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示范作用，而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设也有一定程度的借鉴和参考意义。

20世纪40年代初，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最困难的时期。同时，陕甘宁边区在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反共”高潮下，遭到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面临着巨大的财政困难和政治、军事压力。为了渡过难关，保证抗日战争力量，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提出了“发展生产，自给自足”的政策，并开展了广泛的大生产运动。在大生产运动中，陕甘宁边区涌现出一批努力生产同时积极执行共产党各项政策的优秀劳动者，他们主要是一线生产领域的农民和工厂中的工人，后来扩展到包括干部在内的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人员。陕甘宁边区政府将他们树立为“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简称“劳模”），对其加以表彰和奖励。在政府的积极组织和有效引导下，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大量涌现，并由个人劳动英雄向集体劳动模范发展。由此，在20世纪40年代初中期，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运动。

1943年底，边区实现粮食自给有余；边区工业也得到很大发展，鞋袜、肥皂、牙刷等各种日用品基本自给。边区军民渡过了物质上最困难的岁月，粉碎了国民党的经济封锁，边区更加巩固，同时对全国各个抗日根据地的生产建设也起到了示范和推动作用。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政策研究室主任的李维汉回忆说：“这一经济的辉煌成就，是边区千百万劳动群众共同努力的结果，大批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在这里起了积极的带头作用、骨干作用和桥梁作用。”[1]1943年11月26日，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劳动英雄、模范生产工作者代表大会和第三届生产展览会同时开幕，出席大会的劳模代表共185名。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高岗发表讲话说：“这不仅是中国从来没有过的事情，而且也是东方各民族从来没有过的事。”[2]毛泽东在会上做《组织起来》的重要讲话，号召通过合作社等形式，把所有力量组织起来成为一支劳动大军。1944年12月，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代表大会召开，边区民政厅厅长刘景范在大会上指出：“边区生产的发展及其他各项工作的进步，是同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运动不能分开的，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运动是边区发展生产和各项建设工作的一种新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3]毛泽东在会上做了《两三年内完全学会经济工作》（后收入《毛泽东选集》时标题改为“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的讲演，指出了劳模的三种作用：带头作用、骨干作用、桥梁作用。劳模运动向纵深发展。

劳模运动的发展，和当时特殊的社会环境、共产党的政策和宣传、劳动者本身都有密切的关系。它是如何发动、运作并轰轰烈烈搞起来的呢？单纯的精神奖励或物质奖励能否激发老百姓的劳动热情？分散的个体生产的农民可以搞集体合作运动吗？榜样的力量效果如何？在劳模运动中，对劳模正面形象的大规模、全方位宣传，对当时人们造成了相当大的影响。从1938年边区政府开始奖励与宣传生产模范，到1942年劳动英雄不断涌现，1943年底和1944年底召开了两次规模盛大的边区劳模大会，1947年随着边区政府撤离，劳模运动停止，整个劳模运动的过程与陕甘宁边区政府几乎同步发展。人们浸染其中，受到的影响有多大？对后世的影响又有多大？这种对劳模运动全面的思考和研究，目前还少有关注。我们不能用正面或负面的标准对其进行简单的定性，而应该在充分考察其历史实况的基础上做出科学的评价。

陕甘宁边区民政厅厅长刘景范在边区第二届劳模大会上指出：“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运动，其实质就是创造典型和推广典型的运动，其中包括许多具体工作。”[4]在抗日战争的情境下，边区政府通过“树典型”的方式来动员群众，最终达到发展生产、支持抗战的目的。通过研究陕甘宁边区的劳模运动，有助于理解中共群众运动的发起和动员机制；有助于从一个视角阐明陕甘宁边区在当时何以成为模范试验区，从而丰富对陕甘宁边区的研究。

同时，研究陕甘宁边区劳模运动还有很强的现实意义：首先，在发起、组织劳模运动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发现：“在这次劳动英雄代表大会上再没有那么明显地显示出群众的真正智慧和创造能力。……我们领导生产，必须是依靠群众，组织群众，发扬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把发展生产变成一个广大的群众运动。”[5]中国共产党逐渐成为密切联系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走群众路线的工人阶级革命政党，摸索到部分经济建设、政权建设、组织建设等方面的经验，为激发边区人民生产热情、顺利渡过难关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群众路线成为共产党取得全国性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并一直作为共产党的政策沿用至今。

其次，总结劳模运动的经验教训，探讨其中的发生与运作机制，对于社会主义建设尤其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面临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艰巨任务，党和政府也曾树立过一批典型人物。但在1960—1977年，没有产生评选过一位全国性的劳模。1982年，奖励劳模写入宪法。政府在表彰劳模过程中产生的诸多问题，我们都可以从延安时期的劳模运动中找到其渊源，同时也可以从中取得经验和教训，探讨如何对待“典型”和先进，如何对他们培养、教育和使用，如何处理典型人物与政府和干部的关系。同时，这对作为一个执政党思考今天的激励制度、组织制度，都具有借鉴意义。

再次，有助于探讨社会主流意识的培养。边区政府适时组织大规模的表彰劳模的活动，使劳动光荣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观念更加深入人心，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劳模除了骄人的生产成绩外，更多的是被作为道德典型来教育群众。劳模运动成为改造群众观念和思想的一种手段。探讨劳模运动，对在当前社会道德观、世界观、价值观多元化的情况下，如何培养社会主流意识，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最后，反思主流媒体在典型化传播中的经验和教训。在当时看来，延安《解放日报》及其他文艺形式对劳模运动的典型化和集中宣传，效果非常明显。站在今天的视角来看，这种政治导向十分明显、人为痕迹较多的典型化传播是否有泡沫成分呢？榜样面孔的单一也为后世的榜样类型埋下了“单面人”的隐患。典型化传播是中国共产党在以往的新闻传播中经常使用的传播手段。在21世纪，中国面临民族复兴的伟大使命，继承并发扬传播典型的方法，对于增强民族凝聚力和民族自豪感，建立和谐社会是否仍会有成效？需要反思以往的经验与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