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陕甘宁边区劳模运动发展状况

第一节　历史渊源与开展条件

一　抗战期间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状况

陕甘宁边区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唯一保存下来的红色区域。抗战爆发后，陕甘宁苏区改为陕甘宁特区，后又改为陕甘宁边区，成为国民政府统辖下的一个地方政府。当时边区所辖的范围有26个县。边区位置在陕北、陇东、宁夏东南，故名曰陕甘宁边区。它北起长城之陕北府谷而跨宁夏之盐池，南迄宜川而达富县，东接黄河，西邻宁夏之预旺、甘肃之固原。面积自北至南约900里，自东至西约800里。[1]由于国民党军队的侵犯，边界时有变化，所辖区县也有增减。1937年边区的面积为129608平方公里，1944年为98960平方公里。[2]据1944年3月民政厅统计，边区总人口为1424786人。相对来讲，边区人口稀少，物产缺乏，文化落后。其中“土地和人口的分布是不均衡的，占边区人民十分之五的东北地区，耕地少，人口多，平均每人只有六亩，另有十分之四的人口地区则耕地多，人口少，每人平均耕地十二亩，尚有大批荒地无人耕种，有十分之一人口，地接沙漠，土地多而贫瘠，雨水缺少，收成欠薄”。[3]

陕甘宁边区是落后的小农经济区域。1937—1938年，边区在经济建设上取得了一定成绩，农业、小手工业、商业都有发展。1939年国民党颁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国共之间不断出现摩擦；边区的机关学校增多，财政供给问题开始出现困难。边区的脱产人员1937年时为14000人，从1939年开始直线上升，到1940年达到61000人。同时，外援（包括海外华侨的捐款、国内民主人士和抗日团体的捐助以及国民党给八路军的军饷等）在边区财政收入中所占的比例极大。

陕甘宁边区本身地瘠人贫，没有工业基础，军事上又与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发生摩擦。为了减少军事冲突，保存既有力量，共产党领导的大量军队转移到延安地区。军民比例失衡，群众负担加剧，党群关系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紧张。对陕甘宁边区政府来讲，迫切需要打破国民党的军事和经济封锁，解决群众和部队对生活的基本需求，缓解面临的困难局面，领导人想到了组织发动全方位的大生产，想方设法领导军民搞好供给。对生产分散的老百姓来讲，自身的生存和温饱问题也是最重要的，他们需要政府的组织和指导。

1940年9月后，国民党政府停发了八路军军费，1941年皖南事变后，又停发了八路军一切经费，同时禁止棉花、铁、布匹等必需品的入口，断绝边区外援。边区脱产人员（主要是部队）继续增加，1941年达到73000人，人员和支出猛增。边区政府的财政收入由依赖外援转为主要依靠边区群众，公粮从1940年的9万担增加到20万担，群众负担突然加剧，由此造成边区政府与群众关系紧张。李维汉（时任边区政府政策研究室主任）回忆道：“一九三七年征收公粮一万四千石（一石为三百斤），占边区粮食总产量的百分之一点二八，每人平均负担仅一升，是很轻的。以后逐年增加，一九三八年一万五千石，一九三九年六万石，一九四○年十万石，一九四一年激增至二十万石。这个二十万石说明了什么问题呢？第一，它说明公粮已占总产量的百分之十三点八，比一九三七年只占百分之一点二八，增加了十多倍。第二，它说明每人平均负担一斗四升，比一九三七年只负担一升，也增加了十多倍。人民负担确实加剧了，党内外反应强烈……”[4]（见表1—1）据《西北局关于春耕运动中一些问题的指示》所载，延安因负担关系逃避“搬家八百多户，安塞五百多户，其他县份亦有”[5]。1941年，“人数增加，缺粮太多，四月初即闹粮荒，又无通盘计划，曾被迫下令，两次借粮，一次征购。个别地方如延安、富县，借粮有达八、九次的，扰民太甚。……这是边区人民负担最重的一年”[6]。财政收支困难，群众负担过重，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挫伤，也损害了党和群众的关系。共产党和陕甘宁边区面临着抗战以来最严重的困难。毛泽东指出：“五年以来，我们经过了几个阶段。最大的一次困难是在一九四○和一九四一年，国民党的两次反共摩擦，都在这一时期。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7]

在陕甘宁边区面临困难时，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对边区形势做出这样的判断：“目前主要特点：一是抗战，二是革命。要把握住这战争与革命的两个主要特点，才能解决财政经济问题。……边区的政治是‘三三制’的进步的政治，但政治上进步与经济上落后是一个矛盾，民主政治要做许多事，如开参议会，发展文化教育等，要在这些方面表现政治上的进步，而经济力量不能负担，要认识这矛盾，解决这矛盾。”[8]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发出《关于开展边区经济建设的决定》，认为发展经济“是边区当前刻不容缓的迫切任务。……必须指出：没有有效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边区的巩固与发展是不可能的”[9]。同时，边区140万人民中，90％以上是农民，由此，共产党要想解决“政治上进步与经济上落后”的矛盾，必须使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动员起来。毛泽东号召“自己动手，克服困难”，边区政府提出1942年经济建设贯彻“以农业为主的发展私人经济”的方针，号召机关学校开展大生产运动，动员组织和领导群众参加生产，采取了一些办法，如扩大耕地、加修水利等，并采取奖励、竞赛、开展览会等办法鼓励群众，提升生产热忱。由于执行了农贷政策、减租政策及各种奖励政策，提高了群众的积极性，部队、机关、学校等也开展了生产运动，边区达到了生产自给，渡过了难关。

中共中央为大生产运动制定了一系列整体方针：在各项生产事业中，实行以农业为主，农业、畜牧业、工业、手工业、运输业和商业全面发展的方针；在公私关系上，实行“公私兼顾”和“军民兼顾”的方针；在上下关系上，实行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方针；在生产和消费关系上，实行努力生产、厉行节约的方针；在组织形式上，实行合作互助、开展生产竞赛、奖励劳动英雄的方针。群众在政府的号召下积极发展生产，军队、党政机关、民众团体以及学校也参加劳动，发展自给经济，减轻人民群众的负担。到1945年，包括陕甘宁边区在内的解放区的大生产运动取得明显成效，财政状况得到根本改善。

二　劳模运动开展的历史渊源

“发展生产，加强教育”被列为陕甘宁边区1943年的中心任务，而“发展生产”是中心的中心。促进生产的措施主要有：“……农业上，提倡吴满有方向。……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李鼎铭特通令各分区专员、县长，要他们‘广为宣传，号召每个农民，向吴满有学习，向吴满有看齐，抓紧雨后开荒播种的好机会，利用最近一个月内的春耕时间，以全力推进春耕运动，组织开荒突击、生产竞赛，更进一步提高人民生产热忱，创造更多的吴满有！’……工业上，开展赵占魁运动。……赵占魁运动的总目的是推动生产，教育工人。后来成了改造工人劳动态度，推动生产发展的群众运动，有力地促进了边区的工业生产。”[10]在大生产运动中，群众的积极性得以极大的激发，在农村、工厂、部队、机关、学校中都涌现了被共产党树立为典型的劳模。

我们现在通常所说的“劳模”，是“劳动模范”的简称。陕甘宁边区时期，“劳模”是“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的简称，有时也统称“劳动英雄”。对劳动英雄、劳动模范的定义有如下几种有代表性的提法：一是劳动英雄：劳动者的道德榜样。是对在工农业生产和科学文化教育等事业中有特殊成绩和重大贡献的个人授予的一种荣誉称号。我国在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中曾推选出和奖励过一批劳动英雄。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政府改为推选与奖励劳动模范的办法。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表彰、奖励劳动英雄与劳动模范，对于鼓励广大劳动者进行创造性的劳动以推动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11]二是劳动模范：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成绩卓著的劳动者，其中有许多是在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中涌现出来的。按照宪法的规定，国家的勋章和荣誉称号经人大常委会决定由国家主席授予。但根据我国的传统习惯，“劳动模范”一般均经过民主评选后由各级政府授予。“劳动模范”分为几个等级，党中央和国务院授予的为“全国劳动模范”，是国家级荣誉称号，与此同级的还有“全国先进生产者”和“全国先进科技工作者”。企事业基层单位一般只评选先进生产（工作）者，劳动模范和先进生产（工作）者是先进生产力的先驱，毛泽东曾经指出，他们在革命和经济建设中起着带头、骨干和桥梁三大作用。[12]三是劳动模范（Model Worker） ：一种劳动荣誉称号，授予在生产劳动和工作中成绩显著、先进事迹突出的职工。有全国、省、县、企业劳动模范之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提倡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奖励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这是对职工的一种精神奖励。[13]

第一种关于劳动英雄的含义阐释，突出“道德榜样”的“无穷力量”，留意到共产党在根据地时期推选和奖励过劳动英雄，并指出：“解放后，我国政府改用为推选与奖励劳动模范的办法。”不过，这种阐释没有注意到陕甘宁边区时期开展的模范工作者运动。陕甘宁边区时期不仅推选和奖励过劳动英雄，还开展了模范工作者运动，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共同构成了“劳模”。三种关于劳模的含义阐释，强调劳动模范重在荣誉和精神层面，没有指出评选劳模的溯源在根据地时期。而且，第三种解释把劳动模范的主体定为“职工”，当时陕甘宁边区开展的劳模运动的主体是参加生产和建设的各行各业的人员，尤其是农民，他们是授予荣誉称号的主要对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评选的劳模确实主要集中在“职工”范围内，但也有其他类别的人员。尤其是现在，劳模的范畴比较广泛，用“职工”这种表述已不完全和恰当。本书无意于给劳动模范或劳模重新下一个定义，但希望能够追根溯源，找到今天劳模制度产生的源头，并探讨在当时的条件下，劳模运动何以在陕甘宁边区发生，又是如何发展的。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兴起的轰轰烈烈的劳模运动有着比较深厚的历史渊源。大致来说，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劳模运动主要受到三方面的影响。

首先，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央苏区劳动竞赛运动的影响。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南京国民政府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实行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政策，苏区的财政经济面临严重困难。中央临时政府成立后，大力开展经济建设工作。农业生产方面，大量开垦荒田荒山，扩大耕地面积，政府制定开荒奖励条例，并开展了劳动竞赛运动。

1933年初，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到达中央苏区不久，春耕在即，为了扩大粮食产量，他写下《为着布尔什维克的春耕而斗争》一文，在《红色中华》发表。文中写道：“为着胜利的进行这个运动，党团与苏维埃的组织，应该立即的努力来组织和领导这个运动，用一切方法来开展群众的劳动热忱，提高运动的组织性、积极性、群众的创造性到最高限度，这就要求我们：……三、发动最广大的群众的生产竞赛，经过党团及一切群众组织来发展生产突击队，订立各村各乡的生产竞赛条约，给与一切先进的乡村以物质的精神的奖励，并责成他们具体的帮助落后的乡村，来达到总的生产的增长。”[14]地方苏维埃政府也在组织劳动竞赛。方志敏在领导闽浙赣省苏维埃运动时强调，做好乡苏维埃工作，要“连续不断的发动耕种运动……并奖励群众开垦荒地”。[15]

1932年5月通过的《江西省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大会财政与经济问题的决议案》指出：“除了动员全江西三百万工农群众，参加革命战争外，更需要发展苏区经济，整理财政，增加收入，以充实革命战争的经济力量，减轻红军筹款的负担，以加强革命战争，更扩大的迅速发展，同样的成为江西各级苏维埃最主要的实际任务之一。”[16]其具体执行方针第五条就是“鼓励农民群众努力耕种，加种杂粮，来充裕粮食，要用革命竞赛及各种奖励办法，去提高生产，更要从政治上去宣传发展革命战争的意义和关系，使广大的农民群众由政治的认识而努力生产”。[17]

当时的中央组织局通知第八号——《关于革命竞赛与模范队的问题》明确规定：“尽量发动群众积极性，用组织模范队和革命竞赛的新方式是转变全部工作中所必需的”，“模范队与模范队之间，必须进行革命竞赛。革命竞赛不仅是模范队间进行，而且在还未组织模范队的群众团体间（如工会和工会、连和连等）也进行”[18]。模范队要求普遍建立。“在红军中，在工厂中，在学校中，组织起模范队，模范队是革命竞赛运动中的基本。每个模范队的任务是用布尔什维克的速度，百分之百的完成工作计划。完成党与苏维埃政府的每一个决议和指示。……模范队在无论何时何地，均要表现出他是其他群众的模范等。……每个模范队员必须百分之百的完成自己所担任的工作，遵守纪律，参加社会工作，详细研究政治问题。……在目前，春耕运动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必须要农村中的模范队相互进行革命竞赛，进行乡和乡、村和村的革命竞赛，用布尔什维克的速度，完成春耕运动……”[19]对模范队、革命竞赛也提出了基础和原则：“这里必须指出：我们组织模范队和革命竞赛，是在群众自愿的基础上，坚决反对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革命竞赛进行时，先须订立革命竞赛条约。”[20]

在工业生产方面，时任全国总工会委员长的刘少奇号召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工人用新的态度对待新的劳动。他指出：“我们国有企业中的工人，大多数能够了解这一点。他们用了新的态度来对待新的劳动，他们感觉到现在是为着自己而工作了，很大地发挥了他们的劳动热忱，创造了劳动的新形式——生产竞赛、生产突击队、义务劳动及为苏维埃与合作社工作而自动降低工资等。”[21]他号召：“把那些真正的突击队员——劳动的英雄们，列在红板上去！极大地在群众中奖励他们。因为他们是革命战争中生产战线上的先锋与模范。打击最坏的分子，奖励模范的好的工人，是为着教育广大的群众用新的态度来对待新的劳动。使得工人群众了解民众的公共的工厂与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了解工人阶级全体的长远的最大的利益在哪里，了解共产主义的真实的意义在哪里。对广大的群众进行教育，才能更顺利地组织与提高群众的劳动热忱，为自己为苏维埃为革命战争而努力工作。”[22]

既然要竞赛，要表彰，就要评出优劣来，各级苏维埃政府对先进的集体和个人，给予了适当的奖励。尽管在当时，劳动竞赛还只是局部的、自发的行为，还没有形成普遍、全面、深入的运动，在各级政府的组织过程中也存在走过场的现象，如毛泽东所说：“各地党部对于这一工作没有丝毫成绩。在上海，沪东、沪西、法南三区所订的革命竞赛条约，成为一纸空文。中共广东省委与江苏省委所订立的革命竞赛条约，同样是只订而不实行。不是为着转变工作，不是为着尽量发动群众积极性，而是为着时髦而订一纸条约。”[23]但是，苏区通过劳动竞赛这种方式，也部分达到了发展经济、支持革命，并推广先进生产经验的目的。中央组织局同时规定：“各级党部对于模范队和革命竞赛要有系统地在报纸上，在会议上，宣传和讨论，要经常地检查这一工作的执行领导和帮助他们。要有系统地向上级机关作报告和供给材料。”[24]

毛泽东指出：“革命战争的激烈发展，要求我们动员群众，立即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进行各项必要和可能的经济建设事业。”[25]而“经济建设运动的开展，需要有很大数量的工作干部。这不是几十几百人的事，而是要有几千人几万人，要把他们组织起来，训练起来，送到经济建设的阵地上去。他们是经济战线上的指挥员，而广大群众则是战斗员”[26]。毛泽东认为“农业生产是我们经济建设工作的第一位”，“只有在我们把土地分配给农民，对农民的生产加以提倡奖励以后，农民群众的劳动热情才爆发了起来”。[27]

中华苏维埃政权时期的革命竞赛为后来延安时期的共产党人管理者提供了组织和管理的经验。陕甘宁边区的劳模运动，就是继承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革命竞赛经验并逐步发展、提高成为普遍、全面的群众运动。

其次，苏联社会主义竞赛运动的启示。20世纪20年代末期的苏联已经在开展社会主义竞赛运动。斯大林在叶·米库林娜的《群众的竞赛》一书序言《群众的竞赛和劳动热情的高涨》中写道：“几乎用不着怀疑，在我国建设事业中，目前广泛展开的千百万工人群众的竞赛如果不是最重要的事实，也是最重要的事实之一。……这种群众性的生产上的挑战应战在劳动者的专门合同中固定下来——所有这些事实都毫无疑问地表明，群众的社会主义竞赛已经展开了。”[28]他援引列宁的话：“社会主义不仅不窒息竞赛，反而破天荒第一次造成真正广泛地、真正大规模地运用竞赛的可能……只有现在才广泛的、真正普遍地使群众有可能表现进取心，进行竞赛和发挥大胆首创的精神。……现在当社会主义政府执政时，我们的任务就是要组织竞赛。”[29]斯大林阐述了他对社会主义竞赛的认识：“实际上，竞赛是在千百万劳动群众最大积极性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共产主义方法。实际上，竞赛是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基础上改造国家全部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杠杆。……社会主义竞赛的原则是：先进者给予落后者以同志的帮助，从而达到普遍的提高。……社会主义竞赛是：一些人工作得不好，另一些人工作得好，再有一些人工作得更好，——赶上更好的以达到普遍的提高。”[30]

1935年苏联顿涅茨煤田一个名叫阿列克斯·斯达汉诺夫[31]（Alexia Sta-khanov）的煤矿工人班组一班的采煤量达到定额的1400％，随之展开的竞赛使其他部门的工人也很快取得类似的成绩。“社会主义竞赛的新的更高的阶段”出现了，即斯达汉诺夫运动。斯大林指出：“斯达汉诺夫运动这一社会主义竞赛形式，比社会主义竞赛的旧阶段优越。在过去，在三年以前，在社会主义竞赛第一个阶段的时期内，社会主义竞赛并不一定要和新技术相联系。……没有新的更高的技术，就不会有斯达汉诺夫运动。……它的意义还在于它为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准备条件。”[32]斯达汉诺夫运动使群众性技术革新和社会主义劳动竞赛运动进入高潮。报纸上出现大量与之相关的报道。苏联政府对成绩突出的人员予以奖励，并授予“中间一百至一百二十人最高的奖赏”。[33]苏联政府对他们在物质上予以奖励：“比如，斯达汉诺夫的工人就展示了他们所获得的新衣物、自行车、留声机、收音机、瓷器、亚麻制品和钢琴等奖励物品。……他们不但可以在党的会议或生产会议上打发业余时间，还可以在许多聚会和舞会上消磨休闲时间。”[34]斯达汉诺夫的工人在物质上得到奖励的同时，在政治上也获得了一定的地位。政府开始宣传经过努力劳动可以赢得的美好生活，加深人民对努力劳动的前景的理解和向往。“一张1934年的宣传画，描述了一个幸福的农民家庭。墙上挂着因工作出色而获得的奖章。在书架上摆的是高尔基、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还有有关拖拉机和农业技术的书。……画下方的文字是斯大林的语录：‘任何农民，无论他是集体农庄庄员，还是个体农民，只要他愿意诚实劳动，不游手好闲，不在乡间东游西逛，不掠夺集体农庄的财富，都可以过上像样的生活。’（来源：维多利亚·伯奈尔）”[35]

苏联为了对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创造者进行鼓励和表彰，于1938年12月设立了在经济及社会文化领域内的最高荣誉奖——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授予对象是在提高社会生产效益，加强和繁荣国民经济、科学和文化建设中表现出劳动英雄主义，做出卓越的、富有独创性贡献的个人。奖品是列宁勋章，“镰刀和铁锤”特制奖章及最高苏维埃证书。延安共产党人也注意到了这一情况。1943年10月3日出版的《解放日报》报道：“苏联爱国战争开始以来，莫洛托夫、贝利亚、马伦科夫、米高扬、梯沃西扬、科罗波夫及沃赫鲁雪夫等在领导坦克生产、军火生意、飞机生产和钢铁生产中，煤及燃料生产以及在组织红军粮食燃料及服装供给中卓著功勋，使苏联国防工业生产空前提高，保证了红军力量的增强，并迅速展开胜利的攻势，苏维埃最高主席团特授予他们以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的头衔。”《解放日报》还转载了苏联塔斯社关于苏联各界举行盛会欢迎劳动英雄的报道。1944年2月10日《解放日报》援引塔斯社消息报道了苏联各地农业劳动英雄受褒奖的情况。报道指出，在短时期内，这已经是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奖赏的第三批农业英雄。当然，由于苏联的国情和战争形势的需要，授予的劳动英雄以工业和国防战线居多，这一点同当时的陕甘宁边区有很大不同。

自十月革命后，苏俄（苏联）就几乎是中国共产党向外界学习的唯一的对象，不论在政治、经济还是社会、文化等方面都受其深刻影响。可想而知，在苏联搞得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竞赛会对中国共产党造成怎样的心理影响和模仿暗示。

最后，传统中国社会价值观的影响。中华民族历来有崇尚勤劳、朴实的传统。儒家学说在汉唐以来一直作为官方提倡、社会上下崇奉的主流思想，儒家价值观念深入人心。儒学关注人的价值，强调人的社会性和群体性，人的价值必须从人与家庭、社会、国家的相互关系中得以体现。古代不乏传颂至今的道德典范，有爱国的，有孝亲的，尤其是在传统社会的农村，“长期的小农经济生活的实践，则使中国先民养成了对田园诗式文明的向往，并凝聚成重精神满足、轻物质追求的传统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具体表现在：第一，提倡‘知足常乐’、‘安贫乐道’；第二，主张珍惜名誉，重视面子”。[36]以义为先、群体本位和道德本位的价值取向，使在中国发起典型与模范的运动，有着深厚的道德接受基础。中国群众的从众心理比较强，一个典型与模范树立起来，会随之涌现更多的典型，这又和儒学思想的深入有密切的关联。

三　劳模运动开展的现实条件

陕甘宁边区的劳模运动得以开展起来，并从村到乡，到县，到分区，到边区，后来还扩展到其他抗日根据地，不是偶然的。《解放日报》等党报新闻媒体对之进行了大规模的集中宣传报道，劳模的事迹被编成歌曲传唱，演成戏剧观看。它发展到“运动”这个规模，不是在任何时期都能够出现的。它的出现，有如下几个前提。

首先，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体制使劳模运动有了政治和制度保障。奖励先进的办法自古有之。边区政府参议会副参议长谢觉哉在日记中写道：“用奖励劳动英雄改造二流子方法发展生产，古时很有。《容斋随笔》载张全义治洛：‘……刑宽事简，远近趋之如市。五年之内号为富庶。……喜民力耕织者，知某家蚕麦善，必至其家，悉吕老幼亲慰劳之，赐以酒食茶彩，遣之布衫裙袴，喜动颜色。见稼田中无草者必下马观之，召田土赐衣服。若禾下有草耕地不熟则集众决责之，或诉以阙牛则召责其邻伍曰：此少牛如何不众助。自是民以耕桑为务，家家有蓄积，水旱无积人……’”[37]封建社会的某些地域在开明官吏的治理下，或许会出现由个别人号召的短期奖勤罚懒的个案，但是不可能出现由整个政府主导或推动的大规模选举劳动英雄的普遍现象。虽然古代统治者知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重民道理，然而，“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思想决定着统治阶级对劳动的态度。统治阶级与劳动阶级是对立的阶级，统治阶级不会给予劳动阶级真正的民主和自由的权利，古代社会的专制体制也使政府决策不可能在民众中进行公开讨论。

进入近代以后，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在中国传播，但对下层民众来讲，民主、人权、平等、自由的概念离他们很远。国民党对英雄的理解，更多的是个人崇拜，如制造对领袖人物蒋介石的崇拜等。也有的地方势力提倡英雄，如和陕甘宁边区毗邻的青海，1940年，青海省政府主席马步芳的儿子、青海省政府委员马继援出版一本名为“我的军事思考”的小册子，主要宣扬“英雄”对历史的独特作用。马继援崇拜德国法西斯头子希特勒，他明确地说，他“要谈的英雄”，就是“希特勒所说的英俊们”。马继援所鼓吹的英雄有“绝对的条件”，即“不怕死”、“不爱钱”、“讲义气”、“锻炼个性”、“锻炼结实而灵活的体魄”。……能够为“团体”利益献身的人，就可称作“英雄”。马继援主张，“英雄”要有日本的武士道精神。[38]对英雄的不同理解和认识，也是对人民群众、对劳动人民的理解和认识。在中国根深蒂固几千年的等级秩序和等级观念影响下，代表上层利益的统治集团奉行的是“精英主义”的英雄观。

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实行“三民主义”，民族主义包括“坚持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全边区人民与党派，动员一切人力、物力、财力、智力”等，民权主义包括“发扬民主政治，采用直接、普遍、平等、不记名的选举制，健全民主集中制的政治机构，增强人民之自治能力”等，民生主义包括“确定私人财产所有权，保护边区人民由土地改革所得之利益”等。[39]1941年，边区开始施行“三三制”政权模式。三三制政权是统一战线的、民主的政权，“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这个特定历史条件，就是极端分散的农村环境和战争环境”。[40]中国共产党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塑造的是“草根英雄”。边区劳模的数量大，类型多，群众有自由评选的权利。

其次，大众性的报纸使劳模运动有了舆论和宣传工具。中国的报纸，可以追溯至汉代的邸报。清代有京报，不过那都是仅供少数官员阅读的政府文书的抄录，与普通百姓没有什么关系，影响范围也很小。在现代报纸出现之前，社会民间的传播主要靠口口相传，虽有印刷物，却在时间和空间上大大滞后。19世纪中叶开口通商以后，登载社会信息的近代报纸开始出现，至清末以后，新式报刊迅猛发展，成为大众化的传播媒介。现代报纸的出现改变了文化传播单向流动的性质，而且能够跨越时间和空间的障碍，因此传播的信息量大大增加，传播效果大为增强。在陕甘宁边区，由于文化、交通等各方面的原因，人们能接触到的主要传播媒介就是报纸。《解放日报》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出版的第一份大型中央机关报。1941年5月16日创刊，1947年3月27日休刊。除此之外，在延安出版的报刊还有《八路军军政杂志》、《中国青年》、《中国妇女》、《中国文化》、《边区群众报》等报刊。1941年，中央对抗日根据地的报刊进行了调整和精简。此后，一直到抗日战争结束，在延安出版的报刊主要只有《解放日报》和《边区群众报》，延安之外的其他地区在当地出版一些小型报刊。作为中国共产党机关报的《解放日报》，新闻学者方汉奇认为它“经历了国际上的苏德战争、国内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和反攻阶段以及解放战争的初期阶段。它创造性地宣传了中共中央的各项政策，为争取民族解放和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在宣传舆论战线上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并积累了一套适应战时的宣传报道的经验”。[41]此外，“墙报（壁报）、黑板报，当时在延安也是一种重要的新闻舆论工具，是延安报刊的必要组成部分。……延安的墙报、黑板报几乎到处可见”[42]。

中国共产党对舆论宣传阵地非常重视。由于中共中央一级的新闻事业单位如《解放日报》、新华通讯社、新华广播电台等都在延安创办，延安成为中国革命新闻事业的一个中心。1941年5月15日，毛泽东为中央书记处起草了《关于出版〈解放日报〉和改进新华社工作的通知》，规定：“一切党的政策，将经过《解放日报》与新华社向全国宣达，《解放日报》的社论，将由中央同志及重要干部执笔。各地应注意接收延安的广播。重要文章除报纸刊物上转载外，应作为党内学校内机关部队内的讨论与教育材料，并推广收报机，使各地都能接收，以广宣传，是为至要。”[43]

有了报纸等作为“组织者”和舆论宣传阵地，中央的政策能够及时地传达给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又按此精神来领导和组织群众的工作。群众由此可以了解党的政策、方针和各项活动。当劳模事迹通过报纸宣传后，群众才能广泛地接收到这些信息，并通过政府的组织和引导，掀起更大一轮的群众运动。

最后，群众性的集会使劳模运动有了传播和展现的场合。1943年11 月26日，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劳模大会在延安召开。来自延安各地，从农村、工厂、部队和机关学校里选举出的185名劳动英雄参加了会议，并发表了大会宣言。边区劳模大会之后，各分区、县、乡、村都相继举行了劳模大会。据《解放日报》报道，三边分区的劳模大会于定边举行，在劳模陆续到达时，“罗专员（注：指罗成德）亲自领导陪引入城，两旁群众纷纷致敬。……欢迎队伍于西关郊外等待约四五小时，商民及自卫军并于道旁点烧柴火，静静等候，充分表露出他们对劳动英雄敬爱的热忱。连日来定边市上商店减价，驻军宣传队日夜演戏，以招待劳动英雄”[44]，大会“在六千余人兴奋欢呼及鼓乐喧天声中”[45]拉开帷幕。1944年1月7日起，延县举行全县劳动英雄代表暨生产动员大会，到会的正式男女劳动英雄代表30余人，加上各界人士，总数不下400余人。“各劳动英雄每人胸前佩戴红花，由县委训练班秧歌队以震耳欲聋的锣鼓声迎接着向县委机关院中徐徐进发，街道两旁列队欢迎者数百人，欢呼‘向劳动英雄看齐’不已。当光荣的列队步入会场门中时，守卫哨兵并向空中鸣枪三声致敬。”[46]在延安参加大会的劳模回到本地后，受到当地热烈的欢迎和招待。各乡、村、县随即筹备劳动英雄大会，劳动英雄帮助群众制订生产计划。边区级的大会虽盛况空前，毕竟参加人数有限，而在各地召开劳模大会，则切实地将劳模运动的气氛渲染到群众中间。

群众性集会成为一种激发群众生产情绪的有效方式，它虽然是在党和政权的领导下有组织地举办，但也得到了群众的认可、支持与参加。开会之前的欢迎造势热烈，开会中人们热烈地交流生产经验，掀起竞赛热潮，挑战与迎战的声音此起彼伏。群众性的集会小到十几人，多到几百人，甚至上千人，参加会议的人们把会上得到的信息向外描述、传播与渲染，知晓信息的人数更多倍地扩展。通过集会这个“场”，政府有效地把群众动员组织起来。集会成为边区进行宣传、教育和动员群众的一种形式。

中央苏区促进生产的竞赛与表彰形式作为传统延续了下来，组织者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又处在经济复兴和发展的上升期，其经验对以苏联模式为蓝本的中国共产党政权产生了一定影响。于是，陕甘宁边区面临的困难局面使得政府和群众利益高度契合，中央苏区的传统和经验，苏联的示范效应，所有这些结合在一起，陕甘宁边区开展的劳模运动拉开了帷幕。在陕甘宁边区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和社会体制下，借报纸等媒体和舆论的宣传与传播，通过群众性的集会等形式，陕甘宁边区的劳模运动逐步发展壮大，由点到面，成为闻名边区以及其他各根据地，并对后世有影响的群众运动。